在接下来几个月中，电视新闻播报了类似的新闻。这些北韩人寻求政治庇护的画面不仅出现在其他国家驻北京大使馆的外面，甚至连在一所日本学校的外面，都上演了同样的戏码。有时候，能沖进大门的北韩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都被员警跟便衣特务给拖走了。他们绝望地号哭的表情深深打动了我。有一个人权组织把这些拼命尝试寻求政治庇护的画面都拍了下来，以强调中国不人道的一面：他们拒绝把这些脱北者视为一批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我想起六年前，刚抵达伯父在渖阳的公寓时，他那篇反北韩的长篇大论，以及他告诉我的，关于韩战的匪夷所思的真相，还有金正日的私生活。我一直都拒绝相信他。从那以后，我封闭起自己的心灵，不再去正视北韩体制的现实。除非会直接对我的家人带来影响，否则我从来都不会想知道。我心想，人们会想逃离北韩，一定是因为饥荒，或者跟我一样，因为不假思索的好奇心。我从来没想过，人们会因为政治的理由而逃离北韩。我记得那两个我在渖阳遇见的影片制作人，他们愿意支付仲介的费用，让一个脱北者能够试着逃到南韩。我一直都很害怕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以为自己会被视为来自北韩的异乡客，而我得为此召开记者会。直到此刻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试图逃离北韩的人数量有多少（每年都会有好几千人），也不知道他们多数都不想待在中国，而想住在南韩。
行动电话改变了我的世界，让我跟家人再度取得联系。如今的网路也是，让我得以知道这个世界对北韩的看法。我开始偷偷地在网咖里搜寻北韩的资料。我最初搜寻的范围很小。我所得知的第一个有趣事实是，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北韩人顺利抵达了南韩，但多年以来，却没有一个人被要求召开记者会。?
如今，我已经在上海待超过两年了。彼时，我已经从同事的口中知道了许多关于南韩的事情。我经常收看南韩的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些非常令人着迷，逼得我跟玉姬会沖回我那间小小的公寓，趴在地垫上一起看。但我从来没有想像过自己会去到南韩，直到我看见这些拼命要冲进各个大使馆大门的人群，他们赌上自己的命去做这件事，那表示代价一定很值得。
越想越觉得跟南韩人一起过日子很刺激。我是韩国人，他们也是。在中国，无论我的中文讲得多流利，无论我的身分证有多禁得起考验，在心底，我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这件事情很快就变成了我跟玉姬聊天时的主要话题，这个想法也对她带来了强而有力的影响，我们有可能一起去南韩吗？
我知道，自己不会做出沖进大使馆那么英勇的事情。既然有了韩裔中国人的身分证，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申请签证，然后飞到首尔去。然而，我从网路上得知，要申请签证没那么简单。南韩政府必须相信我会再度回到中国，不会非法留在那里，才会发给签证。
玉姬秘密地跟其他住在上海的北韩人联络（她是我在上海唯一认识的北韩人）。仲介是她帮忙找的。这个男人有个很简单的建议：我跟她得假装自己是弄丢了护照的南韩人，我们先跟员警通报遗失，然后去到南韩驻北京的大使馆补办。仲介会备好需要的档。他要求我们各自要付给他一万人民币（约等于台币五万元）当作费用。在龙柏一间咖啡店里我们讨论了很久，其间喝下了一杯又一杯的哈密瓜奶茶，最后玉姬跟我决定冒险一试。我们彼此击掌。那天晚上上床的时候，我有种一切都是命运的感觉。
然而到了隔天，当我们站在银行里排队，准备要提领出我们的钱以支付仲介的费用时，玉姬变得比平常还安静，而且不停地卷她的头发。我跟她太熟了，我知道她在紧张。
「我不确定这么做会不会成功，」她说。「命理师跟我说，照我的命盘看起来，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机还没有到。」
「一定会成功的。」我说。我觉得很有自信。
「我觉得我们的成功机率只有一半，有可能会遇到另一种结果。」
她怕那个仲介要不是拿了我们的钱就消失无踪，要不就是他提供的档看起来实在太假，使得要使用那些档会变得太过冒险。
我告诉她，她想太多了，我认为我们的成功机率很高。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展开新的人生。我依旧可以利用中国的线路打电话给我的家人，甚至我还能在拿到南韩的护照以后，直接去到长白县。我很天真地认为，如果我们不喜欢南韩的话，我最后说不定会直接回家去。我还很年轻，母亲仍在试图说服我回北韩。
然而事实上，玉姬会这么害怕又这么迷信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很快就会发现命运并不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
我开始收拾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并将我的家当都处理掉。但最后，仍有一件事情让我不安，而这件事情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罪恶感。我知道，母亲一定打死都反对我去南韩。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想法把我的精神都送往一个向下的螺旋。是周期性的健康检查把我推进了忧郁的深渊中。检查报告指出，我的血糖值超乎危险地高。在我沮丧的心灵画面之中，我开始相信自己就快要死了。就像那次在渖阳被人攻击以后我在医院里的感觉一样，我心想，如果现在孤单一人死在我的公寓里，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我母亲会穷尽一生的时间想办法要找我。我在银行里存的那一点钱将永远也没办法交付到她的手中。
我不再去想南韩的事情，不再在意任何事情，躺在自己的垫席上彻夜不睡。距离我的公寓不到五公尺的地方盖了一栋新的办公大楼，我就看着那栋大楼里的日光灯管的光线不停地在闪烁，开始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就连玉姬也不例外。
我买了一只小泰迪熊来作伴。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昏倒，随之死去，因此我把泰迪熊放在桌上，这样他就可以照顾我了。一开始，我不会跟他说话。但某天晚上，我下班以后，我开始咿咿哑哑地不停跟他说话，彷佛他是个宝宝似的。为了要驱散公寓里的孤寂感，我设定了一个计时器，如此一来电视就能在我回到家以前的三十分钟自己开机。我批评自己浪费电、浪费钱，但又无视于那些批评。由于深信自己即将孤单地死去，也来不及跟家人道别，因此我那一整个月陷入了彻底的崩溃状态。
我决定把存款都砸在购买昂贵的衣服上。我心想，就这么一次，我也要过过好日子。我不敢告诉母亲我病了。这只会让她更痛苦，却不会让我更好过。我计画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都会持续打电话给她。我费尽心思想过要怎么解释即将到来的永恒沉默，然后决定告诉她我快要搬到其他国家去住了，因此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打电话到北韩了。
在这种日子过了一个月以后，玉姬跟其他朋友变得很担心我，他们敦促我再去抽一次血检查。这次，检查的结果很正常。显然，第一次检查时的血糖值会飙那么高，是因为我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所导致。我的体检报告全部都很正常。我要面对的困扰只剩下一些价格过高的衣服而已。
自怜跟沮丧的情绪仍在我身上残留了好几周的时间，直到惠山市发生了一件事，才把我吓得不再沉浸于负面情绪之中，让我回复了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