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玉姬不久以后，我忽然接到了敏镐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使我的人生有了转变。
接到他的电话，我其实备感讶异，不只因为我已经对有办法再跟家人说到话这件事情失去了希望，而且因为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才是那个会去主动联系的人。我没有想到过其实他也可以做得到。他是从长白县的安先生家里打电话过来的。
在我最初的快乐消退以后，当他开始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我的情绪就开始变得低落。他说，他跟母亲需要用到钱。我在长白县给他的那些现金都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我满心错愕。
「对啊。你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吗？」
我已经给了他们五千人民币。一个中国的农民每年可以赚两千到三千人民币。我原本预期那些钱够用上好一阵子，就算他们没有任何收入也一样。在中国工作这几年以后，我开始对钱有种依恋。我是靠辛苦工作跟很长的工时才赚到这些钱的；而存款则是用来延长我的安全感。北韩人不懂这种心情。他们认为，外界的钱多到淹膝盖。敏镐似乎认为我只要去一间有很多钱的店多领一些钱出来就好。我才为了拿到自己的身分证而付出一大笔钱；我住的地方房租很贵；在黑帮事件以后，我欠了一大笔债务要还。不过跟他说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叹了口气，然后说：「我会再想想办法。」
他说不清楚那些钱到底花到了哪里去。我猜一定是我母亲要支付一些贿款。后来，我才发现她一直都在金援那些舅舅跟阿姨。
在那段对话结束以后，几乎就像忽然想到似的，他丢下了另一颗震撼弹。这一小句话改变了一切。
「对了，可以送我一只行动电话吗？」
他说住在边境地带的人已经开始利用手机打电话到中国了，使用的是中国的线路。当然，这么做严重犯法。
我花了点时间才吸收了他所说的话。
隔天，我买了一只Nokia手机跟SIM卡，并支付一千人民币给安先生，请他帮我拿给敏镐。
我第一次打Nokia手机的时候，接电话的人是敏镐。接下来发生的事有如美梦成真，他把电话递给了母亲。
「敏英？」好久没有人唿唤我这个名字了。「是你吗？」
我听见了她的声音，但她的声音听起来却奇怪而缥缈，彷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跟我讲电话似的。
「欧妈，」我说，用的是韩文里的「母亲」。
「怎么啦？」
「真的是你吗？」
就像我那时候在电话里听见敏镐的声音一样，疑心病掠过了我的心头：我怀疑她不是我的母亲，这说不定是陷阱。「可以跟我说你最后一次看见我是在什么时间点吗？」
她笑了，笑声温暖而熟悉。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七点，你吃完晚餐就离家了。你出门时穿了那双超漂亮的鞋子。」
现在换我笑了。「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啊？」
「我怎么可能忘得了我的小女孩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我的身边的？」
她的确是我的妈妈，她记得确切的日期跟时间。我喉头一紧，觉得自己好糟糕。
轮到她了，她也在怀疑我会不会是假冒的，我的北韩口音不见了。她问了几个只有我才知道答案的问题。在我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以后，她试着想说些什么，却在说完「女儿」以后就哽住了。她说不出话来，接着我也开始哭了，热腾腾的眼泪滚下我的双颊，滴到了我的大腿上。相隔千里，我们握住耳边的电话，一句话也没说，只聆听着压抑情绪的沉默长达数分钟之久。
当我回想起自己为母亲所带来的苦痛，我知道那不是我有办法彻底去理解的。此刻的我也许没办法完全理解，不过，或许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后，我就会开始瞭解她所感受到的绝望的一部分吧。
听见母亲的声音，立刻就把我带回了原本的真实，彷佛我这艘漂泊的船终于有了停泊点。多年以来，我的身分总是飘忽不定。在渖阳的时候，我有时会认为自己是韩裔中国人；在上海的时候，我有时甚至会认为自己是南韩人。她的声音重新启动了某个深藏在我体内的强烈身分认同。我所编织的谎言都从身上脱落了。境内有白头山的两江道里有一座惠山市，惠山市内有一条鸭绿江，我就在鸭绿江的河畔出生、长大。这就是我，这才是我。
她说，在我消失的这几年里，她去找过很多命理师，「我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哪里，但我很想她。」她不能说出我在中国。
「她人不在我们的国土上。」每一个命理师都这么说。
其中一个说：「她就像生长在高山上的巨石旁的一棵树，要生存很不容易。她很坚强，也很聪明，但她很孤单。」
「她过得很好，别担心，」另一个命理师说。「她在中国过着有如贵族的妻子般的生活。」
她说，她甚至请了一个灵媒到家里作法，祈求我在中国能够平安顺利。母亲透过这种虚无缥缈的仪式要来跟我产生联系，虽然半信半疑，但至少心灵有了短暂的慰藉。
「我的女儿啊……」她对我说。
我们每星期都会通电话。每次都是我母亲先打给我，然后我再回拨给她。我们会讲上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因为我们讲得实在太久了，因此我会讲到睡着，她的声音实在太教我安心了。因此而产生的电话费每个月大概是一百五十人民币（相当于台币七百元），但有时候也可能一通电话就讲到了三百元人民币。
我离开了太久，因此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知道惠山市这段期间内发生了什么事。
在母亲通报我失踪以后，警方起了高度的疑心。她只好贿赂他们。在那之后，一如我所担心的，班长、邻居，以及当地的员警，都开始严密地监视她跟敏镐。她跟敏镐搬到了惠山市内的另一个地区，在那里没人认得他们。工作上，她则获得了晋升。会这么做不是因为肯定她，而是让她能够跟当局的互动更密切，好就近监视她。有一天，一个男同事悄悄地跟她说，过去三年间，上级要他每星期都要呈交一份观察她的报告上去。他提醒她小心为上。在那之后，她辞掉了在政府局处的工作，然后做起跟漂亮阿姨同样的生意─利用火车把中国的商品卖到平壤跟咸兴市去。
母亲承认，她对党以及国家的体制开始有了负面的看法。但她是用非常隐密的方式来说出这些话。她假定保卫部的人也许会监听我们所有的通话。秘密员警正在想办法要逮着这些使用行动电话的人，但他们还没有掌握到能够侦测电话讯号的技术。
实际上，保卫部已经来找过她了。她所形容的场面让我非常忧心。
我母亲下了班回到家，发现两个穿着便衣的保卫部人员跟敏镐一起在家里等她。这次访谈的负责人开始问起跟我有关的事情。
「他非常有礼貌，」她说。「很可怕。」
他希望能看我的照片，于是她把家庭相簿拿给他看。他谨慎小心地翻阅过每一页。「她长得非常漂亮，」他说，接着又说：「可以请你再描述一遍她是怎么失踪的吗？」
母亲把她当时已经跟警方说过的那一套话又跟他说了一遍。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条件。他说，如果我其实是去了中国的话，只要我愿意缴交五万人民币（超过台币二十万元），我就可以回到北韩过我从前的日子，而且不会面临任何指控。
他的口气非常和缓，但我母亲不认同这个主意，因为我如果回去的话，不就等于公开承认我去了中国吗？听起来比较像陷阱。她坚持原先的讲法，说我是真的失踪了。
我母亲相信，她可以让我在不用承认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回到北韩，而她非常希望我能回家。她已经跟有关单位聊过，如果我回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说，因为你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成年，所以你等于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但是官方纪录上会显示我失踪了好几年。」
「我们可以花钱去更改那些纪录啊。听好，你已经到了该考虑结婚的年纪。你得回到北韩嫁人才行。」
「回去真的安全吗？」
「就算不安全，我也会为了你把它变得很安全。」她的态度很坚决。
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聊过很多次。能够回到惠山市跟她以及我的舅舅阿姨们团聚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真的有办法偷偷地跨越边境回去，然后用母亲建议的话术去跟有关当局回报，说我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因此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吗？越去想这个主意，我就越想下决定回家，并度过我该有的人生。但我脑中一直有个微弱的声音在阻止我。一部分的我其实知道，她跟我只是在欺骗自己罢了，在离开了这么多年以后才回去根本危险至极。
有一次，我母亲打电话给我，问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们通常都是在周末才讲电话，但那次，她是在我白天上班的时间打电话过来。
她听起来很兴奋。「我拿到了几公斤的冰块耶。」
「你说什么？」坐在座位上的我身子往下一沉，避开同事的视线。
她想问我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在中国卖掉这玩意儿。
冰块，或也可以称为结晶甲基安非他命，在多年前就已经取代了海洛因，是北韩政府选择用来赚外汇的物品。这是一种复合型的药物，跟海洛因不同，不用仰赖种植作物，而且可以在国家实验中心里制造出高纯度的制品。许多对安非他命成瘾的中国人都对北韩制造的安非他命有很高的需求。就像过去的鸦片一样，虽然一样是违法的，但安非他命在北韩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够替代货币的东西，送礼行贿两相宜。
「妈，」我很生气地低声说。「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买卖安非他命严重犯法耶。」
「唉唷，买卖很多东西都犯法啊。」
在她的世界里，法律是颠倒过来的存在。人们得要犯法才有办法过活。为了保护社会的安定，买卖毒品在多数国家都是严令禁止的重大犯罪行为。但在北韩人的眼中却不是如此。北韩人把买卖毒品看得跟甘冒被开单的风险违规停车一样。如果不会被逮到，那干嘛不赌一下？在北韩，只有某种特定的事情不能做。如果做了，你就会被施以严重的惩罚：人人都不得做出任何对金氏家族不忠的事。所有北韩人都清楚知道这点。对我母亲来说，买卖冰块合法与否不过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不过是另一种可以用来交易的产品而已。
她说，这些冰块是当地一个大商人带来家里的，因为他知道我人在中国，因此想问问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冰块卖掉。
「拿去退还给他，以后不要再碰这种东西，买卖冰块的有不少都是坏人，而他们才没在管你会不会被抓到咧。」
此后她没有再跟我提过同样的要求。
有时，她跟敏镐会连续两三个礼拜没有打电话过来。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我都会没办法专心做任何事。我会以为他们是被关在保卫部的牢房里。我会一直盯着电话，希望它能够赶快发出铃声。针对他们的来电，我设定了特别的铃声。那是韩国的搞笑饶舌歌，歌曲的开头是空空哒，空空哒。我开始连人在梦里，或甚至醒着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听到了手机的铃声。我会不停去检查电话。接着，几星期过后，电话响了，我心里的大石才得以放下。
「断电了，」我母亲会说。「我没办法充手机。」
虽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我每一次都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的恐慌跟妄想。
二○○四年春天，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我正在享受跟母亲长聊的时光。我跷起了双脚。跟往常一样，开着电视当作背景音，不过音量调得很低。聊天的时候，萤幕上播放的画面让我分了心。玉姬人也在我的公寓里。她也留意到了。
「妈，我晚点再打给你。」我说。
我拿起遥控器，调高音量。
萤幕上的画面以慢动作的方式重播。一群人，有男人、女人跟小孩，他们正在拼命努力沖过一些中国的守卫，要进入一扇大门。那是南韩在北京设立的大使馆的大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他们成功地转移了守卫的注意力。现在，那些守卫往他们的方向沖过来，并且抓住他们，要阻止他们进入南韩大使馆内的延伸领土。有一两个人沖了进去，但有一名守卫抓住了一个女人的大衣，并将她拉倒在地上。他所採取的暴力手段让我很震惊。他从腰部的地方把她抓起来，然后把她带走。她其中一脚穿的鞋子被留在现场。
新闻主播说，他们是要寻求政治庇护的北韩人。
政治庇护？
玉姬跟我彼此凝望着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