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离开上海的准备的一部分，我把一些钱跟几乎所有家当都送到长白县的安先生家里。在所有的东西都送达以后，我自己去了趟长白县。这是我在黑帮事件结束以后第一次去到那里。
我在二○○四年十月初的一个清朗的夜晚里抵达长白县，站在河边的树下凝望着江对面的北韩。星星底下的群山昏暗，惠山市则是一片漆黑。我觉得自己眼前的东西不像一座城市，更像一片森林。此情此景，就彷佛天空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城市则成了一片虚无，空空荡荡。
我的祖国安安静静。我为此觉得非常哀伤。北韩看起来就跟灰烬一样缺乏生命力。然后，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盏黄光─是一辆沿着街道移动的卡车的车头灯。
一见面，安太太就跟我说安先生已经死了。他的枪伤一直没好，糖尿病又很严重。这件事对我带来的打击超乎我原先的预期。她请我进去。一看见他的拐杖，我的眼泪就开始大举夺眶而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在这里，就在江的对岸。他是一个仁慈的人，我母亲很信任他。他俨然成为我在中国的生命线─唯有透过他，我才能连结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过去，以及真实的自己。
安太太帮我整理那些我想要送到对岸的东西。都是些日常生活用品，不过这些用品在北韩很难买得到，因此在当地要价不菲。我把熨斗、吹风机、一些首饰、维他命药丸、香奈儿香水，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装进两个蓝色大布袋跟一个比较小的白色布袋里。我把所有的现金，包含美元跟人民币，都卷成一团，放进白色小布袋里。我打电话给敏镐，问他什么时候寄送会比较合适。
「明天白天。」
「大白天的就送吗？」
「别担心。守卫那边没问题的。」
安太太雇用了两个走私客扛那些布袋渡河。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敏镐已经早一步在那里等他们了。所有的过程都很顺利。我松了一口气，支付了他们运送的费用，然后等敏镐打电话来。
没有任何的电话。
隔天也没打来。我沿着河岸走，打量着惠山市。离开了这么多年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望我的老家。在被黑帮囚禁起来的那一星期之间，我从来没有机会好好地看看它。路上只看得见几辆军用吉普车，以及一辆牛车。还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出现在市区的街道上过。我可以看见远方一栋建筑的侧墙上挂了一张金日成在微笑的肖像，那是视线里唯一一样有色彩的东西。所有的事物看起来都很破旧、贫困，什么都没有变。在中国，事物随时都在改变，城市里到处都看得见新盖的建筑或旧有的建筑在改建，不到一年的时间，整座城市就有可能会变动到教人认不得。
我很紧张。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我越来越绝望，事情不对劲。我在长白县里又多留了两天，住进了一间廉价的旅馆，这是在深夜抵达的时候唯一还开门营业的地方。我担心得睡不着觉。壁板很薄，因此我听得见隔壁的人在说话，他们有很重的北韩腔调，不知道是保卫部的特务还是走私客，但这更加深了我心中的预感：可怕的灾难正在逼近。到了第四天，敏镐那边依然没有消息，我只好回到了上海。
一个星期过后，在我下了班正准备回家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敏镐。
「姊姊，你寄送了什么东西过来啊？」
没有任何的问候，噼头就是问题。
「一个熨斗、一台吹风机、一些维他命药丸，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说。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讲过一轮，独独没有提到那些钱。我问他为什么之前没打电话过来。他忽略了我的问题，然后又问了一次：我在布袋里放了些什么？
「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挂断电话。我完全搞不清楚他这通电话的用意。
隔天早上，我的手机又响了。说话的是一个男人。
「我是你母亲的朋友，」他说。他的声音低沉又可靠。他没有惠山市的腔调。「你寄送过来的东西引发了一个小麻烦。我想要帮她处理这件事情，但我需要知道布袋里面装了多少钱。」
命运的转折是很有趣的。我可能会恐惧并质疑那些最最清白以及立意良善的人，但当真正的危险人物用他美妙的声音在电话里头说话时，我居然一点也没有怀疑对方。
「谢谢你还特地帮她。」我想都没想就这么说。我经常在想，母亲不知道有没有再跟其他的男人交往。她还不到五十岁，我认为电话那头的人可能是她的男朋友。
「你太客气了。好，你寄了一台吹风机过来，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熨斗？」
「对。」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讲了一遍。
「那钱呢？里面有多少钱？」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说。「我母亲会知道，你最好直接问她，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
「举手之劳而已。」他说，然后结束了电话。
一星期过后，敏镐又打来了。我人在韩国城的超市里买东西。
「干得好，姊姊。」他说。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过去一星期以来，有人侧录了我们之间的所有通话。」
我在一条摆了朝鲜蓟跟小白菜的走道停住脚步。
「跟你通电话的那个人是一名高阶军队指挥官。他是从一间会议室打电话过去给你的。电话接到了扩音器上，好让房里的其他人也都听得见。」
其他人？
他解释说，他借了两辆车，好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去接那些布袋。他们已经都跟边境守卫那边讲好了。但在他把那些布袋搬上车的时候，一个更高阶的军官骑着脚踏车出现在远方。在看见了现场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就开始大叫，守卫们都逃走了，敏镐立刻把车开走。
那天晚上，七、八个佩枪的士兵大力敲打了家里的门。他们展开搜索，找到了那两个蓝色的布袋，但没有找到第三个，也就是那个白色的小布袋，因为敏镐把那个布袋藏在外面。他跟母亲遭到了逮捕，并拘留在朝鲜人民军的惠山军营中。审讯过程中，敏镐坚称所有的东西就在那两个蓝色布袋里。纵使那名军官很确定他有看到三个布袋，敏镐依然否认跟第三个布袋有关的任何事情。他们把他关在一间牢房里。不久以后，两名穿着军服的审讯官就走进了牢房，开始用橡胶警棍打他的头还踢他。但他仍旧否认一切。他知道白色布袋里装了多少钱─我有跟他说过。他说，他宁可死，也不会让那些钱落入这些混蛋的手中。
喔，敏镐。
我站着不动听他说这些话。购物篮放在我的脚边，一个又一个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们推挤过我的身边。关在另一间牢房里的母亲听得见我弟弟被痛打时发出的大喊跟号叫声。她希望他会立刻认罪，但他没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她再也承受不了了，用尽力气拍打牢房的铁门，同时嘴里不住大喊，说她会告诉他们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她立刻承认那个白色布袋的存在，然后告诉他们布袋藏在哪里。
里面的钱多到让士兵们惊讶，他们联络了一名高阶军队指挥官。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能从对岸送了那么大的一笔钱到这边过。他认为提供这笔钱的人一定是南韩的间谍，而我可能是南韩的情报组织，也就是安企部里的特务。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求敏镐打电话给我的。听见我的声音以后，他们交换了眼神。我说话不再具有北韩口音的事实不是好徵兆，他们因此更加怀疑我是南韩的间谍。
高阶军队指挥官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很碰巧的，也因为我的回答跟自在的态度，让他相信这不过是我个人的举动，我只是想要送点钱跟物资给家人罢了。紧接着，那些军官提供了一个交换条件给母亲及敏镐。他们说，正常情况下，他们两个人应该是要送进拘留营才对。不过，如果他们同意三缄其口的话，他们就会被释放出去。他们同意了。于是那些军官就把吹风机跟一些维他命给了母亲，就每一罐留一点给她那样，然后就把其他的东西全部都偷走了，包含了所有的现金。那些全部都是我辛苦赚来的钱。
从玉姬跟我最后听到那个仲介（就是那个应该要帮我们准备好相关档，好让我们去补办我们那应该「不见了」的南韩护照的人）的消息已经过好几个月了。发生了惠山市的可怕事件，再加上对方不停要求延后，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深信，我们的命运正在朝一个非常糟糕的方向前进。
在一通简短、急促的电话中，母亲告诉我，她跟敏镐会立刻离开惠山市，去跟咸兴市的漂亮阿姨待在一起，她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跟我联络。
在她跟敏镐从军方手中被释放出来的不过几天后，平壤就下令要执行例行的打击贪腐及资本主义的严格取缔动作。一个保卫部派出的特别调查小组来到了惠山市。邻居们都知道我母亲惹上了一些麻烦，他们有看过佩枪的士兵出现在她的房子里。他们举报了她，因此她就被要求要去一趟保卫部在惠山市的总部。到了以后，他们要她稍候，而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她知道有些人一旦进去那个地方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她要求使用厕所，然后把门锁上，从一扇小窗户爬出去，跳过一堵墙，沿着街跑走。情况已经严重到就连我母亲都没有办法用她一贯行贿跟说服的手法解决了。但她也知道这些平壤的查缉行动后续会怎么发展─如果你在这些调查行动展开的时候暂时消失，让他们找不到人，那么你通常就能够在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安静地回来，而且不会有任何惩处。她关好了门窗，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她要离开了。
又来了。厄运似乎紧咬着一切不放，于是我开始觉得害怕。对现在的我来说，用假的档去取得南韩的护照似乎是我所想过的最烂的主意。这么做绝对会引来灾难性的下场：我跟玉姬会被遣送回北韩。玉姬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打了电话给仲介，取消了所有的安排。
待了三个月以后，我母亲才敢放心回到惠山市。保险起见，她送了一台全新的中国冰箱以及一大笔现金给调查小组的负责人，好让她的名字能从嫌疑犯的名单里面移除掉，然后才回到她的房子。检举她的邻居们都见鬼似的盯着她看。她得要微笑地跟这些站得笔直的市民们打招唿，彷佛一切不过是场无伤大雅的误会罢了。他们说：「大家都听说你们被放逐到拘留营里了。」他们原本预期有一天会看到政府的官员来查封她的房子。走进家里并关上前门以后，她立刻就瘫坐在地板上。她意识到自己很快又要搬家了，要搬到一个新的地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