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一个熟识的韩裔中国人誉恩一起搭高铁，因为她也刚好要搬去上海。她也是服务生，我跟她见过一、两次面。我注意到她会刻意回避跟过去有关的话题，而我并不介意。关于自己的事情，我什么也没跟她说。她个性很好，说话直接，嗓门很大。我很欣赏她。当聊到在上海要怎么过日子，我们立刻就有了同样的想法：我们可以合租一间公寓。决定了这件事以后，我立刻就觉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纠缠着我的紧张跟焦虑都开始消失了。跟誉恩一起租公寓，意味着我再也不用跟以前一样自己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问题了。我们几乎都身无分文，但此刻，从头开始打拼似乎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
找到工作以前，我们大概只能餐餐吃泡面过日子。聊到这里，我们都笑了。此时，我看见了一个穿着森林绿色制服、戴着森林绿色帽子的员警走进了长长的车厢的另一端，而车上的人都开始去拿夹克跟皮夹。
他们举起自己的身分证。豆大的冰冷汗珠从我的眉毛处冒了出来。
我知道巴士跟火车上偶尔会有这种检查，但直到今天为止，我运气一直都很好，没有遇上。
检查完以后，员警会点一点头。员警沿着走道往前进，离我们越来越近。
员警离我们不到十五公尺了。要怎么办？我感觉胸口像塞满了灼烫的羊毛似的。我越来越慌张。誉恩的嘴巴在动，我觉得自己宛如在水底下听见了她的声音。
「顺香，我刚刚是在问你还好吗？」
「有点晕车。」我说，同时立刻离开座位。
我锁起厕所的门，在里面等待。列车进入了一条长长的隧道后开始加速，我听见了一声急促、尖锐的声响。几乎在过了一小时以后，我才从厕所里面探出头来。我看了看左侧跟右侧的车厢。员警离开了。
我发现誉恩在座位上睡着了。后来，在整趟旅程中，我一直都坐得直挺，随时警戒，我的胃部因为紧张而纠结成一团。
列车在黎明时分抵达上海。在淡水蜜桃色的天空底下，我瞥见了五百公尺高的大厦的模煳轮廓，浦东的天际线就在我的眼前。虽然我听见车厢里的其他人断断续续地在讲上海话跟其他方言，但这感觉就像是我人已经离开了中国。
许多带着大行李袋以及背包在这里下车的旅客就像誉恩跟我一样。每星期都会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移居到这座全亚洲最繁忙的大城市展开新生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赚钱、创造新的身分，或者藏身其中。在渖阳，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身分特殊的秘密访客；在这里，我显得微不足道。这样的认知让我觉得很疏离，同时却又感觉很刺激。在这里，也许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任何人。
在我抵达上海的这年，约有一千七百万人住在这座大都会里。其中，朝鲜族的人口并不多，只有约八万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侨居于此的南韩人，剩下的三分之二则是韩裔中国人，而这就是我伪装的身分。
誉恩跟我直接来到一个叫做龙柏的地区，因为那里有一座繁荣的小韩国城。那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间狭窄、破旧，但是租金相对便宜，而且还不用付押金的两房公寓。屋里提供了一台小小的电磁炉，还有一个会漏水的水槽。窗外可以看到一处工地，整个晚上都听得见工地里传来违法的钻洞及敲打声。
我们不介意，都觉得自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机会。
人生里有三次机会。这次，我把握住了一个。
我计画先找一份餐厅的工作，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事情又一次立刻发生了。上海瞬息万变。不到一天的时候，誉恩跟我就在附近的一间餐馆里一起找到了工作，我在柜台，她在外场。
为了注记这个新的开始，我又换了名字。这次，我决定要叫自己蔡尹希。这是我的第五个名字。在渖阳的时候，我告诉过太多人自己来自北韩。我得要把这一切连同旧名顺香一起埋葬。
誉恩觉得不可思议。「呃？为什么？顺香有什么不好吗？」
「命理师说这个名字会带给我好运。」
我变得惯于撒谎，就连自认跟我很亲近的人也照骗不误。
白天的时候，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总因烟雾而显得灰濛濛一片。入夜以后，这些摩天大楼都显露出明亮晶莹的五颜六色。每一幢大楼都有自己的个性，它们的顶端形成了一个个发光的环状珊瑚礁，它们在底部用能够变幻出各种可动式图像的巨型电子广告墙彼此争奇斗艳，吸引路人目光。广告墙上，有把足球踢进球门的Nike球鞋，还有倒进一个ＬＥＤ泡沫闪闪发亮的杯子中的可口可乐。
抵达上海以后不久的某天晚上，我沿着淮海路狭长的精品路段逛街，经过一个又一个金光闪闪的钻石首饰跟昂贵的西洋手錶。我发现自己不单只是在另一个国度；跟我从小长大的国家相比，这里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宇宙。这里的人都着迷于赚钱、追星，以及名望。我原本很害怕有人会对我的过去有所好奇，但在上海，没有人在意你来自何方，只要不是偷渡客就好。靠着房地产、股票，或零售商品，你有机会一夕致富。这座城市向有胆识、有野心、有智慧的人敞开大门。而对那些没有资格待在这里的人而言，上海则显得冷淡又残酷。
如果我要逃离服务生的生活，我就得拿到这座城里每个偷渡客都一心想望的东西：一张合法的身分证。没有这张至关重要的小东西，让我没办法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缺少一张身分证，就没有机会获得一份薪水较高也更有意义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我偷偷询问韩国城里的其他女服务生。许多偷渡客都被光辉灿烂的上海城所吸引，而她们通常都会在餐馆找到第一份工作。其中一些女孩子一定有透过某种办法拿到了身分证。有几个人承认她们的身分证是假的，但我对这种做法持保留的态度。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万一员警发现你拿的是假证件，后果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安全的做法，是从某人的手上买来一张真的身分证。为此，我需要一个仲介。
我遇见的第一个仲介，是其中一个服务生介绍的，他开的价码等同台币五十六万元，我告诉他那算了。第二个仲介甚至开出了更高的价格。这样的情况，让我想起了长白县的黑帮。任何人只要知道我是偷渡客，都会想占我的便宜─他们根本没什么意愿要帮我，只是想从我身上尽量多揩点油罢了。
为了避免又招惹上黑帮，需要一个更好的策略，我得编造一个故事。
温和清爽的春季转变成了慵懒的夏天。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一年。工作了一天以后，我跟誉恩到一家霜淇淋店休息。隔壁桌有个男人想跟我们搭讪。他是一个韩裔中国人，三十多岁，在韩国城开了一间店。我发现他有点醉。不知道怎么聊的，话题聊到了他的阿姨身上。
「她专门帮想嫁给南韩男性的女人找对象，」他说。「你们不觉得很扯吗？」
我下意识地嗅到了机会。「我想要去南韩念书，」我说。誉恩转过来盯着我看，彷佛我忽然长出了第二颗头颅似的。「但我年纪太大了，没办法申请学生签证。我得想办法让自己年轻个几岁才行。」
「那就需要一张新的身分证。」他帮我下了结论。也许他本来是想要在两个霜淇淋店认识的漂亮女孩面前耍帅，但他忽然变得很想帮上我的忙。
「我来帮你问她，看看她那边怎么讲……」
他抄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几个星期过去了。夏天的热气延续到了九月，然后温和又舒适的秋天就来临了。彼时，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在霜淇淋店认识的男人。接着，在十一月份，也是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年的尾声时，一个不熟的号码打了电话给我。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搞清楚电话那头的女人在说些什么─是那个在霜淇淋店认识的男人的阿姨。
她要我去哈尔滨找她，她会帮我弄到一张新的身分证。
「谢谢你。」我说。哈尔滨……在哪里啊？
「就在距离上海两千公里远的东北地区深处。」我问誉恩的时候，她这么回答我。她为此大笑了好一下子。
我跟餐厅的经理撒谎，说我母亲生病住了院，我得去探望她。我买了一张到哈尔滨的车票。这趟前往东北地区的旅行花了我将近两天的时间。我从上海宜人的冬季出发，衣着过于单薄地抵达了下着大雪、气温低于零度的东北地区。我在哈尔滨只停留了两个小时，但这样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去拜访一个娇小，浑身裹着皮草，宛如森林里的小动物的女士。在拍完一张正式的大头照以后，我就搭了火车回去。
一个月过后，一封信件寄到了我的公寓。我打开信封，把我的身分证拿在手里。我的新名字叫做朴顺子。
顺子。我叹了口气。我的第六个名字。
住在哈尔滨的女士告诉我，这个身分的持有人是一个罹患了精神疾病的韩裔中国女孩。她的父母想要藉由贩卖她的身分证，来帮她筹措医药费。这张身分证几乎让我花光了在上海的所有积蓄，但现在我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了，或至少，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中国公民，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来歷。
彷佛感应到了我的新身分，不出几天的时间，上海市就帮我揭开了帘幕，让我迎向更光明灿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