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诗人
威尔弗雷德·欧文的面容，留着胡髭和中分发型的面容，穿透过1916年而永恒地注视着我们。在近半个世纪过后，为他出版一部全新并有望成为定本(1)的诗集，表明我们目前应该能够把欧文的著作与他生平时光里的俗事区分开来了。然而，正是这些事件界定了他文学成就的本质，同时也导致单纯的文学批评分析变得如此困难。
“战争”诗人并不会自主选择去纪念或庆祝一场战争，他是对强加给自己的战争进行反抗的人：也就是说，他被绑缚于某个历史事件，况且那还是一种异常事件。无论他写得有多好，无论我们怎样一致认为既然战争已经发生那就应该写写它，却仍然会按照某种习惯，拒绝给予他最高的赞扬。因为诗人对主题的选择似乎应该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的反应。我们觉得，假如霍普金斯是当年乘客名单上的幸存者，那么《德意志号的沉没》可能会明显逊色许多。(2)此外，一流诗人应该忽视战争这种卑污事件：他的眼光应该足够宏大，能够置之不理。不可否认，由于战事紧迫，诗人无法保持这样的眼光。但从根本上说，战争本身仍然是与诗歌不相关的事。
至于欧文，不仅是他的写作内容，还有他的书写方式，或许都可以恰当描述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可预知”的那一类。他是D.S.R.韦兰德博士称为“抗议阶段”的一部分。这股抗议的浪潮，源于索姆河与帕斯尚尔战役带来的反感和愤怒。这场战役导致了1917年“反吞并、反赔偿”的和平抗议行动，以及艺术与文学领域里一场全新而令人震撼的写实主义风潮：
这里到处是正在腐烂的死者：绿色而姿势拙笨的断腿 穿着高统靴，散落四处，汁液拖曳在匍匐爬行的沿途 还有一截截躯干，面部朝下，陷入黏稠的泥浆 像草草填满的沙袋被踩踏滚落； 赤裸而透湿的臀部，一块块带发的头皮， 膨胀的头颅血块凝结，沉睡在泥膏般的黏液里……从这几句诗行里，还可以看到他与早先成名的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风格相应和。这位比他年长几岁的作家，从1914年开始自行摆脱韦兰德所说的“吟游诗人修辞”阶段（“那么，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我们便获得自由”），而后才转入欧文几乎直接抵达的新境界。两个人在1917年8月的某个战地医院见面，他们都是神经方面出问题的病人：欧文是因为刚到西线某个状况极其糟糕的阵地待了三个月，而萨松则是因为给指挥官写信说：“我相信，这场战争，我为了保卫国土、争取解放而参加的战争，现在已经变成了侵略与征服之战。”萨松这时已经由于创作战争诗而闻名（或不如说是反战诗），而欧文立刻表现出崇敬景仰的学生姿态。两个人都迫切认为需要对战争加以揭露，应该把这些大肆杀戮、虚耗生命和盘剥利用的情况明确告诉那些一无所知的非参战人员。萨松的声音腔调，有一种漫不经心而又充满愤懑的特质（“这有什么关系？——你少了两条腿？”）。他在《西格夫里的旅程》里曾经坚决驳斥了人们的看法，认为他本人的范例并没有对欧文的诗艺发展进程起到关键作用：他认为此类观点“属于以下这种情况：人们在某个合适时机把脑子里的想法搅拌混合，最后达到了难以察知的效果”。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这次幸运巧合的相逢，很难想象欧文会写出《微笑，微笑，微笑》或《死亡节拍》这样的诗。
但实际上我们对欧文的具体发展过程所知甚微，无论是他的理念还是技巧的发展：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在1917年至1918年间密集体验了一年半的诗歌活动，直到他在停战七天前死亡的那一刻。这本书的编辑没有采取埃德蒙·布伦登在1931年那一版里的模糊年代排序方法（回忆录部分则根据其相关内容再次出版）：他把欧文最感人的篇章内容一股脑地安排在开篇位置，而早期或不太重要的诗篇则随意穿插在随后造成的空缺时段里。有一首十四行诗《1914》，字里行间充满了不祥预兆（“此时世界的冬天／伴随着灭绝的丑陋黑暗正在逼近”），却几乎未曾显示欧文对战争的看法有无改变。在《暴露》这首诗里（推定最早写于1917年2月，尽管韦兰德博士认为它后来有很大的改动），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因为我们并不相信仁慈的烈火会以其他方式燃烧； 太阳也从来不曾对孩子、田野，或果实而真诚微笑。 我们的爱生来要对上帝不可战胜的春天感到害怕； 因此，不要憎恶，我们正躺在这里；因此也曾经出生， 因为对上帝的爱似乎正在死去。这很像萨松笔下那些主教们所说的话。然而在一个月前或更晚些时候从医院寄出的一封信里，他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已经体会到一种光亮，它将永远不会渗透到任何国家教会的教条里：它就是基督主旨诫令中的一条：不惜代价保持被动！忍受污名与羞辱，却从不诉诸武力。承受霸凌、被损害，被人杀戮的苦难，却从不主动杀戮。这可能是一种痴心妄想而可鄙的原则，但它存在于那里……如此你才能看到纯正的基督教与纯正的爱国主义是怎样地不匹配。最后占据上风的，还是第二种观点。不过，尽管欧文实际上一直在接受宗教培训（他给牛津郡一位教区牧师担任过两年时间的平信徒助理），但相较于基督教理，他的和平主义与“众多士兵的哲学”更为契合。那是一种热忱的信念，即认为任何结果都好过战争及其带来的种种毁灭：
噢生命啊，生命，请让我呼吸——我是地下掩体里的鼠辈！ 老鼠的生存方式未必比我们更差—— 夜间他们在某个安全沟辙小心翼翼地前行， 在肉体腐烂前找到一处避开炮弹的家园。 死人们或许嫉妒活在奶酪里的蛆虫……战争最恐怖之处是它带来了年轻生命的夭亡（“当他遭到摒弃的内在生命跳跃起来时／出现了一丝颤动”，或由此导致的能力丧失。几乎没有哪一种表述比下述诗句更加直接：
“陌生的朋友，”我说道，“现在没有悲伤的理由。” “是没有，”对方说道，“除了这荒芜的岁月……”这种信念将在随后二十年间弥漫于整个民族意识；它与鲍德温拒绝重整战备、迪克·谢泼德与和平誓言联盟的成立，还有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的举动颇有关联。(3)C.戴·刘易斯先生在序言里写道：“我相信，欧文的诗歌深深打动了我这个年代的人们，所以我们从今往后只能认为，即使有必要采取战争手段，它仍然是一种卑鄙、邪恶之举。”然而，这种“有必要”的情况在1939年之前还无人提及。这就表明，从总体上来说，人们仍然无法接受欧文诗歌的隐含意味。我们并不因此而降低对他的尊重，不过这种情况确实对他作品构成了更大的历史限制。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欧文并没有书写“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战争的恐怖”，而是“战争的悲悯”：他和萨松都重新回到作战单位，为了与战友们在一起。萨松竭力把默许战争继续进行的麻木不仁变为厌恶之心，而欧文则将它转化为同情。萨松的关注集中于具体（“上周迪克被杀死时就像这样，／身体就像一条鱼在射击踏垛上拍打”），而欧文却刻意放弃其他形式，只保留了概括式的语言：
然而要诅咒那些没被榴弹炮震晕的呆瓜， 他们竟然像石头一样； 他们处境悲惨，因为匮乏而 卑贱，但这匮乏也绝非朴素简单。 他们选择让自己毫不在意 哀悯，不在意人类 怎样悲悼最后一片海洋与不幸的星辰； 不在意多少人远离这层层海岸时的悲伤； 他们不在意眼泪 会形成怎样的永恒交汇。“我似乎从战争中逃离了出来……”这不像逃离，更像是有预谋地退入神话诗性般的非个人状态。这种状态不但没有对他的文字形成抑制，反而赋予了它们特殊的共鸣回响：
而他，捡起某个像蠕虫的东西，它半截身子 的瘀伤藏在泥土里，却不再往前爬， 让我看到它的脚，看到许多人的脚， 还有刚斫断的头颅，我的头颅。对于欧文来说（“他那浓密的黑发……在耳际已经带有一丝银白”），二十四岁时就可以与事物达到这种想象认同的程度，这表明他的反应就像外部刺激的暴虐程度一样猛烈。他写道，“这部书，是关于战争”：
漫长、孤苦、无尽的脚步 从更辽阔的白昼迈向更宏大的黑夜。但欧文眼里的战争终究不是萨松的战争，而是一切战争；不是具体的苦难而是一切苦难；不是具体的消耗而是一切无谓消耗。如果说他的诗歌到1918年还能打动人心，是因为这些情况依旧存在，所以仍然有必要付诸同情。这让他成为哈代之后唯一可以继续阅读、又不至于让人大跌眼镜的二十世纪诗人。他的写作秘密，隐藏在他对叶芝那句愚笨谴责的回敬言辞里。叶芝称“被动的苦难并不是诗歌主题”，欧文反驳道：“说到底，我在意的并不是诗歌。”
1963
(1)原注：《威尔弗雷德·欧文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fred Owen），C.戴·刘易斯编辑，伦敦：夏图&温得斯出版社，1963年。
(2)指1875年驶往纽约的德国轮船“德意志号”（Deutschland）在泰晤士河口沉没的事件。当时乘客与船员共溺死168人，包括威斯特法利亚某修道院被驱逐出德国的五名方济各会修女。这首诗是霍普金斯加入天主教耶稣会后应邀而破例完成的诗作，诗中记载了他从宗教角度进行的思考。
(3)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1935—1937年担任英国首相，由于在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忽视英国军备的重整问题而备受诟病。谢泼德（Dick Sheppard，1880—1937）是英国安立甘宗的牧师，毕生倡导和平主义。和平誓言联盟（Peace Pledge Union）成立于1934年。贝希特斯加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是希特勒在柏林以外的重要办公驻地，他曾在这里会见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劳合·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