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刮皮的土豆
《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出版后不久，戴维斯的几位朋友知道他虽然已经出名却不甚富有，便设法给他安排了类似于图书管理员的闲职，好让他获得经济独立。他们对这位伙计太不了解。“他们想让我去工作，”几年后戴维斯在谈到自己如何拒绝这个不光彩的建议时说道，“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工作过。”朋友们这才意识到没有其他解决办法，除非给他提供一份王室专俸养老金。(1)
这件事颇为点题。在斯东西弗先生引人入胜的文字里(2)（我一口气读了将近一百页，才意识到自己原本打算要记些笔记的），我们会邂逅这样一种人物性格：他从未偏离自己的直觉感受对象，即诗性生活。戴维斯自己选择成为流浪汉：他的前三十年时间都是在闲散、贫穷和流浪漂泊中度过，先是在本国，后来在美国。但他这样做是在本能地规避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直到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并不喜爱沿着通达顺畅的道路前行。他拖着一条木制假腿回到伦敦后，借着流浪者之家的火炉亮光专心致力于诗歌创作，然后再拿到街头朗读。或是像有一次那样，把诗歌印在宽幅纸页上兜售，结果效果不佳。（他感情格外细腻，所以他无法拿自己的残疾状况去赚取同情。）这样又过去五年后，他凑够钱印制了一部诗集：根据《名人录》列出一份文学界名人清单，然后把书分送给每个人。如果谁想买的话，就请寄过来半个克朗。这是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萧伯纳买了五册。圣约翰·阿德柯克(3)在《每日邮报》的文章里对他赞赏有加。《文人》《雅典娜神庙》和《学院》杂志(4)都刊载了评论文章，而“哈姆斯伍斯出版集团（Harmsworth）的代表们也到这里，还给我拍摄了三种不同姿态的照片”。他是那种注定要从文学怪杰转变为文学名流、最后变成文学自身一部分的人。
后面的十五年光阴很可能是戴维斯最快乐的时光。他在伦敦的费茨洛维亚和苏豪区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平常基本上都不在家，除了与尼娜·哈姆奈特和奥古斯都·约翰一起开派对，或是与拉尔夫·霍奇森、戈登·波登莱、亚瑟·兰索姆，还有其他人在杰拉德街共进午餐。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是他真正喜欢的一群同伴。相比之下，底特律肥仔、萨吉诺瘦子和哈莱姆秃头(5)虽然也跟他彼此理解，却只是些黯淡无光的替代人物。实际上，与作家相比，他跟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处得更好。他积攒了自己的一批优秀画像，分别出自爱泼斯坦、约翰、西柯特、劳拉·莱特和尼科尔森的手笔。(6)他在这些画像里通常采用坐姿，正怡然自得地提取创作灵感。五十二岁那年他结婚了（妻子大概比他年轻三十岁）。到了这个年龄，他已经能够部分放弃宝贵的独立，来换取爱情与舒逸的家庭生活。他的余生平静而多产，尽管家庭压力迫使他放弃了与多数朋友的交往，并搬迁到乡村生活。他发现如果永久待在这地方，确实不是件开心的事。他在一些小事情上采取还击，比如说不去打理花园，比如跟附近洗衣店的姑娘们搭讪打招呼。
斯东西弗先生在这部书的批评环节里，将戴维斯定位为散文作家、人道主义诗人、爱情诗人和自然诗人（这些范畴原本更适合于哈代，而戴维斯也确实总是忐忑不安地意识到这位年长诗人的声望影响）。作者的写法从总体来说比较细致而公正，虽然他将戴维斯的世界与迪士尼世界进行类比，让人很不开心。让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戴维斯这种流浪汉生活可能会产生的粗野与暴力观念，竟然可以被一股脑儿地舍弃：他看上去像一位写实派作家，但他的写实主义却是那种新刮皮的土豆，而不是真正带有泥土气息的东西（那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意象）。戴维斯并不算过分挑剔：他喜爱饮酒和开价便宜的娼妓，但他也拥有一种本能的温良和适应力，这让他成为“能够交往”的人物，并且有利于他获得伦敦文学界的襄助。这就足以解释他笔下的妓女为何并不让人感到冒犯，而流浪汉为何要使用那种不同寻常的语言（“伙计们”，胖子的破锣嗓音继续说道——“伙计们，我不再适合跟你们搭伴儿了”）。还有，他那些更为强劲的社会评论诗歌，为何从总体而言并不成功（“噢，运煤船，运煤船，在地下，／害怕火焰与空气，／哪一种生命更危险？”）其实，他本人对生命里更显温柔、更加美丽之物的欣赏品味如此浓郁，所以那些比较残酷的轶闻经历被放进诗集，似乎经常只是为了迎合当时将他视为地下世界浪漫编年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整体浏览一遍他的诗歌作品，就像我先前所做的那样，是一种奇异经历。它永远处于近乎套路、矫饰与无聊常规的边缘，却不断出人意料，成功地给人带来惊喜，让每一首诗作都值得阅读。他的方法很简单：就像他告诉沃尔特·德拉·梅尔的那样，就是要等待，直到某个念想涌上心头（“你说的某个想法涌上心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德拉·梅尔打断他的话问道），然后无须搜肠刮肚寻找语言，径自把它写下来就好。他不去翻查字典，也不去检索几百年来前辈诗人们使用的音步。他的多数念想都与那些朦胧而怡人的概念有关，例如美、幸运、快乐、愉悦、惊叹、黄金（那时黄金确实还在流通(7)）、自在、青春、爱情等。这些念想的表达寄托形式，需要具有同样怡人的性质：例如梦、蝴蝶、夜莺、绵羊、花朵、雨和蜜蜂。他的诸多文字里，总有一种让人感到即将淤塞的非真实感（有时确实如此），足以配得上D.H.劳伦斯那句颇具特色的挖苦讽刺：“我想大家真应该再对他冷酷些……这样他就会离开七橡镇(8)的那个房间。他在那里被装扮成乡村诗人，对着一面面的镀金镜子和浪漫往事感到自豪：他或许还能再次生长出羽翼……”
不过，在戴维斯的诗歌生涯中，他始终拥有足够能力，能够通过描述和观察那些穿透人心的幸福时刻，而时常超越于这层水平。这些描述和观察能够将相关诗歌永远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里——《绵羊》《强烈的时刻》《美丽》《树叶初生时》，还有其他许多。他拥有一种杰出的才华。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
我的缪斯
…………………………………… 将会像那股巨浪般腾空而起：它跃至高空并把 海藻纷纷披挂在一条船的桅顶。这是一种精确的描述：确实，他倾向于突然发掘出某种至今仍然未为人知的细节、反讽或愉悦，并沿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隐喻或明喻进行扩展，以便我们欣赏。风拖拽着玉米的穗须并把她带入黑暗树林，羊群走上山顶变成云朵，潮湿的墓碑在阳光下呼吸，夏天在一棵树的秃干上摊开绿色帐篷：戴维斯从不缺少这方面的能力，他让最寻常的经历焕然一新。但是我们最欣赏的地方，或许并不是这种永不歇息的幻想力（毕竟它跟异想天开始终相差无几），而是那种精神上的真诚质朴——弥漫在他所有作品里的温文尔雅：他对动物世界的温存，他对自然景致的持久赞叹与喜乐，他对女人孩子和穷人的爱。这种品质反过来可能很容易成为幼儿园式的陈词滥调，戴维斯对这种危险也极为警觉。他的反应模式很有特色：他永远也不要跟梅斯菲尔德(9)一样糟糕。（其实斯东西弗先生完全可以添加第五章：“反讽者戴维斯”。因为这位诗人虽然拥有质朴的外表，但是如果情势需要，有时会给人带来致命的挫败感。）然而，一旦辅以机敏的语言和细致观察，这种温文尔雅就变成与陈词滥调相反的一面。事实如此，它构成了戴维斯对文学的独特贡献——他以沉稳而非狂喜的语调，颂扬自然之美，还有貌似与它最匹配的人类品质。
可以说，目前这部戴维斯新版诗集的最佳之处，(10)在于它清晰的印刷质量，还有六百十六页只卖二十五先令的好价钱。书中包含了奥斯伯特·西特维尔爵士撰写的序文，还有丹尼·乔治的前言。但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显示出最起码的编辑责任，没有说明其中引用的哪些诗来自哪部著作，它们是不是首次出版的文本等。乔治先生自豪宣称道，他成功说服出版商收录了戴维斯在某些未经确认的场合里隐而未发的一百十三首诗，却没有说它们是哪些诗。整本书都没有参考书目。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出版物。
1963
(1)王室专俸（Civil List），又称王室年俸、王室专款或王室费用，是英国议会每年提供给英国王室成员的开支拨款。根据《1837年王室专俸法》（Civil List Act 1837），英王可以从王室专俸里拨出部分款项，用以资助效力于王室或做出杰出文化和社会贡献的人员，称为王室专俸养老金（Civil List pension）。戴维斯在1911年获得这项补助（最初为每年50英镑，后来提高为100英镑和150英镑）。
(2)原注：理查德·斯东西弗著，《W.H.戴维斯评传》（W. H. Davies：A Critical Biography），伦敦：开普出版社，1963年。
(3)亚瑟·圣约翰·阿德柯克（Arthur St. John Adcock，1864—1930），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4)《文人》（Bookman），英国文艺新闻杂志，1891年创刊，1934年停刊。《雅典娜神庙》（Anthenaeum），文学杂志，1828年创刊，1921年停刊。《学院》（The Academy），创刊于1869年的文学及综合类评论杂志，1905年以前多次调整刊名。
(5)都是戴维斯在美国期间结识的伙伴，《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里有记载。
(6)指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1880—1959），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1878—1961），沃特·西柯特（Walter Sickert，1860—1942），劳拉·莱特（Laura Knight，1877—1970）和威廉·尼科尔森（William Nicholson，1872—1949）。
(7)英国在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到1914年一战开始后基本废止。
(8)位于伦敦西南，肯特郡西部。戴维斯婚后曾在此居住。
(9)应该是指1930年至1967年的英国桂冠诗人约翰·爱德华·梅斯菲尔德（John Edward Masefield，1878—1967）。
(10)原注：《W.H.戴维斯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W. H. Davies），伦敦：开普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