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夫人的回忆
《托马斯·哈代的早年生活》（1928）目前已经被公认为自传体作品，哈代在这本书的《第五章：圣朱利厄》里收录出版了一段内容。他称之为“在哈代夫人（艾玛·拉维尼亚）去世后发现的后半部手稿，题名为‘些许回忆’”。这段文字描述了他与当时的吉福德小姐如何相遇，以及最终结婚的过程。现在这部手稿已经由伊芙琳·哈代小姐重新发现，并且全文出版。它表明哈代当初只从这部总共七十四页的手稿里选取了十八页，出版时还省略了不少内容。有关哈代及其社会往来的传记资料原本寥寥无几，因此这部书可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1)
各种轶事传闻形成的阴云笼罩在这段婚姻的上空，而第一任哈代夫人的身影则带着不祥的意味，明灭其间。尽管哈代仔细清理销毁了各种私密文件，尽管他在她去世后的十五年间沉默寡言，但很久以来人们都承认，哈代的第一次婚姻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阶段里并不幸福。至于到底有多不幸福，各方看法却不尽一致。哈代夫妇仍然还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一起接待客人，一起探亲访友。但纽曼·福勒爵士告诉我们：哈代给自己书房开设了一个私密入口，这样他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出房屋。艾德蒙·戈斯则相信，“对于他来说，人类希望之井已经在某种境况下被投入毒药，而我们对这种境况一无所知。”于是我们读到了《无名的裘德》，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他的妻子曾经想施压阻止这部小说出版，而用劳伦斯的话来说，书中的苦痛不幸，意味着某个人的灵魂“就像暴露在空气里的一根神经”。“当婚姻对任何一方都变为残酷的时候，应该立刻予以解除。”他在1912年如此写道。卡尔·J.韦伯在《韦塞克斯的哈代》（1940）里讲述的一些故事，也无法让我们安心采纳他的论点，即哈代和他的第一任夫人并不是“残酷的姻缘”。
问题在哪里？或许多半可以归咎于艾玛的性格。她精力旺盛，绝不犹豫迟疑，这是起初最吸引哈代的地方。但随着时间流逝，它变成了急躁易怒、妄想连篇和宗教的狂热，并且没有因为孩子而收敛。丈夫的极度温顺，任凭责怨，似乎激发起她身上某种令人生厌的霸凌和唠叨习性。他的文学声名，还有爱德华时代召集名流聚会的众多女主人提供的襄助，都让她的社会职能不可避免地降到第二等级。这导致她亟需寻求补偿慰藉：她向人暗示说丈夫的手稿都是经她本人修订，家里楼上还有好几部她自己的重量级作品。只是他出于嫉妒，不肯答应她出版而已。最后还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哈代夫人是伍斯特教区一位法政牧师的侄女(2)。哈代的不可知论，以及他公然反对在口头上宣扬传统道德的做法，都让她深恶痛绝。出于这个原因，她试图说服理查德·加奈特医生去劝告哈代销毁《无名的裘德》。小说刚出版的时候，威克菲尔德教区的主教就写信给报纸说他烧毁了自己手头的那一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代夫人熟悉的那种论调，正是哈代如此深恶痛绝的东西。她在家中四处摆放着摊开的《圣经》。1912年她出版了《层层空间》。这是“一部关于伟大真理的阐述”，它以一种枯燥晦涩的拟天启式文字风格记叙了死后灵魂的情况。
或许哈代本人对怪诞可怖之事的口味颇让人畏惧，也许是因为他的阴郁性情，他对女性的强烈意识终生不变，加剧了艾玛的这些特殊状况。当然他束手无措，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她。除了保持耐心，除了避免在同一场合出现，比如说单独再造一个书房入口。他有时候觉得，她的妄想和突然间的不耐烦都是某种遗传的性格不稳定因素：她父亲经历过好几次抑郁和酗酒状态，而哈代经常担心自己会目睹“疯狂本尊寻找寄生之家的身影和面貌”。在她突然去世后，他找出她手头的三部手稿：《些许回忆》《我对丈夫的观感》和《天堂的喜悦与地狱的痛苦》。后两部手稿被他付之一炬。
剩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在它四分之一的内容已经出版三十余年过后，再说它如何令人惊奇，似乎有些幼稚。然而就在它的字里行间，某种跃然纸上的纯真，仍会让读者不禁屏住呼吸。此外还有一种轻松宁静的理性。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发现，跟我们以往对哈代夫人的了解并不相符。它读起来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
（我父亲）以前常和她争辩说，如果不是因为出生的偶然，她很可能就已经是孔夫子的信徒了。可是我母亲并不相信出生的偶然性。在管理照料孩子们的健康，也就是卫生方面，她功效卓著。尽管她不懂这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卫生”这个名词。我们经常在屋里和屋外沐浴，到海边或联合街皇家浴场 (3)的露天游泳池玩水。我在这些地方总是紧张兴奋得直打哆嗦。我听到看场女人高亢清脆的嗓音在冰冷过道里回响，她负责收拾游泳场，拿着游泳衣和干毛巾四处走动，把人们关进一小间一小间的更衣室。更衣室的另一头打开后，就看到高墙围起来一大片注满海水的区域。越到中间水越深，那里有一条长长的隔离绳——每个更衣室里都有短绳和踏板，还有软木浮子，还有笑着闹着来游泳的人——凉爽、清新，咸咸的气味，想一想都觉得开心。这种阅读带来的惊奇感如此明显，以至我们需要花点时间琢磨她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她的叙事描述内容，其实是她作为普利茅斯和伯德明地区一名法务官的女儿如何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过程。后来她搬到康沃尔郡的圣茹利奥教堂，帮着嫁给堂区牧师的姐姐做事。她在这里遇见哈代，1874年跟他结婚。虽然她的故事从表面看起来多姿多彩，却并没有多么幸福。父亲约翰·阿特索尔·吉福德在他自己母亲搬来同住，并且带来“新川公司每年七百英镑的收入”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因此在老太太死后，“我们只能依靠平分剩下的她的财产省吃俭用”。他们在1860年搬到伯德明。没过多久，“由于家庭生活的沉闷乏味，加上有必要挣些收入”（这算不得什么势利），艾玛的姐姐去做了家庭女教师，后来给人做侍伴。他们的三位兄弟分别成为公务员、普利茅斯文法学校的教师和英国邮政局官员。可是年龄最大的那一位得了心绞痛，导致他在“擢升问题上受挫”。这似乎是家里女孩子被派出去找工作的原因之一。姐姐海伦·凯瑟琳后来给廷塔杰尔的一位老夫人做侍伴，并在那里遇见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但她此前从单匹马车摔下来时受过脑震荡，所以“性情不似往常”。她准备嫁给这位“比她年长许多”的男人，还邀请艾玛来帮忙一起安置居所。“这很奇怪。想想看，我姐姐自从我长大以来就一直对我心怀嫉妒。”（哈代在《早年生活》里出版这部分内容时，截掉了这句话）。
到了圣茹利奥以后，艾玛似乎像花朵一样蓬勃绽放。在她文字里初次出现了一缕自我意识的成分：“整个堂区……都开始对新娘的妹妹产生强烈兴趣……到目前为止，当我听到堂区周边的邻居和其他各色人等公开赞扬‘牧师妻子的妹妹’时……都表现得镇定自若。”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还会独自骑马在外面转悠好几个小时：“于我而言无法忘却的一段经历。独自骑着心爱的母马，沿着山坡来回欢快地奔跑。不需任何遮护，一任雨水不断顺着我后背流淌下来，长发在风里飘飞。我身穿一件质地柔软的深棕色长袍，它的下摆长到能盖住我脚后跟。当时款式就这样，走路时必须先把袍边拎到身体右侧，再优雅而小心翼翼地搭在左臂上……”她以某种自我戏剧化的方式描述自己将如何保持着自由之身，“直到安排给我的那个人到来”。此前她已经预言过许多次（艾玛是个迷信的人）。当然，对于一位1870年居住在康沃尔郡北、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十六英里的三十岁中产阶级女子来说，如果想要觅得夫婿，似乎迫切需要某种神圣力量的介入。
不过这件事最终还是发生了。耽搁已久的教堂重建工作终于展开。韦茅斯的克里克梅先生派他助手前来指导这项工作。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建筑师到达时，堂区牧师正在生病，他妻子需要照料他，所以碰巧是艾玛来开门。“我觉得他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她这样写道。来访者当然就是哈代，他在这句话后面又添了一笔：“他当时很劳累。”这几个字将他本人特有的沉郁悲伤、极具穿透力的音色与艾玛对这段求爱过程的热忱记述混合到了一起。
因为它确实满怀热忱。完全没有影射那个“邪恶男人”（哈代夫人给丈夫起的绰号，在她日记里经常缩写为“那个W.M.”(4)），没有因为自己把生命抛掷在一个社会下层人物身上而怨苦，也没有嫉妒与猜忌：
我骑着我的漂亮母马芳妮，而他走在我身边。我带他到附近观览更多风景——到悬崖边，再沿着不同路径，穿过零星分布的小村庄，有时低头俯看一小片肃穆的海滩，海豹就在那下面栖息。时常又从巨大的岩洞里寻路出来。我们一起画速写，聊各自读过的书：我们经常走入美丽的瓦伦西山谷，到达博斯卡索港。沿途需要跃过一块块山石，沿着高低不平的台阶翻过矮墙，穿过一条条狭窄通道，然后眼前便是豁然开朗的广阔空间。一条闪亮的小溪沿着路的相同方向流淌，我们有一次把野餐用的平底小玻璃杯掉进去一只。时至今日，它无疑还躺在水底的两块小小卵石之间。“很少有哪位作家能和他太太如此浪漫地相遇。”她说道。显然这种浪漫感还存留在她心里。“一道陌生而奇异的光芒闪耀在我们沿途四周，”手稿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用它的温暖和亮色穿透了重重艰难并将之驱散。”她真这样认为吗？她怎样看待后来的分室而居、那些名门丽媛，还有《无名的裘德》里关于婚姻的可怕论断，才能够和这个说法保持一致？抑或是她要将过去的真相幻化为一场梦影，以便遮盖真实的情形？
不管怎样解释，这都对哈代产生了剧烈的影响。编辑者估算，在妻子去世后的一年里，他总共写了五十首与她有关的诗。这些诗歌，尤其是《境遇的讽刺》（1914）里那组冠名为“旧日烈焰余留伤痕”的作品，(5)清楚表明了他悲怆痛悔不已的心情；他在想起亡妻时仍旧“宛如初见，而那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年届七十二岁的他为何要在1913年设法尽快前往普利茅斯、圣茹利奥，还有他和艾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去过的所有地方。这段时期里最感人的几首诗（《旅程结束后》《在波特雷尔城堡》以及其他），都侧重于他俩早年邂逅与此时他孤身重访旧地的情境反差：本书编辑重新排印了这些诗，并附加注释，作为某种附录内容。
编辑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这部书的第二个目标：证明哈代诗歌里有些文字与艾玛的手稿直接形成了平行对应。这表明哈代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也从他妻子的回忆文字里汲取内容。这种平行对应的印象鲜明程度时有变化。有时某一首诗会描述哈代夫妇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例如《瀑布下》记录的丢失野餐玻璃杯这件事，哈代的记忆内容显然跟他读完艾玛手稿后引发的回忆密不可分。有时平行文本描述的是他不可能亲身经历的某件事情，例如某些诗里描写了艾玛在普利茅斯的童年时光，他借用材料的可能性当然就更大。这部书最出色的地方，是各位编辑在使用手稿查明哈代诗歌的具体所指时，落实了一些至今尚被认为无法验证或纯属虚构的背景情境。例如，他们确定《风雨之际》描写了吉福德家在普利茅斯时的情况，甚至具体考证到那只作为宠物饲养的家禽。其他地方的指代关系就相对薄弱一些。例如他们认为《孤独时日》里的那位女子就是艾玛·哈代，这一点我无法苟同。
不过，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止于此。虽然它没有告诉我们，哈代的婚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它至少解释了问题发生的原因。艾玛的回忆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会让自己丈夫的生活变得悲惨，而是恰好相反：
后院花园里绽放着我俩挚爱的玫瑰，有几株苹果树和其他果树，还有我们带过来的巨型水桶。有位个头很小的老妇人定期过来把木桶擦干净，再钻到桶里面涂抹新的焦油。先前尝试种过蔬菜，结局很悲惨，就没再继续了。我们像以前一样种花。有只乌龟在这里过得很快活，还时不时地露个脸。前院花园里住着一只驯化了的海鸥…… 陆军和海军人士经常到场，塔兰丹面料的裙装，平纹细布服装的穿着次数最多，再配上丝带和鲜花——我们穿上这些衣服，都显得极其优雅、轻盈、飘逸。还要再配上精致的腰带、长袜和鞋。舞步旋转时的气流将我们的发梢飘浮托举起来。那些永难忘怀的舞会！“如果她还在，将会多么喜欢／今天的一场舞会……”编辑没有引用这句诗，但我们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哈代的话：“她曾经如此充满活力。”而她的手稿则向我们清楚展示出这种活力。最后这段故事的结尾，是伴随着哈代内心诗性冲动而形成的感人评论——也许他一贯如此。没有哪位诗人的话语比以下诗句更为真切：
Was ich besitze，seh’ ich im Weiten， Und was verschwand，wird mir zu Wirklichkeiten. (6) （我此时拥有之物，在我看来如此遥远。 而那逝去的却成为真实。）哈代要等到自己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才能够为她写下情诗。这些情诗随即就跟潮水般袭向伤逝者的遗憾和悔恨混合在一起。这种悖论与诗歌创作不可分割，实际上与生命整体也不可分割。有时它似乎是人类真诚情感方面的某种根本缺失。而其他时候，它似乎又像是情感运作机制的深层缺陷，它在生命里制造着无计可避的偏见，最终导致幸福感的丧失。确实，它本身就是哈代诗歌主题的一部分，而他妻子这部幸存手稿的新版本，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的作用特点。
这本书包含了许多先前从未出版的素描和照片，都相当有意思。有一张素描是哈代画的艾玛，她正在溪水里摸索寻找那只野餐玻璃杯，日期是1870年8月19日。
1962
(1)原注：艾玛·哈代著，伊芙琳·哈代、罗伯特·吉廷斯辑，《些许回忆》（Some Recollections，包含托马斯·哈代的一些相关诗篇），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
(2)法政（Canon）在这里指英国圣公会的荣誉头衔，由座堂议会（Cathedral Chapter）任命，与座堂主任牧师（Dean）共同组成座堂议会。通常有解释法典、负责财务、推行礼仪等不同分工。
(3)位于普利茅斯。
(4)“邪恶男人”（Wicked Man）的首字母缩写。
(5)原文为“Veteris vestigia flammae”，典出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Aeheid），是寡居的迦太基女王狄多见到来自特洛伊的英雄埃涅阿斯以后爱情火焰重新燃起时所说的话。
(6)歌德《浮士德》第一部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