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索这种新的逻辑，得先梳理清楚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近年来中国媒体经常引以为豪地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上一章我谈到日、韩路径和澳、加路径之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所走路径显然类似于日、韩，但方式比日、韩激进得多。1
中国在1949 年之后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计划经济开启的，而 计划经济的政治前提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阵营对于世界秩序的基本理解是，要推动全球普遍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从而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这个过程很可能会引发与西方阵营的战争，共产主义阵营要为这种战争做好准备。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战争需要的最重要资源就是煤和钢，以及其他重化工业产品。所以，共产主义阵营以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过程，要先从重化工业开始。这和一般国家从轻工业开始，（如果有机会的话）再逐渐发展到重化工业的路径很不一样。
煤、钢等重化工业都是19 世纪后期发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产物。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济史，会发现几次工业革命的逻辑差不多都是：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生产技术上的革命需要找到恰当的经济组织形态，才得以规模化地展开。非常粗略地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蒸汽机技术和工厂化组织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重化工业技术和大财阀组织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电子技术和跨国公司组织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信息技术和分布式组织技术。
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技术已 经有现成的了，学过来便是，重要的是推动组织技术变革，要把人口从传统农业社会当中拔出来，将他们改造成组织化的现代产业工人，并把国家和社会都按照重化工业的要求改造成匹配现代化大工厂的组织模式。可以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不是技术创新，而是组织效率上的创新。而共产主义政权的组织效率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与重化工业所需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秩序相拮抗的，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恰好会对传统做最为激进的改造。经过重新格式化的社会，为计划经济的展开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因此，共产主义国家以极高的效率发展出了自己的重化工业。 然而，就算不考虑伦理代价，以及过程里国民福利的严重损失，这种发展模式仍然潜藏着一系列问题。
强行发展重化工业会带来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令经济 内部的生态系统存在一系列先天性不足。此外，由于重化工业不是基于轻工业的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政治规划下发展起来的，其自运转、自发展的能力便会很差，这反过来会让经济对指令性计划有着更强的依赖性。而计划经济的这种绑定效应，又会抑制创新能力，因为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预期性，它依赖于一种自由的环境。这种创新一旦产生，会对计划构成严重挑战，所以会被抑制。结果就是，一国在通过计划经济推动本国的工业革命，又吃尽其技术红利之后一一吃尽的时间与康德拉捷夫周期有关，通常是该国工业革命开启之后30 年左右，经济会陷入严重的低效状态，国民经济失衡的恶果到这时也会全面爆发。只有创新才能突破这种困境，但是计划经济恰恰抑制了这种自我迭代的经济机制，从而走向自我否定。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开始了改革开放。
实际上，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都经历了转型。学界将转型路径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转型，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代表，它们采取休克疗法，试图通过把国有经济大规模私有化，迅速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所需的社会制度；第二种是由内而外的转型，以匈牙利、捷克等中欧国家为代表，它们将国有经济出售给跨国资本家，通过引进跨国企业来打造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所需的社会制度，并提供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机会；第三种是自下而上的转型，以中国与越南为代表，它们走的是混合式经济的发展道路，在不放弃国有经济的前提下，允许本土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 I 相比另外两种转型路径，中国的路径出人意料地创造了更为繁荣的市场经济。这种路径因为不触及国有经济体制的核心要素，被一些学者称为“从计划外成长”的模式。虽然基于国家意志的“计划”在效率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但“计划外”的“成长”提供了 “计划”所没有的自我迭代的创新能力。
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 4 个阶段。先是 1949-1978 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逻辑深受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以计划经济手段强行推动了第一轮重化工业化，中国的重化工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衡； 1979—1998 年是轻、重工业均衡发展阶段，市场引导轻工业发展，开始弥补前 30 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 1999-2011 年是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占比再次大幅上升，这个阶段的重化工业发展，与保留下来的“计划”有关； 2012 年
1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有很多，参见郑志鹏始《外生旳申 si 资木主久形成：以珠江三角洲於营 企业主创业过程为例》，《令湾社会学》第 31 期（ 2016 牟第 1 期）。该丸做了简单的学术史杭理，本书在此处的简述也是从该丈申转述而来。
至今是重化工业优化回调的阶段，轻工业占比明显回升。1
重化工业相当于现代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随着改革开放 前半段轻工业的发展，过去的经济基础设施已不敷使用。于是,重化工业在市场引导下再度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成，轻工业在2012 年之后的占比再度回升。这些过程都属于相对正常的经济现象。
与第一轮重化工业阶段相比，第二轮重化工业阶段的增长机 制有着深刻变化：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增长中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2
而且，第二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与第一轮之间有着很复杂的 关系。我仅以大化工业为例，解释这个问题。3
化工产业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大化工，也就是石油化工， 它是生产初级原料的，比如乙烯。这类产业的特点是工厂规模和投资额都很巨大，后发国家很难纯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就如日本、韩国只能通过财阀发展起来。大化工是现代工业基础中的基础，也是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另一类是精细化工，比如生产药
1邓洲、于畅：《新中国 70 年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 2019 年第 4 期。
2刘世锦：《对中国进入新重化工业阶段的解析》，《经济前沿》 2004 年 Z1 期。
3下面关于大化工问题的探讨，相当部分是直接转述了我与孙亚飞博士的讨论，其中主要的知 识贡献都源自孙亚飞博士。
品所需的化学制剂。这类产业的特点是生产流程长且复杂，每一 步都需要稳定的工艺。没有大化工的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大化工的原料来进行精细化工生产，但这需要相对较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国际上，大化工的第一梯队企业在西方有著名的“七姐妹” 公司之称，包括美孚、壳牌、BP （ 英国石油公司）等公司。它们都跟洛克菲勒有关，基本上控制了上游石油开采资源以及主流的加工技术。沙特阿美依靠当地丰富的原料，而位列第二梯队。此外，中国的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也都属于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的技术相比第一梯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大化工对于市场规模的依赖度比较高，所以中国有着特殊优势。
中国的大化工技术是分两次引进的，第一次是在20 世纪 50 年代引进了苏联的技术，第二次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引进了西方的技术。第二次技术引进早在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就开始了，当时，美国出于牵制苏联的考虑，向中国输出技术。但中国成体系地从西方引进技术，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中国的大化工真正起步，靠的就是第二次技术引进。
不过，尽管第一次引进的技术，到后来已经过时，从长期来 看并没能推动中国大化工的发展，但它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中国对于大化工该如何发展有了基本的理解，从而使第二次技术引进有了相对的自主性。如果第一次引进没能吃透，那么第二次引进的时候，中国由于欠缺基本知识，就只能让西方企业到中国直接建厂，中国也就没法相对自主地决定要建什么样的工厂，要引进什么样的技术。也就是说，第一次技术引进虽然没能让中国发展起有市场活力的大化工业，但是让中国拥有了关于大化工业是什么样子的必要的“隐性知识”，这样一来，在第二次技术引进的时候，中国才有了必要的谈判能力和筹码。否则，中国的发展路径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也就不一定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了 O
大化工业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 业是如何靠国家意志推动建立起来的。这些产业属于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但仅靠基础设施，经济是没法获得活力的，真正的活力来自基础设施上面运行的各种生机勃勃的其他经济主体。
中国拥有较为发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和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它们才是我们日常能看到的各种经济活力的基础。它们不是靠国家意志，而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正是它们的勃勃生机，才能反过来让那些基础设施性的产业获得活力，否则，这些重型产业大概率会沦为与来自苏联的第一次技术引进所建成的产业同样的结局一如果光有公路却没有车，公路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同时，如果没有基础设施性的产业作为前提，中国后两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未必能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如果没有公路，车也跑不起来。几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在中国经济当中有着复杂多元的复合性关系，无法被单独拎出来抽象讨论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