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工业经济中,产业秩序是环环相扣的一在此,我姑 且用近代以来的几次工业革命来指代产业秩序。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在初起之际都能获得超额利润,随着技术不断扩散,这个产业的利润率会下降到平均水平。但是,这个产业会构成下一次工业革命核心产业的基础设施或者前提。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其生产能力就是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为前提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中,信息经济的硬件生产是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为前提的。
基于上述一系列分析,我可以对《枢纽》一书做出的“中低 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具有终局性”这一假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世界经贸“双循环”结构的假说I 做进一步的发展,形成“进阶版”的假说。但要强调一下,以下讨论的产业,基本上还是在中低端意义上,高端部分仍然是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不过,世界上大部分产业显然都是属于中低端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重化工业产业要想发展起来,I 需要国 家意志推动,并且,这个产业的效率对市场规模比较敏感。因此,这些产业大致是终局于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电子技术产业又对重化工业有高度依赖性,这使得中国在电子技术产业上同样具有巨大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其中有些环节,尤其是对供应链依赖度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会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完整的产业结构的,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与其他国家形成协作关系,借助其他国家的产业秩序作支撑,发展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很可能就是这种关系——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溢出,而不是转走。
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信息技术产业,还在发展 中,其核心动力是创新。这一轮创新是由两条腿来支撑的:一条腿是技术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自由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法律生态环境,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商业模式1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纺织工业(通常说蒸汽机的使用带来了工业革命,但蒸汽机只是一种新的动力来源,本身并不构成巨大规模的产业),纺织工业至今仍然是后发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时通常选择的第一步。但是纺织工业属于轻工业,它并不构成其他工业部门进行生产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所以这里的讨论就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重化工业开始,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做过多讨论了。
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 优势。
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相比,信息技术的应用彻底摆脱了 空间的限制,完全穿透国界,进而对传统的国际法权秩序提出了深刻挑战。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法律、制度、企业组织形态和社会组织逻辑等发生演化,以适应技术和经济的演化。尝试用政治或法律手段去逆转技术的演化逻辑是无法成功的,反倒会让转型过程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信息技术的运行对物理硬件有依赖,仍然需要重化工业和电子技术产业所提供的硬件制造能力,这些制造业也会随着信息技术的演化,开始改变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
具体观察中国经济中这几次产业革命的发展逻辑,我们会发 现,依托国家主导的力量发展起来的重化工业,作为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很可能不是效率导向,而是特定意义上公共服务导向的。电子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则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依托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它的高速迭代反向拉动了电子技术产业的重构,电子技术产业也会高速迭代,这就要求这两个产业领域的企业都必须有足够高的经营效率和灵活性。而这一点,唯有在市场竞争中拼杀岀来的民营企业才能做到。当然,这里的讨论都是框架性分析,不排除有特定的具体产业不在这个解释框架里。比如,电信运营商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因为它的核心资源通信频段,并不完全由市场来分配。1
综上所述,中国的“枢纽”地位和世界经贸秩序“双循环” 结构这些假说的进阶版就是一种多层级结构。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对于国家意志和市场规模 有着敏感性,中国大致能占据枢纽地位。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则会有一些产业环节(而 不是整个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加在一起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业产业上的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由美国主导,但中国在其 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超大市场规模能带来商业模式创新上的优势。近几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排名里,基本上都是6 家美国公司, 4 家中国公司,这就可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制造环节具备优势。但中国的优势都是处在从属性地位的:信息技术的最核心技术——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还是掌握在美国公司手里;信息技术会推动国际法权秩序发生一系列变迁,进而倒逼很多国内法权秩序、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一系列变迁,而美国在法权规则制定方面有很强的优势。
基于中国(及东南亚)的“枢纽”地位,以及全球经贸秩序 的“双循环”结构这两个假说,我们还可以识别出两种类型的双循环。一种双循环结构与政策无关,纯粹是由中国基于市场过程而形成的一系列比较优势带来的,姑且称之为“双循环A” ;另一种双循环结构是由于政策干预(人为改变特定的要素价格,令中国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带来的,姑且称之为“双循环 B”, 双循环 B 中蕴含着中国的国民福利损失。 1
双循环A 源于市场过程,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民间的动 能,这是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在改革时需要顺应的。各种内外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会对双循环 A 有所扰动,导致它出现某些变形,但随着技术、公司和制造业逻辑等的演化,民间社会的经济秩序演化路径和主权国家的经济一贸易政策所构想的路径,会越来越走上两条分岔的路向。
再来看双循环B 。一旦政策干预撤销了,双循环 B 是有可能 坍缩掉的,所以贸易摩擦有可能改变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双循环 B 真的坍缩,会有助于恢复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对于中国的国民福利是有好处的。
在对双循环做出两种类型的区分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贸 易摩擦及其影响。
基于这一系列分析,我们就可以在新的角度上观察中国的各 种经济政策。从全球角度看来,中国是少有的同时拥有全部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国家。但是不同梯次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经济逻辑,因此,对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解,必须分层次、分位阶地展开。进而,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政策逻辑也是要分层次、分位阶制定的,不能笼统划一。
然而,中国很微妙地处在一种政策惯性的风险中。中国较为 成功地依凭国家意志推动了重化工业的发展,这种成功经验会形成一种政策惯性,让国家本能性地想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也都可以仿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而获得成功。但这无疑陷入了一个盲区,忽视了不同产业秩序有不同的政策需求。
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它对主权国家有着 强大的穿透力。要想有效回应这种技术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挑战,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去国家化的分布式组织技术。重化工业时代的政策逻辑,是根本无法匹配信息技术时代的需求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只需要匹配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就足够了,这种理解是陷入了另一个盲区。中国需要的很可能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加复合性的政策。但这种政策的形成,要基于对不同梯次产业逻辑的恰切理解。
在这种多层次、复合性的政策中,针对第二次、第三次工业 革命产业的政策,更多应该是守成性的。原因在于,这些产业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基础设施,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它们目前多半已落入平均利润率的阶段,虽然能够带来正常的经济回报、提供很多就业岗位,但我们不能期待它们带来太多额外的东西。因此,守成性的政策更加合适,政府在这些领域应当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如果政府在这些领域有着过度进取的政策,大概率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导致国民福利的损失。
而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则应该是更富创造性的。 这种创造性很可能表现为,政府退居幕后,民间力量更多地站到台前。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分布式组织技术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没人能够说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政府更擅长集中式的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技术的演化天然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并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对跨国的民间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为信息技术对国界具有穿透性,新的秩序及新的法权原则的演化生成当中,需要一种有跨国视野的民间力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