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军给我们讲述了当年他从湖北的国有单位南下广东的 故事。
陈志军在1986 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前身）的飞行器制造工艺专业，这是中国顶级的工科高校。毕业后，他进入位于湖北省荆门市的某国有研究所从事研究设计工作。 1993 年，因为偶然的机会，陈志军来到东莞，进入冠威公司工作。冠威给的月薪几乎是他在荆门收入的 10 倍，如此之高的收入当然更有吸引力，陈志军就留在了冠威。
听到这里，我们发现了因为特殊的历史处境而浮现出的一种 人口红利。陈志军受过一流的教育，有着强大的技术能力，但是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的高文化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转化为相匹配的收入。而到内地投资的外资企业是在相对市场化的条件下提供薪酬的。对陈志军来说，即便是从很基础的技术岗位做起,也可以获得远高过在国有单位的收入，所以他愿意沉下心来认真学习。
而对冠威来说，即便给了陈志军比在国有单位中高得多的 薪酬，人力成本也比在香港低很多。而且，陈志军的受教育水平和由此具备的技术潜力，是远远超过在香港能招到的同等职位的人的。陈志军的水准相对于他在冠威任职的岗位，是远远overqualified0 overqualified 是说一个人的水准相对于他的职位来说过高，有些“大材小用”的意思。但我们在说某人被“大材小用”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为其抱不平的意思。而对“陈志军们”来说，外资企业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并不存在需要抱不平的问题，所以“大材小用”在这里并不是个恰当的翻译。可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中文译法，只好直接用英文来表达了。
陈志军与冠威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冠威给陈志军 提供了与自己的受教育水平相匹配的收入，让他获得了一种被承认的尊严；陈志军overqualified 的能力让他虽在基层，却可以获得足够多的关于生产技术的隐性知识，并凭借自己的能力将其转化为对冠威的更大贡献，让冠威获得更好的成长，也能使自己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获得更好的薪酬。
冠威不仅招收到了陈志军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还招 收到了内地不少高水准的技术工人。这些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都获得了远高于内地的收入，他们的能力相对于自己的职位，有很多都是overqualifiedo 他们与冠威一同成长，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就此展开。
冠威也是一面小镜子，折射出一个大时代。内地的非市场经 济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政治原因塑造出来的，它堰塞出了一个高水位的人才库，但没有一个恰当的市场环境让这些人才的能量释放出来。而外资企业进入内地、提供市场化的收入水平与发展机会，使这个高水位的人才库找到了出口，奔泻而下。在一般的市场环境里，也许会有一些个体性的overqualified 的人物存在，但他们很难构成统计学意义。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之下，一个庞大的 overqualified 群体出现了，并在巨大的水位落差下，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这是中国能够出现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前提。
中国的这种人才水位落差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人才红利，外 资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红利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我们通常谈论人口红利，都是在谈论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力成本等要素，却很少触及overqualified 这样一种特殊群体。这是因为这个群体有着太强的历史特殊性，无法作为一个常规性的现象被讨论。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成长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1989年的特殊历史情境又塑造出另一个庞大的 overqualified 群体。那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很多都无法去自己心仪的单位工作,只能服从国家的重新分配。我们采访到的 C 先生，是从华南某名牌大学一个非常“硬核”的专业毕业的高才生，原本已经被一个心仪的单位接收，但是被这一年的大势波及，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被分配到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于是， c 先生索性辞掉这个工作，一咬牙去了刚刚在广东成立的裕元公司。与他一同进厂的，还有一系列中国顶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还很稀罕，顶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更是绝 对的天之骄子。若不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历史情境，他们多半会被分配到政府机关、银行、大企业、大报社等很体面的地方，绝对不会想去一个鞋厂工作。裕元非常重视这些大学生，排工号的时候，不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而是先把这批大学生排起来，排到50 多号之后，才开始排工人的工号。当然，后来再进厂的人，不论什么学历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
这群大学生绝对是overqualified, 并且，他们还有种特殊的情 结。那就是，他们原本对未来有着巨大期待，却被现实狠狠打击，这种落差感远大于陈志军那一批人，所以他们多半还憋着一股劲儿，誓要闯出一条路证明自己。强大的内驱力再加上一流的受教育水平，他们很快就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尽管这 50 多个大学生在工作一年后流动走了一部分，但留下来的二三十个人都迅速成长为裕元内部极为重要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让裕元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高速成长。裕元不过也是一面小镜子，它折射出那个时候进入大陆的很多台湾企业的成长轨迹一 1989 年毕业的那代大学生的特殊历程，令台湾企业收获了一轮特殊的人口红利。
因为政治原因而堰塞出的高水位人才库，在中国形成了两批 庞大的overqualified 人群。适逢他们的发展冲力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时间上发生了耦合，让当时的中国经济奔泻出难以比拟的发展动力。我在倾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不由得想起 40 多年前何彬的故事。经他亲手调制的一把劣质琴，震惊四座，而在这琴声背后，他有多少内心的郁结，有多么渴求心中的绿洲啊！中国在 20 世纪后半段，发生了太多这样的故事。多少生动的灵魂，多少充满力量的内心，都在沉寂中默默地等待机会。一旦突破口出现,澎湃的力量迅速爆发，沛然莫之能御，这会成就多少奇迹。
这种政治因素导致的overqualified 情况，太过非常规，不仅 在其他国家无法复制，在中国本土也无法复制。对其他后发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在发展动力上与 30 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巨大区别。我们在河内访谈到的 JETRO 的会长说越南没有企业家，其背后的机理也可能与此有关。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某种人才危机。在访 谈中，叶仲伦先生和陈志军先生也都在忧虑可能出现的人才断档。他们在30 年前亲身参与缔造的经济奇迹，那种逻辑确实很难被复制，因为历史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中国很有可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形成一大批新的 overqualified 人群。 1999 年，中国大陆开启了高校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迅速上涨。 1982 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为 443 万,到 2015 年达到 1.7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2.4% 。 2010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 70 后人口中有 23.1% 接受过高等教育， 80 后人口中，这一比例提升为 44.8%0 |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结果显示，从 2000 年至 2018 年，美国 25 岁及以上人口获得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数占比仅从 25.6% 升至 35% 。 1 2
可以想见，再过10 年，第一批 70 后开始退休，到那个时候, 中国就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肯定超过一半。这一比例不仅超过世界大部分国家，也大大超过中国的经济结构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于是，会有一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只需相对低教育水平即可完成的工作，他们显然是 overqualifiedo
这群overqualified 的人，跟前两拨的历史逻辑不一样，他们 会对中国经济形成什么样的推动力量，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但是，这种教育水平对于经济发展，肯定会有一种特殊效应。它跟过去的路径不会一样，很可能是新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