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耀眼的火花是短暂的。
1978年，何彬的“右派”身份被“摘帽”，他离开了泰兴， 被任命为哈尔滨歌剧院副院长兼艺术指导。 1983 年，何彬回到上海，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何彬离开泰兴后的活动便不再与溪桥乐器厂有直接关联。
而此时的溪桥乐器厂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获得了生产 整琴的资格，但工厂的运转举步维艰。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生产提琴的技术，毕竟老师傅们的手艺没得说。问题在于，工厂的管理—塌糊涂。
溪桥乐器厂虽然有过高光时刻，但那时太依赖于何彬的个人 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是个乡镇企业。工厂就建在村里，里面的员工实际上都是农民，只不过获得了一个工人的身份，但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些人仍然处在农村的生活空间中,保有以前的行为习惯，而且没有见过城市工厂中那种规范化的工作方式，也就无法按照产业工人式的纪律被管理。
而且，乡村中的宗族矛盾延续到了厂里，厂内派系斗争严重, 厂长本身也受制于派系，难以管理工厂。厂里出了问题，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打架，甚至工人打厂长都不是新鲜事。方圆10 公里内就没人愿意去乐器厂当厂长，勉为其难上任的厂长基本上都干不到一年。连曾在当地统领过 6000 多人的“造反派司令”被派来当厂长，只干了不到半年，就被打了若干次。最终被迫落荒而逃，并痛陈“我宁可回家拾大粪，也不在这里当厂长了”。
但即便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的高光时刻也足以让它 活下去。可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1980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文章强调：社队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在生产和经营上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肯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是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这个层次上提出的。|这样看来，溪桥乐器厂注定是会被淘汰的。
除非，能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出现，挽狂澜于既倒，把它改 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
这个真正的企业家居然真就出现了，他叫李书。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978—2008 ) X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讲到这里，得解释一下何谓“企业家”。企业家和职业经理 人经常会被当成一回事儿，但我们一定得对他们做出区分。职业经理人的职能在于，在给定的目标与规范下，让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转；企业家的职能则在于，勇于冒险，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破坏”，突破旧有的目标与规范，创造新的目标与规范，在质的层面刺激岀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在量的层面简单扩大。
企业家“创造性破坏”这一特征，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 熊彼特率先提出的。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作为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者，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市场经济就是要创造并进而破坏既有的经济结构，这个创造和破坏的过程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竞争实现的。1
但要做到这种创造性破坏，实际上是很难的。任何人在行动 的时候，对于过往的成功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既有的路径让人能够以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方式继续获得成功。但是，这会让人没有能力去创造新的东西，没有能力去回应大的挑战，从而限定了发展的上限。
真正的企业家要做的，就是破坏过去的成功路径留下的行为 规范，敢于冒险，承担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创造出…个激动人心的新愿景，并在此过程中对生产要素进行各种全新的组合。但在完成了创造性破坏之后，必须形成新的规范，才能把创新的
1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成果有效地保留下来。在新规范形成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就会参与进来，去落实新的规范。也就是说，真正的企业家是敢于冒险进行创造性破坏、突破旧规范、形成新规范的人物，而职业经理人是让新规范能够真正发扬光大的一个职业性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甚至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但 企业家身份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创造性破坏而成为企业家，但是当他建立起企业，并开始按部就班地经营这个企业时，企业家的身份就消失了。所以，“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至于什么才算创新，熊彼特划分出5 种类型，分别是： （1） 引进新产品；（ 2） 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 3） 开辟新市场；（ 4） 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5） 实现企业新的组织形式。
完成这一系列关于“创新的指标”所需的勇气和想象力，我 们都能在李书身上看到。可以说，正是基于他的努力，泰兴才能以溪桥乐器厂为基础，真正发展成世界提琴之都。
李书是1980 年 7 月 31 日被任命为溪桥乐器厂厂长的，这时 他已经在厂里工作了 7 年多。早在 1973 年 4 月，李书就进入了乐器厂，成为殷平一的徒弟。由于聪明能干又肯吃苦，李书逐渐受到重用。李书先是于 1978 年被提拔为厂供销科长，负责全厂的生产调度计划，又在两年后当上了厂长，开始了自己作为企业家的野蛮生长之路。
李书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除掉此前靠派系来维系、 靠打架来均衡的企业管理模式。他上任当天就约法三章：第一，不能骂人，骂人的要道歉；第二，不能打架，打架的会被开除；第三，不能偷厂里东西，否则也会被开除。然后，他当场就停掉肆意骂人的车间主任的职，当晚又抓住13 个偷厂里东西的工人，把他们全开除了。
上任伊始烧的这把大火迅速引起反弹。骂人、打架、偷厂里 东西是多少年来大家都默认的做法，凭什么李书上台就要严管？受了惩罚的人纷纷去公社告状，公社领导则找李书谈话。李书提出，除非给他开除人的权力，否则这个厂长他就不当了。一想到乐器厂厂长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接，公社便勉强同意了李书的条件。
李书一上任就打破了工厂持续多年的铁饭碗模式，还迅速整 治了工厂混乱了多年的秩序。创造性破坏就从这里开始。
我问李书：“回顾当厂长这么多年来的经历，你觉得自己的管 理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些部分？ ”
他说：“20 世纪 80 年代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把厂里 的员工训练成真正的工人。除了制定厂规厂纪之外，还逐渐制定了严格的企业生产质量标准，推行定额计件制，实施定额消耗制,等等。”
把传统社会的人改造成产业工人，对于建立现代工厂制度而 言，是非常艰难又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背后还隐藏着很多让人不那么愉快的事实。
依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研究，在西方世界，这样的变化发生 在17-18 世纪。此前的西欧是庄园制的世界，通过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在 17 、 18 世纪之后，有着严格生产纪律的工厂制逐渐替代了庄园制来控制社会。
让人不快的事实首先在于，无论在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工 业社会，个体实际上都是被规训的。这个社会学事实和法理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并存的。但两种社会的规训方式有一个重要区别。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作物的生长是有 自然的生物性节律的，它和人的生物性节律有着某种相关性，所以，传统农业社会对人的规训是潜移默化并且不让人感觉难受的。古人就吟咏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然，从原始的采集社会刚刚进入农业社会的时候，人们很可能也要经历很长时间的不太舒适的被规训的过程，但那种记忆早就消失几千年了。
而现代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工业化的机器生产是主要的生 产方式。机器生产不再受自然节律的限制，可以不停歇地运转，这和人的生物节律大大不同。再加上机器生产逐渐演化为流水线生产，生产中的环节被不断迭代得更加专门化。每个工人只需要完成生产中的特定环节，依照特定节奏做特定动作，配合整条流水线、配合机器就可以了。于是，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规训就成T ：让人变成一颗螺丝钉，让人和机器贴合得更紧密。通过对人的姿势、习惯的训练和规范，乃至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改造，工业社会打造出足够有效率的产业工人，从而令工业生产的效率最大化。
这种规训在一开始是会让人感到非常不快的，以至资方不得 不动用各种强力。福柯曾经展示过一张18 世纪某工厂的作息表，它和当时监狱的作息表差不多。一个工人从起床到睡觉，一天要做的全部事情都被规划在作息表当中。而且，工厂不仅在工作日进行军营化的管理，还在礼拜日规定了更加严格和琐碎的祈祷。这种程度的规训当然会引起工人的反抗，马克思称其为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现代工厂制下规训与反规训的对抗。但当时的政府管不了这么多，它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底层工人的各种反抗，而这种反抗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无序动荡。于是，政府进行大力压制，阶级斗争便又卷入了政治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世界逐渐发展出工会等各种组织以对抗政府和资方单方向的规训。规训方和反抗规训的工人不断互动、冲撞，才逐渐发展出我们今天所见的现代西方社会。
这样一种规训过程，还包含着西方社会从传统身份社会向现 代契约社会的转型。身份社会中有各种不成文的传统道德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给人温情的感觉，但这种方式过于依赖个体性的关系，效率较为低下；契约社会则把人际关系简化为一整套抽象的成文规则，不再依赖于个人关系，效率较高，却让人变得孤立化、原子化。
就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而言，这样一种现代工厂制的规训对于 人的改造是无法绕过去的阶段。规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往往会让人感觉到各种不快。是否有能力消化掉因此而生的各种矛盾，从而相对平稳地度过规训过程，是一个社会能否成功完成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李书先用铁腕手段迈出了将厂里员工训练成真正工人的第一 步，但这只是满足了让工厂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前提，离工厂真能活下去还差得远着呢。
李书接手乐器厂的时候，厂里的总资产是17.8 万元。可是， 光是欠银行的贷款就有 54 万元，外面欠的材料款有 23 万元，内部还欠着工人 8 个月工资一工厂完全资不抵债。李书在把工厂秩序稳定下来后，首要工作就是寻找订单，想法子让工厂运转起来。他最先想到的是上海提琴厂，是的，还是要去那里找订单。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上海，找上海提琴厂厂长协商。可是乐器厂已经困窘到连李书去上海的 10 元路费都拿不出来，他只好回到家
里背了一筐鸡蛋和数十斤小麦到镇上卖掉，勉强凑出了往返上海 的路费，拿回了订单。
问题是，要把订单上的产品生产出来，还得去购买材料，这 笔钱可没法靠卖鸡蛋凑出来。李书想到去公社里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可是信用社根本不理会他的贷款申请。坚持了一周后，李书被迫跑到公社党委书记家，说自己作为厂长，想为厂里借2 万元的生产经费都借不到，只能辞职。
公社党委书记立刻给信用社主任打电话，主任便说明了事情 原委：乐器厂借钱从来就没打算还，现在还欠着几十万呢，所以不能再借。李书马上做出回应，对信用社主任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过去借的从来没还过，这是事实，欠你几十万，这也是事实。但这里面可有一分钱是我借的？如果我借了钱也不还，那你以后一分钱都别再借我！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这次不借我钱，我这厂马上就死掉，之前欠的那几十万你找谁要去？ ”在这样一番软磨硬泡下，公社党委书记又做了些工作，李书才拿到了2 万元的贷款，并且和信用社约定， 30 天后一定偿还。
可是工厂的生产周期远远大于30 天，也就是说， 30 天后， 李书是还不上信用社的贷款的。到了第 20 天，李书开始四处借钱。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四邻，只要人家有几分钱，他都要借出来，还记了整四大页的欠款明细。终于在第 28 天的时候凑出了 2 万元。李书背着一个大书包，到信用社哗啦一下把钱都倒在桌子上，信用社主任点了半天才确认这些一共 2 万元。李书对信用社主任说：“我说 30 天还，现在才 28 天，我 2 万元就都还上 To 所以，未来你是不是还可以放心借我钱呀？”溪桥乐器厂的融资能力，就这么艰难地建立起来了。
从李书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身上那种野 蛮生长的劲头。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还是一种身份社会，改革开放指向 的则是一种契约社会。契约社会的制度前提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契约社会运转的基础则是信用机制一法律体系与信用机制是互为条件的。所谓信用，就是把未来可预期的收益折算到现在并交易出去。而法律可以让人们对于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所以法律也是用来界定和保障信用的履行的，并且从原则上说，可以把信用无差别地扩展到所有人身上。信用机制的运转则会提高经济效率，形成足够的经济资源，以便支撑法律体系实际运转的成本。要知道，现代法律体系的运转不仅仅要有法律文本存在，还需要司法系统、律师系统、诉讼过程等一系列具体载体作为支撑，运行成本并不低。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如果要支撑这种法律体系，往往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是前现代社会通常是身份社会的原因之--身份差异就可以让人们低成本地判断他人的信用基础，但 这种信用基础无法进行无差别的扩展，经济效率就比较低下。
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差异相对容易理解，但在从一种社会 向另一种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还没有成形的法律体系，也就无法形成可靠的信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创设出信用。李书临危受命之际，中国正处于这种转型的过渡阶段，要想在困境中突围，企业家就必须既有冒险精神，又能创造性地寻找办法。阅读那段时期的企业史你就会发现，那一代企业家找到了千奇百怪的办法。这些办法绝大部分都是在过去的规范之外的，也不可能被纳入日后形成的法律规范之中，处在一种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甚至连这么说都不准确。那是一种无法用黑白灰三色来界定的状态，只能称之为“野蛮生长”。
正是这种野蛮生长，让困顿的中国经济获得了腾飞的必要前 提。可以说，那一代的企业家，有很多都真正配得上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称呼。理解那一群人，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成长的必要一课。
经过李书的艰难努力，乐器厂逐渐活了过来。到1980 年 12 月底，完成了 20.67 万元的销售额，乐器厂的经济效益从过去全公社的倒数第一一跃成为正数第四。不过，这只能说明李书有能力打造出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乡镇企业。接下来李书更是用 30 多年的时间，真正展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家的眼光与魄力——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厂，并让泰兴成为世界提琴之都。
李书的成功所依凭的要素以及他所做的努力，实在太多 To 我仅从自己的研究关注的角度出发，提炼出他赖以成功的“三板斧”，分别是：顺应政策，发展产业供应链以及走向全球市场。
先看第一板斧：顺应政策。
在访谈当中，李书不断强调，“我要发展企业，最重要的是 要顺应政策。我会不断关注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每一次都要抓住政策，让企业最先吃到这个政策红利，搭上顺风车，顺势发展起来”。
1983年 1 月，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的通知，充分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农业生产领域拓展到社队企业经营领域，在社队企业试行厂长（经济）承包责任制。顺应这个政策，李书在溪桥乡 1 的 11 个乡镇企业中率先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和车间主任承包制，同时在工厂内部推行工时定额和耗用定额承包责任制。同时推行三种责任制的做法，在当年就取得了很大成效乐器厂的经济效益一下跃升为全乡第一。
1984年，为了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优势和城市企业的
1 1982年 12 月 10 E1 , 第五為全 B） 人民代表天会第五次会议決定"改社为乡"。到 1985 年，人
艮公社全部解休，乡续畫新成为我国靈基层的玫权组织。泰兴于1983 年 3 月开始"改社为 乡”的基层改車，于当年 9 月底全部克成。
技术优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了走城乡经济联合之路 的号召，鼓励城市的工厂与乡村的工厂形成经济联合。李书立刻抓住这个政策先机，决定想法子让溪桥乐器厂与上海提琴厂结成紧密性联营。当时，全国与溪桥乐器厂竞争的还有12 家乡镇企业。为了体现岀自己的优势，李书继续强化工厂的三种责任制，并且把小提琴的生产过程详细分解为 183 道工序，保证生产的规范性。与此同时，他还争取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建起了溪桥第一座三层高的生产大楼；又想方设法把上海提琴厂的人邀请到溪桥考察，并做了详尽准备，要用自己工厂的专业性打动对方。这一系列努力最终让溪桥乐器厂从全国 13 家乡镇企业中脱颖而岀，成为上海提琴厂的合作伙伴，双方达成了为期 10 年的联营协议。 1985 年 3 月，“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挂牌成立。联营第一年，泰兴分厂就实现了 206.7 万元的销售额，经济效益位列全县第五。
在1994 年年底联营协议到期之时，李书管理的泰兴分厂已经 跻身全国提琴企业的 10 强。这时，李书又关注到国家“走工贸联营发展企业”的号召。他认为，自己的企业已经具备大批量生产的能力，而今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因为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销售渠道，才能实现产销接轨。 1993 年，李书与上海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兰生外贸公司）签订了 10 年的工贸联营协议。当年 11 月，工贸联营的沪泰百思乐乐器厂挂牌成立。
1996年，为了适应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国家 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李书再次抓住政策风口，与美国 AXL 国际乐器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实行中外合营，让企业有机会扩展到国外市场。当年 10 月，溪桥乐器厂改制，更名为泰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凤灵顺应国家政策，成为首批获得企业自营出口权的公司，至此，凤灵提琴便开始成规模地走向世界。
我们可以从溪桥乐器厂逐步发展为泰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的 过程中，看到李书对于国家政策的灵敏把握。泰兴小提琴业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李书的经营管理能力，但也靠他成功借助政策的风口不断放大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带来的效应，才能一次次实现跃迁。就像在空中盘旋的大鸟，虽然它很善于飞翔，但同时也要善于寻找上升气流——借助气流的推动，无须费多少力就可以飞得很高。
然而，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是否有意义，在经济学界有着很大 争议。依照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产业政策往往会通过各种补贴或政策扶持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低下。更糟的是，错误的产业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灾难。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仅仅作为守夜人或裁判员，不下场比赛，而是让市场自发地运作，这样经济自然会繁荣起来。这种经济思路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那里。
对于18 、 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这些先发国家来说, 这种对产业政策的理解是合理的。这些国家作为先发者没有任何对象可供自己学习，也无从设定具体的目标，只有让企业在自由市场中自发地去尝试、去冒险、去失败，政府只提供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发展起来。
但产业政策对后发国家的影响，还需要另做分析。后发国家 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保加利亚、乌拉圭、突尼斯等没有太强文化追求的小国。它们没有什么经济以外的追求，也就不需要产业政策。并且，由于它们的经济实力太弱，产业政策实际上无法起到什么作用。另一种是类似德国、日本、中国等有着较强的文化追求的大国。它们有着经济以外的追求，因此想要尽可能地保障自己的经济不会陷入某种依附性状态。它们还有先发国家作为对标对象，能比较清晰地知道自己在经济上想要实现的目标,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在它们看来就是产业政策。再加上它们的经济相对较强，产业政策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至于在什么方向起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
后发国家要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发展，这种经济思路可以追 溯到19 世纪前期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那里。1 李斯特
1参见［徳］肅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洽经济学旳 BI 氐体系》，陈方败译，商务即书 W 1961 年版。的直接论敌就是亚当•斯密，他抨击斯密的理论是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斯密只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出发，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只有当各国都处在持久的和平关系中，国家仅仅提供法律平台，其政治和经济影响都近乎可以忽略的情况下，斯密的理论才可行。李斯特认为，这种理想主义状态是靠不住的，一旦战争打起来，还是得靠国家。考虑到这一点，仅仅从个人和世界市场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不现实的。
但是，李斯特并不否认市场的作用。他完全承认市场是配置 资源最有效率的手段，也认为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是提高人类整体经济效率的办法。可一旦考虑到国家这个层面，李斯特就更重视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是以谁为中心展开的。如果各国都依照斯密的理论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结果会是，英国将永远作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其他国家只能沦为龙套陪着英国玩，这是这些国家所无法接受的。
所以，李斯特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方案。既然当时的德国跟英 国等发展起来的国家相比，比较优势只在农业上，那就先进行自由贸易，通过农业积累起足够多的资本，这是第一步；之后进入第二步，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用积累起来的资本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等工业能力发展起来了，再进入第三步，恢复自由贸易。这时候，德国就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的话语权，甚至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这就是李斯特所说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路数，产业政策的基本思路就在国民经济学中被孕育出来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是精准的，产业政策确实会经常扭曲 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到原本不会去的低效率领域。但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并不是经济中唯一要考虑的要素，国民经济的自主性同样需要关注。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有些投资规模巨大的行业，比如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也是经济获得自主性的基础条件。它们在先发国家已经是成熟产业，进入低利润水平的阶段。依照自由市场的逻辑，后发国家便没有机会发展起这些产业了，除非通过产业政策的扶持。在这种意义上，对于那些有大于经济领域追求的后发国家来说，产业政策带来的低效率是可以忍受的代价。
然而，倘若不是针对这种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行业，连后发 国家都不应该实施产业政策，因为它会造成国民福利相当程度的损失。
但这些都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的，对于微观的具体企业 来说，如果能够顺应宏观层面的政策，踩住风口，就能够飞得更高。当然，这个风口是否可持续，也就是说，特定的产业政策本身到底能走多远，以及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风口，不是企业能决定的。企业的经营者能做的，只是敏锐地意识到风口的存在，知道如何赶上它，并且尽快在风口结束前吃到能吃的红利。
产业政策最终是否成功，并不直接决定具体的企业家的成败。 李书顺应政策的一系列努力，就是非常好的例证。
再来看李书的第二板斧：发展产业供应链。
按照我们常规的想象，小提琴制造业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工匠 手艺的行业，似乎很难被供应链化。但实际上，高端琴和中低端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高端琴对于制琴师傅个人能力的要求极高,每一把琴都有特殊的灵魂，一系列的细节都要靠难以传授的、多年积累的经验来把握，确实没有办法被供应链化。但是，市场上对高端琴的需求很小，它更适合用奢侈品的市场模式来运营，而不适合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来运营。
中低端琴的市场需求量则很大，追求的也不是个性化的差异， 而是标准化的质量控制。所以，它对师傅个人手艺的要求就不那么高，而对生产流程的品控要求很高。因此，中低端琴的生产就可以供应链化，并形成规模化生产。泰兴当地虽然也生产高端琴，但它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无可匹敌的优势；而在可以规模化生产的中低端琴上，泰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提琴之都。泰兴能做到这一点，和李书的努力有着很大关系。
李书在1984 年想法子与上海提琴厂搞城乡经济联营的时候， 便依照工业化的逻辑把小提琴的生产过程给一道一道细化成了 183 道工序。在做工序细化的时候，李书很可能只是想要尽力把生产过程标准化，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想过供应链的问题。但标准化的努力里面已经发展出供应链网络的可能性了，因为形成供应链的前提就是工序必须被标准化。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溪桥乐器厂的发展孵化出一系列小厂， 它们为总厂生产配件。后来，这些小厂发展成彼此互为配套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网络。到今天，制作小提琴的工序也从李书一开始确定的 183 道发展成 197 道。每一道工序，小到音柱马桥，大到琴头面板，都有高度专业化的厂家生产，人们可以在泰兴非常便宜又高效地找到生产整琴所需的任何部件。这种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使得泰兴在中低端提琴生产领域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无人能敌。这是泰兴能成为世界提琴之都的一个重要基础。
最后，来看看李书的第三板斧：走向全球市场。
前文提过，1996 年，溪桥乐器厂和美国 AXL 国际乐器有限 公司合作，组建了中外合资企业泰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后发展为凤灵集团 ）o 到 1998 年底，凤灵集团 60% 的产品通过美国 AXL 公司销往美国市场。
打入世界市场之后，凤灵在人力成本方面的一系列优势就充 分体现了岀来。再加上生产环节的优化能力比较好，其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也凸显出来。凤灵由此迅速击败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中低端提琴生产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提琴企业。而庞大的世界市场也反过来刺激着凤灵集团。由于每年的订单量足够多，很多配件都可以单独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凤灵集团内部就涌现出大量的创业者，他们自己跳出去做独立的专业化小配件厂。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大大提高了效率。183 道工序在此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又支撑起很多新成立的中小规模的独立提琴厂，它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生态网络。 真正让泰兴成为世界提琴之都的，不是具体的某一家企业，而是这个整体性的产业生态网络。其他提琴厂要在竞争中击败泰兴的某一家提琴厂也许并不难，但要想击败整个网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实际上，李书的前两板斧都是以第三板斧为依托的。如果不 能走向全球市场，始终只盯着国内市场，也许他还是可以做成个不错的提琴厂，但永远不可能支撑起庞大的供应链，让泰兴成为世界提琴之都。而如果不能走到这最后一步，一开始对于政策的各种顺应就只能是一时的风光，最终还有可能因为对于政策的过度依赖，而令企业在政策转变时轰然倒塌。
到此，我想再讲讲产业政策。很多后发国家都尝试过制定产 业政策，但大多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取得了成功。这一小部分成功的，都有个基本特征——其产业政策都是出口导向的。反过来说，走进口替代道路的都失败了。
原因在于，进口替代的策略是用关税来保护国内不成熟的产 业。那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的产品价格一定是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自然没有出口竞争力，只能在国内市场发展。而本国的市场规模压根没法和国际市场相比，也就无法支撑这个产业发展出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并且，由于有关税保护，这个产业没有竞争压力，也不会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长此以往，就越发没有存活能力，只能靠政府不断补贴才能撑下去。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出口导向的策略则意味着，企业必须到国际市场中去和所有 人一块儿竞争。一方面，这会逼着企业提高它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有机会发展起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最终真正发展起来。
说到李书走向全球市场的这第三板斧，还必须要提到海外华 人网络。我们从访谈中得知，美国的提琴市场跟欧洲的提琴市场在渠道上有个很大区别。欧洲提琴市场的分销商多半都是当地做这个行业的世家出身，他们的分销网络都是一代代留传下来的。中国企业想要进入，成本比较高。而美国的分销网络则不是被这种传统世家所垄断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海外华人建立起来的。李书最初合作的美国AXL 国际乐器有限公司就是由一个海外华人建立的。中国企业要想进入，难度就低得多。
正是靠着海外华人的网络体系，李书才能够相对迅速地建立 起海外分销网络，让凤灵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局面。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与海外华人网络在各种层面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海外华人网络所带来的资金、管理经验、生产经验、市场渠道、国际视野等一系列资源，都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泰兴小提琴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何彬的故事让我们看 到，在压抑环境中饥渴的心灵能够迸发出多么大的创造力；李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种创造力借助企业家精神，能够转化为多么大的生产力；企业家精神又让我们看到，利用好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能够打开多么大的想象空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这些要素的多重耦合下，才成为可能的。
李书的企业家精神是整个故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最让我 受触动的还是多年前何彬在昏暗小屋中的那一曲琴声。琴声中满是对被压抑许久的精神需求的彳顷诉，这是在精神上获得被承认的尊严的需求。那一曲琴声之所以给青年徐小平带来了那样大的震撼，也是因为徐小平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内心充满对精神世界的巨大渴望。现实与内心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张力，令人们渴求一个突破口将其释放出来。一旦这个突破口出现，人们会爆发出巨大的激情，这种激情又会外化为经济发展最强大的驱动力。我们完全不必因此而感激当年的压抑，但要感激那些经受压抑却不愿就此沉寂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