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读大学的徐小平站在学校演奏 厅里，听到耳边响起那段他已经烂熟于心却始终不知道名字的音乐，还是会想起在家乡泰兴镇那个昏暗的夜晚。
那是在1974 年的“文革”时期，刚刚进入青年时代的徐小平 在长江边上的泰兴镇彷徨着。八个样板戏、一身绿军装，日复一日地喊口号，徐小平本能地觉得人生不该是这个样子，但也说不清自己想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能感受着没来由的苦闷。即便家里有人是镇上的领导，他算是个地方的“小贵族”，能够经常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即便凭借着跟表姐学到的拉手风琴的手艺,他成功进入了新组建的泰兴文工团，不用上山下乡一一处境看上去比同学们好不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仍然面对着一种几近沙漠的文化生态。对于徐小平这样有着强烈精神渴求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生活虽不算残酷，却也无法忍受。
在徐小平加入文工团的第一个春天，3 月的泰兴乍暖还寒， 苦闷的他在晚饭后来到朋友的房间里。一个拉小提琴的高大身影,就着 20 世纪 70 年代特有的昏黄灯光，毫无预兆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一并闯入的，还有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
已经是著名投资人的徐小平，坐在我对面回忆几十年前的那 一刻所受到的精神冲击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动情地描述着深深刻在脑海中的各种细节。“他身材高大，1 米 85, 是个快 200 斤的大胖子，眯着眼睛，耸着肩膀，伴随着旋律，他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音乐似乎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迸发而出。”那一刻的震撼太过强烈，徐小平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青春期心灵的颤抖”。他说：“我后来到音乐学院听过无数遍各种版本的《小步舞曲》，这是古典音乐的入门曲之一。但我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青春期心灵的颤抖，无法感受到何彬用琴弦阐述的贝多芬的灵魂。”
何彬就是在房间里拉小提琴的高大男人，他当时因为“右派” 身份被下放泰兴镇，担任泰兴文工团的指导老师。此前的何彬可是中国音乐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他曾是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乐团民乐队队长，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词作者之一，是歌曲《东方红》的词作者之一，也是中国顶级的弦乐演奏家。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此时正困居在泰兴镇的一个小屋里，满腔的抱负与愤懑，从琴弦上倾泻而下，柔和的旋律中充溢着巨大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确实会让徐小平感受到灵魂的颤抖，因为那时的何彬与贝多芬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老师和音乐了，而是渴求太久的一片绿洲。
正是这一晚的震撼，让徐小平找到了慰藉自己灵魂的良药， 也让他开始窥见古典音乐的堂奥。之后，他通过各种办法搞到一些黑胶唱片，在家里反反复复地听，感受古典音乐之美。唱片中的很多旋律徐小平都已烂熟于心，但遗憾的是，唱片封面上都是俄文，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也就一直不知道这些音乐都叫什么名字。直到若干年后恢复高考，徐小平有机会就读中央音乐学院，在演奏厅里再次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时，他问身边的人：“这首曲子叫什么呀？ ” “这叫《天鹅湖》。”
多年前的徐小平还不知道，就是这个叫何彬的男人，开启了 泰兴下辖的溪桥乡 1 作为世界提琴之都的序曲。当时的何彬像一颗孤独的星星，在小镇上给徐小平、张明、赵晋成等文工团中的一众青年人照亮了精神绿洲，并让他们在多年后找到了各自事业的成功之路。40 年后，这个小镇拥有各类提琴生产企业共 220 多家，年产各类提琴产品 70 万把，提琴产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70%,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30%o
溪桥乡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长奇迹的缩影。
折射出中国人在困顿处境中的生存挣扎与精神追求，初露生机后 企业家精神的野蛮生长，国家政策的宏观效应，全球秩序的格局演化，乃至海外华人网络的经济意义……地缘、业缘、血缘等各种要素的耦合及其对于经济的交错影响，都掩映其中，促人深思。
但故事的起点实际上比何彬要早得多。|
泰兴市（ 1992 年之前叫泰兴县）是江苏省中部泰州市下辖的 县级市，地处长江北岸，临近上海、南京，是苏中的门户，也是今天江苏省直管县的三个试点之一。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兴县下辖泰兴、黄桥、溪桥在内的 12 个乡镇，其中泰兴镇是县政府所在地，溪桥乡位于泰兴镇以东 20 公里，黄桥镇位于溪桥乡以东 2 公里。
泰兴号称“木匠之乡”，历史上当地人就有学木匠手艺外出务 工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前，人们不能自由迁徙，仍有2 万多泰兴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做木匠。在 20 世纪前半段，对泰兴人来说，外出务工的首选肯定是上海。有一些泰兴木匠就在上海学习制作小提琴——小提琴对于木匠手艺的要求很高，他们学起来还算得心应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陆续成立了一些提琴厂，其中比较大的一家叫作仙乐提琴厂，后来改名上海提琴厂。这些泰兴木匠成了其中的提琴制作师傅。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城市在大饥荒之后也 无法养活那么多工人。于是，国家在全国范围实行精简职工的政策，把很多工人下放回原籍的农村。上海提琴厂也下放了一些熟练工人回乡，在江苏一共下放了 6 个人，其中有 2 人是泰兴溪桥公社|的，他们是殷平一、殷伯长。
由于离开农村太久，这些人对农活已经非常生疏，无法再靠 务农养活自己。于是，殷平一和殷伯长就不断地返回上海提琴厂讨生活。经过多年努力，上海提琴厂勉强答应，让他们在原籍帮提琴厂做小提琴配件。殷平一擅长做琴头，0.5 元一个，殷伯长擅长做琴弓， 1.1 元一把，原料由厂方提供，产品也由提琴厂包销。听说这两个人有了饭吃，下放江苏的另外几个人也去找上海提琴厂，提琴厂索性让他们都到溪桥公社去做配件。
于是，1968 年，原本以烧窑为主的溪桥公社综合厂以这 6 个 人为基础，成立了一个乐器组。这里是木匠之乡，乐器组很容易就招到了一些学徒。到了 1970 年，乐器组已发展到 20 多人，年产值达到 3 万元。世界提琴之都的胚芽就在这个砖窑厂里萌发了。
1971年，乐器组从砖窑厂里独立出来，正式挂牌成为泰兴县 溪桥公社乐器厂（下文简称“溪桥乐器厂”），但主要业务仍然是给上海提琴厂做配件，自己并不能生产一把完整的小提琴。这倒不是因为溪桥乐器厂不具备生产整琴的能力，实际上，以厂里师傅们的能力，做一把整琴是绰绰有余的。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国家没有把制作整琴的计划发给你，就没有相应的原料下拨给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能服从国家安排，继续做配件。
但厂里的师傅们很不甘心，总想着要做整琴出来。上海提琴 厂负责向溪桥乐器厂调拨原料的负责人，是新中国成立前从溪桥乡走出去、在上海学会制作提琴手艺的。他很想帮溪桥同乡一把,便想办法在上海提琴厂剩下不用的可以做整琴的次品料当中挤出了一些，随同其他计划内的原料一并发了过去。手巧的师傅们，就用这些次品料，做出了一把完整的小提琴。不过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把提琴的质量非常低劣——问题不在于师傅们的手艺不行，而是原料太差。
但他们不知道，一位顶尖高手即将来到厂里，那就是何彬。
何彬此时已经郁郁不得志很多年了。他在1958 年被划为“右 派”，被解送到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接受改造； 1964 年，一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四清运动”使何彬在黑龙江农场都待不下去了，他彻底失去了工作籍，以游民身份回到了上海家里； 1967 年 8 月，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下，何彬再一次被下放，回到了泰兴县黄桥镇老家。 1973 年，是何彬被下放回乡的第 6 年。他被安排在溪桥以北的元竹乡张岔大队务农已有多年，但不谙农活，也挣不出工分，只能靠朋友私下接济生活。这期间，何彬也曾因为知名音乐家的身份多次被“上面”借调，光是为泰兴县就创作了 10 多部音乐作品。但借调完之后，他还是被发回乡下继续务农。
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何彬借钓鱼解闷，却意外地结识了一 位钓友朱德忠。朱德忠是溪桥乐器厂的第一任厂长，在知道了何彬显赫的音乐背景之后，立刻把何彬请到厂里来担任艺术指导。
何彬非凡的才华很快就得到了展现的机会。
1973年下半年，苏州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提琴制作比赛，何 彬拿着溪桥乐器厂用次品料做出的那把提琴来到赛场。这把琴的外观看上去寒畛得不行，也没有资格参赛，幸好大赛的评委会主席是何彬当年在上海的老友。在何彬的苦苦哀求下，赛会专家们勉强给了个面子，这把次品料琴才有机会被演奏了一下。
何彬毕竟是何彬，缺的只是机会。经过他精心调试的这把次 品料琴，一经试奏，技惊四座，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打听这把琴是哪里生产的，此前寂寂无名的溪桥乐器厂一下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乐器厂终于获得了生产整琴的资格，还有了属于自己的提琴品牌 向阳牌。
困顿处境中，师傅们的生存挣扎与何彬的精神挣扎，以一种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碰撞，激发出耀眼的火花！
在这种种不甘的挣扎中涌动着的是被压制许久的精神力量, 是后来中国经济能够成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强烈的向上的精神动力，中国经济成长的效率是很难被期待的。我们不应感谢那种压制，但我们应该感谟f 那些经受压制仍不甘挫败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