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一

—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一

泰兴作为世界提琴之都，只是一个有趣的案例，中国有太多 这样不在人们视线之内，却在特定领域里牛气冲天的小镇。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个帖子，里面提到了一系列这样的小镇。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鄢部镇，生产了全世界近1/3 的吉他；全世界将近 1/3 、全国将近一半的泳衣，都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生产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情趣内衣；浙江省衢州的江山市，生产了全国 1/3 的羽毛球，并供给全世界;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 85% 、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卷尺；江苏省南通市占据了全国近 50% 、全世界 25% 以上的家纺市场；浙江省诸暨市占据了全球 73% 的淡水珍珠市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 60% 的酒店用品；江苏省丹阳市生产了全国 75% 以上、全球 1/3 以上的眼镜；深圳市大芬油画村生产了全国 70% 以上、全球 40% 以上的装饰用油画；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 70% 的打火机……

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有太多东西都超出了我们的 想象。

也许你会质疑，前面列的这些都是低技术产品，没啥了不起。 但是你想过这件事情吗？你在淘宝上花三四元就能买到5 米长的钢卷尺，去除掉各个环节的利润之后，这个钢卷尺的生产成本大体上不超过 2 元。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 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进入21 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计算机,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各种具体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相当于我们看到各种应用软件在这个计算机上跑分。在跑分的软件既可能有最简单的扑克牌小游戏，也可能有庞大的数据库软件。但无论什么软件，在强大的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支撑下，都会有出色的表现。

平时我们讨论问题，最关注的往往是各种应用软件，而忽视 了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但不要忘了，应用软件之所以能跑出很高的分，绝不仅仅因为这个软件本身设计得当，它更需要底层的一整套系统来支撑。

所以，泰兴小提琴制造业的案例，以及其他一系列牛气冲天 的小镇的案例，反映出的并不是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或一个系统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已经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低技术行业仍然保有了超强的成本控制能力。这种强大的竞争力，更能反映出体系本身的力量。这个体系当然不可能脱离开世界独自运转，它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当中才能存活。但反过来，我们不能光看到世界经济秩序，而忽略了中国经济本身演化出的这个体系。否则，对于问题的判断就会出现差错。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低技术行业挪到高技术行业，你就 更能体会到中国体系所具有的独特力量。1

高技术行业首先^^赖于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创新 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创新的激励、对人才的吸引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

1下而所计论的内容，相当部分在抽著《枢纽》（广西师范天学出肢社 2018 年版）妗第七幸申 已有更滦入殆计论，送亘只是做 T-* 提纲孚领的框架性计论。很有趣的一点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必须结合中国大规模制造的能力，才能把创意真正产业化。这个趋势简单化的表述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1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趋势，是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转型紧 密相关的。而这个转型的首要拉动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创新经济的转型。

在美国经济中，以往的创新都是掌握在大公司手里的、硬核 技术层面的创新。但是由于美国在1980 年通过了《拜杜法案》,对于科技发明的知识产权做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直接后果是，刺激了小公司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大公司反倒不再有这方面的优势了。

今天我们知道的很多特别酷炫的技术，其实都是在特定领域 里拥有独门绝技的小公司里开发出来的。小公司再把技术卖给其他公司用来开发产品。比如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就是购买那些小公司开发的技术，然后整合出新产品的。对那些小公司来说，最优策略不是自己去进行整合，而是吸引更多的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才是它们真正的比较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公司能做各种产品上的创新，但是由

1感谢王煜全先生在这 A 问题上与我的多次探计，他用天量的案例帮助我舷■证并进一步克善了 相关思考，尤其是他在《拜杜法案》上的计诰，对我有重要启发。于没有垄断技术，就没法阻止其他人来模仿自己；而有技术的小公司希望吸引更多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大公司的产品创新。

由于大小公司在创新上的不同运作逻辑，最终的结果就是， 很多市场占有率很大的大公司，它们的创新不是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产品层面的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产品创新就是观念创新。而观念创新无法杜绝被模仿。因此，大公司只能从追求技术壁垒转为追求速度壁垒，让自己创新的速度比别人快，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为了确保创新效率，这种类型的大公司就必须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岀去，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因为只要把生产流程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得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会严重拖累创新效率。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大规模外包需求 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的，脱离世界大势就无法获得解释。

而中国承接外包的强大能力的奥秘，就在前文所说的庞大的 供应链网络上。

外包的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 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变，下游的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适应变化，但是如果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本身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没法同时实现。

中国则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 阶上同时实现了。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到作为极为基础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被拆解得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每个中小企业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无数个中小企业就有了无数种形状的乐高积木，这些企业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它们生产的产品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组合在一块，拼搭出各种东西来。

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中小企 业不断动态重组的配套关系令整个网络有了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不是谁计划得出来的,而是在市场过程中自生地演化岀来的。中国加入WTO, 更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则加快了供应链网络演化的速度。

这些中小企业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民营中小 企业，而非国企。那国企在这个供应链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国企应该作为让供应链运转起来的广义基础设施存在，提供交通、通信、原料供给等基础服务。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广义基础设施，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而广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一种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出现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完美理解，但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当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让中国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看，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完美的、理想的市场经济，一如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大宗商品是其他产业能够市场化运作的基础。

所以，我们对于国企的关注角度应该是，它们是否会越岀自 己作为广义基础设施的定位，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应该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领域当中去。中小型民营企业所组成的供应链网络，毫无疑问属于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领域，也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最有效率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成长起来，这些领域是国企不应涉足的。

我们在分析供应链网络时，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就 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就越深，效率也就越高；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弹性就越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供应链网络的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

在未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迁的前提下，这种转移差不多是终 局性的，就是说进得来出不去。除非是对供应链需求很低，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的产品，比如玻璃、水泥等。这类产品适合在靠近市场的地方生产，因此能够从中国转移走。

但这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有可能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 亚国家。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是转移，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无法与中国相比，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既有的一些研究也支撑了这一假说。依据世界银行在2007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品主要是零部件与半成品。|这种贸易只有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才有意义，网络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终端产品。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的外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各种互 相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既然如此，中低端制造业向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以外的地方转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实际上，如果动态地看全球贸易品结构数据，我们会发现,

1 Mona Haddad, "Trade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The Role of China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60, 2007.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的经贸格局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而是形成了以全球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以全球为单位的、生产工序跨国分工的格局。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贸易中 70% 是成品贸易，各国彼此间的需求更多还是在贸易层面的；到 2010 年，国际贸易中 40% 是成品贸易， 60% 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贸易；到 2018 年，国际贸易中 70% 以上都是中间品贸易一这就意味着，各国之间已经是在生产环节上相互需求了。 2 中间品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近些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差不多是每 5 年翻一番。

在这个背景下，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过程让西方国家越来 越去工业化，这会不断放大它们在创新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直接表现为西方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规模放大。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中国通过联合起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产网络而获得这种优势。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

中国 3 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之间形成一 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由于产业结构的落差，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很难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它们必须得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中介。由此，全球经贸就形成了一种“双循环”结构。中国处在连接两个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位置，中国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说得更准确些，很可能是中国与若干东亚、东南亚国家加在一起，构成这个“枢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双向影响的结果。世界经济转型的大 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经济反过来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引发国际经贸形成一种“双循环”结构（见图1-1 ） 0

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仔细的话，会发现在横向的“双循环”结 构之外，还存在一个纵向的“双层循环”结构（见图1-2） 。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双层循环”当中的上层，覆盖在各种类型的实体经济循环之上；“双循环”则是在全球资本循环之下的、有某种从属性质的实体经济循环。对这样的纵向、横向多元复合的全球经济循环结构的把握，是我们真正理解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

在这种多元复合结构的视野下，我们还会发现，世界经济真 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双层循环”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文谈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只有量的扩张。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迟早会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困境。基于前文的分析你会知道，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创新经济拉动起来的。

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整辆车才能跑起 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深远影响——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会遭遇挑战，国际经贸秩序以及很多国家的内部秩序也会出现失衡。今天我们看到的贸易摩擦等问题，其根源也都在这里。

先来说说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的挑战。

以WTO 、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中心发展出 来的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之前设计出来的，最晚成立的 WTO 出现在 1995 年， IMF 和世界银行是 1945 年成立的。而中国经济在这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全球经贸结构。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治理秩序和它要治理的对象之间已经严重不匹配，由此会引发一系列在现有机制下不易处理的贸易冲突。这些冲突也会引出世界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它们希望中国做出一系列改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理解这些要求，而仅仅是做出比较强硬的回应的话，就会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困境。

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进入去工业化的 阶段。历史上，新的工业中心崛起的时候，老的工业中心会出现传统产业衰败、工人失业的现象，社会问题由此产生。但是，过去的发展节奏不像今天这么快，新老工业中心的交替可能是在四五十年间完成的。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两代人完成交替，这就意味着，老的中心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把失业人口消化掉。而中国经济崛起、美国传统产业衰败，发生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令美国来不及消化失业人口,这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不只美国这样，欧洲国家的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 境遇。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再加上它们的国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当地的秩序就会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这些失衡会进一步引发各国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和一些非西方国家都有一系列支持民粹主义的领导人被选上台，其实都是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的政治反映。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双循环”结构对国际经 贸秩序冲击的一个表现。而美国之所以手上能有特别多的筹码，原因之一又在于它处于“双层循环”中的优势地位。

“双循环”结构给全球经济秩序带来的挑战已经越来越不容忽 视。不过，任何挑战都同时是机遇。要把握住机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挑战。

在前述大背景下，再来观察当下的贸易摩擦，就有两个值得 仔细探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力图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摩擦、 高关税的手段，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是否做得到？我基本上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跃迁之前，就制造业流程而言，中国庞大供应链网络所具有的规模效应是无法被超越的。2019 年 9 月，一部名为《美国工厂》的纪录片在网上发布，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主持拍摄的纪录片，主要讲的是 2014 年赴美办厂的福耀玻璃集团这些年的起伏经过。从片中可以看到，即便是玻璃这种对供应链没有什么需求、对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原则上可以从中国迁厂的产品，向美国的迁移过程实际上都非常艰难，更何况其他对于供应链有需求的产品。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值得面对的，就是在贸易摩擦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迁移，是否将在实质上颠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2019 年以来，随着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讨论，都在说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极大地受益于贸易摩擦，经济在飞速发展。由于这些国家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成本便宜，大有机会崛起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在这样一种焦虑的氛围中，似乎我在《枢纽》一书中所谈到的“双循环”结构即将坍塌，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枢纽”地位也很难保持得住了。

未来真会是这样吗？

尽管从理论推演上看，我不认为中国能够被替代，但我在 《枢纽》一书中也提出，“双循环”结构要想延续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在内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外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秩序。

贸易摩擦是否会让这些理论前提全都坍塌？是否会让中国经 济的辉煌不再？

要回答这些问题，急需到越南实地考察一番。

于是，我和研究团队的同人一起，在2019 年夏天踏上了越南 考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