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1978年，保加利亚异见作家格奥尔基·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在伦敦死于著名的“雨伞刺杀”[1]。在他死后，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写就的回忆录出版。在此书中，他讲述了战后时期极具标志性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他的祖国，但也发生在全欧洲。里面有一段涉及他的朋友的对话，他的朋友曾经因为质问插队买面包的共产党官员而被逮捕，问话者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民兵军官：

民兵队长问道：“现在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

K思索片刻，回答道：“我确实不知道，我不认为我有任何敌人。”

民兵队长提高嗓子喊道：“没有敌人！你的意思是你不恨别人，别人也不恨你吗？”

K回答道：“据我所知，没有。”民兵中校突然喊道：“你在撒谎！”民兵中校从椅子里弹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竟然会没有任何敌人？如果你没有敌人，你肯定不属于我们的青年，你不可能是我们的公民！……如果你确实不知道如何憎恨，我们会让你学会！我们会以很快的速度让你学会！”[2]

在某种意义上，故事里的民兵队长是对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其实不可能没有任何敌人。几乎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更能说明战争的道德遗产和人性遗产了。在整个地区沦为废墟后，在3500万人惨遭屠戮后，在无数次以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私怨为名义的屠杀后，欧洲大陆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承受过某种程度的丧亡之痛、不公之苦。每个国家都经历过漫无目的的战斗，如保加利亚经历过政治骚乱，经历过与邻国的暴力争端，经历过纳粹的胁迫，最终经历新兴世界大国的入侵。置身上述所有事件中，人们对敌人心怀怨恨，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实际上，各方领导人和宣传人员，足足用了六年时间来助长仇恨，以此作为追求胜利的必备武器。当这位保加利亚民兵队长恐吓索非亚大学的年轻学生时，仇恨已经不仅仅是战争的副产物，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仇恨已经上升为责任。

战争结束后，人们有许多许多理由不再关爱邻人。如果你是德国人，你就可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辱骂，如果你曾经与德国人合作，你的处境也可能同样糟糕：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报复行为都针对这两个群体。你可能会拜错神灵：天主教的神、东正教的神、穆斯林的神、犹太人的神，或者根本不信神。你可能会生错种族或者民族：战争期间，克罗地亚人屠杀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杀害波兰人，匈牙利人镇压斯洛伐克人，几乎所有人都在迫害犹太人。你可能入错政党：在欧洲大陆，法西斯党和共产党都犯下无数暴行，法西斯党和共产党都遭到残酷镇压，实际上，即使你选择这两种极端信仰之间的任何政治理念，你都难以逃避镇压。

1945年弥漫全欧洲的痛苦情绪，不仅说明这场战争波及的范围如何广泛，而且说明我们传统的理解方式如何不足。仅仅把这场战争描绘成轴心国与同盟国的领土冲突是远远不够的。战争当中某些最为恶劣的暴行与领土无关，而与种族或者民族有关。纳粹袭击苏联，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而是为了坚持日耳曼种族优越于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的主张。苏联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不仅仅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让共产主义尽可能往西边扩散。某些最为惨烈的战斗也不是发生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而是发生在当地人之间，他们终于能够借助世界大战的机会，发泄由来已久的沮丧情绪。克罗地亚乌斯塔莎为种族纯化而战，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为民族解放而战，许多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为废除君主制或者复辟君主制而战，许多意大利人为摆脱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枷锁而战。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领土冲突，它同时也是种族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中间还夹杂着几场纯粹出于地方原因而引发的内战。

由于德国人只不过是这锅冲突大杂烩的其中一道原料，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德国战败并不意味着暴力结束。实际上，把1945年5月德国投降视为战争最终结束的传统观点完全是误导：实际上，德国投降只不过是其中一方结束战斗。关于种族、民族、政治的相关冲突，还持续了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久。意大利的武装团伙，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还以私刑处死法西斯分子。曾经分别作为德国人的反对者和合作者的希腊共产党和希腊民族党，直至1949年还在上演割喉大战。产生于世界大战高潮时期的乌克兰游击运动和立陶宛游击运动，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坚持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像一艘巨大的超级油轮，驶过欧洲这片水域，它的动量如此巨大，尽管它的引擎已于1945年5月停止了转动，但它造成的余波却在数年以后才能平伏。

在格奥尔基·马尔科夫的故事里，那位保加利亚民兵队长所期待的仇恨相当具有典型意义。这正是苏联宣传人员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在战争期间所期待的仇恨，也正是政治委员当时试图在东欧部队中鼓动的仇恨。如果那位受到民兵队长恐吓的学生对斯大林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他就会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这将会成为此后数十年每一位保加利亚学生学习的中心内容。

弥漫于战后欧洲的愤怒和怨恨的气氛，是煽动革命的理想环境。共产党并未把这种充斥着暴力和混乱的环境视为痛苦的诅咒，而是视为难得的机遇。早在1939年以前，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统治者与臣民相互之间的关系总是很紧张，但这种紧张关系通常局限于地方层面和短期事件。这场战争及其带来的经年累月的流血和贫困，让这种紧张关系远远超出共产党在战前的想象。大部分居民此时指责旧政府把他们拖入战争的深渊，人们鄙视与敌人相互勾结的商人和政客。而且，当欧洲大部分地区濒临饥荒边缘时，人们痛恨任何在战争中捞到好处的人。如果说工人在战争爆发前就受到剥削，那么战争期间这种剥削简直达到了极限：数百万人被强迫奴役，还有数百万人被活活累死。这就难怪，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会有如此众多的人转而信仰共产主义：面对早已声名狼藉的政客，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激进的选择，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发泄所有在恐怖岁月里积郁的愤怒和怨恨。

无数催促党员积极分子鼓动仇恨的文件早已证明，仇恨是共产党在欧洲大获成功的关键。共产主义不仅得益于人们对德国人、法西斯分子、通敌卖国者的憎恨，而且得益于人们对贵族、中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反感。后来，随着世界大战逐步演变为冷战，这种紧张关系很容易转化为对美国、资本主义、西方的反感。反过来，美国、资本主义、西方也同样厌恶共产主义。

不只有共产党把暴力和混乱视为难得的机遇，民族主义者也明白，战争期间点燃的紧张关系能够用于其他目的，如在国内进行种族清洗。许多民族利用战争结束后人们对德意志人的仇恨，把已经在东欧生活了好几百年的古老的德意志社区驱逐出境。波兰利用战时对乌克兰人的仇恨，发动驱逐计划和强迫同化。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着手进行一系列人口交换，反犹团体利用暴力氛围把仅存的少量犹太人逐出欧洲大陆。上述团体的目标无非在中欧和东欧创造一系列种族纯化的民族国家。

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者从未达到目的，这部分是由于国际社会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部分是由于冷战的需要优先于其他所有需要。但随着冷战结束，昔日的民族紧张关系再次浮出水面。许多人认为早已作古的议题瞬间复活，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让50年前的往事仿如昨日。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共产党政权垮台后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战后没有实行种族驱逐和流放的东欧国家之一。结果，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仍然杂居在遍布此地的混合社区中，当内战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时，这种局面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国内冲突的罪魁祸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作为他们为非作歹的理由，勾起了人们自1945年以来的旧日记忆和种族紧张关系。在当时反复上演的犯罪行为中，他们沉溺于集体强奸、屠杀平民以及大规模种族清洗。

此外，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欧洲许多地区也发生了不甚具有戏剧性但同样具有重要性的事件。例如，2006年，一位名叫赫德维加·马利诺娃（Hedviga Malinova）的斯洛伐克学生告诉警察，她因为带有匈牙利口音而遭到殴打。这一指控广为人知，重新勾起了斯洛伐克国内斯洛伐克人与匈牙利人的紧张关系。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指控那名学生说谎，警察指控那名学生作伪证，斯洛伐克政府及其匈牙利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如1946年的往事。[3]

在国界另一边，匈牙利似乎回归到类似的但更为微妙的民族仇恨：20世纪40年代以来再未见过的反犹主义，此时又死灰复燃。2011年年初，一位获奖的匈牙利钢琴家希夫·安德拉斯（András Schiff）致信《华盛顿邮报》，声称他的国家正被“反动民族主义”席卷而去，这种民族主义以仇恨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为特征。[4]仿佛对钢琴家的讽刺置若罔闻，匈牙利右翼媒体立即还以颜色，声称只有犹太人才能够指控匈牙利犯有如此的罪行。例如，拜耶·若尔特（Zsolt Bayer）就在《匈牙利新闻》（Magyar Hírlap）上写道：“有一堆臭气熏天的粪便，名叫科恩，他在英格兰说什么从匈牙利‘飘来难闻的臭味’。科恩、科恩-邦迪、希夫……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被活埋在欧尔戈瓦尼（Orgovány）的森林里。”[5]

这种情绪说明，最近在全欧洲死灰复燃的反犹主义，并不仅仅是中东紧张关系的产物。传统形式的、针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仍然存留至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针对吉卜赛人的仇恨情绪，其在捷克、波兰、匈牙利尤为激烈。2011年秋天，在保加利亚，在一系列反吉卜赛人的种族主义游行示威后爆发了大规模骚乱。[6]

种族问题的重新出现，难免会让人认为，也许20世纪40年代民族主义者建立种族纯化国家的尝试是对的。如果在斯洛伐克或者匈牙利境内没有少数民族，就没有类似问题了。且不论这种想法存在明显的道德缺陷，问题在于，几乎不可能建成种族纯化国家。战争结束初期，波兰通过驱逐或者侵扰德意志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几乎建成种族纯化国家。但即使在波兰，也不可能驱逐所有人，尤其是乌克兰少数民族，他们也许是波兰社会中最为根深蒂固的种族群体。最后，波兰人诉诸维斯瓦河行动这个充满争议的计划，通过分散乌克兰社区，把他们散布到波兰北部和西部来实现强迫同化。这一镇压计划在当时似乎大获成功，然而今天看来，同化计划显然未能奏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兰克人和乌克兰人越来越坚持他们的共同种族权利。他们组成政治游说和施压团体，反复要求返还他们在战后被没收的财产。维斯瓦河行动并未解决问题，仅仅是为后来遗留了新的问题。

即使完全驱逐国内的少数种族，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20世纪40年代，许多国家都在驱逐德意志人，尤其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很可能是战后最为广泛、最为彻底的种族驱逐行动了，其在德国境内造成了从未消散的愤恨情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被逐者组成德国境内一个最为强大的施压团体，借用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的话来说，这个团体“大致是保守的，而且肯定打算收复家园”。[7]就像波兰境内的兰克人和乌克兰人，这些人持续不断地为收回他们在战后被窃取的土地和财产而展开游说。一想到要应对这些被逐者的要求，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政府就充满恐惧。例如，2009年，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就拒绝签署赋予欧盟更多权力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因为害怕条约某些内容会为德国人提出针对捷克的法律要求大开方便之门。克劳斯把条约搁置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捷克被赋予某些条款的豁免权时才签署。战后驱逐德意志人并未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问题，仅仅是把问题出口到国外而已。

有人可能会期待，随着上一代人陆续去世，被逐者问题终究会消退，不幸的是，这种方法似乎也未能奏效。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许多最为直言不讳的“被逐者”其实并非亲身经历驱逐行动的受害者，而是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人们只要看看发生在克里米亚的事情，就能知道民族紧张关系如何世代相传了。1944年，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斯大林赶出家园，斯大林下令要把鞑靼人驱散到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各地，作为鞑靼人在战时与德国人合作的惩罚。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约25万鞑靼人决定重返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家园。他们搬进废弃的房屋，并且将其修葺一新。他们在闲置土地上建立非法居留地，并且反复纠缠乌克兰当局，要求把他们登记为合法所有人。当警察威胁要赶走他们时，他们暴力抗议，有时甚至淋上汽油引火自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绝大多数所谓“回归者”其实并非“回归”此地：他们生在中亚、长在中亚。他们放弃相对富裕和安稳的生活，就是为了前往他们从未见过的故乡，而故乡却并不欢迎他们。[8]

驱使这些人回到故乡的原动力，来自他们曾经反复听过也被整个社群反复传诵的故事和神话。鞑靼人记取他们在母亲的怀抱里被流放的痛苦，他们日复一日地讲述这些故事，口耳相传超过60年。在他们心目中，克里米亚被升华到应许之地的高度。一位鞑靼人说道：“对于苏联民众来说，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就是历史。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现在就是历史……他们就生活在历史当中。”[9]同样，德国被逐者无休止地缅怀他们向西艰难跋涉时的恐怖经历，而乌克兰人总是说起维斯瓦河行动的残暴野蛮，仿佛如在昨日。这些故事被反复传诵，不是因为它们曾经发生过，而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这些故事是上述民族群体的黏合剂。

说到构建神话，西方也未能免俗。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都建构起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种种不公的神话，并且通过无休止地讲述这些神话，力求营造这样的印象：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团结协作，共同反对法西斯分子和纳粹侵略者。于是，数十年来，人们广泛参与通敌合作的肮脏事实就被轻易地掩盖过去了。通敌卖国者也构建起解放后他们遭受不公的神话。关于政治右派的无辜成员承受极端暴力侵犯的故事，只要被反复讲述，就能营造这样的印象：上述国家的所有人都受到同等伤害，且不论其政治信仰为何。

胜利者也有他们的神话。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某种民族工业。关于那场战争的电影、戏剧、纪录片每天都在电视上放映，关于那场战争的图书总是雄踞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那场战争出现在所有的国家典礼中，无论是世界杯期间英国球迷传唱的歌曲，还是国家典礼期间从人们头上飞过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与美国人一样，英国人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视为“伟大的世代”，那代人把世界从邪恶的纳粹主义手中拯救出来。与美国人一样，英国人宁可相信他们独自完成了这一丰功伟业。例如，人们只记得1940～1941年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国人孤军奋战；人们很少承认，在保卫这个国家的每五位飞行员中，就有一位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以及大英帝国其他地区。

如此深切地对这些神话敝屣自珍，难免会与同样珍惜神话的其他人发生冲突。对某人来说是复仇，对别人来说则是正义。如果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把自己被逐出捷克边境视为残忍暴行，那么，捷克人就会把驱逐德意志人视为对历史错误的拨乱反正。如果某些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为自由媒体对维斯瓦河行动的道歉而鼓掌欢呼，那么，某些乌克兰境内的波兰人就会视之为背叛祖国。如果英国人把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视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那么，德国人只会视之为无差别轰炸的象征。

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报纸《时代》（Vreme）一位专栏作家写道：

复仇还是宽恕。纪念还是遗忘。战后出现的种种挑战，并不符合上帝的公正：有太多非正义的复仇，有太多不应该的宽恕。纪念与遗忘的政策，并不服务于和平与安定。塞尔维亚人想要忘记的东西，正是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想要记住的东西，反之亦然。如果交战双方同时纪念某一事件，那么，一方眼中的罪恶行径就是另一方眼中的英雄事迹。[10]

同样的情感也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以及东欧绝大多数民族。

关于民族神话，另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是，民族神话要么真伪混杂，要么纯属谎言，但无法澄清。对于那些充满悲情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实内容，而是他们的情感共鸣。本书引用的所有统计数字，几乎都遭到某些民族团体的反驳。例如，德国被逐者组织仍然声称，在东欧驱逐行动期间，有200万名德意志人惨遭屠杀，然而只要看看他们声称援引的政府统计数字，就知道他们严重歪曲了事实。“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术语被不求甚解地随意滥用，瓦姆比诺维采（Łambinowice）和希维托赫洛维采（Świętochłowice）这样的波兰拘留营被贴上“灭绝营”的标签，仿佛死在那里的数百人可以跟被铲进索比堡、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焚尸炉的数百万人相提并论。

欧洲各地彼此竞争的民族团体总是坚持自己的统计数字，同时贬低对手的统计数字，且不论其是否符合事实。于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害6万～9万波兰人的数字，经常被波乌双方的“历史学家”故意忽视：波兰人把这个数字乘以5，乌克兰人把这个数字除以5。[11]同样，塞尔维亚人总是夸大他们的战时死亡人数，夸张到大约70万人，而克罗地亚人同样夸大战后南斯拉夫政府的杀人数字。[12]西方的政治派系同样喜欢运用虚假数字。数十年来，法国右翼总是诡称，抵抗组织在战后冷血地谋杀了大约10.5万名维希分子，而现在为人们接受的实际数字只不过是1000多人。[13]这些虚假数字流传甚广，甚至严肃的历史学家也会偶尔引用，结果这些数字更加以讹传讹。

如果说这些神话和虚假数字在相对细小的民族群体和政治群体中容易引发敌对情绪，那么，当这些小团体融入主流时，这些神话和数字也会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引发敌对情绪。20世纪末以来，整个欧洲都在明显右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极右团体从未获得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团体企图洗脱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引起暴力循环的罪责，并且把罪责归咎于他们的左翼对手。但在极右分子开始推销特定历史观念的同时，我们同样要保持警惕，如同我们过去对共产党的历史观念保持警惕那样。

关于如何利用历史谋取政治利益的生动例子，发生在2005年的意大利，当时政府各部门长官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国家纪念日。他们希望纪念的那些事件发生在1945年，当时意大利东北边境正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占领。在一次疯狂的、一如南斯拉夫其他地方发生的种族清洗行动中，数千名意大利平民被屠杀，或者被活活扔下当地的峡谷。为了纪念这些事件发生60周年，也为了纪念与南斯拉夫就意大利东北边境问题签订条约，当局计划举行一系列纪念仪式。其中一场仪式就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举行，这座城市临近边境，并且还要上演南斯拉夫暴行的虚拟场景。在争议声中，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出席仪式，而他所属的政党民族联盟正是战后新法西斯运动的继承者。

在官方纪念日演说中，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向全国讲道：“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看见许多不堪回首的页面。但我们不能遗忘，也不该遗忘。”[14]然而，说到援引历史，意大利政府其实是以极具倾向性的态度来选择记忆的。1945年确实有数千名意大利人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屠杀，但只要再往前追溯四年，人们就能看到，并非南斯拉夫人或者共产党员开启了这个循环。正是意大利法西斯首先入侵南斯拉夫，首先犯下暴行，首先把乌斯塔莎这个战时欧洲最令人厌恶的政权推上前台。

实际上，纪念活动与“历史”完全无关，倒是与政治密切相关。随着意大利对东欧移民越来越敏感，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很容易把他们的斯拉夫邻居描绘成流氓恶棍，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丑化外国人。纪念活动就发生在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国际纪念日后一周，其目的就是企图故意提起意大利国内的大屠杀。意大利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把他们的邻居打扮成施害者。同样重要的是菲尼的观点，它挑战了意大利民众是法西斯暴行受害者的传统观点。在纪念活动中，流氓恶棍不是政治右派，而是左派。这是以狡猾的方式为詹弗兰科·菲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前辈洗脱战争罪行。[15]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我们继续纪念战争及其后果，欧洲各个彼此竞争的民族群体和政治群体就不会放下仇恨和敌意。2005年的纪念活动当然无助于提升意大利及其东北邻国的友好关系。或许乔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的著名格言应该要反过来说，他说“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则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没有忘记过去，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过去20年里民族仇恨的沉渣泛起，也许就能证明我们所言非虚。[16]

然而，如果我真的相信纪念是延续仇恨的原因，那么，我也就不会写作本书。耙梳战争的废墟瓦砾，复述许多引发敌对的故事，这也太过不负责任。如果人们遵循这样的逻辑，那么，关于这个时期也就不该有任何书本，也不该有任何报纸文章、电影或者电视纪录片，把这些故事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只不过是在重复罪恶的循环而已。纪念，甚至记忆本身，都成了罪恶，那么，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刻意遗忘。

但是，遗忘并不是选项。从一开始，本书记载的事件如此重大，根本不可能被遗忘。冷战期间，共产党曾经千方百计压制文化记忆，但结果却说明，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我们也不应该遗忘。这些事件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继续塑造着今天的世界，这些事件不仅对历史学家无比重要，而且对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正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造就了我们，不仅造就了民族，而且造就了个人。

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中，战后初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大陆，那么，战后初期变化多端的混乱局面却造就了新欧洲。正是在这个充满暴力和复仇的时期，我们的希望、抱负、偏见、怨恨初次成形。任何人想要真正理解今日的欧洲，必须首先理解关键的成形时期。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困难议题或者敏感议题，因为这正是建构现代欧洲的要素。

我们铭记过去的罪恶并不会挑起仇恨，关键在于我们纪念的方式。战后初期通常被我们所有人忽略、误解、滥用。贝卢斯科尼和菲尼的历史版本遗漏了对意大利罪恶行径的严肃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观点掩盖了他们与纳粹合作的事实；德国被逐者则试图把他们吃过的苦头与犹太人承受的苦难相提并论。

那些想要利用仇恨和愤怒来谋取利益的人，总是企图以偏听偏信的方式歪曲历史。他们断章取义，他们推卸责任，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历史问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终止仇恨和暴力的循环，我们就必须抵制上述倾向。我们必须说明，彼此竞争的历史观点可以共存。我们必须说明，过去的暴行自有其历史背景，责任不能只由一方承担，而必须由各方共同承担。我们必须力求发现真相，尤其是在面对统计数字时更要小心谨慎，我们要把真相写入历史。但毕竟那是历史，不应该用来毒害现实。

尽管有许多令人压抑的例子可以说明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挑起旧日仇恨，但历史同样是希望的象征。在许多可供引用的例子中，我选择德波两国关系的例子。战争结束后，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世仇宿怨似乎永远无法消解。波兰人厌恶那个蹂躏波兰、屠杀数百万平民、建立一系列集中营的德意志民族。也许是20世纪最邪恶象征物的集中营，就坐落在波兰境内。反过来，德国人也怨恨那些野蛮的“斯拉夫人”，他们强奸和谋杀了数百万德裔平民，夺取了他们在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的家园和农庄，割去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德国领土，国际社会把这些领土交给了波兰。

然而，在1965年，波兰主教向德国请求和解与宽恕。1970年，波兰与西德签署条约。数百万波兰人可以探访他们的近邻，亲眼看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同时成立了波兰-德国联席委员会，以修订历史课本，改正不准确的统计数字，防止历史片段被过度渲染以用于政治目的。往事并未被遗忘，但被放在合适的背景之中。今天，德国人与波兰人普遍把对方视为友好邻邦。残存的仇恨仅仅局限于少数群体，一方是被逐者，另一方是老一辈波兰人。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在陆续离开人世，或者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生活在波兰和德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战时和战后的种种往事，已经不再成为芥蒂。民族竞争仍然偶尔可见，但那是在足球比赛中，在波兰和德国球迷的队歌和口号中，但足球终归是足球。至于真正的仇恨，那种政治委员和参战老兵用于鼓舞士气的仇恨，已经被绝大多数年轻人视为远去的历史。[17]

[1] 利用雨伞上的针尖，把蓖麻毒素注入受害人体内，从而导致器官衰竭。——译者注

[2] Markov，Georgi，The Truth that Killed，trans. Liliana Brisb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16.

[3] The Economist，13 November 2010，p.48.

[4] Washington Post，1 January 2011；另可参阅István Deák，“Hungary：The Threa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58，no.7（April 2011），pp.35-7。

[5] 引自István Deák，“Hungary：The Threa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58，no.7（April 2011），pp.35-7。欧尔戈瓦尼是1919年大屠杀的发生地，反革命军官谋杀了共产党嫌疑犯以及没有政治倾向的犹太人；科恩-邦迪是匈牙利政府的左翼反对者.

[6]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European Union Minorities and Discrimination Survey：Main Results Report（Vienna：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2009），pp.9，15，167-70（available on http：//fra.europa.eu/fraWebsite/attachments/eumidis_mainreport_conference-edition_en_.pdf，last viewed 12 October 2011）.

[7]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London：Heinemann，1950），p.315.

[8] 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8-9.

[9] 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0.

[10] 援引自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p.230。

[11] 参阅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Chapter 18，note 19。

[12] Žerjavić，passim；Jurčević，Josip，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in Croatia：The Crimes of Yugoslav Communists in Croatia in 1945（Melbourne：Croatian Herald，2006），p.6.另可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61 and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Chapter 12。

[13] 参阅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Chapter 13，note 51。

[14] Guardian，11 February 2005.

[15]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31.

[16]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p.225.

[17]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