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的研究课题，乃是里程碑式的任务，如果没有欧洲各地众多个人与机构提供的巨大帮助，本书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人对布伦德尔奖金（K.Blundell Trust）深怀感激，正是在其慷慨资助下，我才能够承担这项研究计划的大部分开支。本人特别感谢Joanna Pylat，Barbara Herchenreder，Kasia Piekarska，Irena Kolar以及Anna Pleban，她们为我收集和翻译波兰档案和乌克兰档案，还为我联系到许多位目睹战后重大事件的波兰见证人。如果没有Michaela Anderlova，Martina Horackova以及Dasha Conolly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理解如此错综复杂的捷克文献与斯洛伐克文献；至于Alexandra Sherley，则像是上帝派来为我翻译克罗地亚档案的助手。本人曾经尝试钻研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文献材料，并且得到Jennie Condell，John Conolly以及我两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姐妹Natalie和Sarah的巨大帮助。本人的岳母Zsuzsi Messing，同样为我不知疲倦地翻译了大量匈牙利著作和档案。
欧洲各地以及美国境内数十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同样为我提供了帮助，但尤其必须提到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其外语文献的惊人收藏量可谓无出其右者。本人同样非常感激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东欧与斯拉夫研究学院（School of Eastern European and Slavonic Studies）的Richard Butterwick博士和Bojan Aleksov博士，他们为我引见了上文提及的几位研究者；本人同样非常感激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Peter Hart，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入手阶段，他慷慨无私地与我分享了他的专业知识。
本人特别感谢所有同意接受访谈、对我陈述痛苦经历的人士，尤其是Ben Helfgott，Andrzej C.（他希望隐去姓氏），Barbara Paleolog，Stefa Baczkowska，Hanka Piotrowska，Maria Bielicka，Marilka Ossowski和Alik Ossowski，以及Zbigniew Ogrodzinski。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为我这项相对枯燥的档案研究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我必须感谢我那几位出色的作品代理人，联合代理公司（United Agents）的Simon Trewin和Ariella Feiner，以及桑福德·格林伯格合伙公司（Sanford J.Greenburger Associates）的Dan Mandel。他们在那些实在非我所长的领域给予我极大帮助。
我同样必须感谢我那同样出色的编辑Eleo Gordon，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的篇幅将会增加一倍，而可读性将会消减一半。但我同样感谢企鹅出版社的众多无名英雄，他们是发行、营销、宣传、设计、制作方面的行家里手，这对任何一本图书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尤其必须提到企鹅出版社的海外版权团队，他们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让这本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可言的图书得以出版发行。
最后，正如我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我把最终的感谢留给我的妻子Liza，感谢她的帮助、她的耐心、她的爱，感谢她在我写作此书数年间给我无微不至的默默支持。没有她，一切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