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冷战镜像
1948年1月29日，作为大规模政治镇压计划的组成部分，一名16岁的女孩与母亲一起被逮捕并被流放，时至今日她还活着，但她希望隐姓埋名。在遥远的拘留营度过一年后，她被转送到所谓的“妇女再教育特殊学校”。在这里以及后来再去的拘留营，她受到强制洗脑和折磨，直至她最终同意签署悔过书，放弃她之前的政治信仰。数十年后，她告诉采访者：“这是我生命中最悲惨的时刻。”“我整整一个月没有下过床……我的睡衣从粉色变成黑色。我甚至不想洗澡或者换衣服。我几乎精神崩溃。”[1]
上述事件并非发生在铁幕背后，而是发生在希腊。拘留营也不在哈萨克或者西伯利亚，而是在爱琴海，在伊卡里亚（Ikaria）、特里克里（Trikeri）、马克罗尼索斯（Makronisos）这些海岛上，这里不是共产党实施迫害的地方，而是共产党遭到迫害的地方。被审问的女孩来自秉持左翼观点的家庭，因此被视为希腊国家的危险人物。
共产党在西欧某些地区的遭遇，与“资本家”在东欧的遭遇，形成了令人讨厌的对称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当局实行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与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的大规模逮捕行动，其实并无二致，而且逮捕原因也是相同的，就是为了镇压反抗。希腊与铁幕西边许多国家一样，把数以万计的政治嫌疑犯流放海外，流放到英国控制下的中东，如同流放到苏联控制下的西伯利亚。政府指使的民兵，通过强奸、抢劫、谋杀来制服大部分居民，其为所欲为的程度和残忍蛮横的程度一如东欧。
右派在希腊夺权的方式，与左派在东欧夺权的方式，同样构成平行关系。在希腊政坛上，右翼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占优势的力量，但他们还是设法让更得民心的共产党靠边站，一如强大的传统政党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靠边站。通过警察对政党的刻意渗透以捞取政治好处，在铁幕两边都同样下作。在希腊，这导致共产党早在1944年12月就退出内阁，以示抗议；三年后在捷克，传统政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退出内阁，两者如同镜子内外的映像。希腊右派，如同东欧共产党，使用媒体和法庭来抹黑和惩罚政治对手。表面上，各方似乎都没有破坏民主程序。1946年3月的希腊选举伴随着作废选票和恐吓选民，一如波罗的海国家的选举；同年稍后的恢复希腊君主制的公民复决，一如罗马尼亚那场事先做手脚的选举。
在每宗个案中，类似行为只有在统治当局得到外来超级大国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在铁幕背后，正是苏联在支配各国共产党；在希腊，则先后由英国和美国为右派做担保。如果没有外来干涉，难以想象共产党怎么可能在东欧绝大部分地区获得权力，正如人们难以想象，共产党怎么可能在希腊丧失权力一样。难怪这两个地区的民众都痛恨外来干涉。如果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抗议他们受到“没有上帝、没有祖国的外国人”的陷害，那么，某些希腊人也大可以抱怨他们受到“外来帝国主义者的……奴役”。[2]
不仅希腊“民主”政府的行为与东欧共产党政府的行为相互映衬，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排挤和抹黑政治对手的倾向，只不过没有希腊那么极端而已。例如，1947年，把共产党逐出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政府，与传统政治家被逐出东欧政府同样相互映衬。还有些方法对民主的破坏没有那么严重，但其目的是相同的：软化反对派，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取支持。正是这些超级大国拿着所有的底牌，它们对各自半个欧洲的影响力足以分庭抗礼。美国试图指导西欧政策，一如苏联试图控制东欧政府，同样是多管闲事，只不过方法有所不同：美国使用马歇尔援助的“胡萝卜”，而苏联使用军事压力的“大棒”。
我不想在这种比较上走太远，因为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比斯大林共产主义更为包容、更为民主、更为成功，这早已得到证明。但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的某些做法难称完美，这倒也是事实。在某些例子中，“民主”国家甚至比共产党国家做得更糟糕，例如意大利南部农民的境遇，政府拒绝进行早已承诺的土地改革，这比起共产党统治早期在东欧的进取态度，意大利政府实在是糟糕得可以。双方都未能独占道德制高点。在广袤多变的欧洲大陆上，以偏概全总是不明智的。
但在当时，这种总体对照日益明显。左派理论家总是把与他们世界观不同的人称为“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吸血鬼”。右派理论家则把秉持温和左翼观点的人称为“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结果，中间人士也被迫选边站队，通常是站在当时的最强者那边。借用一位国际共产主义元老的话来说：“人们要么倒向帝国主义，要么倒向社会主义。中间立场只不过是伪装手段，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3]如果站错队伍，尤其是在东欧或者希腊，后果可能相当致命。
如前所述，这种意识形态冲突并非战后的新现象。早在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左派游击队与右派民兵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有时候，他们甚至与德国人达成地区停火协议，以便集中火力投入左右互斗。地方内战与世界大战相伴而行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希腊，而且发生在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斯洛伐克、乌克兰。交战双方都如此狂热，以至于反对德国占领的民族战争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首要问题还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根深蒂固的斗争。
在这种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1945年的德国战败仅仅意味着欧洲最为强大的右派支持者倒了台，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战争的终结。事实远非如此：对于许多共产党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已经持续数十年的宏观历史进程的某个阶段而已。希特勒的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发动下一阶段斗争的起点。共产党控制整个东欧也被视为这个进程的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这个进程将会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必然”胜利而告终。
仅仅是西方盟国的存在，尤其是美国的存在，阻止了共产主义传播到整个欧洲。因此，难怪战后多年以来，共产党员总是把美国描绘成帝国主义阴谋家，正如他们把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丑化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在共产党员心目中，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与更为民主的人物，如杜鲁门总统、纳吉·伊姆雷或者尤柳·马纽，都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剥削工人阶级的、企图继续践踏社会主义的国际体系。
至于美国人，很快就被拖入两极对立。他们未曾打算投入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但在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也就同时卷入了右派反对左派的宏观政治进程。自从战后成为欧洲警察，美国人就发现自己陷入左右两派之间无数地方冲突的泥潭，每次他们都本能地支持右派，甚至不惜支持残暴的独裁者，比如在希腊。久而久之，美国人也开始丑化政治对手，及至20世纪50年代，迪恩·艾奇逊或者乔治·马歇尔曾经采取的慎重手段，已经让位于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为典型的暴力话语。麦卡锡把美国共产党形容为“大得不着边际的阴谋集团，让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冒险集团都相形见绌”，麦卡锡主义与东欧的反美主义同样是非理性的表现。[4]
正是欧洲的两极对立以及后来全世界的两极对立，把两大阵营对抗变成20世纪下半叶的明确特征。冷战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任何冲突。就其规模而言，冷战毫不逊色于两次世界大战，然而这不是以枪炮和坦克为主要武器的战斗，而是争夺人心的战斗。为了争夺人心，斗争双方都用尽一切必要手段，从操纵媒体到暴力危险，甚至把年轻的希腊女孩关进政治监狱。
对于欧洲来说，也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场新的战争将会同时显示欧洲大陆对于全世界的重要地位和无奈处境。一如此前30年的两场全球性战争，欧洲仍然是冲突的主要场所。但在欧洲历史上，欧洲人首次不再拉动绳索：从那时起，欧洲人将会成为捏在超级大国手中的马前卒，而这两个超级大国甚至都在欧洲大陆的边界之外。
[1] Tassoula Vervenioti，“Left-Wing Women between Politics and Family”，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9，115.
[2]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 radio proclamation to the Greek people，24 December 1947，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205；speech by Nicolae Rădescu，援引自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67；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doc.4，pp.174-5。
[3] Mao Zedong，1 July 1949，引自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London：Allen & Unwin，1952），pp.453-4。
[4] McCarthy，Joseph R.，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New York：The Devin-Adair Company，1951），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