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丛林兄弟”之反抗
共产党接管东欧的过程并非风平浪静。在苏联的同情者与反抗者之间经常爆发战斗，工人会以骚乱回应共产党的严厉统治，农民会拿起武器对抗新政府以反对农业集体化。在绝大多数案例中，人们自发地表达其愤怒，并且迅速遭到镇压。然而，有时候也会形成更有组织的抵抗形式。
在已经承受苏联奴役的欧洲地区更是如此。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民族主义者组织严密、狂热爱国，准备战斗至死。与其南方邻国不同，他们对斯大林的意图已经不抱幻想。从战争爆发时起，他们就已承受苏联占领之苦，他们不把战后初年视为新时期，而是将其视为1939～194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的延续。
反苏抵抗运动是20世纪中一项最不受人待见的武装冲突，尤其在西方更是如此。在超过10年时间里，数十万民族主义游击队员抱着西方终将提供援助的渺茫希望，进行着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苏联占领者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最终导致交战双方数万人阵亡。
最为波澜壮阔的抵抗运动发生于西乌克兰，在1944年至1950年间，卷入游击活动的男男女女可能多达4万人。[1]然而，如前所述，乌克兰的形势极为复杂，甚至夹杂着种族清洗的因素。
反苏抵抗运动的“纯粹”版本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尤其发生在立陶宛，按照瑞典情报机关的报告，当地的反苏抵抗运动，“与其他反共游击团体相比，组织最为严密、训练最为娴熟、纪律最为严明”。[2]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为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他们的战斗壮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传奇故事。
卡尔尼斯克斯战役1944年秋天，在苏联红军横扫波罗的海国家后，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藏匿起来。但是，要找到藏身之地却并不容易。他们要放弃家园和财产，要长期与家人和朋友断绝联系，经常陷入饥饿之中。有些人靠熟人接济，每隔两周换个地方，以免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以免受到侦查。大多数人逃到森林，他们经常没有栖身之所，也缺乏足够的衣物。那个秋季频频下雨，让许多森林变成了沼泽，到了冬季，尤其是战后头两个冬季，在这欧洲北部地区，气温极为寒冷。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人，很难指望得到充分的照顾。
如果说这些人置身绝境，仅仅是出于爱国主义，那就太天真了。在1944年，森林里涌入大量当地人，他们要么是试图逃避苏联红军的征兵，要么是因为过去的政治立场而害怕苏联。再后来，还涌入逃避流放的家庭、反抗集体化的农民、苏联的政敌团体。但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核心，他们为民主和国家独立而战。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扛过枪：在一位立陶宛游击队领导人的口中，他们是“好士兵”，“他们不惜为家园献出生命”。[3]这个核心团队把人们分为军事化单位，他们挖掘掩体、建造树屋、收集食物和补给，最重要的是，他们组织游击活动。
从一开始，这些大无畏的男男女女就着手进行某些非常大胆的行动，尤其是在立陶宛。在这个国家的东北部，以800人或者更多人为单位的游击队，对苏联红军展开了激战。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大批战士恐吓苏联官员，甚至在考纳斯市中心袭击官员的办公室和守卫森严的建筑物。在这个国家的南部，他们设计伏击苏联内务部人员，刺杀共产党领导人，甚至袭击监狱，以营救被俘虏的同志。
在这里，我们无法逐一列出苏军抵达头十二个月以来所有的大小战斗。[4]我只描述一场战斗，多年以来，这场战斗足以象征其他所有战斗。卡尔尼斯克斯战役（Battle of Kalniškės）就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一周后，地点在立陶宛南部的一片森林。一方是从锡姆纳斯（Simnas）附近驻地抽调的、人数众多的苏联内务部分遣队，另一方是代号为“飞行员”（Pilot）的约纳斯·奈法尔塔（Jonas Neifalta）领导的、人数虽少但斗志坚决的地方游击队。
奈法尔塔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人，他在当地声名大噪，因为他既反抗纳粹又反抗苏联。他曾经是陆军军官，在苏联于1940年首次占领这个国家时，他就已被列入打击名单。1944年夏天，他曾经被逮捕，被子弹贯穿了胸膛，但他设法从苏联严密监视的医院里逃脱。在亲戚的农场里康复后，他与妻子阿尔比娜（Albina）于当年秋天进入森林。他们用六个月时间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并且实施了几次打完就跑的、针对苏联官员及其合作者的袭击行动。
1945年5月16日，为了一劳永逸地制止奈法尔塔的活动，大批苏联内务部人员开进卡尔尼斯克斯森林。他们包围奈法尔塔藏匿的区域，并且步步进逼。得知已被敌人包围，奈法尔塔及其战友撤退到森林深处的一座山岗，并且准备战斗。他们英勇地守卫阵地，用自制武器和手榴弹给苏联方面造成重大伤亡。根据游击队统计的数字，敌人伤亡超过400人（尽管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数字伤亡人数要少得多）。然而，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他们弹药耗尽。奈法尔塔意识到，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设法突破苏联包围圈。就靠着最后这点弹药，大约有20多人冲破了苏联封锁线，逃到附近的祖文塔斯（Žuvintas）沼泽。他们留下了44具游击队员的尸体，超过他们总兵力的半数，其中包括奈法尔塔的妻子，她死的时候手里还端着一挺机关枪。
奈法尔塔本人又战斗了一些时日，但最终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当年11月，在附近一处僻静的农庄，他和同志们再次陷入包围，奈法尔塔在这最后的交战中阵亡。[5]
当立陶宛民众纪念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反苏起义时，这就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这些战斗象征着立陶宛人想要纪念的勇气和崇高事业。
然而，客观来看，卡尔尼斯克斯战役也从多方面说明为何这种反抗注定失败。首先，苏联获得的补给要比游击队多得多，他们没有弹药耗尽之虞。在卡尔尼斯克斯，苏联在人数上也远远超过游击队，尽管还在进行其他战斗，但他们没有人员不足之虞。尽管在1944年至1956年间，据信有10万人卷入立陶宛抵抗运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有所谓2万人和4万人卷入抵抗运动，但对比曾经击败德国的数百万苏联士兵，这点力量简直微不足道。[6]在地方层面，这意味着苏联可以承受一场战斗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的损失，但游击队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
且不论立陶宛抵抗组织如何高贵或者英勇，他们对抗苏联的方式存在严重的失误。游击队非常擅长打了就跑的突然袭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敌人展开激战。卡尔尼斯克斯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能够说明这支队伍被迫按照苏联打法作战时会有什么后果。更加明智的打法是化整为零，仅仅在袭击开始前集结，打完再次疏散，实际上，这也是游击队后来采用的战术。但直至1945年夏天，他们始终坚持在特定地点发动大部队作战。正如奈法尔塔的惨痛教训，大部队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摧毁。
发生在卡尔尼斯克斯的事情，预示着全国各地的命运：苏联逐个寻找游击队，然后各个击破。游击队发现自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他们在全国层面没有协调的战略。早在1944年年底1945年年初那个冬季，能够发出号令的游击队全国机关就已经被苏联秘密警察捣毁了。直至1946年，重新团结抵抗运动的尝试才得以实现。因此，像约纳斯·奈法尔塔这样的地方游击队领导人宁愿单打独斗：他们与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很少联系，战斗也纯粹局限于地方目标。与其他游击队大规模协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卡尔尼斯克斯的绝望结局象征着所有失败的抗争：补给匮乏、伤亡惨重、战术失误，再加上缺乏任何条理分明的全国战略。他们唯一胜过入侵者的优势，仅仅是战斗的热情和狂热的勇气。然而，我们不要低估这种品质，尤其是这种品质能够鼓舞后人继续奋斗。
至于约纳斯·奈法尔塔，他也同样象征着游击队的勇气与缺点。他身先士卒、鼓舞战友，他与战友同生共死、同甘共苦。这是一种注定无法持久的领导风格：在卡尔尼斯克斯，他比阵亡的同志活得更久，但也只不过是多活了六个月而已。
苏联恐怖苏联对游击队发起的战役，不仅极为有效，而且极为冷酷，一如他们在东欧夺取政治权力那样。事情不得不如此。苏联人极为关注他们在立陶宛遇到的抵抗运动的范围和决心。在战役早期，他们的优先目标是对德国作战，苏联人不允许游击战争破坏通往前方的补给线。1944年，苏联内务部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下令在“两周之内”肃清立陶宛游击队，并且派出了其中一位最为信任的下属，谢尔盖·克卢格洛夫（Sergei Kruglov）将军着手处理相关事宜。[7]在克卢格洛夫麾下各支部队中有几支特殊部队，它们刚刚完成把克里米亚鞑靼人集体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任务。
克卢格洛夫是冷酷无情但也才华横溢的战略家，他深深知道，不可能只靠军事手段击败游击队。从一开始，他就尽可能调动立陶宛地方民兵镇压起义，他特意营造出一种印象，这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一场反抗苏联占领的战争。在他的领导下，他的部下为了推进反游击队事业而无所不用其极，他的部队开始按部就班、深思熟虑地使用恐怖手段。
苏联使用的其中一种基本方法就是酷刑折磨。通常形式是殴打犯人，这种形式如此普遍、如此暴力，以至于在拉脱维亚一个地区，就有18%的嫌疑犯在警察审讯期间被打死。[8]其他方法包括电击犯人、用烟头烫犯人的皮肤、用大门猛夹犯人的手和手指、用开水烫犯人。一位前游击队员承受过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面描写的那种酷刑：埃莱奥诺拉·拉巴纳乌斯凯纳（Eleonora Labanauskienė）被锁在与电话亭大小差不多的厕所隔间里，然后从笼子里放出50只老鼠。[9]这种酷刑并未得到当局的正式同意，但实际上，这种酷刑得到苏联各级行政机构的批准。早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本人就曾声称使用酷刑“绝对是正确和有效的”，因为“能够大大加速人民的敌人撕下伪装”。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秘密警察还继续以斯大林的认可作为使用酷刑的借口。[10]
尽管酷刑确实能够为当局套取情报，但它同样带来不受欢迎的结果。所有游击队回忆录都骄傲地提到“丛林兄弟”宁死不降，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游击队员宁愿在绝境中杀出血路也不和平投降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传奇故事：苏联的报告也提到乌克兰和立陶宛游击队员战斗到死的非凡决心。例如，从1945年1月起，一份立陶宛警察的报告提到，安全部队包围了一所房屋，里面有25名游击队员，但他们拒绝投降，直至房子被付之一炬。5名游击队员跳窗而出，匍匐穿过空地，向着一个机枪班逼近，试图端掉这挺机枪。他们先后中枪，但并没有放弃前进，直至全部阵亡。其他游击队员从正在燃烧的房子中继续射击，直至房子最终倒塌，他们也葬身火海。[11]这种决心部分是来自勇气。他们确信自己会受到酷刑折磨，也许他们害怕自己会在审讯中泄露机密，这让游击队员鼓起巨大勇气，决心不被敌人活捉。
使用酷刑只是系统地恐吓游击队员及其平民支持者的其中一种方法。其他恐吓方法还包括公开绞死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流放那些被怀疑与抵抗运动有牵连的人，在市集广场公开展示尸体。在回忆录中，尤奥扎斯·卢克萨（Juozas Lukša）提供了六个例子，都提到死亡的游击队员被吊在村庄里，有时候还被摆成令人厌恶的姿势，以此恐吓居民，就连他兄弟的尸体也被如此处理。有时候，苏联内务部会强迫当地居民来观看尸体，通过观察当地居民的反应就能发现当地居民的立场。“如果他们发现人们经过尸体时流露出忧伤或者怜悯的情绪，他们就会逮捕和折磨居民，要求居民供出死者的姓名。”许多故事都提到，父母在看见孩子的尸体时，只能假装无动于衷，以免泄露自己的身份。[12]
在这种场合泄露立场的代价可能相当惨重。如果公开流露不满情绪，迫不及待的安全官员会立即盯上那些知名游击队员的朋友和家人。这些人起码也会被逮捕和审讯，然后可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也许是游击队员在被包围时不愿意投降的另一个原因。许多被包围的游击队员会把手榴弹放在头上自行引爆，这样苏联当局就不能辨认他们的身份，进而追踪他们的家人了。苏联当局偶尔会尝试外科修复，但是，“炸成这个样子，就连父亲也认不出儿子了”。[13]
有时候，苏联安全部队会对普通民众使用更多残忍的方法。在立陶宛，放火焚烧房屋和农场是惩罚游击队嫌疑犯、恐吓其所在社区的普遍方式。最终，安全部队头子亲自下令，禁止这种做法，倒不是因为这种做法违反法律，而是因为他怀疑某些部队向无辜平民下手，以避免对真正的游击队员作战。[14]一份内部调查揭示，被焚烧的不仅仅是房子，有时候就连平民也一并烧死。例如，1945年8月1日，里宾（Lipin）中尉率领一队苏联内务部人员放火焚烧了希奥利艾（Šiauliai）附近斯文德利艾（Švendriai）村一处房屋。按照其他在场士兵的说法，房子的主人全家都在房子里：
列兵亚宁从房子外面放了一把火。一个老太太冲出房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女孩，里宾喝令她们回去。老太太和女孩开始奔跑。里宾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但都没打中。一个士兵一枪放倒了老太太，里宾追上女孩，近距离补了一枪。然后，他下令两个士兵把尸体从窗户扔进房子。士兵们提起老太太的双手和双脚，把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房子，然后把女孩的尸体也扔了进去。很快，一个老头和他的大儿子从另一个门口冲出房子。士兵开火，但又没打中。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士兵奉命追杀老头的儿子，但我们抓不到他，天黑了，他逃了。在走回房子的路上，我们开始搜索黑麦田。我们发现了那个老头，他受了伤，正在爬过黑麦田。一个士兵结果了他，我们把尸体扔到房子里……
第二天早上，士兵们回到被烧毁的房屋，扒出了老头的尸体，作为他们消灭了一队“土匪”的证据。在房子里，他们看到一具尸体，是一个被活活烧死的年轻人。他们可不愿意收殓这些烧焦的尸体，他们偷了这家人的一头猪、两只羊，然后就收兵回营。[15]
当然，也有许多游击队员拒绝投降而在房屋里被活活烧死的例子，但上述证人的证言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地烧房子的做法，远远超出苏联当局最初的授权。任意使用恐怖手段反而迫使人们加入抵抗运动，因为人们对自己被迫目睹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因为人们害怕自己也许会成为安全部队的下一个受害者。这种做法也坚定了游击队员的决心，给了他们真正值得为之战斗下去的理由。苏联的恐怖政策本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只针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支持抵抗运动的人：其他人只要设法与游击队脱离关系，就能感到相对安全。然而，官方政策从未被正确执行，暴虐成性的地方军官经常任意采取恐怖手段，这已成多年恶习。
随着游击战争的延续，苏联的反游击战的方法也更加复杂。1946年，苏联人成立了许多假游击队，以求抓住那些真游击队。这些人假扮成来自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与真游击队安排会议，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就连目击证人也被杀人灭口。他们还打着游击队的名义，谋杀和抢夺平民，以此败坏游击运动的名声。[16]
除了成立假游击队，苏联人还让特工打入真游击队内部。有时候，他们会使用共产党员，或者战争期间生活在苏联的波罗的海侨民，但更多情况下，他们会试图招募抵抗运动的旧成员，让其将转枪口对付自己的旧同志。最大规模的招募行动发生在1945年和1946年的特赦期间。按照特赦条件，如果游击队员同意反正，并且交出至少一件武器，就可以免于审判。然而，实际上，安全机关还威胁这些人，如果他们不同意提供同志的情报，如果他们不同意重新加入游击队，作为苏联内务部的内应，他们就会被流放。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大多数人别无选择：他们同意为安全部队工作，然后什么都不做。然而，有些人还是屈服于压力，开始出卖旧日朋友。
或许苏联间谍最为重大的成功就是渗透到立陶宛抵抗运动的中央组织机构。1945年春天，安全部门招募了一位名叫尤奥扎斯·马尔库利斯（Juozas Markulis）的医生，他成为最有价值的特工之一。此后几个月里，马尔库利斯设法让游击队相信他领导着一个地下情报团队，他如此深受信任，以至于游击队试图成立一个新的高级地下组织，民主抵抗运动总会（Gener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他还当选为最高领导人之一。通过马尔库利斯，警察基本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他还利用其职务鼓动游击队员解除武装、交出武器。借口帮别人伪造档案，他还成功套取了游击队成员的名单甚至照片。通过类似的活动，好几个地区的游击队领导人被逮捕和杀害，在立陶宛东部一个地区，游击队领导人还被换成马尔库利斯的特工同事。[17]
及至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已经在特定地区建立起发现和监视游击队活动的特殊队伍。这些队伍致力于描绘游击队的全貌，游击队员的名字和代号、行动、伪装手段和通信手段、支持者和接头人，这些情况在打入和消灭游击队之前便已全部掌握。[18]随着游击队人数开始减少，普通民众的支持开始流失，抵抗运动就难以抵挡这些队伍的进攻了。游击队最后的残余势力逐个被抓获、逐个被摧毁。
游击队员还是“土匪强盗”？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尔（Mart Laar）在他撰写的爱沙尼亚游击队史中，曾经提到安茨·卡柳兰德（Ants Kaljurand）的故事，他是抵抗运动的传奇人物，人称“可怕的安茨”（Ants the Terrible）。按照书中所说，安茨每到一个地方，都习惯投书问路。有一次，他通知派尔努（Pärnu）的一位餐厅经理，他将在某日某时来吃午饭，他想吃一道味道独特的菜肴。餐厅经理立即通知了地方当局。到了约定的日子，一群身着便衣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包围了餐厅，准备抓捕这位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但是，安茨骗过了所有人，他坐着苏联军车到达此地，身穿苏联高级军官制服。毫无疑问，苏联内务部人员不敢碰他。在美餐一顿后，安茨留下了慷慨的小费，并且在碟子底部留下一张纸条：“非常感谢这份午餐，可怕的安茨留字。”当苏联内务部人员发现真相后，他与他偷来的苏军汽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
类似的故事颇能说明波罗的海国家游击战争的问题。实在难以想象，任何游击队领导人会有投书告知陌生人自己何时到达的习惯，或者只为了一顿饭而冒这么大风险，而且这种故事还被反复传诵，仿佛真的发生过。立陶宛游击队员尤奥扎斯·卢克萨承认，这种传奇故事对于鼓舞民众相当重要，但他也承认，这种传奇故事绝大多数是胡说八道。1949年，他写道，“人们同情游击队员”，“因此，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经常被夸大到与事实相去甚远”。[20]
考虑到我们今天同情所有反抗苏联镇压的人，我们很容易掉入英雄崇拜的陷阱。然而，尽管我们喜欢把游击队员想象成罗宾汉那样的人物，大多数游击队员却完全不符合这种浪漫形象。绝大多数加入抵抗运动的人，不是出于勇气，而是为了避免被逮捕、被流放、被征召到苏联红军。只有当利益大于风险时，他们才会留在森林里：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会在两年内回归平民生活。[21]
尽管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出于民族主义而选择抵抗，但也有许多游击队员仅仅是因为曾经与德国人合作，而选择逃避苏联追捕，希望能够逃脱惩罚。某些游击队员曾经在战争期间深深卷入反犹屠杀。尤其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就建立在暴力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波罗的海国家，某些游击队也有其黑暗历史。例如，立陶宛的“铁狼”（Iron Wolf）团，成立于战争期间，曾经是法西斯组织。尽管到1945年夏时，这个团体的种族主义基础已经根本瓦解了，但他们讲述的故事还是带有反犹色彩。[22]这也难怪，就连某些西方人物也怀疑他们的动机。例如，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在演讲中提到，那些出身法西斯主义者的波罗的海游击队员活该被流放。尽管他的评论肯定会引起误解，但他的评论也包含了充分的事实真相。[23]
对于游击队来说更成问题的是，苏联方面声称游击队不是自由战士，而是“土匪强盗”。当他们与苏联军队爆发激战时，要反驳这种指控当然很容易，但当他们不得不袭击平民目标时，这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如前所述，立陶宛游击队前期损失如此惨重，他们被迫改变战术。从1945年夏天起，游击队绝大多数仇杀对象都是平民，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官员以及那些公开与苏联合作的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乌克兰以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抵抗运动从未强大到足以公开挑战苏联军队的程度，平民合作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主要攻击目标。无辜的人们难免被错杀，人们对游击队的好感开始流失。
表3 游击队造成的总死亡人数（1944～1946）[24]
因此，游击队被迫走钢丝。为了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描绘成与新政府分庭抗礼的地下政府，能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然而，他们还不能疏远民众。一方面，他们被迫惩罚那些与苏联过从甚密的合作者；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地方官员除了与苏联合作就别无选择。在他们力量强大的地方，起码是力量暂时强大的地方，他们能够在农村地区实行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然而，在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们就只能破坏法律和秩序。在想极力摆脱多年混乱和流血的居民当中，游击队越来越难以获取支持。
与他们的苏联对手相似，游击队有时也诉诸恐怖手段，以贯彻自己的意志。有时候，这种恐怖手段只会换来愤怒、沮丧、好战的结果。例如，1946年3月，在爱沙尼亚城镇奥苏拉（Osula），游击队对当地的“破坏营”即爱沙尼亚志愿民兵发动袭击。这场袭击是抵抗运动在当地树立权威的尝试，但也是对某些民兵暴行的报复。游击队领导人拟定了一份有罪官员的名单，把他们关押在当地药店听候处决。按照目击证人的证言，游击活动迅速蜕变为疯狂举动：
丛林兄弟准备按照名单杀人。他们很快意识到，名单并未包含所有他们想找的人。有些人杀红了眼，开始射杀不在名单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些曾经得罪丛林兄弟的政府官员，全家都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曾经，妇女们成功制止了流血。有一次，她们把游击队员从破坏营指挥官的妻子身边赶开，她们说怀孕的妇女不应该被杀害。[25]
当天，在游击队收队回营之前，总共有13个被列入名单的人被处决。
有时候，他们有更加冷酷的政治理由去恐吓个别社区。例如，显然是为了阻止苏联土地改革，立陶宛游击队偶尔会袭击那些从没收的大地产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按照来自阿里图斯（Alytus）省的苏联报告，1945年8月，大约有31个家庭遭到游击队袭击，有48人被杀害：
在被杀者当中，有11个60～70岁的老人，有7个7～14岁的孩子，有6个17～20岁的女孩。所有受害者都是贫农，他们得到了（没收的）富农土地……所有被杀者都没有为政党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工作的背景。[26]
在后来的岁月里，当农庄被强行集体化时，游击队焚烧农作物、破坏公社农具、杀死牲畜。然而，由于这些集体农庄还要满足政府粮库的定额，受苦受累的通常只有农民。为了在此时收集补给，游击队经常别无选择，只能抢掠公社商店。由于这些商店此时属于整个公社，因此整个公社都深受其害。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随着岁月流逝，游击队的活动开始变得不像抵抗运动，更像是报复社会。[27]
许多人也开始质疑，继续暴力和混乱还能达到什么目的。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游击队正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斗，而绝大多数平民只想结束暴力。在被迫选边站的时候，许多人此时宁愿牺牲民族主义理想也要求取安定。20世纪40年代末，告发抵抗运动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告发者不仅有获取悬赏的人、被迫改换门庭的前游击队员，还有普通老百姓。及至1948年，大多数被捕和被杀的游击队员，都是由于告密而落网，其比例超过7/10。换言之，他们被出卖了。[28]
抵抗的终结波罗的海游击队最为严重的错误是，把他们正在进行的战争首先想象为一场军事斗争。实际上，他们在好几条战线上四面受敌，不仅有军事战线，而且有经济战线、社会战线、政治战线。从一开始，苏联当局就了解到，游击队极为依赖当地的农村社区以获取支持。因此，苏联当局开始毫不留情地瓦解这些社区，让这些游击队战士无处立足。
第一步开始于战后初期，共产党着手推行土地改革计划，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同样实施了这些计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居民出现真正的分化，贫穷无地的人自然比被迫交出部分财产的人更能得到好处。中产农民自然比贫苦农民更加希望加入游击队。由此产生了阶级斗争的萌芽，而当局也能把游击队描绘成反动派。[29]这个看似微妙的关键点，其实是共产党的重大政治胜利，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是为穷人而斗争。再加上其他政治手法，比如把维尔纽斯划归立陶宛就是个高明手段。立陶宛总是对这座城市提出主权声索，但从未控制过这座城市。苏联把维尔纽斯划归立陶宛，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会像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全心全意地支持游击队。
第二步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再次对政治敌人实施流放政策。1948年5月22～27日，超过4万人被赶出立陶宛；次年3月，又有2.9万人加入流放大军。[30]在拉脱维亚，有4.3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实际上断绝了抵抗运动的所有希望。[31]尽管在短期内，流放事件让更多的人愿意逃进森林和加入游击队，但流放事件在普通居民当中摧毁了游击队的支持网络。就此而言，游击队不再能够依赖社区提供食物和其他补给。他们被迫走出森林去索取必需品，由此让当局注意到了他们的行踪。
最后一步是通过土地集体化政策切断游击队的补给线，土地集体化实际上让个人完全无法染指农业。一旦所有农场都被国家拥有和控制，就不会再有任何同情游击队的小农可以依靠。在波罗的海国家，农业集体化甚至比共产主义集团的其他国家更为激进。1949年年初，只有3.9%的立陶宛农场、5.8%的爱沙尼亚农场、8%的拉脱维亚农场被集体化。当正式宣布农业集体化政策时，许多农民奋起反抗，但在大批农民被流放后，余下的农民仓促服从新的规定。及至1949年年底，62%的立陶宛农场都已经被国家控制。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游击队没有那么强大，抵抗运动相对缺乏组织，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80%和93%。[32]
随着本土支持网络被摧毁，游击队就只能指望西方援助了。[33]在绝望中，他们向西方派出代表以争取支持。最为知名的就是立陶宛游击队的尤奥扎斯·卢克萨，他徒步穿越了波兰国界，最终于1948年年初抵达巴黎。他带着致教皇、致联合国的信件，信中描述了正发生在他的祖国的野蛮驱逐行动，但他试图争取西方支持的举动没有换来任何结果。除了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某些半心半意的支持，波罗的海游击队大体上就只能自生自灭了。[34]
1950年，当卢克萨回到立陶宛的时候，斗争已经失败了。1944～1947年，森林里曾经住满了活跃的游击队员，高峰期人数达到4万人，此时已经下降到只有2000人。及至1952年夏天，可能只剩下500人了。[35]卢克萨回国被苏联当局视为重大事件。他被数以千计的苏联内务部人员追捕，他们搜遍普尼亚（Punia）与卡兹卢鲁达（Kazlɥ Rūda）之间的森林，就是为了抓到他。最后，他被某个所谓的朋友出卖，被引到伏击圈里射杀了。[36]立陶宛游击队其他领导人逐一迎来厄运。及至1956年，在他们的斗争开始12年后，立陶宛最后一支游击队终于被消灭了。[37]
烈士民族尽管苏联安全部队效率惊人，但游击队的事业从未彻底失败。即使在1956年，最后一位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代号为“鹰”（Hawk）的阿道法斯·拉马瑙斯卡斯（Adolfas Ramanauskas）被俘虏后，还有大约45名游击队员在立陶宛的森林里坚持斗争。迟至1965年，还有两名立陶宛游击队员被警察包围：他们吞枪自杀，以免沦为俘虏。最后一名立陶宛游击队员斯塔西斯·吉加（Stasys Guiga）被一位农村妇女庇护了超过30年，他设法逃脱了追捕，直至1986年去世。[38]
在爱沙尼亚，也有两兄弟，胡戈·莫图斯（Hugo Mõttus）和阿克塞尔·莫图斯（Aksel Mõttus）于1967年才被警察抓捕。他们在冰冷潮湿的森林掩体里生活了20年，在此期间，因为饥饿和疾病，他们失去了父亲、兄弟、姐妹。他们把亲人都埋在森林里。1974年夏天，苏联当局射杀了游击队员卡利韦·阿罗（Kalev Arro），他们在沃鲁玛（Võrumaa）的村庄里偶然碰见了他。但是，最后一名爱沙尼亚游击队员直到4年后才被杀。1978年夏天，克格勃试图逮捕奥古斯特·萨比（August Sabbe），萨比跳进沃汉杜（Võhandu）河试图逃跑，却被淹死了。[39]
在冷战高潮期间，波罗的海国家处于苏联的牢牢控制之下，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这些人是在浪费生命。就像那些被遗忘的日本士兵，在遥远的太平洋海岛上坚守到20世纪70年代；或者如孤独的曼努埃尔·科尔特斯（Manuel Cortés），他是西班牙共和派，逃避佛朗哥追捕直至1969年。这些最后的游击队员还在坚持战斗，尽管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是人非。[40]他们把赌注压在美国和苏联爆发新冲突上，但代价是押上了自己的人生，还连累他们所爱的人身陷牢狱、浪迹天涯。他们的勇气和爱国主义，他们对苏联当局的反抗，最终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41]
然而，人们无法否认游击战争对后来的抵抗运动的影响。苏联对待游击队员及其家人的手法，尽管在短期内非常奏效，但造就出大批永远对苏联不满的人。正是这些人，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他们的孩子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又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孩子后来成为波罗的海异见运动最为活跃的成员。[42]
历经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继续抵抗苏联的镇压，尽管他们不再能够拿起武器反抗苏联，他们仍然受到游击战记忆的鼓舞。游击队的故事被反复传诵，游击队的歌曲被私下歌唱，后来演变为塔林的“歌唱革命”。游击队员的回忆录被传抄和散发，比如尤奥扎斯·卢卡萨的《游击队员》（Partizanai）。[43]1990年，在立陶宛宣布独立后不久，这本书迅速成为立陶宛最畅销的作品。游击战也启迪爱沙尼亚后苏联时代第一位总理撰写关于游击战的著作。[44]
在本章开头，我曾经提到，卡尔尼斯克斯战役的故事是游击战鼓舞后人的最佳例子，而且迄今继续启迪后人。战役结束多年以后，他们的故事变成民间传说，还有歌曲纪念那英雄主义的最后一搏。他们的故事并未随着时间流逝，反而不断引起共鸣。20世纪80年代，前游击队员回国，为阵亡的同志修建陵墓，并且为那场战役举行纪念仪式。1989年，这又成为与苏联关系紧张的根源。士兵们在苏军驻地附近驻扎，他们故意在周年纪念期间进行实弹演习，并且向聚集的人群头顶开枪。后来，士兵们又在当晚捣毁了陵墓。然而，在独立后，新的纪念碑又竖了起来，在卡尔尼斯克斯阵亡的游击队员遗体被发掘出来，重新进行了体面的葬礼。时至今日，这场战役仍然在周年仪式上受到纪念，出席人员包括前游击队员及其家人、立陶宛政府和军队的代表、地方政治家和学校的孩子。这次战役不仅成为立陶宛游击队员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且成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为立陶宛独立而奋斗的象征。[45]
现在，我们不会如此轻易地说丛林兄弟的奋斗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那注定失败的起义也不再是无人倾听、结局悲惨的故事，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个故事被融入一个悠长得多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最终独立。就此而言，游击队员及其社区的牺牲起码还是有意义的。尽管三个国家都有数万人死亡，尽管生命在流放和躲藏中虚耗，但当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民众回顾丛林兄弟的事迹时，都会认为那是有价值的事业以及民族自豪感的源泉。
[1]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6.
[2] 援引自Laima Vincė，afterword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403。
[3] Lionginas Baliukevičius，引自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44。
[4] 关于游击战的大量事例，参阅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3-24。大事年表可参阅http：// www.spauda.lt/voruta/kronika/chronic1.htm，accessed 17 October 2011.
[5] 关于卡尔尼斯克斯战役的详细描述，参阅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9-21；以及http：//www.patriotai.lt/straipsnis/2009-05-22/jonas-neifalta-lakunas-1910-1945，last viewed 17 October 2011。
[6] 关于更高的估计数字，参阅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86；关于更低的估计数字，参阅Strods，Heinrichs，‘The Latvian Partisan War between 1944 and 1956’，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150；以及Mart Laar，“The Armed Resistance Movement in Estonia from 1944 to 1956”，in Anušauskas，Arvyd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217。
[7] Beria，引自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50。
[8]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47.
[9] Eleonora Labanauskien？testimony in Laima Vincė’s afterword to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375.
[10] 例如，1947年7月，秘密警察头子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就援引斯大林的“指示”为酷刑折磨辩护。参阅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3，247-9，291-2。
[11]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7-8，112-13.
[12]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10-11，226-30，305，331，335.
[13]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335.关于其他例子，参阅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03，225，228，230，240，273；Vardys，V. Stanley and Judith B.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84；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5；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8。
[14]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89；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51.
[15] Testimony of Private Strekalov，引自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50-51。
[16] 这种团体的存在得到西方和苏联双方资料的证实。参阅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91；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1。
[17]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2；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
[18] 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60.
[19] 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p.117-19.
[20]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124.
[21] 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86.
[22]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1-3，147.
[23] According to Alfred Käärmann，引自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p.183-4。
[24] Table adapted from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25.
[25] Ilse Iher，引自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98。
[26] Memo from Beria to Stalin，引自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32。
[27]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2-4，137-8；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p.92-3.
[28] 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58.
[29]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1-2.
[30]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7.
[31] Strods，Heinrichs，‘The Latvian Partisan War between 1944 and 1956’，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154-5.
[32] 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p.99，102-3.
[33] 上述三国的游击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组建“武装战斗同盟”，引自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108。
[34]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4-7.
[35]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38，42.基于1989年之前的数字Misiunas和Taagepera乐观地估计1950年还有5000名活跃分子，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357。
[36] 参阅Laima Vincė’s afterword to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385-8。
[37] 最后一位主要游击队领导人阿道法斯·拉马瑙斯卡斯于1956被俘虏，并于1957年11月29日被处决。参阅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44。
[38]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43-4.
[39] 参阅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p.196-206。
[40] 参阅“Japan：The Last Last Soldier？” Time magazine，13 January 1975；以及Ronald Fraser，In Hiding：The Life of Manuel Cortés（London：Allen Lane，1972）。
[41] 关于抵抗行动只会让苏联的镇压更为严厉的观点，参阅Alexander Statiev’s comparison of Lithuania and Belarus，pp.117，137-8。
[42] Vardys，V. Stanley and Judith B.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84.
[43] Translated and updated as Forest Brothers；参阅Bibliography。
[44] 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assim.
[45] 参阅http：//www.patriotai.lt/straipsnis/2009-05-22/jonas-neifalta-lakunas-1910-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