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世界也属于我们，
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
试想你正在大学校园里，一位陌生的异性缓缓向你走来。对方说：“我在校园周围注意你很久了，发现你非常有魅力。”不知不觉间，这个神秘人已经把你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与你发生了关系。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没有创意的搭讪方式了，但如果这一招对你有效，那么依照相关的研究显示，几乎可以肯定你是一位男性。这一场景取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1978年的一项实验，该研究由心理学教授拉塞尔·克拉克（Russell Clark）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设计，旨在解决一场关于男性是否比女性更热衷于偶暂式性行为（casual sex）的课堂争论。实验方法很简单。他们从实验心理学班招募了一群年轻的志愿者，这些人外貌过得去，但也没有太大的性吸引力，这些志愿者在校园里接近他人，并重复使用相同的搭讪方法。这套搭讪方法最后会给出三个请求让对方选择其一：外出约会；去他们的公寓；或者直接和他们上床。
实验结果很明确。尽管男性和女性可能都会同意和陌生人约会，但没有一位女性答应和陌生人上床。而另一边，有3/4的男性愿意和他们完全不认识的女性发生关系。当心理学家在1982年重复这个实验时，研究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依照他们的观察，女性经常被诸如此类的求爱方式吓到。其中一位女士惊呼：“你有什么毛病？离我远点！”男性的表现却极为不同，他们甚至会在拒绝对方时道歉。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指出：“实际上，比起发生性关系，他们更不愿意接受约会邀请。”
虽然出版商觉得论文太过轻浮，但多年来他们一直努力让论文发表。该文最终在1989年的《心理学与人类性行为杂志》（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上以《性提议接受度的性别差异研究》（Gender Differences in Receptivity to Sexual Offers）为题发表，随即成为经典。毕竟这一研究明确证实了大家对性与性别所固有的看法。男人天生就是多偶性的，当他们被长期关系束缚时，就是在对抗自己的天性。女人天生是单配的，总是在寻找完美伴侣。
一些生物学家说，这种差别可以归结于两性想要的东西完全不同这一事实。他们陷入了无休无止的进化争斗当中，即雄性会不加区分地追逐所有雌性，以增加自己繁衍最多后代的机会；而雌性在小心翼翼地为她们的后代寻找最优秀父亲的过程中，试图躲避自己不感兴趣的雄性的关注。早在1871年，查尔斯·达尔文就在其名著《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将这一发现写进了科学著作。
这种观念甚至在1948年的另一个配对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不过这次不是在人类身上，而是在水果腐烂时出现的一只不起眼的小苍蝇身上。
每当谈及繁衍问题，最容易研究的就是那些配对迅速、繁殖量丰富的物种。但人类不是其中之一。
安格斯·约翰·贝特曼（Angus John Bateman）是1948年在伦敦约翰·因尼斯园艺研究所（John Innes Horticultural Institute）工作的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他非常明智地选取了最常见的果蝇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生物生命力顽强，出生几天后就可以迅速发育达到性成熟，母蝇一次能产下数百只卵。果蝇之所以成为科学家最好的伙伴，是因为这一物种会发生基因突变，从而使得每一只果蝇都与下一只略微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它们所遗传到的特征，比如更卷曲的翅膀或更狭窄的眼睛等。通过追踪这些差异，贝特曼得以可靠地辨识出哪些父母属于哪种果蝇。由此，他就会知道哪些果蝇交配成功了。
像哈特菲尔德和克拉克的实验一样，贝特曼的实验也很简单。他挑选出三到五只成熟的雌性果蝇和同样数量的成熟雄性果蝇，然后观察它们在交配活动中的表现。他发现，1/5的雄蝇无法生育后代，相比之下，只有4%的雌蝇无法生育后代。尽管如此，繁殖最成功的雄蝇所生育的后代数量，接近最成功的雌蝇的三倍。每一只雌蝇都大受欢迎，但最不成功的雄蝇却屡被拒绝。这便证实了达尔文长期以来的理论，即在此类物种中，雄性配偶更多，更不挑剔，而雌性更挑剔，也远比雄性专一。
贝特曼写道：“达尔文认为，一般来说，雄性渴望与所有雌性交配，雌性虽然被动，但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基于他对果蝇的研究，“似乎规律也是如此”。
达尔文推断，当一种性别必须竞争配偶时，该性别进化出另一种性别所欲求的特征的压力就会更大。同样，他们也需要足够强大来击败竞争对手。达尔文将此类进化过程称为“性的选择”。他的观察表明，雄性面对的压力要比雌性大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些物种，雄性往往比雌性更高大强壮。同时也解释了像雄性狮子的鬃毛和孔雀华丽的蓝绿色羽毛这样的自然界奇异现象。除了吸引异性之外，似乎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来解释狮子为什么需要鬃毛，或者孔雀为什么需要如此笨重的精美羽毛。
贝特曼写道：“雄性总是有一股毫不挑剔的渴望，而雌性有一种挑剔的被动性。”他的果蝇实验强化了达尔文的理论，即性选择行为对雄性的影响比雌性更大。有些雄蝇繁殖能力很强，有些则没有后代（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想尝试）。竞争如此激烈，少部分果蝇表现得比其他同类好得多。与此同时，雌蝇似乎对它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雄性感到满意，它们看起来没什么压力。按照贝特曼的说法，事实上有极少数雌性果蝇，如果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对象，她们甚至愿意暂时放弃交配。
贝特曼基于对果蝇的观察，将结论推演到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物种，这一研究将会重新激发科学对性选择理论的兴趣。但人们的兴趣并没有立即被点燃。他的论文沉寂了几十年。其后贝特曼再未写过关于性选择的文章。直到24年之后，他的果蝇实验才最终经由一位名叫罗伯特·特里弗斯的年轻研究员的推广为大众所熟知。
特里弗斯在着手写作时已经74岁，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有着多姿多彩的人生。
他的个人网站上宣传着自己的自传［这本自传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野性生活”（Wild Life）］，书中说他坐过牢，他在牙买加成立过一个武装团体来保护同性恋者免受暴力，他曾经帮助从事革命的黑豹党[1]运动创始人之一驾车逃亡……也正是他，曾经和一个记者说，萨拉·赫迪应该专心做一个母亲，而不是从事作为生物学家的职业生涯。
如今，特里弗斯住在自己在牙买加购置的一处乡村庄园里。当我采访他时，他告诉我，自己和工人住在一个被称为“男人城”的地方，因为周围没有女性。我问他现在在哪里工作，他说正和自己的雇主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处于纠纷当中。
无论生活多么狂野，特里弗斯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尤其是因为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发展出的各种理论。1972年，特里弗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安格斯·贝特曼1948年果蝇实验的论文，这篇论文被研究人员至少引用了11000次，这篇题为“亲代投资与性选择”（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的文章，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研究者对性选择的理解。
特里弗斯当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年轻研究员，当他的一位导师建议他查阅贝特曼的著作时，他正在琢磨窗外交配的鸽子。那一天他记得很清楚。特里弗斯来到博物馆影印贝特曼的研究，“我的裤裆紧贴在复印机的一侧”，他带着低沉的笑声对我说，一读到这篇文章，“我立即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特里弗斯意识到，雌性在选择伴侣时必须要比雄性更挑剔，更专一，因为如果她们做出错误选择会损失更大。以人类为例：男性会产生不计其数的精子，所以他们不需要在孩子身上做亲代投资；而女性一次最多只能受精几个卵子，接下来是九月怀胎和多年的哺乳和育儿期。“稍加思考，这个逻辑就很容易理清楚。我们知道，女性要花很多时间才能产生两颗卵子，而男性每天随时可以射精，这件事对他们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给学生上课时，有时我会指出，在最近这一小时，这间教室里的每一颗睾丸都能产生一亿个精子。而绝大多数精子都无处可去。”
1972年，特里弗斯在关于贝特曼观察果蝇的论文中写道：“雌性果蝇的繁殖成功率在首次交配后并未增加多少，第二次交配后则完全没有增加。”他认为，雌性果蝇除了让自己的腰带多几个孔没有任何好处。[2]一只雄性足以让雌性怀孕，一旦怀孕，她也就不能再受孕了。“大多数雌性动物都会不止一次或两次地表现出对交配不感兴趣。”
这意味着当亲代投资改变时，性行为也可能改变。在父亲也会更多地参与育儿的一夫一妻制物种中，这些规则在理论上就会发生逆转。雄性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他们对伴侣的选择就越挑剔，雌性就会越需要具备吸引雄性的竞争力。实际上，在某些一夫一妻制的鸟类当中，是雌性在追求雄性。
当然，在人类中，许多男性都是可靠的父亲，他们在抚育孩子上的投入和母亲一样多。但是，贝特曼并不相信作为一个参与育儿的父亲和丈夫就必然会改变一个男人潜在的全部性本能。他写道，即使在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雄性和雌性的数量基本相当，原有的性行为模式，即不挑剔的饥渴雄性和挑剔的被动雌性“可能会作为一种传统保持下来”。在贝特曼的论文发表24年之后，特里弗斯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在性选择过程中，如果是雄性更深入地参与育儿的物种，那么他们可能会将混合型策略作为雄性的最佳路线，即帮助单个雌性养育后代，同时不放弃与自己并不会协助其抚育的其他雌性进行交配的机会。”
换言之，他的意思是说，男性不太可能会逃脱偷情这种进化本能。
“……听上去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并不是禁止一个理论的正当理由。”
《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1978年8月号刊登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故事。杂志的封面扬言道：“男人需要背着自己的女人偷情吗？新的科学研究说需要。”在这个煽动性的标题旁边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巧妙地展示了一位穿着白色吊带裙和系带高跟鞋的模特，俨然向读者传达出性感女秘书的形象。她正站在自己的老板身上，便笺和笔随意地散落在地板上。
罗伯特·特里弗斯论文的发表，不仅成为科学家理解性行为方式的分水岭，也标志着街头的饮食男女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为了迎接20世纪而翻新的性选择理论，迅速成为解释男女关系习惯的工具。贝特曼的理论几乎一度被遗忘，但后来却完全变成一套金科玉律，获得了数百次的引用，人们把它看作一块顽石。如今在这块石头上镌刻着性别差异整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1979年，现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名誉教授的著名人类学家唐·西蒙斯（Don Symons）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人类性行为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中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男人追求新奇的性；而女人追求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在最低限度的亲代投资以及繁衍的机会和限制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性别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智人，一个在结构上只有温和性别差异的物种，会在心理上表现出深刻的性别差异”。西蒙斯提出的其中一个理论是说，女性的性高潮不是一种进化适应，而是男性性高潮的副产品，就好像男性的乳头是女性乳头的进化残余一样。他暗示，如果女性确实能够体验到性高潮，那也不过是一次幸运的生物学意外。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当时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批评家，他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用一句老话总结了西蒙斯的著作：“男男女女，男男女女，女人一夫一妻；男男女女，男男女女，男人一夫多妻。”
尽管存在此类质疑，在其著作出版的几十年间，这仍然成为科学界的主流。罗伯特·特里弗斯的研究通过将人类行为进一步引入进化生物学领域，有力推动了今天作为进化心理学的整个研究领域的形成。目前执教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戴维·巴斯（David Buss）是该领域全球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在1994年的著作《欲望的进化：人类的配对策略》（The Evolution of Desire: 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中写道：“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欲望不同，他们展现出的气质也必然有所不同。”他还补充说，女人天生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进化的历史上，女性通常会借助单一配偶，而不是通过许多临时的性伴侣来为后代累积更多的资源”。
1998年，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纽约客》（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看法。在这篇题为《本性难移》（Boys Will be Boys）的文章中，平克运用进化心理学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辩护，当时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绯闻刚刚公之于众：“大多数人类欲望都可以用古老的达尔文理论解释。一个与50个女人发生关系的史前男子可能会是50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后代更有可能和他喜好相当。而一个和50个男人发生关系的女子，却不会比只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的女子有更多的后代。”平克将唐·西蒙斯的著作描述为“开天辟地的”，而将罗伯特·特里弗斯的著作视为“里程碑式的”。
当然，查尔斯·达尔文最初关于性选择的研究远远超出了性行为的范围。这不仅仅是关于配对习惯，而且涉及吸引异性的压力会如何对男性产生更大的影响，即通过迫使他们变得更具吸引力和更精明来影响自身的进化发展。达尔文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中写道：“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无论男性从事何种工作，都会达到比女性更高的成就……所以男性最终会优于女性。”
一个多世纪后，就连性选择理论中这个颇具争议的层面也复活了。2000年，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在探寻其所谓的“人类精神进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版了一本名为“配对思维：性选择如何塑造人类本性的进化”（The Mating Mind: 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的著作。他写道，在我们的进化历史中，女性可能发展出一种偏爱更擅长唱歌或说话的男性的倾向性。如果男性更具创造性、更聪明或者更擅长唱歌、谈话，那就更具吸引力，在配对方面也会更加成功。米勒认为，通过与更聪明的男性配对，从而生育更聪明后代的这种“失稳过程”（runaway process），人类大脑得以迅速达到如今的大小。
米勒写道：“雄性夜莺歌唱更多，雄性孔雀更善于展示优美的羽毛。在公共场合也多是男人在唱歌、讲话，创作更多的绘画和建筑。”随后他又补充说：“男人写了更多的书，讲过更多的课程。课后问的问题也更多。男性主导着男女混合委员会的讨论。”他暗示说，男人擅长所有诸如此类的事务，因为他们进化得更好。
对于所有担心这种说法对女性有点不公平的人，米勒也给出了回应。他用老掉牙的借口告诫读者：“在科学的游戏中，听上去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并不是禁止一个理论的正当理由。”
“多性伴侣在雌性当中
至少对人类而言，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在于，它认为男性倾向于多性伴侣而且不挑剔，而女性极为挑剔且在性方面趋于被动。女人挑剔、贞洁。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安格斯·贝特曼的原则之下，就像1978年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校园里，他的果蝇实验，以及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的人类实验所证明的那样。男人会和陌生人同床共枕，女人不会。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一点。
今天，有大量研究与贝特曼的原则相悖。实际上，这些研究已经累积了几十年。萨拉·赫迪40年前对莫乌恩特阿布地区哈努曼长尾叶猴的研究表明，与多只雄猴交配会让雌猴从中获益，因为这样幼崽父亲的身份就会被混淆，从而降低幼崽被杀的可能性。在对冈比亚阿布科自然保护区（Abuko Nature Reserve）红疣猴的研究中，唐·斯塔林也描绘了雌性灵长类动物的性自信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她在2008年的《非洲地理》（Africa Geographic）杂志上记录了一群她观察到的猴子：“每当涉及性时，她们就变得极为果敢。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这片森林会被一群彪悍的雌猴占领，她们趾高气扬地展示自己的一切，引诱紧张的雄猴进入灌木丛交配。”
研究者在离人类较远的物种中也发现了雌性与多个雄性交配的类似证据。许多以前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制的鸟类实际上并非如此。研究人员发现，雌性蓝知更鸟夜间会飞行相当长的距离，只是为了与其他雄性交配。关于小口蝾螈、灌木蟋蟀、黄松花栗鼠、土拨鼠和粉蚧的数据显示，所有这些物种的雌性在与更多雄性交配时，会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
圣路易斯州密苏里大学的动物行为学家祖利玛·唐-马丁内斯（Zuleyma Tang-Martínez）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有人甚至会说无处不在。雌性中的多性伴侣情况特别特别常见。”她告诉我，在研究生阶段，她曾经和所有人一样被贝特曼的逻辑说服了。“这是一个异常简单的观念。因为它契合了我们所具有的文化上的刻板印象，所以你才会买账。当我慢慢成熟，成为一名科学家，才开始提出问题，同时我发现与贝克曼不一致的证据浮现出来，于是开始更彻底地审视这些证据。”
唐-马丁内斯花了数年时间剖析围绕着贝特曼法则的证据，并多次将自己的观点成文发表。她的结论是，证据的绝对重要性应该足以迫使科学家重新思考。事实上，她认为范式转变已经开始了。对女性性本质的科学理解已经扩展到能够更好地理解动物王国中真实多样性的程度。在许多物种中，雌性表现出主动、强力以及非常乐意与不止一只雄性配对的特征，远非只是被动、扭捏和一夫一妻制的生物。
不过，这种转变来得很缓慢，部分原因在于一路上阻力颇多。在1982年对萨拉·赫迪的著作《从未进化的女性》（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oved）一书的评论中（赫迪这本书给出了更多与腼腆、贞洁的女性形象相悖的证据），唐·西蒙斯尤其质疑了赫迪的观点，即对于莫乌恩特阿布地区的雌性长尾叶猴来说，进化可能会偏爱那些在性方面更自信、更有竞争力的雌性。西蒙斯轻蔑地写道：“在兜售对雌性性本质的看法过程中，赫迪为这种本质的存在所提供的证据非常值得怀疑。”
按照赫迪的说法，针对像她这类立场的敌意并没有消失。她在1986年出版的《科学的女权主义进路》（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一书中的一个章节中写道：“如果不考虑相关研究人员的背景，包括性别，就不可能理解这段历史。”在对唐·西蒙斯关于人类性行为的著作的评论中，她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来自19世纪的绅士风”。她认为，就像达尔文时代一样，科学家扭曲性选择理论的做法不仅对女性不公平，对事实也不公平。
赫迪对我说：“性选择理论具有出色的洞察力，达尔文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这种理论过于狭窄，不能用它来解释一切。”祖利玛·唐-马丁内斯说，某些与贝特曼法则针锋相对的最有力证据甚至都不在其他物种当中，就在我们人类本身。她提醒我们：“委婉地说，如果有任何我认为自己会极度不情愿说出口的话，那就是贝特曼的原则对人类的适用性。我认为那根本是个巨大的错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行为生态学家布鲁克·谢尔扎（Brooke Scelza）说：“大约有一半的社会文化认为女性的不忠行为要么普遍，要么非常普遍。”在她的办公室角落里有一个玩具围栏，作为一个年轻的职场妈妈，我立即与她产生了共鸣。
也正是谢尔扎对女性的共情反过来让她具备了一份独特的洞察力，以此来考察自己所研究的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其中就包括辛巴族（Himba），一个由纳米比亚北部部分游牧牧民组成的土著社会。辛巴族之所以对理解女性性行为的真实广度至关重要，是因为在性自由的光谱上，辛巴族女性处于光谱遥远的另一端。她们的文化对已婚女性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持相当宽松的态度，在与谁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上，辛巴族女性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女性都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谢尔扎对辛巴族女性的婚姻历史进行了采访，她发现这些妇女会告诉她哪些孩子属于自己的丈夫，但是会用当地的语言“omaka”称呼她们生的其他孩子。谢尔扎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是从其他地方取来的水。所以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基本上，这是一个她们用来描述非婚或婚外生育子女的词。”丈夫也会非常公开地承认他们认为哪些孩子是妻子和自己生的，哪些是妻子和其他人所生。
谢尔扎说，虽然没有理由认为辛巴族男子和女子不会感到妒忌，但他们的文化规范是女子和男子一样，婚外情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丈夫也不得不接受。这便极大地挑战了安格斯·贝特曼的理论，即女性对性没有渴望，她们不会同时想要一个以上的性伴侣。
2010年，当谢尔扎刚开始在辛巴部落从事田野调查时，当地妇女会问他，为什么没有男人去她的小木屋里。“‘嗯，我说，你知道，我结婚了。’她们接着说，‘对，对，可是结婚也没关系。你丈夫又不在这里。’于是我尝试向她们解释，我们是由于彼此相爱才结婚，因为我觉得这样她们就会理解。但她们说，‘这有什么关系，没事的，完全可以。他又不会知道，你可以做。’她们对爱情与性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一方面说出我真实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另一方面当他不在身边时，我仍然会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这样说完全理所当然。对辛巴族妇女来说，这不是什么罪过。”
1972年，罗伯特·特里弗斯在关于贝特曼果蝇实验的论文中说，女性这样做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得不到任何好处。一位男性就可以让女性怀孕，这标志着她的生殖能力到了极限。更多的情人并不能帮助她更成功地生育后代。但是，谢尔扎发现，在辛巴族人当中，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婚外情生育子女实际上对族群整体的繁衍大有益处。”
目前她仍然在搜集数据，弄清楚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或许这只是一种随机的关联，可能是因为最具生育能力和最优秀的女性，无论如何都会有更多的孩子，吸引到更多的伴侣。当然，另一个因素在于，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像“下一个”一样具有更好的生育能力或者是一个更好父亲。但她补充说，随着女性与更多男性发生关系，出生率和婴儿存活率可能会上升还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在经济上，多性伴侣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或更多的保护。
另一点在于性的匹配性。在辛巴族当中，包办婚姻颇为常见，这意味着女性并不总是能与自己心仪的伴侣结婚。婚外情通过使她们在家里有一个忠诚、可靠的丈夫，在家外有一个或多个在性方面相匹配的情人，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变通的方法。
有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其他物种中，当雌性选择她想要的雄性时，她的后代更有可能存活。1999年，在美国动物行为学会（Animal Behavior Society）的年会上，当时在美国阿森斯佐治亚大学的帕特里夏·格瓦蒂（Patricia Gowaty）和马尼托巴三角洲水禽与湿地研究站的辛西娅·布卢姆（Cynthia Bluhm）报告了这种效应在雌性野鸭中的存在。虽然绿头鸭成群结队，但雄性经常恶意骚扰雌性，迫使对方与之交配。格瓦蒂和布卢姆在接受《科学新闻》（Science News）采访时表示，当允许一只母鸭在不受骚扰的情况下自愿选择伴侣时，她所生育的小鸭成活得更好。格瓦蒂与另一个团队合作，对家鼠进行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然而，辛巴族只是人类行为光谱中的一环而已。辛巴族妇女之所以拥有性自由，部分原因在于她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众不同。妇女在结婚后与母亲和娘家保持密切联系，这使得她们更容易在没有反对和控制的前提下离开丈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此外，财富不是从父亲传给子女，而是从兄弟传给兄弟或传给姐妹的儿子，这意味着，男性可能不太关心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无论是谁继承了自己的牛，都可以保证是一位遗传近亲。
2013年，谢尔扎在《进化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挑剔而不忠贞：女性中的多性伴侣研究》（Choosy But Not Chaste: Multiple Mating in Human Females）一文，并在文中列举了其他几个女性拥有不止一个性伴侣的地区。中国的摩梭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女性掌管家庭和财产，并将其传给女孩继承的部族之一，他们还实行所谓的“走婚”制度。摩梭妇女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拥有任意多的性伴侣。她选择的情人只是在晚上来到她的房间，第二天早上离开。摩梭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上，男人不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太多经济或社会支持。
同样，在另一些小规模的社群中，女性对家庭的贡献越大，往往就会有更多的性自由。谢尔扎指出，在美国，“由于高监禁率和高失业率，在男性提供家庭资源的可靠性较低的分组人口（sub-population）中，女性亲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和情感支持，因此阶段性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很常见”。
另一个例子是在南美洲，一些与世隔绝的社会实行可分式亲子关系，他们相信一个婴儿可能会有不止一个父亲。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罗伯特·沃克和马克·弗林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金·希尔曾在2010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全部可分式亲子关系光谱的顶端中，几乎所有的后代都声称拥有多个共同父亲，婚外情很正常，性玩笑也不足为怪。”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吉利恩·布朗（Gillian Brown）和凯文·莱兰（Kevin Laland）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莫妮克·博格霍夫·马尔德（Monique Borgerhoff Mulder）在追踪了世界各地（包括芬兰、伊朗、巴西和马里等）人口的生育成功率后，同样发现了巨大的差异。他们在2009年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动态》（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上的论文中说，这些数据“与贝特曼所设想的一般性别角色并不一致”。
谢尔扎说，所有这些都戳破了女性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害羞和贞洁的这种模型。同与自己性文化迥然有异的辛巴族人一起工作让她明白，男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规则更多地与社会有关，而不是与生物有关。辛巴族不是一个另类种族，只是在文化上不同而已。“在这种社会中，并非他们得不到爱，也不是性取代了爱。他们会感到妒忌，但现有的文化规范阻止了男性按照妒忌心行事。比如说，如果某个男人做出了殴打妻子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这在世界某些地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反应），他就会遭到反抗。最终他可能不得不支付赔偿，还会因此受到惩罚。”
谢尔扎说，如果说在性行为方面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辛巴族妇女比男性更挑剔。“我认为这些妇女还是很挑剔的，但挑剔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性伴侣，而且要和他们一辈子待在一起。”
所有这些证据将安格斯·贝特曼珍视的原则，以及追随这一原则的理论抛向了何处？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研究人员开始进一步质疑女性通常比男性更被动、更忠贞的科学正统观念。就连1978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著名实验被重复了一遍之后——该实验曾发现男性远比女性更容易与陌生人随意发生性关系——也得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
德国美因茨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德烈亚斯·巴拉诺夫斯基（Andreas Baranowski）说：“我觉得事情不尽然如此。”2013年夏，他和同事海科·黑希特（Heiko Hecht）决定重启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的开创性研究，这一次他们控制了被认为可能会影响最初实验结果的若干因素。巴拉诺夫斯基和同事的驱动力来自他们个人对约会和性爱的观察。他们本能地不相信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实验捕捉到了女性性行为的真实光谱。巴拉诺夫斯基对我说：“这不是我在德国或欧洲的一般经验。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是如此。女性朋友们会和我诉说她们如何与男性搭讪以及发生性关系的故事，而这些在数据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这多少有点奇怪。”
巴拉诺夫斯基和黑希特怀疑，女性可能有许多合理的理由拒绝与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包括如此随意就被搭讪成功的社会污名，以及更明显的，可能会被袭击的风险等。他们在2015年发表于《性行为档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的论文中写道：“我们想知道在自然环境之下，比如鸡尾酒会上，以及更安全的环境设定，比如实验室中，最初的研究发现如何能经得起推敲。”为了不偏离最初的实验太远，他们在大学校园和酒吧里展开了实验。
在每一个地点，他们都得到了与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相当类似的结果，即同意约会的男生比女生多一些，同意发生关系的男生也多得多。然而，在两种情形当中，男生都不像佛罗里达实验中那般热衷于约会或发生关系。这虽然不能证明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弄错了，但确实说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这种结果对于表明两性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典型的行为方式也很重要。最初的实验不具代表性。巴拉诺夫斯基说：“最初的实验是单一维度的，仅仅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约会市场的情况。我毫不怀疑在当时的实验中，他们所采取的实验方法是适当的，当然如此。他们在实验中的所作所为，只是当时时代的一个缩影。”
关于巴拉诺夫斯基和黑希特的数据，真正有趣的地方在实验室当中。他们希望自己的被试相信是现实中的人在邀请他们参与普通约会，所以实验人员在对约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炮制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计谋。首先为每个被试展示十张陌生异性的照片，告诉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想和被试约会，或者尤为想和他们见面发生性关系。如果他们同意见面，就安排二人在安全环境中相见，而巴拉诺夫斯基和黑希特的团队会拍摄两人见面时的前半段情景。
实验过程中，所有男性都同意出去约会，也同意与照片中至少一位女性发生性关系。而在女性被试方面，有97%同意约会。巴拉诺夫斯基说，这与第一次实验的结果不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同意发生性关系”。
他们在论文中写道，实验证明，在一个没有威胁的环境中，性别差异其实非常小。在佛罗里达的实验中，让女性感到犹豫的或许并非生物因素，而是其他原因，最有可能的是社会和文化原因，比如对暴力的恐惧或者道德双重标准。但是，巴拉诺夫斯基和黑希特在实验室环境中注意到的一个性别差异是，在他们所提供的照片中，女性挑选出的性伴侣相对较少。正如谢尔扎在纳米比亚的辛巴族人中发现的那样，女性比男性更挑剔，却不是忠贞不二的。
“我们不能只是继续假装一切都好。”
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的帕特里夏·格瓦蒂说：“诸如贝特曼法则之类的东西，对我而言实际上毫无意义。”
我们当时正坐在格瓦蒂家的露天庭院里，这栋房地处托邦加山上。坐落于洛杉矶市宽广的州立公园内。我们被野生动物包围着。在我们会面时，一只野鹿曾在附近游荡。格瓦蒂是动物专家、进化生物学家，也是一名激进分子。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有50年的时间都在试图通过挑战性别歧视的基本假设将其清除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她最著名的目标就是安格斯·贝特曼1948年对果蝇所做的实验。
她对我说：“我在成为一位科学家的同时，也成了一名女权主义者。”格瓦蒂的女权主义意识从未减弱。女权主义现在对她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第一份工作，当时是1967年，她的第一份工作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教育部门里。“20世纪60年代末，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团体聚集在一起增强女权意识。增强女权意识的想法只是进行交谈，以及将增强意识的观念与当时兴起的女权主义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讨论，她开始明白历史上的女性，包括自己的母亲是如何被束缚的。她们的成就是在逆境中取得的。她告诉我：“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女性都用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来隐藏性别。”
就像同时代的萨拉·赫迪和阿德里安娜·齐尔曼一样，进化生物学忽视和误解女性的状况让格瓦蒂颇为愤怒。最让她难以忍受的就是某些主张之下暗藏的贝特曼原则。她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东方知更鸟的配对行为，当她在20世纪70年代证明雌性蓝知更鸟会飞行很远与不是自己伴侣的雄性交配时，根本没人相信她的研究。她的男同事完全不接受，而是告诉她，雌鸟一定是被强奸的。
她说：“我认为贝特曼原则的作用之一是模糊了雌性的多样性。好像忽然之间，雌性已经没什么值得好奇的了。这是让我感到困扰的事情之一。我觉得这其中存在着性别歧视，而且已经成为某种信条之类的东西。”
格瓦蒂明白，任何科学实验的最终检验都依赖其自身的可复制能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在仔细研究了贝特曼的论文之后，她决定重复这个实验。她和自己在佐治亚大学的同事丽贝卡·史坦尼肯（Rebecca Steinichen）、怀亚特·安德森（Wyatt Anderson）一起发现了她们与贝特曼之间的根本分歧。她们在2002年发表于《进化》（Evolution）期刊上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观察了小瓶中的雌性果蝇和雄性果蝇在相互接触的前五分钟里的动作。视频记录显示，雌性朝向雄性的频率，与雄性朝向雌性的频率一样高，我们推断雌性对雄性就像雄性对她们一样感兴趣。”
就此引发的难题在于，贝特曼是如何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果蝇身上看到他所主张的东西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格瓦蒂很快注意到贝特曼实验中存在的问题。随后在2012年，她与来自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金永奎（Yong-Kyu Kin，音译）和怀亚特·安德森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写道：“贝特曼的方法过高估计了没有配偶的实验对象，过低估计了一个或多个配偶的实验对象，并且在估算按照性别分布的后代数量时产生了系统性偏差。”她们声称，贝特曼将雌性果蝇算作亲本的次数要比雄性果蝇少，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繁殖需要两方同时参与。
另一个错误是，由于贝特曼需要自己的果蝇基因突变，这样他才能从受到存活率影响的后代中识别出其父母。一只具有两种严重削弱性突变的果蝇，比如令人不适的小眼睛和变形的翅膀，可能在贝特曼将其计算在内之前就已经死掉了。这样做必然会扭曲他的实验结果。
格瓦蒂宣称，实验错误如此明显，说明贝特曼的论文也只有在期刊编辑并没有真的读过的情况下才可能发表，而编辑是应当检查错误的。科学研究无法重复不是小事。通常情况下，这会为最初的实验埋下疑问。而对于像贝特曼这样重要的实验来说，这些问题应当引发极大的关注。
然而，对于格瓦蒂的研究发现，人们的反应褒贬不一。她告诉我：“许多人对此感到兴奋，另一些人感到很生气……他们就像疯了一样。”当我发邮件询问唐·西蒙对于格瓦蒂未能重复贝特曼的实验发现有何看法时，他告诉我自己并未读过她的论文。而当我进一步问他对于雌性多性伴侣证据的一般看法时，他却说，出于个人原因，他不能再回答我的问题了。
此外，我还咨询了罗伯特·特里弗斯对此的反应，毕竟是他在1972年让贝特曼的论文为大众所熟知。他在电话另一端的牙买加用特有的生动方式对我说：“我担心你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还没读过这篇大名鼎鼎的论文。”他答应会为我读一读，但过了几个星期，他还是没有抽出时间仔细阅读。最后他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鉴于佩蒂[3]是一位谨慎的科学家，我偏向于她是正确的。”但他又补充说，即便如此，对其他物种的研究（包括他自己对牙买加巨蜥的研究）却强化了贝特曼原则。随后他给我寄来一篇几个月前发表在《科学先端》（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的论文，作者是欧洲和美国的一组研究人员。这篇论文综述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动物数据样本，得出结论：“过去150多年来，性选择研究的前提并非错误，而是有效的，它为雄性和雌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提供了有力的解读。”
对格瓦蒂来说，这还不够。此类研究从动物王国中挑选出那些刚好符合贝特曼原则的案例，对大量存在的不一致之处视而不见（似乎也包括果蝇）。如果矛盾性的证据分量足够，就应当质疑基础理论。如果有诸多例外存在，所谓的原则就不能称为原则。问题在于，贝特曼和特里弗斯的观念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这些研究发现对他们而言似乎没有多大影响。格瓦蒂说：“我觉得人们紧紧抓住贝特曼原则不放。他们说，不管数据正确与否，这个原则都会成立。”
由于西蒙斯和特里弗斯等著名科学家在格瓦蒂的论文发表时都没有阅读过，因此，这就使得她更难让更广泛的科学共同体了解她的研究发现。唐-马丁内斯说：“我发现这非常奇怪。当这样的论文发表时，你会认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会阅读它，无论他们对哪一方的立场感兴趣，或者倾向于认同哪一方。我自己会试着阅读不认同我立场的那些人的论文。无法想象有人会说，‘哦，我根本不想花时间去读它’。对我来说，采取这种态度几乎是对一位科学家同行的侮辱。”
对格瓦蒂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职业挫败感：“我认为，我们无视其他替代选项，与我们致力于寻找性别差异有关。性别差异研究的一般准则是关于性别角色和性别角色的起源，以及可能会强化它们的适当差异。为了做出可靠的推论，这些论点是我们真正需要去理解的。我刚好认为这一准则具有缺陷，原因在于它从性别差异出发来预测其他的性别差异。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进化生物学中许多关于性别差异的理论都不是基础理论。这些理论颇为虚张声势。”
这不是说贝特曼完全错了，只是他并非完全正确而已。如果我们今天来评断他的原则，似乎连裁判都不需要。唐-马丁内斯说：“我当然知道会有一些物种符合这种模式。”在2016年发表于《性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x Research）的一篇证据评论中，她列举了红背蜘蛛、海龙和豆虫作为支持贝特曼假说的生物实例：“我确实认为，鉴于一路走来所有证据的数量，从男性的亲代投资到精子和精液成本，整个此类观念最初的基础，我们都必须要重新思考。我们不能光顾着向前走，假装一切相安无事，假装我们仍然可以将贝特曼原则应用于所有物种上。”
她将贝特曼原则描绘成一个盒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少的物种——包括人类——适合这个盒子。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有证据表明雌性并非天生忠贞或害羞，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某些雄性为了让雌性保持忠诚而长期固守的东西罢了。
罗伯特·特里弗斯对我说：“让我给你讲一件鸟类的逸事吧。”
那已经是他研究生时代的事了，当时他正看着三楼窗外水沟里的鸽子。冬天，鸟儿会成群结队挤在一起取暖。“在冬天你会看到它们两对儿紧挨着坐在一起。这些鸟可能会在12月交配，但不会繁殖，相信我。整个冬天它们都不会交配，只是待在一起，它们打算春天繁殖期一到就马上交配。”
对雄性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自己的伴侣不会被其他雄性占有。特里弗斯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雄鸽。他解释说：“如果你让四只鸽子坐在一起，那么雄鸽就会坐在里边，即便他们是更具攻击性的性别。我会坐在中间，右侧是其他雄性，左侧是我的雌性伴侣。与此同时，另一只雄鸽会让雌性伴侣坐在他的右侧。这样一来，我们两只雄鸽晚上都可以安睡了。因为我们在其他雄性和自己的雌性伴侣中间。”这种安排意味着每只雄鸽都可以保护自己的雌鸽免受其他雄鸽不必要的关注。
但是，当另一对鸽子夫妇加入这个组合当中时，就会出现两难的局面。三雄三雌，事情变得复杂了。特里弗斯说：“现在就不可能存在每只雄鸽坐在自己的雌鸽伴侣和其他雄鸽之间这种座位安排了。所以此时的座位安排是外侧各两只鸽子，最左侧的雄鸽和最右侧的雄鸽，他们的伴侣分别在他们的外侧。因此，他们以这种方式阻止自己的伴侣与其他雄鸽接触。”这种境况让这只雄鸽进退两难。“现在处于中间的雄鸽怎样了？他要怎么做呢？他的做法是啄咬自己的伴侣，强迫她睡在离自己喜欢的座位有几英寸高的斜屋顶上，因为原来她选的位置在排水槽旁边，两侧各有一只雄鸽。”雄鸽强迫自己的伴侣不舒服地独自坐在冷风里。
特里弗斯在学生时代有时候会工作到凌晨三点。“半夜一点半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类似‘呜呼’的声音，抬头望去，哈哈！雄鸽已经睡着了，而雌鸽又爬回原来那个舒适的位置上，她更喜欢在那里过夜。雄鸽醒过来看到雌鸽在那，就会再次把她啄回原来那个不舒服的位置上！性不安和偶外交配的风险如此强烈，足以促使能够强迫自己的伴侣付出代价。”
这种现象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残忍的，但它在许多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当中却很常见。人们称之为“保卫配偶”（mate-guarding），在理解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权力的平衡时，这是谜题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尽管这样做会为雄鸽带来损害，他的伴侣在冬天如此痛苦，会让她在春天需要繁殖和照顾后代时精力更少，但这些并没有阻止雄鸽将雌鸽从其他雄性身边推开。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将伴侣丢给另一只雄鸽，哪怕是一小会儿。
对特里弗斯来说，这是雄性为了雌性而进行激烈竞争的有力证据。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也从另一个维度揭示出查尔斯·达尔文和安格斯·贝特曼的潜在假设。雄性的性妒忌、对伴侣出轨的恐惧，以及以如此恶毒的方式捍卫配偶，说明雌性根本不是天生忠贞和被动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她们的伴侣为什么会费尽心机阻止她们接近其他异性呢？
[1]黑豹党（Black Panther）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美国的激进黑人社团。——译者注
[2]雄性果蝇一般身长约3毫米，但是它们一条精子的长度就能达到6毫米。所以在交配过后，果蝇的精子会在雌性体内缠绕起来，塞满整个身体，使雌性果蝇腰腹变得很大。——译者注
[3]Patty，特里弗斯对格瓦蒂的昵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