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女人总是被征服，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Wary Wollstanecraft），
“是我自己请求妈妈为我施行割礼的”，希博·沃尔德（Hibo Wardere）说。她是一名来自索马里摩加迪沙的46岁妇女。我们当时正坐在伦敦东部一家昏暗的小咖啡馆里，她现在就居住在伦敦。希博回忆，当时她只有6岁，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请求意味着什么，但是其他女孩都在嘲笑她是最后一个没有行割礼的女孩，她们说她很脏、很臭，所以她恳求母亲给她做这个小手术，一个她小时候并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终身创伤的手术。这就是女性外生殖器切割术。
为小女孩行割礼是索马里的传统。希博说，有一种信仰认为，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当时男性奴隶在去法老家工作之前通常会被阉割。如今，这在非洲大片地区和中东的几个角落中还很普遍。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包括埃及、苏丹、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还有索马里，那里的女孩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刀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阉割状况最严重的那些国家中，今天有超过1.25亿在世的妇女和女孩经历过女性外生殖器切割术，几乎所有人都是在15岁之前成为受害者的。
割礼本身可能采取多种可怕的方式进行。但最常见的割礼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部分或全部切除阴蒂；第二种除了切除阴蒂之外，还要部分或全部切除阴道口两侧较小的内皱襞；第三种通过切割和密封阴道两侧的褶皱来大幅度缩小阴道的入口，就像一双嘴唇被切开再缝合一样。最后一种类型被称为阴部扣锁（infibulation），是三种类型中最具破坏性的，女性只剩下一个微小的间隙来小便和排出月经流体。这个缝隙如此之小，当她们在性行为或分娩之前甚至必须要将其切开。
希博所遭受的正是阴部扣锁。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但她仍然记忆犹新，就像今天早上刚刚发生一样。她从小就相信割礼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当女性亲属们特意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这一重要时刻的聚会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她们做了她最喜欢的食物，并告诉她，你即将成为一个女人。天真的她只有6岁，兴奋地幻想这或许意味着自己终于可以试试妈妈的化妆品了。她告诉我：“她们让你感觉好像有什么惊喜的事情要发生了。但事实不是这样，那是噩梦的开始。”
在索马里，女性外阴切割术通常由德高望重的年长女性施行，她们可能已经为上百个女孩行过割礼了。希博回忆起当时为她行割礼的人：“直到今天，她的目光仍然萦绕在我眼前。她让我的妈妈、姨妈和其他帮手抓紧我，她们照做了。妈妈不忍心直视，但其他人紧紧按住我。随后她撕开我的肉，我尖叫着、挣扎着，祈祷自己马上死掉。但她只是继续进行着。我不过是个孩子，她根本不在乎。她也听不进我对她的祈求。”从希博身上切割下来的肉被扔到了地上。无期徒刑已经开始服役了。虽然割礼已经足够残暴，但她还会遭受反反复复的尿路感染和结疤。这一幕永远纠缠着她。
整整10年过去了，她终于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她不断质问妈妈为什么允许她被施行割礼。16岁时她被告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她有婚前性行为。
对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来说，阴部扣锁的痛苦被默认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这种默认中，这样的做法如同数千年来一样，不断强加给一代又一代。但是，希博拒绝接受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她说：“我决定不再保持沉默。”当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达英国时，年仅18岁的她独自逃离了索马里内战，来到英国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寻求医疗帮助，以便让自己的身体解锁。
之后，希博拥有了幸福的婚姻和七个孩子。在过去几年里，她勇敢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并在自传《割：一个女人对当今英国女性割礼的反抗》（Cut: One Woman's Fight Against FGM in Britain Today）中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作为一名杰出的活动家，她经常在各个学校讨论生殖器切割手术的风险，并敦促女孩们不要像她一样成为受害者。拒绝割礼并非没有代价：希博曾经因此失去过朋友。当她拒绝让自己的女儿接受割礼的消息披露出来时，人们警告她，这样她的女儿就会被认为是不贞洁的。“他们说，没有人会愿意娶我的女儿，她们是荡妇。”
阴部扣锁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在这件事上似乎没有赢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妻子们控诉自己患上了抑郁症，而且遭受到了家庭暴力，因为她们的丈夫无法接受自己的妻子不想与其同床。一名男子曾经向希博承认，他没有办法在新婚之夜与妻子同房，因为她做过阴部扣锁手术，所以他害怕会伤害到妻子。她指出，如果男性肯接受未受割礼的新娘，污名化可能会消失。但是，无论阴部扣锁对他们的妻子和自己的婚姻带来怎样的害处，很少有男性站出来反对这种做法。
原因很简单。这种酷刑折磨之所以还在持续，是因为它永远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一个小时候接受割礼的女孩，几乎肯定会在长大之后保持处女之身。对她来说，非处女之身太痛苦了。而在女孩结婚后，丈夫便可以确信她是一个可靠的忠贞妻子。纵观历史，阉割一个女孩的生殖器是最恶毒、有效的方式，以此来向一个男人保证他的孩子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可以想象，这正是性妒忌和保卫配偶的残酷表现。
这种做法已经被某些文化吸收得如此充分和久远，以至于妇女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全力配合。不这样做，她们就会遭遇被排斥的风险。女孩们会互相施加割礼的压力，就像她们对6岁时的希博所做的那样。母亲们带着自己的女儿接受割礼，就像当初希博的妈妈那样。希博告诉我：“全部都是女人在教唆，男人与此毫无关系。但是女人这样做又是为了谁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切都是为了控制。男人信不过女人的身体。”
在我们会面的咖啡馆里，年长的索马里男子正坐在邻桌啜着咖啡。她大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这样的男人！都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你。”
“一个正派的女孩不会
女性外阴切割手术只是压制女性性行为的其中一种方式。历史上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事例。
缠足这个残酷的习俗一直持续到20世纪，据说是从10世纪左右的封建中国时代开始流行的。小女孩的脚会被紧紧裹在布条里，以至于她们的脚趾整个向内弯曲，留下一双小到只有3寸长的尖头残肢。历史学家阿曼达·福尔曼（Amanda Foreman）描绘了在一个崇尚服从男性，以孔子的教导为中心的社会中，缠足如何成为贞洁和谦卑的象征。她在《史密斯学会会刊》（Smithsonian）中写道：“在每一本论述女德行为的儒家典籍中，都会包含准备牺牲或承受伤残来证明自己忠贞的女性典范。”如同阴部扣锁，缠足成为封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女人们自愿充当压迫自身群体的女导师。20世纪50年代，这一陋习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取缔下淘汰。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小部分老年妇女生活在缠足带来的畸形身体残害之下。
随着旧酷刑形式的消逝，新的酷刑迅速涌现。今天，在喀麦隆和西非某些地区，8岁到12岁的女孩经常会遭受一种被称为“烫乳”（breasting ironing）的习俗的折磨，而且通常由她们的母亲亲手操作。将磨石、扫帚、皮带或其他物体加热，然后用它们压平女孩正在发育的乳房。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尽可能长时间地看上去像个儿童，这样人们就认为她还没有进入青春期。按照丽贝卡·塔普斯科特（Rebecca Tapscott）2012年存储在塔夫茨大学费恩斯坦国际中心（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的医学记录显示，烫乳除了会带来心理问题和骤然疼痛，还会引发各种长期的医疗问题，包括疤痕和哺乳困难等。
与此同时，另一些控制方法看起来相当隐蔽。在马里比较传统的多贡社群中，妇女在月经期间会使用“月经小屋”将自己隔离起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贝弗利·施特拉斯曼（Beverly Strassmann）及其同事在实地研究，以及包括数百次的亲子鉴定后发现，信奉传统多贡宗教的男性遭遇妻子通奸的可能性比不使用月经小屋的基督教男性小四倍。这表明月经小屋能够让男性秘密追踪妻子的生育情况。
人类学家萨拉·赫迪认为，腼腆、被动的女性神话背后的真正原因，正是这种千百年来对女性性行为的系统性和深思熟虑的压制。1981年，她在著作《从未进化的女性》中提出了这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她跳出了生物学的常规界限，从历史角度看待人类行为，她质问科学家是否在以完全错误的方式处理女性的性问题。有没有可能女性及其进化祖先并非如达尔文和贝特曼设想的那样，天生是被动的、一夫一妻制的和性欲微弱的？有没有可能情况刚好相反，她们几千年来是被男性强迫才表现得更加谦卑？
正如罗伯特·特里弗斯从在哈佛大学窗口观察鸽子的过程中了解到的，性妒忌和保卫配偶带有强大的生物驱动力，遍布整个动物王国。倘若诸如此类的行为被人类放大，融入社会和文化之中，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如今表现得如此谦卑。就像雌鸽被配偶啄回不舒服的位置一样，女性或许并非天生被动和害羞，只是被配偶的终极利益所束缚。按照萨拉·赫迪的说法，这解释了科学对女性性行为的传统设想与我们实际看到的大量性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
世界各地对待女性的方式强化了她的观点。除了像切割女性生殖器官这类可怕的做法，很少有地方不实行一种道德双重标准。路人对敢于穿着暴露的少女发出嘘声；邻居们对单身母亲窃窃私语，只因为她的孩子们有不同的父亲。从穿着和举止，到性生活的活跃程度，大多数社会都期望女性比男性表现得更内敛。
当这种压力不足以限制她们的行为时，人类还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强化它。最具攻击性的做法包括强迫婚姻、家庭暴力和强奸等。2012年，印度一伙罪犯在公共汽车上暴力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学生，其中一个罪犯在监狱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声称，从一开始坐上这辆公交车就是她自己的错。对他而言，越界的是被害的女生，而不是自己。他告诉记者：“一个正派的女孩不会晚上九点还到处闲逛。家务劳动才是女人该做的事，而不是晚上穿着不得体，在迪斯科舞厅和酒吧里游荡。”
这种双重标准还被写进了某些国家的法律当中。在沙特阿拉伯，女性的性自由已经被彻底剥夺，因为她们有一大串被禁止去做的事情，包括开车、在公共场合与男人待在一起，以及在没有监护人或男性许可的情况下旅行等等。虽然此类压迫比较极端，但许多世界主要宗教仍然期待女性是谦恭的。例如，正统犹太教的“谦逊”（tzniut）概念要求两性都要遮盖自己的身体，但已婚女性尤其要遮住自己的头发。
对萨拉·赫迪来说，女性谦逊的方式如此深刻地与人类文化交织在一起，甚至今天的生活仍然根植在古代对女性的性压抑当中。在发展这种观念的过程中，她最开始是从女权主义精神病学家玛丽·简·舍菲（Mary Jane Sherfey）那里得到的启示，舍菲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在美国性学家艾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后者因推翻人类性习惯的流行假设而闻名。1973年，舍菲出版了一本探讨女性性高潮的煽动性著作。这本书名为“女性的性本质与进化”（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Female Sexuality）。她得出的结论是，女性的性欲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女性天生就具有永不满足的性欲。她认为，社会本身就是围绕着控制女性的性需求而建立的：“可以想象，对女性无节制性需求的强力压制，是每一个现代文明以及每一种现存文化诞生的先决条件。原始女性的性欲太强了。”能和女性性欲的巨大力量相媲美的，只有历史上人们用来抑制它的那股匪夷所思的力量。
舍菲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界否定了，部分原因在于她的大胆推论有些违背常理，此外，她在书中确实犯了一些科学和解剖学错误。生物学家唐·西蒙斯对此尤其不以为然，他认为女性的性高潮并没有什么进化目的，女性也没有想要一个以上伴侣的生物理由。他写到，舍菲所谓“性欲难平的女性，如果不限于少数人的话，主要存在于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男孩的渴望和男人的恐惧当中”。
赫迪认为西蒙斯的评断并不公平，虽然舍菲的著作在许多方面存在错误，却挖掘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女性可以在性方面相当强势。赫迪在1997年的《人类本性》（Human Nature）期刊中写道：“要知道，舍菲的著作写于灵长类动物学家对野生灵长类动物的性行为有充分了解之前，当然也是在我们猜测非人类的雌性动物存在性高潮能力之前；而舍菲的狂野的预感，预示了未来的发现。”
我们现在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某些猴子和猿类物种的雌性似乎确实有性高潮体验。1998年，意大利研究人员阿方索·特罗伊西（Alfonso Troisi）和莫妮卡·卡罗西（Monica Carosi）在《动物行为》（Animal Behaviour）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描述了雌性日本猕猴的性高潮。他们花了200多个小时观察人工饲养的猴子，在这段时间里，还记录了几乎相同量级的交配行为。其中1/3的雌猴表现出“抓握反应”（clutching reaction），这一活动被他们解读为性高潮。“这种反应与身体肌肉的痉挛有关，有时她们还会发出特殊的声音。当表现出抓握反应时，雌猴会弓起脖子以及/或者爪子向后伸向雄性的腿、肩膀或面部，并握紧雄性的毛发。”
2016年夏，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家米哈埃拉·帕夫利切夫（Mihaela Pavlicev）和耶鲁大学的金特·瓦格纳（Günter Wagner）得出结论，对动物的研究确实表明雌性高潮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他们在发表于《实验动物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上的论文中概括了性高潮是如何引发荷尔蒙激增的，在过去，性高潮通常与排卵，即卵子的释放以及帮助卵子植入子宫联系在一起。比如，母猫和母兔实际上需要物理刺激来释放它们的卵子。如今，人们一般认为人类的性高潮与排卵之间并无关联，但是根据帕夫利切夫和瓦格纳的说法，二者之间或许曾经有过联系。
依此逻辑，如果性高潮不是男性生理的进化残余，女性的确具有强烈的性欲，那么关于女性生来谦卑和贞洁这件事肯定有另一种解释。舍菲认为，某种东西阻碍了女性成为那种与生俱来的强大性欲生物。它正是人类文化。
舍菲的思路并不新鲜。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的女权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当中。
她在《女性的性本质与进化》中写道：“用迷信、宗教和合理化的术语来形容，征服女性性欲的背后是文化演进过程中冷酷的经济学考量，它最终迫使男人成为施害者，女人成为受害者。通常来说，男性从来都不接受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原则上的要求除外。而女性被迫接受了这一点。”她认为，从最细微的地方法律，到最广泛的宗教教义，世界各地的文化都试图烧毁女性性自由的最后一丝残余。这种征服是道德双重标准、惩罚和残忍暴行的根源，直到今天，妇女仍然生活在此类暴行当中。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已经在男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与其对女性性行为的控制之间建立了联系。他戏剧性地将其描述为“女性的世界历史性溃败”:“男人在家庭中也当家作主；而女人被降低身份，处于屈从地位，她变成了丈夫欲望的奴隶，变成了生育孩子的工具。”
就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社会在对待两性时可能已经从平等的阶段转变为如今难分难解的状态。梅尔文·康纳告诉我，在一万到一万两千多年前，当狩猎-采集者开始定居下来，并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时，女性的状况就发生了改变。随着驯养动物和农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之间密集程度的加强，专业化的群体开始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排挤女性的男性。”
男性的控制系统，即父权制度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对男性而言，随着土地、财产和财富的累积，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们的妻子会矢志不渝地保持忠贞。一个无法保证孩子是自己亲生的人不仅会遭遇妻子的不忠，而且会有失去一切财富的风险。于是，保卫配偶的行为得到强化。
1986年，美国历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父权制的缔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她在书中研究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妇女，该地区横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她指出，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极为强调婚前童贞的重要性，而在婚后，妻子的性行为也会受到严格的监管：“男性在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最明显的表现是美索不达米亚法律将双重标准制度化……男人可以自由地与妓女和女奴通奸。”相比之下，人们却期望妻子对丈夫绝对忠诚。
女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男人的财产。勒纳总结说：“女性在性上的从属地位在最早的法典中就已经被制度化，并通过国家的所有权力加以强化。”公元前6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帝国中，已婚的体面妇女需要在公共场合遮住自己的头。而另一边，女奴和妓女禁止戴面纱。如果她们违反这条规则，就会受到身体惩罚。
勒纳认为，女性的这种从属地位甚至有可能为古代文明提供了第一种奴隶制模式：“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和其他地区一样，家庭中的父权统治有多重形式。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有生杀予夺的大全……他可以决定女儿的婚姻……他们也可以让这些女孩一辈子恪守贞洁……男人可以抵押自己的妻子、妾侍和孩子用来偿还债务；如果最终他无法偿还这些债务，被抵押的这些人就会成为债务奴隶。”
萨拉·赫迪告诉我：“性妒忌无处不在，即便在非父权制社会中也是如此。但是在父权社会中它却被极大地放大了，因为他们以此维护所有其他利益。”这种感觉她曾经亲身体验过。当她想要结婚时，由于自己保守的得克萨斯家庭中有一些成员不赞成她选择的丈夫，她被迫私奔。“男人始终认为自己有权利指使我应该和谁结婚。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掌控我的财产。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我。实际上，这一切都事关财产，而女人也属于财产。”
几千年来，这对于女性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其行为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父权制的发展和蔓延，妇女逐渐失去了谋生、拥有财产、参与公共生活或对自己孩子的命运有足够大控制权的权力。女人唯一拥有的自由就只在为她们创造的笼子里。因此，留给她们的选择很少，只能按照服务于这个体系的方式来行事。一个谦卑、腼腆、看似贞洁的女人会嫁得很好，而事业有成，不够谦卑的女子却要被嫌弃。
正如萨拉·赫迪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中表明，关于此方面的证据俯拾皆是。纵观有记载的历史，贞洁和忠贞一直作为女性的美德被普遍推崇，并且受到严格的监管。在1999年的著作《母性本质》（Mother Nature）中，她列举了遍布全球的各种事例。在印度流传着存在了数个世纪的印度教殉夫自焚（sati）[1]习俗，寡妇要在丈夫火葬的柴堆上殉情（可以自己选择殉葬或不殉葬）。在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土著玛雅人当中流传着一个可怕的故事，讲的是恶魔会抓住并强奸行为不检点的妇女。而在古希腊，女人被教导要自觉通过穿着和行为举止彰显自己，在男人面前，她们得眼眉低垂。赫迪写道：“对古希腊人来说，女人的动物本性潜藏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因此有必要‘驯服’她。”贵族妇女的家庭在财产和财富方面损失最大，她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自由。她们被关在室内，蒙着面纱，躲在暗处。
笼罩在女性身上的阴影从未消失。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到古希腊人，一直到今天，社会始终在限制和惩罚敢于违抗道德标准的女性。到了查尔斯·达尔文时代，这种体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诸如此类的压制已经成为正常现象。人类通过一个自己缔造的镜头来观看女性。这项工程已经完工。包括达尔文在内的维多利亚时代人认为，女性的确天生就是腼腆、谦卑和被动的物种。由于女性的性压抑持续得太久，以至于科学家们甚至都毫不怀疑这种谦卑和温顺可能根本就不是生物性的。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
人类复杂的历史和生物学留给我们的问题是：男性必须满心猜疑地保护女性远离其他异性这种生理冲动，加之他们通常体型更大，上半身力量更强的事实，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最终总是会由男性主宰并控制女性及其性行为？父权制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固有特征吗？
虽然这些问题可能无从回答，但科学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问题的线索存在于我们灵长类的历史当中。
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芭芭拉·斯穆茨（Barbara Smuts）在1995年发表于《人类本性》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进化论的视角……提醒我们父权制是人类‘性动态’（sexual dynamic）的一种表现，在其他动物中也以多种不同的形式不断上演。”斯穆茨以其对猴子和猿类详尽的田野调查而闻名于世。她是灵长类动物学的女性先驱，她的许多学生都在该领域有重要的建树。这篇论文地位特殊，因为它探索了我们过去历史中最棘手的一个层面：父权制可能的进化起源。
斯穆茨在论文中详细记录了猴子和类人猿通常在多大程度上强行对其同类雌性进行性方面的限制。她解释说，在灵长类动物世界，你可以看到雄性统治的证据。当雌性处于性周期的生育期时，雄性往往更具攻击性。其中一个例子是恒河猴，这个物种会一大群生活在一起。雄性恒河猴的身形比雌性大20%左右，研究人员观察到，当雌猴试图与等级较低的雄猴交配时，等级较高的雄猴就会尝试通过追逐或攻击阻止她。萨拉·赫迪对哈努曼叶猴杀死幼崽现象的观察，是雄性使用暴力强迫雌性与之交配的另一个例子。按照斯穆茨的研究，山地大猩猩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
斯穆茨写道，北非的埃及狒狒甚至更具攻击性，而且“他们试图始终保持对雌性的控制权。当一只雌性狒狒离自己的配偶太远时，对方就会用紧盯着她并用扬起眉毛的方式进行威胁。如果她仍然没有立即回到配偶身边，雄狒狒就会用咬脖子的方式发起攻击。咬脖子只是一种象征，因为雄狒狒并不会真的把牙齿咬进她的皮肤里，但以伤害她作为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大猩猩为雄性的威压行为提供了另一个明确的范例。对大猩猩来说，交配对抗似乎是常态，而不是什么特例。差不多一半的交配行为都发生在与雌性长时间且激烈的对抗之后。
对于想要更好地理解人类的人来说，黑猩猩是最有趣的范本之一。在灵长类世界中，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一样，与我们有最近的亲缘关系。按照各种不同的判断，人类和这些灵长类动物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生活在800万到1300万年之前（相比之下，人类和狗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可能要追溯到一亿年之前），这意味着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黑猩猩等级森严，当雄性试图确立自己的最高地位时，对其他雄黑猩猩极为冷酷无情。雄性对雌性也会表现出攻击性，虽然这种攻击性是出于性胁迫和保卫配偶的目的。
根据波士顿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马丁·马勒及其团队在2007年发表的研究，攻击性强的雄性黑猩猩比攻击性弱的更容易获得交配机会。但是，当一个雌性黑猩猩拒绝他时，即便是地位较低的雄性也会变得好斗。依照芭芭拉·斯穆茨的记载，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曾经看到一只雄性黑猩猩在5个小时内攻击了一只雌性黑猩猩6次，不顾一切尝试与之交配。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克雷格·斯坦福（Craig Stanford）于1998年发表在《当代人类学》上的论文指出：“群体间的争斗、食肉、杀死幼崽、同类相食、雄性地位之争和对雌性的掌控，是黑猩猩这个物种的特征。”他又补充说，雌性黑猩猩可以说成是“雄性之间所要竞争的基本繁殖商品”。
如果一个科学家只研究过黑猩猩，那么他/她或许会得出结论说，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类人猿本然的生活秩序。人类社会中的父权制和雄性主导的黑猩猩很容易被相提并论。
但是，芭芭拉·斯穆茨认为，科学家必须对此保持谨慎。1995年，她在一篇论述父权制进化起源的论文中指出，尽管在灵长类动物世界中我们看到雄性进攻性的种种表现，但雌性并非无助的受害者。她们极少会心甘情愿地屈从于雄性的控制，而是有自己的，在雄性身上施展权力的聪明方式。她写道：“虽然灵长类动物雄性体型通常比雌性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雌性的利益冲突中，他们总是能够获胜。”
这里有一个尤为明显的例子，说的是另一个和黑猩猩一样与人类极为相近的灵长类物种。
在广阔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倭黑猩猩被围在栅栏里，试图尽可能接近原本的野外生存环境——刚果共和国的丛林。这里有一座高耸的瀑布，陡峭的山谷里光影交错，树枝像绳索一样蜿蜒盘踞。这群只有两岁大的毛茸茸幼崽，跟着妈妈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其中一只年长的雌性闲适地坐在旁边，嚼着一根长树枝，偶尔透过玻璃屏障凝视着游客。至少在我看来，这些动物很满足。
但有一只并非如此。
现任教于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埃米·帕里什（Amy Parish）说：“我认为他受到了精神创伤。”从20世纪80年代在密歇根大学师从芭芭拉·斯穆茨做研究生开始，帕里什已经研究人工饲养倭黑猩猩25个年头了。她告诉我，这只郁郁寡欢的雄性倭黑猩猩叫马卡斯（Makasi）。我们又观察了他一会儿。他独自蹲在一边，一只胳膊放在膝盖上，轻轻舔着自己的手掌，似乎受了伤。随后他耷拉着脑袋，看上去惶恐不安，小心翼翼地把这只受伤的手紧贴在脑袋旁边。
在猿类世界中，倭黑猩猩颇不寻常，因为这个物种由雌性统治，似乎最年长的雌性在尊卑秩序中享有最高的地位。雌性对雄性的攻击极为常见。
帕里什说：“在倭黑猩猩中，让母亲终生陪伴雄性非常重要。我们会有比较消极的观念，认为雄性与自己的母亲格外亲密就会成为‘妈宝’，这是一件坏事。但是，与黑猩猩不同（在黑猩猩群体中，雄性在青春期会明确与母亲分离，以便加入雄性统治阶层），雄性倭黑猩猩一生都与母亲保持紧密关联。她会介入雄性的争斗当中，保护他免受暴力，雄性会与母亲的伙伴交配，而且他可以进入其他雌性专属的喂养圈。所以对雄性来说有很多好处。”
马卡斯的伤是由一只名叫丽莎（Lisa）的雌性倭黑猩猩造成的。帕里什告诉我：“他的手指有很大一片皮毛已经完全脱落了。他的好几个脚趾都有缺口，而且明显还有其他受伤的地方……不过，雄性在受伤时，睾丸、阴茎或肛门有损伤也并不罕见。可怜的马卡斯是在饲养所长大的。在群体中，他没有一个愿意保护他的妈妈，所以看起来总是很脆弱。如此一来，他的恐慌和惧怕就说得通了，要保持距离，小心翼翼才行。”
帕里什最初开始研究倭黑猩猩是为了理解雄性和雌性灵长类动物之间友爱的作用，类似的工作芭芭拉·斯穆茨已经做过了，但倭黑猩猩有点神秘。直到1929年，倭黑猩猩还没有被视为一种与黑猩猩不同的物种。几十年之后，当人们终于近距离研究倭黑猩猩时，才发现他们的行为与自己的黑猩猩表亲完全不同。帕里什解释说：“十年来，黑猩猩研究者垄断了与人类亲缘关系最密切的灵长类研究市场。所有进化模型都建立在黑猩猩模式之上。父权制、狩猎、食肉、雄性情谊、雄性对雌性的进攻性、杀婴，以及性胁迫。”倭黑猩猩将这一切完全改变了。
当我们坐在紧挨着倭黑猩猩围栏边的长椅上时，帕里什继续说道：“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雌性攻击雄性。每个动物园都有自己的解释。比如说，哦，这只雄性小的时候病了，一位女饲养员将他带回家照顾才恢复健康。她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坏的影响，让他变得软弱或被宠坏了。德国一家动物园甚至不相信人类女性是猿类的合适饲养者。对于雄性倭黑猩猩‘出了什么问题’这件事，每个动物园都有一种民间解释，因为就他们的表现来说，这似乎不是雄性（或雌性）合适的行为方式。看起来好像事物的自然秩序被颠倒了。”
帕里什决定查阅不同动物园的兽医记录，看看这种现象有多普遍。动物严重受伤总是会被记录下来，这样就比较容易观察到固定模式。她告诉我：“结果惊人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在有多个雌性存在的群体中，雌性会系统性地对雄性施加常规的见血式伤害。”来自野外的证据支持了通常由雌性倭黑猩猩掌控权力的观点。除了占据支配地位，她们似乎还可以与其他群体中的雄性自由交配，而不会惧怕自己群体中的雄性。
帕里什说：“我意识到，动物园里这些民间解释或许并不是真正的答案。在倭黑猩猩群体中，雌性支配雄性可能是‘天然’模式，这里不是父权制，而是母权制（matriarchy）。”
这是一个激进的说法。“母权制”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在倭黑猩猩中，无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也会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母权制通常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的关系网络。帕里什说：“当我在论文中提出这一想法时，大猩猩研究者尤其不愿意接受这可能是真的。”一些人仍然拒斥雌性可以像雄性在其他物种中那样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帕里什笑着说，雌性倭黑猩猩被称为“刺儿头”；而雄性倭黑猩猩被称为“妻管严”。还有一些人告诉她，雌性倭黑猩猩根本没有支配雄性，但是他们会一定程度上屈从于雌性，以换取性之类的好处。
尽管如此，如今人们已经广泛接受雌性倭黑猩猩通常支配着雄性这一事实，而且，在动物王国中，也不止倭黑猩猩如此。雌性大象是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例子。她们会组成稳定的核心群体，根据繁殖季节的变化，雄性会短暂进出这些群体。斑点鬣狗也生活在由雌性首领统治的社群中。成年雄性地位最低，而且最后一个吃食，体型和攻击性都比雌性小。
除了雌性统治之外，倭黑猩猩区别于黑猩猩的另一个地方是它们的性行为。我在圣地亚哥动物园观察它们的相对短暂的时间里，看到过三四次快速、随意的交配行为。这很平常。倭黑猩猩似乎将性行为作为一种日常的社交黏合剂。雄性与雄性，雌性与雌性都会交配。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荷兰裔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与帕里什合作紧密，他描述了倭黑猩猩如何进行亲密行为。他在2006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倭黑猩猩之间的性互动更频繁。虽然有频繁的性行为，但倭黑猩猩在野外的繁殖率却和黑猩猩差不多。雌性每五到六年生育一个幼崽。因此，倭黑猩猩和人类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性与生殖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
另一个区别在狩猎方面。帕里什告诉我，通常是由雌性倭黑猩猩来狩猎食物，一般是森林羚羊。“当羚羊妈妈们不喂食时，雌性倭黑猩猩把羚羊幼崽驱赶到高高的草丛里，倭黑猩猩的幼崽就来吃掉它们。有报道称，雄性有时会大发脾气，因为他们太想吃肉了，但是除非有雌性（多数时候是妈妈）想要给他们一些，否则雄性倭黑猩猩是吃不到肉的。他们也可以用交配来换取食物。”
按照帕里什的说法，倭黑猩猩的社会之所以如此运作，是因为雌性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关系纽带，即便她们并没有血缘关系。“雄性之间可以很友好，他们会彼此发生性行为，但他们的交往缺少我们在雌性身上看到的那种强度或范围。他们待在一起，追逐嬉戏、摔跤、互相梳毛、分享食物，交配。”虽然雄性通常看起来体型更大，但由于雌性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倭黑猩猩通常由雌性来统治。通过观察圣地亚哥动物园里的倭黑猩猩，她发现在雌性倭黑猩猩所有与其他同类交往的时间中，有2/3是留给其他雌性的。弗兰斯·德·瓦尔将这些雌性黑猩猩描绘成“女权运动的礼物”。
尽管如此，他们的观察仍然遭到一些批评。南加州大学的黑猩猩专家克雷格·斯坦福认为，圈养动物的行为与野生动物完全不同，因为它们会被强迫彼此靠近。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野生倭黑猩猩，我也研究黑猩猩，但我们这些与巨猿一起在野外工作的人，往往对那些认为黑猩猩来自火星，倭黑猩猩来自金星的人所持的看法有些怀疑。所有这些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雌性掌权、性行为，以及所有在圈养中会发生的事，其概率都要比它们在现实和野外世界中发生的概率高得多，也更为显著。”
帕里什却并不认同。她坚持认为，虽然只研究了人工饲养的倭黑猩猩，“但我们在圈养条件下看到的任何现象都能在野外找到记录。有时候体型不同，是因为它们在动物园里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它们不需要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全套本领是一样的”。萨拉·赫迪和帕特里夏·格瓦蒂告诉我，她们也认为倭黑猩猩如今被广泛接受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雌性统治族群。
这一问题利益攸关。
灵长类动物研究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可能对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的进化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很容易尝试把自己归类为黑猩猩或倭黑猩猩，因为这两个物种如此完美地概括了现代性别之战。根据父权制历史来判断人类，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把我们与黑猩猩相提并论。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进化历史的某个阶段，我们像倭黑猩猩一样属于母权制？
对帕里什而言，雌性掌权现象在灵长类动物中存在的事实极为重要，哪怕只是因为它开启了各种争论。“当我们的模型只有黑猩猩时，看起来似乎父权制在过去五六百万年间在我们的进化遗产中根深蒂固，因为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有许多共同特征。这种‘男性狩猎者’模式完全建立在对黑猩猩的研究基础之上。既然我们现在有了模式不同且同样关系紧密的近亲，这就为我们敞开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想象在人类祖先中，女性或许会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母权统治。”
倭黑猩猩并不是唯一一个雌性之间亲密合作的灵长类物种。比如按照萨拉·赫迪的记录，哈努曼叶猴会联合起来击退企图杀死幼崽的雄性。芭芭拉·斯穆茨也指出，我们还知道，有些雌性灵长类动物还会利用与雄性之间的社会关系来摆脱控制。在她研究的一个生活于肯尼亚的狒狒群中，每只雌性都会与一两只雄性结成“友谊”。她解释说：“朋友们会一起出行、一起吃食，晚上一起睡觉。”雄性朋友会保护雌性和她的幼崽不让其他雄性靠近，这意味她不会面对很多骚扰。正是此种安排让哈佛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将这些雄性动物描绘成“雇佣保镖”。
对灵长类动物行为中谁处于支配地位的关注让我们很容易忘记，在其他物种中两性同样也可以相对平和地共存与合作。举例来说，成双结对的柽柳猴和伶猴，其雌性和雄性之间会分担育儿工作。伶猴似乎看不出任何统治等级。在其他一夫一妻制的物种当中，如长臂猿和合趾猴等，也很难看到雄性对雌性的压迫。
一个比较常见的谬误是基于雄性体型较大，就假定他们天生是主宰。这种看法比较符合直觉。如果任何一种性别可以称为主宰，难道不应该是拥有身体优势的那个吗？可事实并非如此。例如，雄性和雌性长臂猿看起来差不多，而雄性的体型一般会稍微大一点，但他们并不会压迫雌性。体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包括在求偶竞争中需要在身体上战胜对手等。尤其对雌性来说，并不是所有的能量都会被分配到生成身高或体型上，因为她们还需要能量来繁殖和哺乳。
体型与雄性统治之间的关联并不总是存在。事实上，华盛顿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动物学家和研究员凯瑟琳·罗尔斯（Katherine Ralls）早在1976年发表于《生物学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的文章就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在哺乳动物中，人们通常设想雄性的体型比雌性更大，但雌性比雄性体型大的物种比通常认为的更多。”她又补充说，对许多物种来说，体型似乎与哪种性别占优势之间并无明确的关联。例如，非洲水鼷鹿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这种鹿雌性体型较大，但并不占优势。此外，中国仓鼠、环尾狐猴和侏儒狨猴的雌性体型都比较小，却统治着雄性。雌性倭黑猩猩的体型一般也小于雄性。芭芭拉·斯穆茨指出：“雌性之间互相合作来对抗雄性，而雄性却极少合作对抗雌性，这一事实平衡了体型的差距。”
在雌性尤为容易受到雄性暴力攻击的物种当中，雌性的共同点是她们通常形单影只。雌性猩猩在旅行时，几乎总是独自带着她还未长大的幼崽。芭芭拉·斯穆茨说，雌性黑猩猩有3/4的时间是独处的，没有其他成年同类在场。
当然，人类的生活要复杂得多。虽然不能像其他物种的生活方式那样被概括，但至少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彼此参照。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在结婚后几乎一定会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与丈夫一起生活。失去亲属的支持让她在面对暴力和压迫时显得尤为脆弱。当男性彼此结盟并控制了食物和财产等资源时，这种脆弱性就更加严重了。
最终，当涉及男性统治女性的问题时，就进入了死胡同。雌性之间的合作让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这并没有回答男性统治是否像黑猩猩一样始终是人类的生物性准则的问题，却为今天的平等之战提供了一个视角。对帕里什来说，类人猿不仅是我们过去可能性的一扇窗口，也为人类未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提供了范例。她的工作表明，当雌性相互合作建立自己的利益整体时，雄性的统治就不是必然的。倭黑猩猩就是如此。
她告诉我：“这无疑为人类的女权运动带来了希望。在倭黑猩猩身上，我们看到了雌性实际上互相关联在一起，紧密结合，忠诚地维持这种关系，并最终在群体中拥有了权力。所以，我认为倭黑猩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也就是说，女性是能够掌权的。她们可以控制资源。她们不需要通过男性来获取，也不必遭受性暴力或杀婴，因为她们有自己的优势。这一点是通过对女性友人保持忠诚做到的。”
[1]印度的殉葬制度又称为萨蒂（sati），萨蒂是古印度神话故事中的一名少女，她因为自己的家人侮辱湿婆神而跳入了圣火中自杀。印度的殉葬行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人们相信殉葬的妇女会升入天堂。在丈夫去世时，妻子要穿上结婚时的礼服坐在柴堆上，然后点火和死去的丈夫一起烧成灰烬，或者单独自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