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
1977年12月，罗莎琳·萨斯曼·亚洛（Rosalyn Sussman Yalow）
萨拉·布拉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是灵长类动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荣休教授，一条两旁是旱地的长长的蜿蜒小路通向她的住所。她和丈夫在萨克拉门托附近的不毛之地建造了自己的核桃农场。农场的树木崭新，羔羊和山羊吃草的牧场也是新的，细长的银核桃树林由他们自己亲手种下。他们生活在潜藏的风险中，野火随时可能出现，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把一切都夺走。
但即便这样，无论什么样的大火都要先过赫迪这一关，如今已经70岁的她本身就带有一股自然般的力量。一位科学家告诉我说，赫迪对灵长类动物行为给人类行为启示的研究，让她非常感动。由于其关于女性问题的开创性思想，她被称为最具原创性的达尔文主义女权主义者。
灵长类动物学如今是一个由女性主导的领域，它由如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和戴安·弗西（Dian Fossey）等早期先驱所引领。但是，当赫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其职业生涯时，男性不仅主导着潮流，而且公认的观点是，人类的进化主要由男性的行为塑造。是男性承受着吸引更多的配偶以提高其生育更多后代的概率的压力，是男性在寻求统治的过程中具备了进攻性和竞争性，也只有男性在狩猎时才需要创造性和智慧。
作为与人类关系最紧密的进化表亲，我们自然会期待彼此都遵循着相似的模式。赫迪告诉我说，当雄性灵长类动物学家进入旷野时，他们通常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进攻性、支配性和狩猎之类的事情上。雌性则习惯性地被忽视。她们被视为被动的、性羞怯的，以及通常受到更强壮、更庞大的雄性所摆布的群体。而且，早期对黑猩猩的研究强化了这一点（黑猩猩是一个恰好雄性特别具有攻击性和支配性的物种）。
当赫迪亲自来到野外时，事情发生了变化，她发现诸如此类对雌性的解读可能是错误的。
这趟旅程从莫乌恩特阿布（Mount Abu）开始，那里是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一个地区，也是一种被称为哈努曼长尾叶猴（Hanuman langur）的家园。哈努曼是印度教猴神的名字，是力量和忠诚的象征，而“叶猴在梵语里是指长长的尾巴”，赫迪在她宽敞的办公室里向我解释着这些，这间办公室里装饰着灵长类动物的画框。“它们全身长满漂亮、优雅的灰色毛发，双手和脸蛋是黑色的。”赫迪曾听说雄性叶猴会杀死同物种的幼猴。这一现象太奇怪了，以至于科学家设想它们一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们认为，动物肯定不会做出伤害自身群体的行为。唯一的解释必然是雄性叶猴发疯了。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或许创造了病态的攻击性的温床。
真相出人意料。当赫迪密切观察这些动物时，她开始意识到这种谋杀根本不是随意的疯狂行为。她注意到，雄性叶猴在日常生活中对幼猴鲜有暴力行为。“我会看到幼猴跳到躺在地上的雄性叶猴身上，像把它们当成蹦床一样。雄性叶猴也完全容忍猴群中幼猴的这种行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病态表现。”
相反，极为少见的杀死幼猴的行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这个行为通常由繁殖猴群之外的雄性执行。“当我第一次看到幼猴失踪时，随后真的发现一只雄性叶猴攻击幼猴，这是目标非常明确的追踪，就像被鲨鱼攻击一样。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让一只雄性叶猴做出此类可怕杀戮行为的原因在于，他期望母猴在失去这只幼猴之后不得不再次交配。如果他不杀死幼猴，就只能等到一年之后，母猴完成哺乳并开始再次排卵之时。在那之前她是不会交配的。
对科学家来说，这种想法令人震惊。赫迪已经表明，雄性叶猴之所以选择杀死同物种中健康的幼小成员，只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血统。杀婴现象进而成为动物研究中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赫迪在其1977年的著作《阿布叶猴：雌性和雄性的繁殖策略》（The Langurs of Abu: Female and Male Strategies of Reproduction）中详细阐释了这种行为模式，并在随后报告了超过50种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物种的相关情况。
不过诸如此类的杀戮行为还有其他方面引起了她的兴趣。比如雌性叶猴不同寻常的反应方式。她们并不是被动的。她们没有粗心地任凭自己的幼崽被咄咄逼人的雄性叶猴杀死。相反，她们联合起来，发起战斗来击退雄猴。这一观察同时也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灵长类动物自然行为的观念。这表明，雌性叶猴不仅强有力地保护了自己的幼崽（或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且她们也会具有进攻性与合作性。
质疑某种观念的前提就会产生显著的连锁反应。赫迪的进一步研究工作表明，雌性叶猴交配对象众多，这与通常认为雌性灵长类动物性羞怯的观点相左。她注意到，雄性叶猴只攻击那些由不熟悉的雌性叶猴抚育的幼崽，而不是他们与之交配的那些。赫迪认为，通过拥有尽可能多的配偶，雌性叶猴可能会策略性地降低雄性叶猴杀死幼崽的概率。
灵长类动物学家再也不可能忽视雌性叶猴了。
萨拉·赫迪相信，身为该研究领域中的一名女性是她关注到此前未被认识的动物行为的原因之一。这驱使她去探索其他人可能会选择忽视的问题。“当一只雌性叶猴离开猴群，或者当她在怀孕时还向雄性求偶时，男性观察者可能会说，‘嗯，这是一个怪胎’，甚至不会跟着看看她去哪里或者做什么。而女性观察者或许会更同情这种状况，或者更好奇。”
她的工作不仅标志着理解灵长类动物的方式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也是一次个人启示之旅。赫迪在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保守的父权家庭中长大。在注意到灵长类动物世界中雌性具有如此的竞争力和性自信之后，她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她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女性要被视为某种异类。灵长类动物，尤其是类人猿，比如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等，科学长期以来将其用作理解人类自身进化起源的一种方式。我们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共享着大约99%的基因组。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如此接近，以至于灵长类动物学家通常把人类称作另一种巨猿。因而，如果其他雌性灵长类动物能够表现出这么多的行为差异，那么为什么进化生物学家仍然把女性描绘成天生更温柔、被动和顺从的性别呢？
尽管如此，尝试让男同事们从女性的视角看待灵长类动物是一场战斗。20世纪70年代，当赫迪从莫乌恩特阿布的野外工作回来时，虽然周围正发生着社会变革，包括女权主义的复兴等，但科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男孩俱乐部。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当被问到女权主义于她而言意味着什么时，赫迪回忆说：“女权主义者就是主张男女机会平等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要民主。每个人都是女权主义者，否则你应该感到羞耻。”但机会平等并不总是得到鼓励，至少在她的工作领域是这样。她的工作，以及许多其他女性科学家的工作，有时会得到与男性科学家不同的待遇。有些人拒绝承认她的研究，更别说采纳她的观点了。
赫迪过去经常和其他女性研究人员参加仅限女性的家庭聚会，一起讨论她们面对的问题。她们开玩笑地把这些聚会称为“广泛的讨论”。实际上要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也是赫迪的同事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有一次告诉记者说，赫迪应该专注于做母亲，而不是工作。（赫迪告诉我说，她现在已经原谅特里弗斯了。而特里弗斯对我说，这本来是私下的对话，很抱歉被公之于众。）
被激怒的赫迪甚至偶尔会用自己对类人猿和猴子的研究来对男同事做出含沙射影的评论。她回忆说：“我当时正在写作的主题是关于雄性狒狒如何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雄性与雄性竞争，然后占支配地位的雄性相互结盟，以改善他们占有雌性的机会。之后，我会把这些非常有倾向性的事例与美国大学的情况进行对比。当然，我指的是男教授，当他们被揭发与学术上的下属有染时会互相支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此类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赫迪的女权主义与科学会师了。不仅是由于她所在领域中某些男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忽视女性行为的科学理论是不完整的。她告诉我说：“在科学中，对男性和女性的选择压力给予同等关注仅仅是好的科学，也仅仅是好的进化理论而已。”
在她看来，最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是理解母亲，以及如何定义女性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会把她带回到杀婴这种黑暗现象当中。
“……人类的合作繁衍
我现在身处南加州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猿类观赏区，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之一。
一只两岁的毛茸茸倭黑猩猩让我着迷。当它从一根树枝跳到地面上时，兴高采烈地抓着妈妈的皮毛，之后又松开手，在地上嬉闹片刻，随即快速跳了回去。我也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倭黑猩猩的行为让我想起自己和儿子的亲密关系。在小倭黑猩猩身上，我看到了类似的顽皮，甚至脸上有一丝无理取闹嬉笑的痕迹。倭黑猩猩和幼崽像我们母子一样看着彼此。我们这两个物种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在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会被视为另一种与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等并列的类人猿。但是，虽然有许多共同点，我和倭黑猩猩母亲之间仍然有重大的差别。在观察玻璃围栏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未见到雌性倭黑猩猩和幼崽失去联系。这个小家伙从未脱离母亲严密的保护范围。而此时此刻，我的儿子和他的爸爸正在巨大的动物园另一头的某个地方。
人类的母育工作极少像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样能单枪匹马完成。我们大多数人从自己作为孩子或父母的经验中就可以了解。当我在伦敦家中时，基本上我的儿子每周有一半的时间由其他人照顾，包括他的爸爸、祖母和托儿所的工作人员等。阿姨、叔叔和朋友们有时也会参与。如果出差，我会有好几天看不见他。这并不稀奇。很少有婴儿或学步儿童在其早期的成长阶段没有从自己的母亲身旁离开过。
灵长类动物则不同。按照萨拉·赫迪的研究，世界上存在着大约300种灵长类动物，其中约1/2极少出现雌性类人猿或猴子与自己的幼崽失去联系的情况。反过来，她们的幼崽也会紧贴着自己的妈妈，有的甚至在她身边待上好几年。赫迪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母亲与他者：相互理解的进化起源》（Mothers and Others: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中写道：“在自然条件下，红猩猩、黑猩猩或大猩猩大约会照顾幼崽四到七年，它们一开始就与母亲寸步不离，日夜保持着100%的面对面亲密接触。根据观察，野生黑猩猩母亲主动让幼崽脱离其控制的最早时间是出生后三个半月。”书中还收录了一张她拍摄的雌性叶猴照片，这只雌性叶猴是如此依恋自己的宝宝，以至于在幼崽死后她仍然忠实地带着它的尸体四处游荡。
其他研究人员也有过类似的观察。身居伦敦的人类学家唐·斯塔林（Dawn Starin）曾经花了数十年时间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研究灵长类动物，她证实：“在灵长类动物世界中，母亲带着死去幼崽的行为并不罕见。”在她对冈比亚红疣猴的研究中，一只雌性红疣猴“带着满身蛆虫的幼崽四处游荡了好几天，雌性红疣猴会梳理幼崽的毛发，还将它放在树杈上，这样在她吃东西时尸体就不会滑落到地上，也不会让其他动物触碰到它”。诸如此类的观察留给她这样的印象：灵长类动物的幼崽被视为母亲身体的延伸，是她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对人类而言，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似乎是普遍的模式，但是二者却并不总是如此依恋。不只是大城市中的现代父母才如此，世界各地都一样。养育一个孩子确实需要整个村庄动员起来。
对于试图掌握进化历史的人类学家来说，最好的案例研究是那些或许还与我们的祖先保持同样生活方式的人，比如狩猎-采集者。现代狩猎-采集者很少，而且越来越罕见，他们依靠土地勉强糊口，采集野生植物和蜂蜜，或者狩猎动物。他们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扇不完美的窗口，部分原因在于，由于环境不同，每个部落都有所差别，同时也因为其他文化多年来对他们的侵蚀，扭曲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通过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几千年前，在人类开始驯养动物和进行农业生产之前，人类是如何生活的。
一些位于非洲的狩猎-采集者部落得到了最深入的研究，人类最初也正是从这块大陆开始迁徙的。这使得该地区的族群可能成为进化研究人员最可靠的数据来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库族（!Kung）、布希曼族的男性（Bushmen）和女性（Bushwomen）；生活在坦桑尼亚北部埃亚西湖地区的哈扎族（Hadza）；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雨林的埃非族（Efé）。赫迪指出，这三个社群中都存在充当他人孩子父母角色的个体，这样的人被称为“异双亲”（alloparents）。
赫迪将这种体制描述为“合作繁衍”（cooperative breeding）。她在《母亲与他者》一书中写道：“库族的婴儿有大约25%的时间由其他人抱着——这与其他类人猿极为不同，类人猿的新生幼崽从未被母亲以外的其他同类抱过。”在哈扎族中，新生儿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有31%的时间是由异双亲抱着的。对于四岁以下的儿童，除了母亲之外，大约有30%的时间都由其他人抱着。在非洲中部的游牧部落，包括埃非族，母亲在婴儿出生后会立即与部落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婴儿，而且会一直这样做。埃非族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天平均会由14个不同的人照顾，包括他们的父亲。
人类和类人猿的另一个不同表现在分娩方式上。我们知道，雌性黑猩猩在分娩前会离开族群，寻找隐秘之处，以躲避掠食者或者其他可能伤害新生幼崽的动物（黑猩猩喜欢吃肉，它们杀死并吃掉自己物种幼崽的行为也并非不为人知）。而人类则完全相反，几乎总是有人在准妈妈临盆前帮助她们。我在分娩时就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包括我的丈夫、姐姐、医生和一位助产士。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温达·特雷瓦森（Wenda Trevathan）和特拉华大学的卡伦·罗森堡（Karen Rosenberg）指出，独自一个人完成分娩活动仅仅在极少数的人类文化中存在。他们认为，分娩时的帮手如此重要，以至于女性已经进化到期待这些帮手出现了。他们的理论是，人类分娩的笨拙方式以及母亲在分娩时寻求支持的情感需求，可能契合了我们的祖先在分娩时有人协助这样的事实。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合作繁衍作为人类生活中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特征，并不是什么晚近的发明。这种说法理由充分。耶鲁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古铁雷斯·布里比斯卡斯（Richard Gutierrez Bribiescas）曾经研究过人类进化过程中父亲所起到的作用，他解释说：“人类所具有的一个首要特征是，我们有点像类人猿世界中的兔子。与其他类人猿，比如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相比，人类的繁殖力非常高。我们繁衍出的后代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抚育。”
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会等到一个婴儿成熟之后再生下一个。如果一只雌性倭黑猩猩不得不拖着一窝紧抓着自己皮毛的小倭黑猩猩四处走动，那么她养活自己都会非常艰难，而且在森林中行动缓慢。两个明显的例外是伶猴和柽柳猴，这两个物种属于阔鼻小目（又称为新世界猴），该物种的父亲都非常深入地参与了抚养幼崽。唐·斯塔林告诉我：“我在秘鲁研究一个伶猴群时发现，伶猴的幼崽通常由父亲照顾，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和雄猴待在一起。父亲完全参与幼崽的抚养。雌性伶猴实际上像一个牛奶吧，一对儿只提供奶水的乳房。”和人类一样，伶猴也是合作繁衍者。她说，某些对该物种的圈养研究表明，幼崽主要依赖的可能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柽柳猴的成长也依赖父母双方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应付。理查德·布里比斯卡斯说：“基于我们尚不了解的原因，柽柳猴的幼崽通常是双胞胎，而且双胞胎的体格都非常大。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父亲也参与抚育。否则，雌性柽柳猴不可能养活两个体格非常大的双胞胎幼崽。”这种支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据我们所知，如果雌性柽柳猴失去这些帮助会遗弃自己的幼崽。萨拉·赫迪指出，新英格兰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New England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生物聚居地数据显示，当柽柳猴的配偶死亡时，婴儿的存活率也急剧下降，“如果柽柳猴母亲有年长的子女帮助她，那么她遗弃幼崽的概率大约在12%，否则，她遗弃幼崽的概率将达到57%”。
诸如此类的遗弃和无视非常罕见。在科学家对野生猴子和类人猿数千个小时的观察中，很少看到母亲故意伤害幼崽。灵长类动物的母亲有时或许不够称职，尤其是对待第一个孩子，但她们很少任由自己的孩子死去。尽管这一点看起来令人震惊，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进化表亲的另一个特征。
人类的母性本能并不是婴儿出生时就被自发触动的。
这是人类学家萨拉·赫迪提出的一个颇为激进的主张。据了解，世界各地的母亲都承认她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爱上自己的孩子，而有些人从来都没有做到过。在一些不幸的案例中，母亲们故意遗弃，甚至杀害她们刚出生的孩子。这看起来似乎完全违反自然。毕竟我们假定人类的母性本能与任何其他动物一样强烈和直接。母性被视为女人基本的组成部分，以至于那些不想生孩子或拒绝亲生子女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反常，甚至邪恶的。但是，按照赫迪的观察，未能对子女产生直接依恋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
她的观点是，这种现象是合作繁衍遗留下来的。和柽柳猴一样，人类通常要依靠协助才能抚育自己的孩子。怀孕和分娩时释放的荷尔蒙有助于母亲与婴儿之间建立联系，但这种联系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境况特别糟糕，母亲可能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抛弃孩子。
据英国的一些研究估计，每年大约有30到45个婴儿被杀，其中大约1/4在他们出生的第一天就被害了。根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生殖和发育精神病学讲师迈克尔·克雷格（Michael Craig）2004年的研究，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了，因为这类杀婴行为很可能不会被报道出来。但是，即便从报道的数字来看，婴儿比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都有更大的被杀风险。对于出生后不久就被杀害的婴儿来说，最常见的作案者往往是少女妈妈，尤其是那些未婚并且与可能会反对她怀孕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克雷格说，她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因为自己患有精神或心理疾病而杀死自己的孩子，而是由于发现自己正处于绝望的境地当中。
萨拉·赫迪曾调查过历史上另一个特别可怕的例子。在18世纪的法国城市地区，有多达95%的母亲将她们的孩子送到陌生人那里看护。2001年，赫迪在犹他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该研究表明，这些母亲一定知道这样做会大大降低自己孩子的存活率，但是所处的文化要求她们这样做，于是她们就照做了。赫迪认为，这种致命的做法表明，并不是每个人类母亲都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新生儿。如前所述，在今天的亚洲，杀害女婴有时候是在亲生母亲的共谋之下进行的。社会再一次影响了她们对新生命诞生的反应。
赫迪对于合作繁衍极端重要性的假设其实很难证明，尤其是考虑到现代世界中孕妇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但它具有一种将女性从无法独自应对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的力量。如果我们天生是合作繁衍者——在这类物种中，异双亲是家庭结构的一部分——那么指望女性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抚育后代是不合理的。对于女权主义者赫迪来说，这一研究路线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它强调了为什么立法者不应该禁止堕胎，不应该强迫妇女生下她们觉得无法抚养或不想要的孩子。也强调了政府为母亲提供更好的福利和儿童的保育条件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缺少家庭支持的那些母亲来说。
这些证据的分量至少表明，人类的进化并不是为了独自抚养后代。育儿也不单单是属于母亲的责任。理查德·布里比斯卡斯说：“我们发现，合作繁衍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围绕合作繁衍及其意义的证据逐步建立起来，异双亲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清楚。由此引发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母亲并未进化成为单独抚养后代的角色，那么在她周围，谁会提供最大的支持？
“我们发现，人类男性（在抚养后代这件事上）的参与度具有巨大的可塑性。”
萨拉·赫迪告诉我说，当她去年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孙辈时，她利用这个机会在家人身上做了一个小实验。到女儿家里时，她采集了自己和丈夫的唾液样本。在和新生儿相处一段时间后，她又采集了另一份样本。对这些样本的分析表明，他们的催产素含量都有所上升，这种荷尔蒙与爱和母性依恋密切相关。
我们的身体暴露出婴儿与非父母的人之间会产生多么紧密的情感关联。科学家早就知道，与婴儿进行身体接触会对母亲的荷尔蒙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荷尔蒙反过来也会影响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其他不是母亲的人，也会经历诸如此类的荷尔蒙变化。
进化生物学家过去通常假定，在所有为母亲提供支持的人当中，父亲应该是首当其冲的。理查德·布里比斯卡斯在2006年的著作《男人：一部进化与生命的历史》（Men: An Evolutionary and Life History）中清晰表明了这一点。从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角度来看，通常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和核心家庭中，这才是有道理的。即便父亲们并未直接参与儿童的养育，他们也会给家庭带来食物之类的物质帮助，这对孩子的生存和成长来说，必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2011年发表于《人口与发展评论》（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丽贝卡·西尔（Rebecca Sear）和西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的戴维·库尔（David Coall）汇集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已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研究了父亲、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参与如何影响婴儿的存活率。他们发现，其他家庭成员非常有价值，一旦孩子超过两岁，这些成员甚至可以缓冲母亲不在身边的影响。尽管如此，此类帮助从何而来却让人感到惊讶。除了母亲之外，年长的兄弟姐妹比任何人都更有积极的作用。其次是祖母，再次才是父亲。西尔和库尔指出：“父亲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所有的案例中，只有略高于1/3的情况显示父亲的参与提升了儿童的存活率。”（祖父的重要性远远落后于所有其他家庭成员。）
这并不意味着父亲亲力亲为不重要。只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2009年，新墨西哥大学的人类学家马丁·马勒（Martin Muller）及其同事研究了非洲东部两个相邻但不同的社区里，男性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了多少精力。在其中一个哈扎族的狩猎-采集者案例中，他们发现父亲参与了从清洁到喂养婴儿等所有事务，如果在营地里，他们会花超过1/5的时间与三岁以下的孩子互动，并且睡在他们身边。在另一个名为达托加（Datoga）的牧民和战士社会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观念：照顾孩子是女人的工作，男人分吃分睡，而且和婴儿互动很少。男性的荷尔蒙水平反映出教养方式的差异。参与抚养孩子程度更高的哈扎族男子，睾酮水平低于达托加男子。
理查德·布里比斯卡斯说：“我们发现男性的参与度具有巨大的可塑性。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最溺爱和最体贴的父亲；对于稍微参与到抚养当中的父亲来说，一切也都是美好和可爱的；或许你只是把食物和日用品带回家；还存在诸如杀婴之类最极端、可怕的事情。”如果社会期望男性参与到儿童保育当中，他们不但确实可以参与，而且也会做得很好。如果社会期望他们不介入其中，他们也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这种可塑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布里比斯卡斯说：“在其他类人猿和灵长类动物中，你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它们被锁定在一种行为策略当中。”
在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如果照顾孩子不仅是母亲的责任，也是父亲、兄弟姐妹、祖母和其他人的事，那么我们对家庭生活的传统描述就会开始崩溃。在一个核心家庭中，父亲亲力亲为肯定不是随处可见的现象。例如，在某些社会中，孩子有不止一个“父亲”。在南美的亚马孙地区，有些部落接受婚外关系，认为如果一个女人在准备怀孕前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所有这些人的精子都会有助于胎儿的发育。学界称之为“可分式亲子关系”（partible paternity）。密苏里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和马克·弗林（Mark Flinn）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金·希尔（Kim Hill）已经证实了该地区的可分式亲子关系有多普遍，他们声称，孩子们受益于这样的家庭安排。父亲越多，孩子存活的机会就越大。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资源以及更好的保护，以免受暴力侵害。
这一切都表明，早期人类的生活安排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可能性。一夫一妻制或许并非金科玉律。如果女性没有始终和自己的孩子绑在一起，她们也可以自由地出去寻找食物，甚至去打猎。若如此，母亲在家照顾孩子，饥饿地等着父亲带肉回来，这种查尔斯·达尔文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理念对女性的理解，将会被彻底冷落。
“无视另一半人的理论是片面的。”
那是在1966年。
人类学领域中的若干重要人物齐聚芝加哥大学，讨论当时世界狩猎-采集者研究的快速增长问题。这次会议被命名为“男性狩猎者”（Man the Hunter）。这次会议将塑造一代科学家对人类演化的理解。
会议的名称恰如其分。正如所有与会者所认为的那样，标题中的“者”实际上指的是男人，而不是所有人。据人们所知，几乎没有一个狩猎-采集者社群中的妇女会参与日常狩猎。即便如此，狩猎仍然被认为是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活动。狩猎活动让男人聚集在一起，协同作业，这样就能更有效地锁定猎物。它迫使男人变得有创造力，发明了石器。此外，这一活动或许还促使男人发展出了语言，从而得以更有效地交流。通过把猎物带回家，男人可以为自己、女人和饥饿的孩子提供所需要的密集营养，从而开发出体积更大的大脑，成为我们今天这样聪明的物种。
狩猎就是一切。
人类学家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和切特·兰开斯特（Chet Lancaster）在196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该研讨会的著作［这本书也名为“男性狩猎者”（Man the Hunter）］，他们在该书的一个章节中写道：“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智力、兴趣、情感和基本社会生活都是狩猎适应成功而得以进化产生的。”尽管杀戮行为颇为惨烈，却是重要的，这种观点随后经由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1976年出版的著作为人们所熟知（他是一名好莱坞编剧，后来转行专注于人类学研究）。他在《狩猎假说》（Hunting Hypothesis）中写道：“因为我们是猎人，因为我们以杀戮为生，因为我们与整个动物世界斗智斗勇，所以即使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我们也具有生存智慧。”
但是，对某些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描述过去的方式并不恰当。首先，它完全忽视了女性的作用。当时并不是一个性别歧视不受约束的时代。各个大学开始设置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课程，女性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灵长目学正在成为由女性主导的学科。人类学家怎么还能声称女性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附庸呢？会议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大多是女性，但也有一些男性）感到愤慨。已经被边缘了几十年的狩猎假说，如今正在产生将女性从进化叙事中彻底抹去的威胁。
1970年，一位名叫萨莉·林顿（Sally Linton）的人类学家明确表达了这些人的感受，她在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提出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反驳。这篇文章名为“女性采集者：人类学中的男性偏见”（Woman the Gather: Male Bias in Anthropology）。她的话呼应了伊莉莎·伯特·甘布尔的观点，后者早在80年前就已经公开批评了查尔斯·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人。林顿猛烈抨击自己所处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由西方白人男性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她说：“鉴于诸如此类的偏见，人类学家搞不清楚男人在外出狩猎时，女人在做些什么就不足为怪了。”
她宣称：“无视另一半人的理论是片面的。虽然这种理论重构的确很巧妙，但它给人的印象是，只有一半的物种，即男性参与了进化。”
她控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在狩猎-采集者社群中，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家庭的同等供养者。在1966年的“男性狩猎者”会议上，专家们已经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理查德·李（Richard Lee）已经明确女性在食物采集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他的田野调查表明，虽然妇女通常不是大型动物的狩猎者，但她们负责获取所有其他种类的食物，包括植物、根茎、块茎，以及小型动物和鱼类等。男人是狩猎者，但女人是采集者。
可以说，采集是比狩猎更重要的能量来源。理查德·李在1979年指出，在南非的库族狩猎-采集者部落中，女性通过采集为整个社群提供了多达2/3的食物。除了养家糊口，妇女通常还要负责做饭、搭建住所和帮忙狩猎。而且她们是在怀孕和抚养孩子的同时做着这一切。
林顿认为，这些人类学家通过提升狩猎的地位，有意无视了女性在进化中的作用。她的推断是，狩猎假说无法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对人类进化做出解释。如果男人狩猎是我们这个物种交流、合作和语言的动力所在，那为什么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会如此之小？她说，任何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纽带显然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而不是在狩猎者之间。那么，抚养孩子的智力挑战呢？“照顾一个好奇、精力充沛，但仍然依赖他人的婴儿非常困难，而且要求很高。婴儿不仅需要照看，还必须教会他们有关群体的习俗、危险和知识方面的内容。”
林顿激情澎湃的演讲标题“女性采集者”被视为“男性狩猎者”的女性对照。对于其他决心将女性带入人类进化叙事核心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个标题也具有号召力。
阿德里安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如今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著名人类学家，当萨莉·林顿1970年于美国人类学学会发表演讲时，前者已经在加州大学任教几年了。她对我说：“这真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当时正坐在她位于旧金山的家中，书桌上摆着一沓文件和若干书籍。其中一本书名为“女性采集者”（Woman the Gatherer），她在1981年为这本书写了一个章节。
齐尔曼说：“女性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存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状态。这是第一次让女性变得可见。”她深受林顿的启发，并决定继续发展她的观点，围绕这些观点建立可靠的数据，从对狩猎-采集者、灵长类动物和化石的观测中挖掘证据。通过诸如此类的详细研究，并且与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一起，剖析他们的生活，像她这样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最终明白了，在这些社会中，女性是多么灵活、积极和勤奋。
一个需要破除的重要神话是，在过去时代，主要的发明者和工具使用者永远是男性。齐尔曼确信这是错误的。黑猩猩选择当场采摘食物并单独吃光时，人类则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开始搜集食物，并将它们带回去与同类分享。他们需要将所有食物储存起来的容器，还需要一边采集食物一边背着婴儿。齐尔曼说，这些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发明——甚至很可能早在石器时代之前——而这一发明的使用者正是女性。与此同时，最早的工具之一应该是“挖掘棒”。齐尔曼告诉我，直到今天，部落里的女性采集者还在使用挖掘棒来挖掘植物根茎，杀死小动物。它们就像瑞士军刀一样功能多样。
挖掘棒、吊带和食物袋的共同点是，它们要么是木制品，要么是由兽皮或纤维制成的，这意味着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解消失。这些发明在化石记录中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这与考古学家们认为的用来狩猎的耐磨石器非常不同。齐尔曼说，这是进化研究者忽视女性发明进而忽视女性本身的原因之一。
在其他物种中发现的线索也表明，狩猎和工具制造不仅是男性的专属领域。灵长目学家珍·古道尔通过对黑猩猩的密切观察揭示出，雌性黑猩猩比雄性黑猩猩更擅长使用简单的工具以及硬壳来敲碎坚果。部分原因在于她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齐尔曼2012年发表在《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黑猩猩从母亲那里学会了“钓白蚁”，而年轻的雌性会比雄性花更多的时间观看学习。甚至可以观察到有些黑猩猩会使用咬成尖锐形状的木棍捕猎松鼠之类的小动物。她写道：“运用这种方式捕猎的黑猩猩以雌性为主，尤其是处于成长期的雌性，数量几乎是雄性的三倍。”
其他科学家已经计算出狩猎-采集者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多少热量，以及这些热量是如何按照性别分配的。他们的发现强化了先前的观察，即女性带回家的食物对每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
理查德·布里比斯卡斯曾经对非洲东部的库族部落和巴拉圭东部的阿契族（Aché）进行了田野调查，他说，由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不同，男人从狩猎中获得的热量差距很大。“例如，在我观察多年的阿契部落中，男人带回家的热量大约占60%；而在诸如库族之类的部落中，男性带回家的热量大概占30%左右。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他们追逐的猎物类型当中。举例来说，在库族部落中，他们喜欢追逐体格非常庞大的高风险猎物，比如长颈鹿等。而巴拉圭的阿契部落，他们狩猎的最大猎物是貘，体型也不过只有一头小猪那么大。他们会猎杀许许多多的小型动物，这样做更容易得手。因此，环境确实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2002年发表于《人类进化学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一篇论文中，犹他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ll）和克丽斯滕·霍克斯证实，狩猎极少能够成为一种可靠的食物来源。例如，在对坦桑尼亚北部的哈扎族人狩猎和觅食行为进行了为期2000多天的观察之后，他们估计哈扎族男子差不多每狩猎30天才能带回一只大型猎物。在所有研究中，没有任何一个社群的所有食物都是男人带回家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男人带回的食物远远不到一半。这意味着在许多地方，仅依靠男人狩猎会让整个家庭挨饿。
霍克斯及其同事写道：“我们需要一些家庭供应补给品以外的东西来解释男性的工作。”他们认为，男性狩猎-采集者执着于狩猎大型动物，而不是像女性那样进行采集或追逐体型较小的动物，原因在于这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炫耀的舞台，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并吸引配偶。
谁对家庭的生存贡献最大，这一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迈克尔·古尔文（Michael Gurven）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金·希尔对霍克斯的观察提出了质疑。2009年。他们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男人为什么打猎？”（Why do Men Hunt?）的文章，重新审视了狩猎假说。他们提出，主要由女性所从事的采集植物活动可能是一种充满风险的食物来源。比如说，植物通常带有季节性。在一些狩猎-采集社群中，包括巴拉圭的阿契族等，男性的确也会狩猎更小、更稳妥的猎物，这表明他们不只是想借此展示狩猎能力。
丽贝卡·布里格·伯德（Rebecca Bliege Bird）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文学院的人类学教授，她认为古尔文和希尔等学者坚持狩猎假说的原因在于他们碰巧研究的是那种部落而已，尤其是阿契族。她说：“一些人关于过去的狩猎—采集社群是何种样态的观念，往往受到他们在其中生活时间最长的社会的影响。在大洋洲、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女性对生产的贡献很大。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南美，女性对生产的贡献相对较小。”她认为，迄今为止的证据使狩猎假说显得“颇为过时和荒谬”。围绕狩猎假说的另一个迷思是语言和智力问题。人类学家提出，男性狩猎者推动了人类的交流和大脑体积的发展，这种说法对吗？萨拉·赫迪对类人猿幼崽和母亲的研究支持了萨莉·林顿的主张，即语言可能并不是通过狩猎进化，更有可能经由婴儿与看护者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演化而来。赫迪解释说，在过去的世代，那些稍稍善于判断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婴儿最有可能得到照顾。“他们必须引起别人的兴趣，吸引他人，必须了解其他人的喜好是什么。”这种对交往的诉求或许提供了最初的交流冲动，将我们的祖先从简单的猩猩般的喊叫推向了复杂的语言。
最近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2016年夏，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和塞莱斯特·基德（Celeste Kidd）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证据，证明抚育儿童可能是人类智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类婴儿在出生时发育尤为不成熟并需要他人照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类的头太大了（这是为了给巨大的大脑留出空间），如果婴儿出生的时间太晚，就根本无法穿过母亲的产道顺利出生。皮安塔多西和基德写道：“反过来说，抚养婴儿需要更高的智力，因而需要更大的大脑。”
这条大脑变得更大、婴儿出生更早的决定性进化路线，可以解释人类如何变得像后来这样智力超群。
所有这些研究给我留下的印象与进化生物学家过去描绘的娴静、弱不禁风和从属于他人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阿德里安娜·齐尔曼告诉我：“当你看到这些妇女工作时的照片，会发现她们非常强壮。”在“女性采集者”这个章节中，齐尔曼收录了人类学家理查德·李拍摄的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一位怀有7个月身孕的库族妇女，像运动员一样正在大步穿越卡拉哈里沙漠。她用肩膀托着一个三岁大小的孩子，一只手挥舞着一根挖掘棒，背着她收集到的食物回家。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力量是有意义的。我们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以及将苗条和孱弱看得比体型与力量更重要的女性美貌理想，会让我们看不到女性身体的能力。但是，如果参考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我们的女性祖先实际上能够完成大量艰苦的体力劳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在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才开始安定下来自己生产食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如此艰难，以至于他们别无选择。即便在今天，全世界仍然有数百万妇女不得不做艰苦的工作来维持生存。
马琳·朱克（Marlene Zuk）在明尼苏达大学主管着一个专注于进化生物学的实验室，她指出，众所周知，女性特别擅长耐力跑。她在2013年的著作《史前幻想》（Paleofantasy）中写道，女性的跑步能力在步入老年的过程中下降得极其缓慢。我们知道，即便在怀孕期间，她们也能坚持长距离行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安博·米勒（Amber Miller），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跑运动员，她在2011年参加了芝加哥马拉松比赛7个小时后生下了孩子。英国马拉松选手宝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是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她也两次在怀孕期间参加了马拉松训练和比赛。
在人类早期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人类从非洲移居到世界其他地方时，女性可能也行走了数百或数千公里，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下进行的。如果她们怀孕或者带着婴儿，每天承受的身体压力就会远远大过男性。齐尔曼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繁衍和生存，涉及的才是自然选择。女性必须生育，这意味着必须要经历9个月的怀孕期。之后，女性又要哺乳，要带着这些孩子。身为女性的某些特征是经由进化而塑造的。在这一路上，大量的死亡数据可以为此提供确切的解释。”
甚至可以以此来解释女性通常在生物学上比男性更长寿的奥秘。齐尔曼说：“女性的形象，女性的身体，甚至整个女性本身，都经历了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磨砺，才得以生存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残酷的生存现实同样会迫使女性和男性灵活分担工作量。齐尔曼解释说：“狩猎-采集社群的问题在于，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所有事务，所以人类的劳动分工并没有那么僵化。”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很有可能男人更深入地参与了育儿和采集，而女人也是猎手。
“成为女猎手是个人选择。”
人类学家比昂·格里芬（Bion Griffin）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名誉教授，他回忆道：“我站在河边，看见几个女子拿着弓箭。那是1972年。”他和人类学家同事阿格尼丝·艾斯蒂奥科-格里芬（Agnes Estioko-Griffin）（二人亦是夫妻）住在菲律宾，我通过一条来自那里的微弱线路与他们通话。
比昂描绘了他第一次去菲律宾吕宋岛的令人大开眼界的旅行。那里是小型狩猎-采集社群纳纳杜坎·阿格塔（Nanadukan Agta）的家园。如今，伐木、农耕和移民彻底改变了阿格塔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远离了单纯自给自足的生活，融入了周边的农场当中。他们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最后的狩猎-采集者社群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但是20年前，格里芬夫妇有幸在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消失之前一睹其真容。阿格塔人在弓箭和狗的帮助下，靠捕鱼和狩猎野猪和鹿之类的野生动物为生。
与众不同的是，阿格塔女子负责打猎和捕鱼。
女猎手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之事。20世纪70年代，科学文献中有几处提到了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女猎手，范围从澳大利亚北海岸的提维人（Tiwi）到冰冻北极的因纽特人。但是，在这些社会中，阿格塔族女性可能是最热情、最成惯例的女猎手。比昂说：“我们最先注意到的是，在这个独特的社群当中有相当多的女性猎手。许多女人不拿弓箭，而是用刀子，或者将刀子绑在砍断的树枝上，来猎杀被逼入绝境的鹿，或者一头被猎狗抓住的野猪……我们发现了许多酷爱狩猎的女性，而且她们的狩猎也非常成功。”
阿格尼丝补充说，即使有其他养活自己的方式，阿格塔女人也会选择去狩猎。她描述了一个场景，当男人外出打猎数日时，这群女性并没有去采集植物根茎和水果，或者与当地的农民做交易，而是自己出门猎杀了一头野猪回来。她说：“出去打猎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比昂补充道：“从在深林中跋涉、伺机狩猎和宰杀的女性（有时还会带着她们的婴儿和孩童一起），到尚在壮年的祖母或非常年长的女性，她们都有丰富的狩猎经验，除了祖母总是帮忙照顾孩子之外，她们并没有真的需要其他人来帮忙抚育。”
阿格尼丝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中发表了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她指出，每一个身体健全的阿格塔人，无论男女都知道如何捕鱼。在21名14岁以上的女性中，有15位是猎人，4位在过去狩猎过，只有2人不知道如何狩猎。在他观察的所有狩猎行动中，有一半是男女猎手共同完成的。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在于女性的狩猎方式。比如说，一个女猎手不会单独去狩猎，这样就规避了人们怀疑她去和情人秘密幽会的风险。此外，女猎手也更倾向于使用猎狗帮忙猎杀。
阿格尼丝说：“成为一名女猎手是个人选择。基于生理原因而阻止某个人完成特定的任务，对阿格塔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哺乳或许会暂时降低女性参与狩猎的积极性，但并不会将女性排除在此类活动之外。”
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在于合作繁衍。阿格塔妇女会带着哺乳期的婴儿去打猎，而把年龄较大的孩子交给其他家庭成员照顾。她们也会在姐妹出门打猎时帮她给孩子喂奶。“即便是年轻的成年人也会带小孩，或者帮忙看管留在营地的幼儿、表亲或年幼的兄弟姐妹。我认为，合作繁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格里芬夫妇越深入地探索，就越发现阿格塔女性能够，而且被期望完成相同的工作。比昂说：“大体上，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许除了杀人之外，没有一个工作领域完全属于男性或女性。当男人成群结队外出攻击敌人时，女人们会留在后方。“有些男性会从事育儿、烹饪等各种工作。而另一些男性则对烹饪之类的毫无兴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我唯一能记得的一件事是，没见到过男性编篮子。但其实根本没什么人编篮子。男女一起盖房子，男人照顾孩子，男女都会收集柴火，都会做饭，有大米需要捣碎的时候，他们就捣碎大米。”
阿格塔人已经表明，即使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妇女除了生育和哺乳这类生理现实之外，文化几乎可以决定妇女和男性所做的一切。当涉及儿童保育、烹饪、获取食物、狩猎和其他工作时，生活方式的划分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没有任何生物戒律说女人天生就是家庭主妇以及天生不是猎人，或者说亲力亲为的父亲正在打破某些永恒的性别规范。
阿格塔人为进化生物学家带来的困境是，为什么他们成了例外情况，而不符合既定规则。为什么不是世界各地所有的女性狩猎-采集者都做猎人？为什么不是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平等的？
我们有时会把性别平等设想成一种现代发明，是文明和自由社会的产物。但是，人类学家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在先前许多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都是平等的。
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家马克·戴布尔（Mark Dyble）研究了菲律宾另一个被称为帕拉南·阿格塔（Palanan Agta）的阿格塔人族群，并将这个部族的数据与刚果另一个狩猎-采集者部落——被称为俾格米人（Mbendjele）的巴亚卡族（BaYaka）小社群——进行了对比分析。他的研究揭示出，在狩猎-采集者社群与高度的性别平等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他认为，这证明了在农业和养殖业出现之前，平等是早期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
戴布尔的研究发表在2015年的《科学》杂志上，该研究为这两个社群中数百名成年人建立了详细的家谱。他告诉我说：“我们像他们自己一样了解他们的家族史。甚至知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是表亲。”这些家谱表明，在狩猎-采集者社群中，生活在一起的人往往不是亲戚。女性并不总是和丈夫的家人住在一起，或者住在他们附近，男性和妻子的家庭亦是如此。有时候他们会在家庭之间切换，有时甚至根本不会和近亲生活在一起。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更愿意和自己的大家族住在一起，因为这样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保护。戴布尔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个人不想和亲戚住在一起。只是如果每个人都尝试尽可能多和亲戚住在一起，就会限制社区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对和谁住在一起有更大的控制权。在决策当中必然会涉及性别平等。“它对社会组织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变革效应。”
戴布尔相信，如果这种安排在我们的进化历史中稀松平常，那么就可以解释人类发展中的某些方面问题。“我们具有与非亲非故的人合作的能力，这与我们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的情况非常不同，那些动物对于同其他素未谋面的个体进行互动表现得非常警惕。”这一点对复杂社会来说极为重要。如果人们不能与非亲非故的人合作，那么我们所谓的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金·希尔及其同事在2014年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证实，狩猎-采集者的确会与他人进行广泛的互动。他们自己收集了来自巴拉圭东部阿契族和坦桑尼亚哈扎族部落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社交范围可以多达一千人。相比之下，一只雄性黑猩猩大约只会和20只其他雄性互动。
这一切都表明一种可能性，阿格塔人和俾格米人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过去很平常。在母系社会中，女性掌握着权力的缰绳，历史调查或许未能解释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他多年来一直在非洲的狩猎-采集者部落从事田野研究。康纳也赞同：“现在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狩猎-采集者社群虽然在人人平等上不是完美的，却存在着相对较少的不平等情况，尤其是涉及性别平等问题时。”他说，在他所研究的社群中，成员角色的专业化程度较低。那里没有商人、牧师或政府之类的机制。“由于社群范围的动态性，男性不可能将女性排除在外……两性之间的参与比例，即便不是五五分，女性贡献给社群的时间比例也占到30%～40%。”
如果阿格塔女性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坚持狩猎，而其他部落更早地放弃了此类活动，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环境。比昂·格里芬说，吕宋岛的热带雨林相比南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大型危险动物更少。迈克尔·古尔文和金·希尔列举了女性不打猎的原因，他们认为，死亡的风险越高，她们就会越倾向于避免打猎。这对一个群体的整体生存非常重要，因为失去母亲对孩子来说比失去父亲更危险。在某些社会和环境中，狩猎不仅充满危险，而且每次出门都会让妇女远离部落许多天。如果这种文化在育儿或其他工作方面为女性提供的支持有限，那么女性可能根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入大量时间来完善自己的狩猎技能，这就会让她成为一个不那么有用的猎手。
比昂·格里芬告诉我，拒斥女性成为猎手的观念大多来自进化理论家，这些人无法接受做猎人和做母亲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就他和阿格尼丝所知，在阿格塔人中间，狩猎似乎并未给孩子带来更大的风险。在一个食物极端匮乏的社会中，女猎手只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多的食物。
曾经研究过澳大利亚女性狩猎-采集者的丽贝卡·布里格·伯德也认同这一点：“在一个狩猎是一件在经济上富有生产性并是可预测之事的地方，没有理由阻止女性打猎。”她给我举的一个例子是梅里亚姆（Meriam），一个居住在托雷斯海峡群岛的澳大利亚土著群体。梅里亚姆人都是技能高超的水手。男人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去沙滩钓鱼上，希望能钓到一条大鱼或者稀有品种，而女人选择在鱼礁上收集贝类，因为这样做成功率更高。因此，女性在捕鱼的收获上比男性更稳定，有时甚至更高产。布里格·伯德说：“大多数情况下，狩猎大型动物并不是一件非常有成果的事。我想，大部分时候，多数狩猎-采集者的主要维生手段是小型动物。而女性将会成为小型动物的主要收获者。”
来自同一片大陆的另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西部的一个土著部落马尔杜族（Martu），对该部落的居民来说，打猎几乎算是一项运动。追逐动物是女性尤其熟练的一项技能。布里格·伯德告诉我说：“马尔杜女性最喜欢狩猎的猎物之一是野猫。狩猎野猫虽然收获不多，却是展示自身技能的绝佳机会。猎杀野猫的女性会名声大振。”狩猎通常在炎热的夏季进行。“马尔杜女子跟在野猫身后追跑，直到它们筋疲力尽。这种狩猎方式需要投入巨大的体力。”
即便是巴拉圭东部的阿契族，这个女性不参与狩猎的部落，也有证据表明如果她们愿意，也有能力参与其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安娜·玛格达莱娜·乌尔塔多（Ana Magdalena Hurtado）记录了阿契族女性如何充当男性猎手的“耳目”。她和同事曾经看到过阿契族妇女在狩猎时怀抱着一个婴儿。于是她们得出结论：“阿契族女性具有狩猎的才能，但大多数时候会避免参与。”相反，她们的注意力必须放在其他工作上。
说到家庭和工作生活，似乎不存在任何生物学上的既定规则。虽然分娩和哺乳的现实无法改变，但文化和环境能够决定女性在自己身体能力的范围之内如何生活。
对于那些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间花在家庭之外的人来说，记录这些冲击现有刻板观念的罕见人类社会，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个人生活。在采访的最后，格里芬夫妇告诉我，在他们自己家中不存在性别分工，就像他们研究了这么多年的阿格塔人没有性别分工一样。“所以我现在要去做饭啦！”比昂大笑着挂断了这通来自菲律宾的电话。
而我却失望地意识到，今晚在伦敦家中做晚饭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