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头脑的明晰和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927年9月29日，一则脑死亡案例成了新闻。这篇新闻出现在美国大学报纸《康奈尔太阳日报》（Cornell Daily Sun）第五版上。
讲述新闻的原委之前，我要先说说大脑的主人。它属于教师兼作家艾丽斯·切诺韦思·戴（Alice Chenoweth Day），她在去世时以笔名海伦·汉密尔顿·加德纳（Helen Hamilton Gardener）为人所熟知。自1875年以来，加德纳就一直生活在纽约，在那里她是一名狂热的女权倡导者。她在其中一部著作《生活的事实与虚构》（Facts and Fictions of Life）中谴责了社会通过婚姻和不平等教育的方式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做法。
加德纳的著作与同时代人伊莉莎·伯特·甘布尔的作品相呼应。她同样也对科学“事实”被用来阻止妇女争取平等而感到愤怒。1888年，她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妇女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脑中的性别”（Sex in Brain）的演讲，该演讲反驳了某些科学家基于女性大脑比男性重量更轻，进而引申出女性必然也在智力上逊于男性的观点。持有此种观点的人中最受瞩目的一位要数威廉·亚历山大·哈蒙德（William Alexander Hammond），他是前美国陆军军医署署长和美国神经学协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的创始人之一。
加德纳不具备能够证明哈蒙德观念错误所需的教育。她哀叹道，很少有人“具有解剖学和人类学的信息去冒险对抗一整个领域，该领域被假定是由那些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人把控的，这些科学事实通过显微镜和标尺搜集，并被简化成无可争辩的统计数据”。如果科学家们想要做出如此离谱的断言，她或者任何其他外行人又能做些什么来与之抗争呢？
她宣布说：“我终于战战兢兢地下决心要学习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了解的学科知识，否则就会在尝试中覆灭。”最终，她和纽约医生爱德华·斯皮茨卡（Edward Spitzka）一起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美国神经学协会主席，希望能足够理解大脑的解剖结构，从而挑战声名显赫的威廉·哈蒙德。加德纳花了14个月的时间拆解哈蒙德的统计数据，同时与全纽约20位解剖学家和医生展开合作。
一篇饱含聪颖和机智的书信最终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加德纳在信中披露，与她合作的专家中，没有一个能区分出生时的大脑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即便是成年人的大脑，专家也只能猜测给定的样本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两性之间的重叠相当大。在她的考察中，最犀利的一点莫过于指出，一个人大脑的重量根本不能作为衡量智力的标准。重要的是体重与大脑重量的比率，或者体型与大脑大小的比重。她说，如果不是这样，“一头大象肯定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预见像鲸鱼那样的庞然大物，有着与其身材相匹配的巨型大脑，成为旷世奇才了。
加德纳的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显然还不够。威廉·哈蒙德亲笔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回信（他抱怨说，自己几乎没什么好写的，因为他觉得加德纳的语气“太糟糕了”）。他嘲笑了与之合作的“20位行业领先的大脑解剖学家”，并再度重复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他补充道：“我们发现有10位智力发育超群的人”大脑的重量尤为重，平均重量超过54盎司。他挑衅地说：“现在请加德纳女士和‘20位行业领先的大脑解剖学家’之类的人找找人类学记录和他们自己搜集的海量数据，找出一个重量能与这10位智力超群的男性中大脑重量最轻的那位相当的女性大脑。”
就在加德纳的信件发表后一个月，声名显赫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以及查尔斯·达尔文的好友乔治·罗马尼斯也加入了论战。他在《大众科学月刊》中称：“鉴于女性的平均脑重比男性低5盎司，仅仅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地认识到，女性的智力水平显然会逊色于男性。我们必须正视事实。未来的女性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去的女性在心理竞争中失去的领地，这一点还很难说；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自信地预测，即便在最有力的文化条件下，甚至假设男性的心智保持不变……遗传也必须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生长出女性大脑中缺失的那5盎司。”
为缺失的5盎司而战斗是惨烈的，在海伦·汉密尔顿·加德纳的有生之年，这个问题从未解决。她指出，像威廉·哈蒙德和乔治·罗马尼斯之类的科学家，“在对自己信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程中，损害了事实”。
一以贯之，加德纳承诺死后将自己的大脑捐献给科学研究。1925年，她的大脑被保存在康奈尔大学的怀尔德大脑收藏馆（Wilder Brain Collection，现在仍然在一个罐子里）。就这样，1927年的《康奈尔太阳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海伦·汉密尔顿·加德纳的文章。称重后显示，她的大脑重量几乎刚好比一般的男性大脑轻5盎司。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观点是错误的。日报的文章写道：“从其大脑结构来看，加德纳女士已经充分证明，女性大脑并不比同级别的男性差。”她的大脑重量与康奈尔大学解剖学和神经学教授伯特·格林·怀尔德（Burt Green Wilder）的相同——他正是受人尊敬的怀尔德大脑收藏馆创始人。
加德纳已经提出了她的观点。如今，大脑体积与身体体积的相关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伦敦帝国学院脑科学主管保罗·马修斯（Paul Matthews）告诉我：“如果你对头骨大小进行校正，两性之间的差异非常小，两性大脑之间的相似性要比差异性大得多。”缺失的5盎司已经计算在内了。
然而，即便在今天，这些结论也没能阻止科学家们搜刮大脑来寻找女性思维不同于男性的证据。
“男人更善于观察和行动。”
鲁本·古尔（Ruben Gur）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我曾经问他：“您是从何时开始对性别差异研究感兴趣的？”他停顿了一下，开玩笑说：“从青春期开始的！在那之前，我没那么感兴趣。”
鲁本是两位古尔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合作者和妻子拉克尔·古尔（Raquel Gur）（拉克尔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是该校精神分析学教授，但她没有回应我的采访请求），他们的职业生涯致力于理解两性大脑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发表于1982年，鲁本当时35岁。他们在实验中测定了健康人体大脑的血流量，令人惊讶的是，女性大脑的血流量比男性高15%到20%。他告诉我说，实验结果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第二天早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都在他的实验室外等待采访。
这标志着一连串吸引眼球的科学出版物头条开始问世。它们出现的时机也恰到好处。在20世纪70年代，性别差异研究已经式微，因为性别学者和女权运动人士认为，寻找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属于性别歧视，就像寻找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是种族歧视一样。尽管如此，此类研究后来又逐渐变得可接受了。如果从其先前的任务来看，神经科学是一个处于萌芽阶段的领域。大脑比之前任何的研究对象都要难懂和复杂，它有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之间的关系网极其精密。但是，由于新的成像技术，如今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详细地了解大脑活动，因而对大脑的理解有所提升。这些技术为探寻性别差异注入了新的活力。2006年，古尔夫妇受邀参加美国《今日秀》（Today），使用其中一种扫描仪观察该频道医学编辑的大脑和她丈夫大脑之间的差异。
如今，探寻大脑中的性别差异不仅被社会所接受，而且几乎成为一种风尚。鲁本笑着说：“回想1982年，我们还是荒野中的独狼，如今每个人都在研究它！”
自19世纪以来，改变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我们对头骨内部的了解。研究人员不再像称煤块一样为大脑测重，然后再推测其结果所展示的一些关于人类行为或智力的信息。鲁本承认：“男女两性大脑的相似程度当然高于它们与其他物种大脑的相似程度。”但是撇开这种相似性不谈，他仍然相信女性大脑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差异，这反过来能揭示出女性如何思考和行动。“虽然整个大脑的体积与身体比例一致，但大脑中的组织成分不同，女性大脑灰质比例较高，而男性大脑白质比例较高。”
性别战争的最后战场正是建立在这种观察之下。由于未能表明大脑尺寸会带来任何差异，如古尔夫妇之类的科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大脑的组成。
人脑的横切面看起来有点像刚切开的花椰菜。花椰菜的末端是粉灰色区域，被称为脑灰质。通常认为这个区域是耗能主力部分。在脑灰质中，脑细胞体将化学信号转化为可以在大脑中转播的电子信息，帮助大脑处理肌肉控制、视觉、听觉、记忆、语言和思维等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交替使用“大脑”和“灰质”这两个术语的原因。
但是大脑不仅有美味绚丽的花椰菜式的顶端。在木质茎上的是脑白质，包含脑细胞薄而纤细的尾端，它们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之间建立起了长距离的连接——它们之于大脑的重要性，就像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一样。利用脑白质中的联系来理解大脑的结构在神经科学中是一个相当新的趋势，但是现在已经被认为很重要了。
这项工作得益于一种名为“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sor imaging）的新型大脑扫描技术，该技术可以让研究人员绘制出这些导体之间的连接强度。保罗·马修斯告诉我说：“这种技术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它使大规模观测成为可能。你可以非常快速地检视整个大脑。”以前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观测，如今只要一个下午。古尔夫妇与一大批同事组成的团队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使用了这门技术，这项发表在2014年1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揭示出女性大脑在传导方面与男性的不同之处。
他们的论文从每年出版的几百甚至几千份性别差异研究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团队研究了一大批年龄在8岁到22岁之间的人，数目接近1000人。这一点帮助该研究获得了更大的科学价值。其次，该研究的发现是惊人的。鲁本·古尔说，他在1999年做过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大脑有很大一部分致力于与脑白质有关的工作”。同时，“女性大脑有体积相同，甚至更大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胼胝体是连接两个脑半球的神经纤维，也是最大的脑白质体”。这项2014年的新研究超越了体积研究，考察了脑白质内部这两个区域的连接强度。这似乎证实了男性大脑在左右半部的内部连接更多，而女性大脑左脑和右脑之间的连接更丰富。
这篇论文中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脑图像，上面覆盖着蓝色、橙色、绿色和红色的线条，以表明其中某些通路的强度如何。特别是一张被世界各地报纸和网站转载的图片，显示了一个大脑半球内蓝线交叉的男性大脑，在它下面是一个显示出橙色“之”字形的女性大脑，代表了两个脑半球之间密集的神经网络群。这幅图片是完美的新闻头条素材，看起来就像如实描绘了性别思维之间如何不同。
论文发表后，美国《大西洋杂志》（Atlantic）立即宣称：“男性和女性大脑的构造确实不同”，而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则宣布：“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有着天壤之别。”网络杂志《档案》（The Register）对此却并不完全买账，他们采用了一个半开玩笑的标题，“权威发布：女性泊车技术超烂”。
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是，科学家们暗示他们的数据可能会向我们表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曾在2012年针对同一人群发表过一项较早的行为研究，该研究宣称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即女性在注意力、词汇和面部记忆以及社会认知测试方面的表现优于男性；而男性在空间处理、运动和速度感知方面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利用弥散张量成像的力量所绘制的新神经网络图可以解释其中某些差异。
鲁本·古尔说：“你需要脑白质来做空间处理。要创造一个三维对象，并且能够在你的脑海中向不同的方向旋转，这需要区域之间大量的互相连接。”显然，这是男性思维的一个特征。“男性更善于观察和行动。”当我追问他，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时，他告诉我，男性可能对看到的事物更快做出反应。比如说，如果一个男人发现一头狮子正要发动攻击，他可能会跑得更快。与此同时，他发现大脑中“言语、分析的”部位和“空间、直觉的”部位之间存在着关联。他含糊其词地推测道：“我认为，对女性而言，她们可能更善于运用直觉将言语思维整合在一起。如果她们直觉思维更强，那么她们就能够更好地表达直觉，至少对自己的直觉来说。”
论文发表时，媒体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发布的新闻稿的帮助，该新闻稿旨在将研究结果转化为更易于公众理解的语言。结果，新闻稿中的观点远远超过了论文实际表述的内容。新闻稿中说，鲁本·古尔及其展示的大脑神经网络差异表明，男性更擅长专心完成一项任务，而女性更擅长多任务处理。古尔本人向我承认说，他尚未看到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撑这种观点，也不清楚它是如何进入新闻稿当中的。
该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生物医学影像分析的副教授吉妮·维尔马（Ragini Verma）在接受《卫报》（Guardian）采访时说：“我很惊讶它与我们自认为头脑中具有的那些刻板印象相吻合。”她补充说：“女人更擅长直觉思维；女人更擅长记事情；交谈过程中，女人会善于情感交流——她们会更多地倾听。”她对《独立报》（Independent）说：“直觉就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思维。也就是人们说的‘本能感’（guts feelings）。诸如这类与做一个好妈妈相关的方面，女人总是比男人做得更好。”
以这种方式刻画两性特征有时会被委婉说成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是“互补的”。各有所长，但又彼此平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只不过擅长的领域不同而已。这种观念贯穿在一些宗教典籍当中，而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也很有市场，因为当时的思想家们正在努力确定女性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18世纪的哲学家卢梭是众多反对女性平等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男有女），他的理由是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所不同，两性都是为自己的不同领域而设计的。男女互补的观念一直在维多利亚时代延续，并最终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产阶级郊区家庭主妇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女人履行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天然使命，而她的丈夫负责养家糊口。
按照鲁本·古尔的说法，他的研究强化了女性辅补男性的观点。当我问他关于大脑方面，这些结果又能揭示什么时，他回应说：“两性之间的互补性让我印象深刻。看起来几乎一种性别的优势在另一种性别中就会表现为弱势，无论是某一种性别中的何种差异，你在另一种当中都会找到互补效果。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男女生来就是彼此互补的。”
“我想他们有一项特殊的使命。”
伯明翰阿斯顿大学认知神经成像教授吉娜·里彭（Gina Rippon）抱怨道：“这是一个18、19世纪的问题。真的不应该再用这套语汇说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这样做。”她的办公室又窄又长，里边散落着各种神经科学和性别研究的书籍，她自豪地宣称这是整个欧洲最大的独立式砖房。书架上有几个微型大脑复制品和一个形状像头骨的白色咖啡杯。她是目前人数虽少，但数量正逐渐增多的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性别专家群体中的一员，这些分散在全球的研究人员极力拒斥明确的性别差异在大脑中有所表现的观点。她正在21世纪继续为海伦·汉密尔顿·加德纳参与的古老战争战斗。
里彭在华威大学教授妇女和心理健康课程时，对性与性别问题产生了兴趣，她在这里足足待了25年。她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抑郁症或饮食失调，但她们的病症一次又一次被解释为，身为女性与生俱来的某种特质让她们变得脆弱。相反，她却相信此类心理问题有更强的社会性原因。这引发了她对生物学解释如何被使用和误用的兴趣，尤其是在女性身上。
里彭告诉我：“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女权主义生物学家的称号。”
当2000年到达阿斯顿大学并开始从事神经成像工作时，她决定看看最新的强大成像技术是如何被用于女性研究的。当时，用脑电图之类的技术研究头骨表面的电流信号已经存在将近一个多世纪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这是一种通过测量哪些区域血流更多来跟踪大脑活动变化的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领域。新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许多研究都附带着夺人眼球的彩色脑成像图片。
保罗·马修斯告诉我，认知神经科学就此诞生了。当人们执行不同的任务或者体验一系列情绪时，此类技术成为观察大脑活动的最流行方式。
尽管新技术带来了希望，但它生成的图片并不总是漂漂亮亮的，尤其是对女性来说。里彭说：“2008年，我评估了新兴的大脑成像报道与性别差异当时的研究走向，结果令人震惊。”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鲁本·古尔在内，诸多研究都发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涉及大脑中的性别差异。例子包括言语和空间任务，听别人朗读，应对心理压力，体验情感，吃巧克力，看色情照片，甚至闻气味等。有一种观点认为，相比于男异性恋的大脑，男同性恋的大脑与女异性恋更加相似。她说：“我完全被它吸引住了，因为我感觉这种观点非常可怕，以前人们说女孩不应该上大学，否则会扰乱生殖系统，用的正是同样的方式。”
里彭并不是唯一对这些大脑研究感到愤慨的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生成的图像很容易被噪声和假阳性歪曲。它能达到的最佳分辨率是1立方毫米左右，而许多其他机器分辨率要低得多。这听起来无足轻重，但对于像大脑这样致密的器官来说差别却是巨大的。仅仅1立方毫米就可以容纳大约10万个神经细胞和10亿个神经网络连接。鉴于这些局限性，科学界中的一些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对脑部扫描做出了过度的解读。
在世界各地，一开始只是无声的批评，随后声浪却越来越大了。2005年，当时还是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一年级研究生的克雷格·本内特（Craig Bennett）做了一项设备测试，这项测试不经意间揭示出此类设备可能会将脑部扫描曲解为任何东西。他和一位同事想开个玩笑，于是尝试将大小合适却最不同寻常的物体放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以便在正式的科学工作开始前帮助校准机器。他们最开始用了一个南瓜，最后用塑料包裹了一条已经死亡的18英寸长的成年大西洋鲑鱼。若干年后，当本内特寻找脑成像假阳性的证据时，他挖出了这幅旧鲑鱼扫描图。不但证明了对该技术的批评是准确的，而且表明即便是最好的技术也有可能会误导我们，这幅图像显示鲑鱼大脑中间三个红色活动区域紧密相连。这是一只死鱼的大脑。
虽然鲑鱼实验很有趣，但它凸显出神经科学领域中比人们预想中更严重的问题。本内特的鲑鱼恶作剧实验八年之后，《自然评论：神经科学》（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发表了一份神经科学研究分析报告，并给出了定罪式的断言：成问题的研究实践会导致不可靠的结果。文章开头说：“已经有人指出而且证明了，许多（而且可能是大多数）由生物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或许都是错误的。”
作者解释说，最大的复杂因素在于，科学家都处于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之下，而期刊倾向于出版那些看似有统计意义的研究结果。如果研究影响力不大，期刊就不太会感兴趣。他们继续说道：“因此，这会强烈刺激研究人员从事那些研究结果可以快速发表的研究实践，即使这些实践降低了研究发现对真实……结果的反映。”他们指出，“低统计力”是神经科学中“特有的问题”。总而言之，科学家正面临着从事不良研究的压力，包括使用小规模的样本或者夸大真实效果，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令人兴奋的研究结果。
保罗·马修斯承认，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早期阶段，许多研究人员——包括他自己——被无意中对数据的错误理解所干扰。他说：“所犯的错误都属于基本的统计讹误。我们每个人都犯过。我如今已经非常小心了，但以前也犯过此类错误。这事非常尴尬。这种错误来自一个人无论完成什么工作都想要从中产生结果的强烈冲动，因为无法再次重复了……即便不是绝大多数，大多数人的本意也不是要作假。他们往往会因为探索而兴奋起来，并且错误地表述了自己对数据的探索程度和探索结果的意义。”
人们至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吉娜·里彭仍然认为性别差异研究持续受到不良研究的影响，因为它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于科学家和期刊来说，一项关于性别差异令人眼前一亮的研究，就等同于立时可见的全球知名度。
她说，绝大多数实验和研究都没有显示出性别差异。但期刊并未发表此类论文。“我用冰山来形容这种状况。你可以看到水面以上的部分，这是最小却最明显的部分，因为很容易在这一领域发表研究成果。但是水下还有更巨大的部分，在这部分中人们没有发现任何性别差异。”最后，人们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就是那些强化性别差异的研究。
古尔夫妇为冰山一角贡献了相当大的一块工作，里彭说：“我想他们有一项特殊的使命。”
在2010年出版的《性别错觉》一书中，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创造了“神经性别歧视”（neurosexism）一词来描述那些依赖于性别刻板印象的科学研究，虽然有时候这些刻板印象本身尚未得到证实。吉娜·里彭告诉我，在那些研究中，鲁本·古尔2014年关于两性脑白质中性别差异的研究应该被描述为“极端的神经性别歧视”。
她说：“鲁本·古尔一生的热忱都集中在钻研、统计、鉴别和证明大脑中存在性别差异。他在心理性别差异问题上有极为强烈的信念，并且用大脑的特征来解释它们。那是他一生的工作，他的实验室仍然在制造此类素材。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但直到你开始深入研究它，在某些情况下，你才会以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一些工作确实存在着缺陷。”
例如，有批评者质疑了古尔的基本假设——在社会认知测试、空间处理和运动速度方面，男性和女性的表现不同。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两性之间几乎所有的行为和心理差异都很小或者几乎不存在。梅丽莎·海因斯及其他研究人员已经反复证明，在精细运动技能、空间视觉化、数学能力和语言流利性方面，男孩和女孩之间差距很小，甚至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异。
里彭解释说，当谈到关于脑白质的论文时，鲁本·古尔及其同事们声称看到的每种性别差异都可以通过男性拥有更大的身体尺寸和大脑体积这个事实来解释。随着大脑体积越来越大，其他区域也必须按照保持大脑正常运转的比例变大。“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比例问题，那么脑灰质和脑白质作为大脑功能的体现会随着大脑的大小而变化，所以即便这样也与大脑尺寸有关。”
另外还有人指出，古尔始终都不清楚统计结果的真实量级及其实际意义如何。保罗·马修斯说：“在所有的神经网络关联中，有多少比例是不同的，这是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人指责古尔及其同事故意筛选出少数具有可能性的神经通路，在它们当中碰巧有若干表现出了性别差异，进而在蓝色和橙色脑部图像中有选择地使用它们。里彭说，这表明所有筛选出的神经通路都在被积极地使用，但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她继续说道：“它假设了男女之间存在着这种二元分立，即两性之间是完全孤立的。”这种假设有时会被描述为我们的大脑是“性别二态的”（sexually dimorphic），意思是说它们在相同的物种中会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就像阴茎和阴道是性别二态在身体部分的表现一样。从古尔关于脑白质论文末尾令人眼花的图片来判断，两性之间似乎差异巨大。神经科学家及特拉维夫大学教授达芙娜·乔尔（Daphna Joel）在一封信中回应了此类控诉，这封信正是写给最初发表论文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她在信中写道：“难怪读者记住的主要讯息是存在着一种‘雄性大脑’和一种‘雌性大脑’，就像二者不仅来自不同的星球，而且来自不同的星系似的。”
毫无疑问，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大脑各部分的性别差异并不像科学家以往认为的那样大。例如，2016年发表在《神经影像》（Neuroimage）期刊上的一篇论文确定了，海马体（大脑的一个脑区，许多科学家都曾经声称女性大脑的海马体较大）实际上在两性中大小相同。在芝加哥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医学和科学大学神经科学副教授丽莎·艾略特（Lise Eliot）的主导下，研究人员分析了76篇已发表论文的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总共研究了6000名健康人士。他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消除这样一种假设，即至少从生理上来说，女性必然具有更强的语言记忆、更优秀的社交技能和更好的情感表达能力。
艾略特补充说，此类分析同时表明，胼胝体的大小在两性之间并无差别——这个脑白质区域正是鲁本·古尔声称女性通常更大的地方。
她在论文发表时对记者说：“大脑中的性别差异对于试图解释两性之间刻板印象的人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尽管基于少量的样本，但它们经常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当我们考察多重数据集合并且能够整合大量的男性和女性样本后就会发现，这些差异往往会消失或者变得微不足道。”
“科学并并在政治真空中运作。”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神经生物学和行为学教授拉里·卡希尔（Larry Cahill）认为：“这些批评完全是无稽之谈，简直是废话。”他对我说，吉娜·里彭、达芙娜·乔尔以及其他人对鲁本·古尔研究工作的攻击是“站不住脚”和“假冒的”。他说：“大脑中的性别差异，范围从微小到中等，再到巨大。”而在巨大差异的末端涉及的是脑白质的差异。他并不接受单纯借助大脑尺寸的比例就能解释其中的差别。
在过去的15年间，卡希尔始终致力于他形容为“十字军东征”的研究，以证明女性的大脑与男性不同。他解释说：“我看倒不如这样说，不是我在寻找问题，而是问题找到了我。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在与生殖相关的那个非常有限的大脑区域之外，我会在男女之间没有一点区别的前提下快乐地工作。”随后在1999年，他在杏仁核中发现了性别差异，杏仁核是大脑中与情绪记忆有关的杏仁状区域。他告诉我：“2000年，我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时刻。”
当他开始自己的征程时，资深同事曾警告他不要涉足这个当时被视为政治敏感的领域，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我固执地从研究子宫开始，当确信找到一些正确的东西时，我常常会说，‘这该死的鱼雷！全速前进！’我就是这样做的，也很高兴这样做。”在文献研究过后，他声称找到了“数以百计”的论文支撑在人类大脑中存在着难以解释的性别差异这种观点。“性别差异不仅关系到大脑深处与生殖直接相关的某些微小结构。性别差异无处不在。”
他认为，诸如鲁本·古尔这样的科学家，完全有资格推断他们自己的数据可以向我们透露哪些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差异可能意味着什么做出了完全合理的推测，就像你我会对解剖学上的差异进行推测一样。”
对吉娜·里彭来说，这俨然成为一场令人厌烦的斗争。她告诉我说：“像拉里·卡希尔这样的人把我们称作性别差异否认者，但是，在每个历史阶段，或者无论你自认为处于何种浪潮当中，女权主义都会遭受同样的攻击。我不是偏执狂或者阴谋理论家，但在这个领域始终有一股非常强烈、极具力量的对峙反应。它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谈论性别歧视可以被接受，但如果你以同样的方式谈论种族或宗教却不可行。”作为一个对科学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直言不讳的人，她偶尔会收到观点相左的男性发来的歧视女性的邮件。最恶劣的是有人会附上自己生殖器的照片。
另一场最近的冲突是与英国象棋大师奈杰尔·肖特（Nigel Short）。2015年，他在一家国际象棋杂志上写了一篇颇具挑衅性的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国际象棋领域中最高级别的女性选手如此之少。他问道：“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在构造上非常不同，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在功能上完全一样呢？我丝毫不怀疑我妻子的情商比我要高得多。同样，她让我从我家狭窄的车库里把车倒出来也不会感到尴尬。一个并没有比另一个好，我们只是各有所长。”当他的评论甚嚣尘上时，里彭被邀请在BBC第四台的《女性时刻》（Woman's Hour）中评论此事。她争辩说：“奈杰尔·肖特认为之所以没有那么多女性棋手，是因为她们不会下棋。但实际是因为她们没有在下棋。”女性棋手们说，职业象棋中那种侵略性的、大男子主义的和性别歧视的氛围将她们驱离了赛场。
里彭告诉我，她所在的研究领域不可能看不到被政治化的科学数据，尤其是进入公共议题时。她说：“科学并非在政治真空中运作。我想有些科学会比其他科学更具有客观性。但是我们处理的是人，人类不是大型强子对撞机。”与粒子物理学不同，神经科学是关于人类的，它对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有深远的影响。
“这不是人们不太了解的事情，而是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大脑，每个人都具有某种性别……人们要么在一个男女混合的学校上学，要么在一个两性兼有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抚育男孩和女孩，所以才能看到两性的差别。因而，当你说男女之间没有真实的差别时，他们就会说你错了。”她在工作演讲的过程中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在学校里和女生们聊天，她们的整体期望比过去更加性别化。这些都是非常有害的刻板印象，正在影响这些女孩的未来。”
按照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克里奥德纳·奥康纳（Cliodhna O'Connor）的说法，古尔夫妇的脑白质研究对于性别差异研究如何能够快速地被吸收到人们广泛的性别刻板印象当中，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当他们的论文在2014年发表时，奥康纳决定对其引发的反应进行监测。她的发现令人震惊。她告诉我：“所有重要的全国性报纸都报道了这一研究。人们从中断章取义得到的意思只是说：男人和女人在某些基础的、原始的、无可回避的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
奥康纳发现，人们在网上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评论，在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讨论这个研究。她说：“随着对话的深入，文化和性别中的刻板印象逐渐投射到科学信息上，以至于人们把这项研究描述为发现了最初的科学论文中尚未提及的东西。”人们在新闻稿中（但不是在论文里）抓住了女性更擅长多任务处理的观点。不久，他们又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论称，男人更具逻辑性，而女人更感性。她说：“无论在报道中还是最初的论文里都没有提及此类的两性区别，当人们讨论这项研究时，总是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观点。”
奥康纳对我说，诸如此类对性与性别大脑研究的曲解非常普遍。她解释说：“不管最初的信息呈现方式如何中立，人们都倾向于逐渐吸收文化中流行的刻板印象和联想，然后投射出来。”这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我们常常通过归类，利用我们已经具有的任何理解来解释新信息，即便这种理解带有偏见。
促使人们这样做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喜欢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体系辩解。如果我周围的每个人都认为女人缺乏理性或者泊车技术比男人差，那么即便是强化这种假设最微弱的一条信息，也会被贴进我们的思想当中。研究确证了看上去似乎明显是合理的事情。与此同时，任何与之相悖的东西都被视为反常。这就是为什么当挑战性别刻板印象的理论出现时，我们很难接受它们的原因。
但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女性和男性的大脑没有那么明确的差异，为何像鲁本·古尔和拉里·卡希尔这样的研究人员会不断看到性别差异？
“你随便拿出两个大脑，
在本世纪初，作为最受欢迎的工人阶级，出租车司机使他们的伦敦居民大吃一惊。伦敦出租车司机以其完美的导航能力闻名于世，他们能够定位到最狭窄和隐蔽的小巷，他们的大脑正在被自己的工作从生理上改变。
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圭尔（Eleanor Maguire）发现，记忆25000条街道和数千个地标（这些被称为“知识”）的精神壮举可能正在改变出租车司机海马体的大小，海马体是大脑中与记忆有关的区域。这个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帮助我们确证了科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形成的想法，尤其是经由动物研究，人们发现：人类大脑并非从童年开始一成不变，实际上终生都带有可塑性。
保罗·马修斯说：“这些变化极其微小，却是可测定的。”针对音乐家、篮球运动员、芭蕾舞演员、杂耍演员和数学家的研究证实，大脑的可塑性真实存在。在性别差异研究的背景下，这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高强度的体验和学习新的技能会塑造一个人的大脑，那么作为一个女人的经历也能塑造它吗？进而，可塑性是否能够解释有时会在成年人大脑中看到的性别差异？
按照吉娜·里彭、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纽约性别学者丽贝卡·乔丹-扬（Rebecca Jordan-Young）以及瑞士伯尔尼的阿内利斯·凯泽（Anelis Kaiser）的看法，当神经科学领域的人谈论性别差异时，可塑性居然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现象。里彭说：“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时刻在吸纳大量信息，其中也包括别人对你的态度和期待。”本职工作让她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影响大脑的不仅是最大程度的学习或创伤经历，还有更微妙和更持久的事情，比如社会对待女孩和妇女的方式。
这种观点转而被编织进更为宏大和激进的新理论当中，该理论可以解释我们偶尔在大脑组成中看到的微小性别差异是如何出现的。里彭、乔丹-扬和凯泽曾经指出，生物学和社会学是“纠缠在一起的”——它们通过可塑性等机制相互配合，创造出我们称之为性别的复杂图景。
关于性别差异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研究证据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她们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揭示出，在美国，具有出色数学天赋的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13:1。这种不平衡性让当时的人们极为震惊。然而，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和戴安·哈尔彭［Diane Halpern，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前主席］所言，自此之后，这一比例已经跌至4:1，甚至2:1。他们在2014年发表于《认知科学动态》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美国学校数学考试成绩表现之间的差距也同样在缩小。
但是，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数学能力根植于生物当中，而性别差异又是固定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更进一步来说，我们会预见到这些差异无论在哪都是一样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美国幼儿园的拉丁裔儿童中，女生往往在数学考试中成绩最好，而不是男生。米勒和哈尔彭也注意到：“男性普遍数学较好的观念正在受到挑战，数学测试平均成绩中的性别差距在许多国家中并不存在，甚至在少数国家发生逆转（女孩表现更出色）。在某个特定的时空看起来像是生物差异的东西，最终可能会演变为文化差异。”
可塑性与复杂性表明，就像伦敦出租车司机记忆街道的布局一样，文化可以对生理产生连锁影响。例如，我们知道玩某些类型的玩具会积极影响孩子的生理发育。保罗·马修斯解释说：“我们擅长大脑允许我们擅长的事，而当我们变得擅长某事时，我们的大脑又会做出改变来适应它。”比如玩建筑类动作视频游戏能提升空间技能。因此，如果父母刚好让一个男孩玩积木玩具而不是洋娃娃，那么男性拥有更优秀空间技能的刻板印象就会在他的身体上得到证实。最终经由社会塑造出一种生理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将某个人暴露在不良刻板印象之下会损害他们的表现。在米勒和哈尔彭援引的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中，如果提醒女性被试负面的刻板印象，即女性通常数学能力较差，她们就真的会在数学测试中表现糟糕。她们写道：“消除刻板印象的威胁能够同时提高男生和女生的学业成绩。”
里彭说，在这样一个有性别偏向的世界里，我们面对所有施加于大脑的影响，却惊讶地发现，我们在大脑中所看到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比我们现实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少得多。但是，除了性别，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我们。可塑性与复杂性揭示出，每一个大脑都必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很简单，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达芙娜·乔尔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寻找群体间的差异充满了错误。大脑性别差异的证据在统计学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大脑都不一样。
这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在看待同一件事情时，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如果一项研究未能确认某种性别差异，而另一项主张发现了性别差异，那么科学家有时会假设他们一定犯了某种错误，并得出假阴性的结论。乔尔说：“他们有许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发现性别差异。但你却永远不会说，性别差异可能并不存在，或者别人发现的差异只是一个偶然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假阳性结论之类的事实。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在科学中，你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发现差异，是不是理论本身有错误。”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使男女性别二态的证据模糊不清的并不是多样的环境、假阴性或者糟糕的实验，而是因为人类大脑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二态性呈现的。吉娜·里彭解释说：“每个大脑都与众不同。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具区别性特征的方法。所以说，大脑具有某种个体性特征，也是这个人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这样比试图将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试图将它们塞进某种分类中要有趣得多。”
乔尔的理论在线发表于2015年末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她在文中指出，大脑并非明确划分为男性或女性，而是以一种独特的“马赛克”作为特征。在每个人身上，你可能会发现以某种形式在男性身上表现得很普遍的特征，也可能是以某种形式在女性身上很普遍的特征。为了说明这一点，她以色情影片和肥皂剧为例。看色情影片是与男性密切相关的一种兴趣，但并不是所有男性都看色情影片，而在那些看色情影片的人中，有些人也爱看肥皂剧，这种兴趣通常被认为是女性乐于从事的娱乐活动。将所有重合的不同兴趣加在一起，在任何给定的个体那里，你都会看到巨大的性别混合。乔尔说：“当然，大多数特质只是中间形式，即在男女中都很常见的东西。”
对乔尔来说，探索整个大脑一系列性别特征的想法是一个启示。她看到有报道称，在老鼠身上发现，环境因素可以逆转某些性别差异的效果，这些研究启发了乔尔。她告诉我：“不管妈妈在照顾你时承受了多大压力，你住在哪里，吃什么，你的生殖器官都不会改变。性别对生殖器官的作用是固定的，永远不变。但是，我看到对大脑的性别影响实际上可能发生逆转，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你在一种性别中看到的，在其他情况中，也可以在另一种性别中发现。我意识到，在思考性别对大脑的影响时，我把性别对生殖器官的影响作为一个隐含模型。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型。”
研究人员很少以这种方式看待大脑。他们最常研究的只是大脑的某个区域，比如杏仁核或海马体，或者某个特定的行为，比如数学能力或观看色情影片等。当涉及性别差异时，将大脑和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研究结果。乔尔的研究表明，根据这项实验，23%到53%的人在其大脑中呈现出可变性，其特征与男性和女性都有关联。与此同时，在她分析的研究中，拥有纯男性或纯女性大脑特征的比例在0%到8%之间。
她解释说：“如果你取任意两个大脑，它们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在任意两个人之间如何不同却无法预测。”按照这种逻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典型的男性或女性大脑。我们每个人都是混合型的。我们的大脑是间性体（intersex）。
在拥有了吉娜·里彭、安妮·福斯托-斯特林、梅利莎·海因斯、科迪莉亚·法恩和达芙娜·乔尔等女性研究者全新视角的情况下，虽然可能不会立即改变科学处理性别差异的方式，但至少会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女性思维要么与男性思维完全一致，要么在本质上不同的旧观念。他们将过去的非黑即白分隔开，揭示出真相更有可能是灰色的。
安妮·贾普·雅各布森（Anne Jaap Jacobso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家和荣誉教授，现就职于休斯敦大学，她创造了“神经女权主义”（neurofeminism）一词来描述脑科学的另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根除刻板偏见，客观看待大脑。她对我说：“许多研究都是从被各种人称之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这一前提开始的，即男人和女人本质不同，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很基本的。”
达芙娜·乔尔说：“男女差异和相似的问题在于，我们都是不同的，却又具有相似性。当人们想要研究大脑中的性别时，他们马上将其转化成研究性别差异。但此时他们已经做出了诸多假设，首先就是存在着两类大脑居民，男性和女性。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解释或证明的假设。他们说，‘这个假设具有坚实的基础，我从这里继续深入下去’。但我质疑这个所谓的坚实基础。”
保罗·马修斯赞同这种方法对神经科学来说是一种有益的矫正。“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比较男性和女性并使其有意义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的定义是如此不清。个体的大脑极具变化性。实际上，解剖学意义上的可变性远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要大得多。因此，所有男性的大脑都具有固定不变的特征，这种想法在我看来不太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小到让我觉得试图把大脑的某些部分描绘成更像男性或更像女性的想法毫无用处。”
虽然鲁本·古尔拒绝改变他的信念，即大脑中的性别差异是普遍规则而非例外，但他向我承认，最近他已经改变了自己使用的语言。他说：“很多人在谈论大脑结构中的性别差异时使用了性别二态这个术语，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以前曾使用它，但以后不会了。因为如果想到这一点，当你谈论二态时，实际上讨论的就是性别二态。你说的是不同的性别形式，即一种阴茎与阴道的性别二态。具有乳房是一种二态，但我不会直接说大脑是二态的。我会说大脑在解剖学意义上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即性别差异，但我不会说它们上升到了二态化的程度。”
所有这些关于我们身体和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都有一个基础叙事。
当诸如鲁本·古尔和巴伦-科恩等神经科学家宣称看到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的剧烈差异时，他们意识到这些差异不仅是天生的。如果它们确实如此，那一定有存在的原因。古尔指出人类必然是随着两性之间的某种劳动分工而进化的，以此说明我们是如何“被建构为互补的”。他暗示说，女人是更具有共情感和直觉的性别，这可能是为了抚养孩子而进化出来的。他说，男人更善于观察和行动，这似乎表明他们是天生的狩猎者和建设者。巴伦-科恩还认为，男性倾向于成为系统化思维者，而女性则是共情者。
古尔问我：“如果你的工作要举起150磅（约68千克）的重物，而你做不到，那你为什么要从事这份工作？”
这种逻辑很难与之争论。但是，尽管他乐于推测生物学告诉我们女性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但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工作范围，属于进化生物学领域。
进化论的视角提醒我们，人类的身体并非昨日才创造出来。它们经过千百年的锻造，每一部分都慢慢适应了环境的压力，以更好地满足某些需求。从乳房和阴道，再到大脑的结构和认知能力，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不同或相似之处都必然具有某种进化的目的。这就是生物学家声称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看到的性别差异和相似性与我们过去的历史相联系的地方。如果说女性比男性生存能力更强，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对此的解释。如果女人和男人有非常相似的大脑，原因也在这里。如果小女孩喜欢洋娃娃胜过卡车，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了解在遥远的过去女性如何生活来找出原因。
进化生物学家几乎不可能解密这段历史。两性是否像鲁本·古尔所言彼此互补，抑或他们做着相同的工作，分担养育后代的责任？女人真的围着营火蹲着，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等着男人打完猎把肉带回家？他们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乱婚制？是否男性总是支配着女性？
这些或许是科学永远无法完美解答的问题，但仍然有许多办法可以尝试。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研究过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动物近亲类人猿，人类大约在500万年前从类人猿中进化分离出来，由此类人猿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扇关于过去的窗口。研究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让我们对自己成为现在的物种之前的基本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扇窗口来自进化心理学家，他们试图描绘人类更新世的生活，这一时期包括了大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从解剖学来看进化为我们当前样态的方式。此外，还有考古证据，比如工具和骨骼等。通过观察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人类学家也可以画出早期女性的肖像。
书写我们的进化故事并不容易，而且还饱受争议的困扰。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所做的工作表明，此类叙事通常是由当前时代的态度塑造的。即便作为进化生物学之父的他也深受性别歧视文化的影响，以至于认为女性是劣等性别。研究人员花了一个多世纪才推翻这些旧观念，重写这个有缺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