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而不同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

在自然产生差别之前反复
灌输两性的划分，
那么男孩和女孩就可以
无害地一起玩耍。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女权辩护》（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

“我们得穿牛仔装，对吧？它最百搭了！”一位妈妈柔声说。她那只有6个月大的小女儿，穿着一条小牛仔裤，这可能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小的牛仔裤了，她自己从头到脚也被牛仔装包裹着。

我们正坐在伦敦市中心伯克贝克学院的婴儿实验室里。这间实验室让我想起托儿所，却和一般托儿所不太一样。等候区堆满了玩具，门口装点着一只紫色的大象玩偶。但是在楼下的实验室里，此时可能正有一个婴儿身体被连接到脑电图仪上，她观看屏幕上的图片时，脑电图仪会监测她的大脑活动。在另一个房间，科学家们或许正在观察婴儿玩耍，检视他碰巧选了哪个玩具。与此同时，在我被邀请进入的这个小实验室中，实验人员正在用画刷轻轻抚扫着一个婴儿的后背。她就是目前为止参与该实验的第30个婴儿。

“她真的很喜欢坐在那到处看，把一切尽收眼底。我自己也喜欢坐着观察”，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把孩子抱到膝上。科学家推测，在发育的早期阶段，诸如此类的身体抚触对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只是如何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原因尚不明确。因而，今天这个实验的研究目标就是测定抚触如何影响婴儿的认知发展。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由此潜移默化地将他们塑造成未来的样子，今天的研究是其中一种方式。

虽然宝宝很可爱，但以这种方式研究他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有趣，几乎就和与动物一起工作一样。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是要设计出足够巧妙的实验，既能捕捉到婴儿行为的核心，又不会无意中对其行为做出过度解读。孩子的一瞥可能蕴含意义，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而最迷人的笑容，或许不过是气息而已。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研究人员之所以在抚触实验中使用画刷，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父母以不同的方式触摸自己的孩子。使用画刷可以保证他们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触摸。

遗憾的是，小婴儿的下嘴唇开始颤抖，紧接着放声大哭。显然画刷达不到人类真实的触摸感。这是其中一个无法使用的实验结果。

伯克贝克学院大脑和认知发展中心（Birkbeck's Centre for Brai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的心理学家特奥多拉·格利加（Teodora Gliga）也在婴儿实验室中开展实验，她说：“这就是所谓的婴儿科学，尝试在噪声中探寻信号。”格利加的工作聚焦于儿童在早期是如何发展的，她的研究秉承了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1]的传统。皮亚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观察自己的孩子，众所周知，他因此认识到科学家对早期发展所做出的许多假设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婴儿并不是白板。相反，关于世界的知识，他们有自己预先设置好的组织方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新生儿的吮吸这种本能反应。

但科学家意识到，这不过是个开始。当前的目标是搞清楚新生儿到底有多聪慧，以及这又意味着什么。婴儿研究的另一个用处是探索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如果儿童确实已经以某种方式预先被设计好了，那么此类设定是否因性别而有所不同？是因为女孩生而为女就更偏爱穿粉红色衣服和洋娃娃？还是由于社会教导她们应该去喜欢洋娃娃和粉红色？

相关研究已经不少了。我们知道，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儿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在4至6岁，男孩就知道自己长大会变成一个男人，女孩知道自己会变成女人。到了那个年龄，孩子们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文化，对于每种性别的适宜性有所了解。美国心理学家黛安娜·鲁布尔（Diane Ruble）和性别发展专家卡罗尔·林恩·马丁（Carol Lynn Martin）解释了儿童大脑是如何在5岁左右具有一种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的。他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实验，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向儿童展示其他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图片，比如缝纫或烹饪等。当一幅图片展示的内容与传统刻板印象相悖时，孩子们更有可能出现记忆错误。在一个例子中，有的孩子不记得自己曾看过一张小女孩锯木头的照片——实际上看过——有些孩子说自己当时看到的是一个男孩在锯木头。

这是一个许多家长已经清楚意识到的问题。我今天在实验室看到的那个婴儿的妈妈告诉我说，她是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女儿也能获得博士学位。一路走来，她努力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可能会损害感知自身能力的性别刻板印象之下。她对我说：“我倒不是讨厌粉红色，只是我们更倾向于买藏青色或蓝色的东西。”最近有人提议给她买一套玩具屋，但她拒绝了：“我宁愿要一些更中性的东西。”

和伯克贝克学院的研究者一样，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对科学家来说，从后天因素中筛选出先天因素，从社会因素中筛选出生物因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研究年龄足够小的儿童，因为他们尚未暴露在社会严重的性别化方式当中。特奥多拉·格利加解释说：“我认为研究成年人对我们理解性别差异不会有任何帮助。只会告诉我们那些已经长大的人在怎样生活。其中更多的是关于性别差异的经历，而不是它的生物机理。在发育的越早阶段介入观察，就越容易切近性别差异的本然状态。”

2000年，国际期刊《婴儿行为与发育》（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发表了一篇短文，该文的内容可能会塑造世界各地的人看待出生时性别差异的方式。这篇文章由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的一个研究团队撰写，其中包括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自闭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

这篇论文声称，他们第一次证明了新生婴儿的行为方式具有明显而且重要的性别差异。

该实验的研究结果如此具有冲击力，以至于在其他研究论文和育儿及儿童书籍中至少被引用了300余次。当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5年颇具争议地提出女性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稀缺，或许是因为男女之间先天的生理差异时，巴伦-科恩一定程度上是在用此项研究为其辩护。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 ven Pinker）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都曾经运用这个研究来论称两性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差异。有人甚至将其改编成一本受到《圣经》启发的心理自助书——《男脑，女脑》（His Brain, Her Brain）——以此描绘两性之间“天赐的差别”如何帮你巩固自己的婚姻。

自2000年以来，巴伦-科恩所在的部门名声大噪。这篇论文发表时，他距离揭露出一个充满争议且范围广泛的新型两性理论也不过只有两年的时间，他将这种理论命名为“共情化-系统化理论”（empathising-systemising theory）。该理论要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说，“雌性”大脑生来倾向于共情；“雄性”大脑就像汽车和计算机，是为了分析和构建系统而设计的。不同的人或许会在其大脑中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男性和女性气质，但正如这两个形容词所暗示的那样，一般来说男性倾向具有“雄性”大脑，女性则倾向具有“雌性”大脑。

巴伦-科恩说，自闭症（一种使患者很难理解别人以及与他人交往的疾病）是男性大脑的一种极端类型。这就是为什么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的人（到目前为止，自闭症患者大多是男性，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被诊断为带有此类症状）有时候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系统化行为，比如具有在大脑中快速进行数学计算或记住火车时刻表的能力。

至今还没有人能完全解释婴儿在出生时大脑是怎样沿着某种路径朝偏向男性或偏向女性的方向发展的。如若果真如此，细节很可能非常复杂。但是按照巴伦-科恩的说法，关键因素在于性激素——这种化学物质正是我们所看到的男女之间许多生理差异的根源所在。他认为，暴露在子宫中的睾酮不仅会影响到性腺和生殖器，而且也会以某种方式渗透到男胎发育中的大脑里，将其塑造成一个系统化的雄性大脑。女胎往往没有那么多的睾酮，最后默认生成了共情化的雌性大脑。

那么，这篇论文对新生儿有什么意义？巴伦-科恩想要知道，女性具有较强的社交技能和男性更具系统性思维这种刻板印象是否具有某种生物性的基础。换句话说，是否女孩生来就是共情者，男孩生来就是系统思维者。据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所知，全球范围内是他们第一次说服了当地医院的产科病房，允许研究人员对世界上最幼小的被试群体进行研究。100多名婴儿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当中，他们都是刚刚出生两天左右或更小的孩子，显然已经小到不会受到社会条件作用的影响。研究团队认为，他们所观察到的会是未受到教养影响的天性。这也使其成为巴伦-科恩的共情化-系统化理论所依凭的重要根据。

像许多资深科学家所做的那样，巴伦-科恩将实验交给一位资历较浅的同事来完成，这位同事不久前才加入他的团队。珍妮弗·康奈兰（Jennifer Connellan）是一名只有22岁的美国研究生。她告诉我说：“实际上，我都不敢相信他接受我加入他的实验室。”她坦言自己太年轻，没什么经验。来剑桥之前，她在加州一个海滩做救生员。

康奈兰每天都会去产科病房看看有没有产妇分娩。实验本身并不难。她说：“我们想要在社交性和机械性之间做出对比。”因而会向每个婴儿展示一张人脸的图片（图片中的人脸是康奈兰本人）以及一张可以机械移动的拼接图片（这张图片也是用康奈兰的脸照制作的）。然后，如果婴儿观看照片的话，研究人员会测定每个婴儿看了每张照片多长时间。这种在婴儿研究中流传已久的实验方法被称为选择性观看法（preferential looking）。研究团队假设，更具社交性的婴儿会倾向于盯着人脸，而更具系统性的婴儿会选择观看可移动拼接图片。康奈兰回忆说：“就实验设计而言，这是非常初级的，感觉有点像一个科学竞赛项目。”

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婴儿对两种类型的图片都没有表现出偏好。不过大约有40%的男婴倾向于观看可移动拼接图片，相比之下，倾向于观看脸部照片的男婴比例为25%左右。同时，大约36%的女婴倾向于观看人脸图片，而倾向于观看可移动拼接图片的比例只有17%。这当然不是说每个男婴与每个女婴都不同，但在该研究的语境之下，这种差别却具有统计意义，足以引起科学界的注意。

康奈兰、巴伦-科恩及其同事在该文中声称，这项研究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男孩生来就对机械对象有更强烈的兴趣，而女孩天然具有更好的社交技巧和情绪敏感性。他们写道：“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毫无疑问证明了两性之间的差异至少部分地源于生物机制。”

康奈兰回忆说：“我们对这项研究的意义颇为惊讶，两性之间居然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巴伦-科恩）非常兴奋，可以说，我俩都是如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审视该实验，目的是确保实验结果确实如同我们想的那样。”果然，就是这样——似乎迄今为止某些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男孩和女孩的确生而不同。女性更有同理心，男性对制作东西更感兴趣，这种文化上的刻板印象或许不仅取决于父母养育他们和社会如何对待他们的方式。

康奈兰说：“该研究解释了两性之间最初的性别差异，这一事实几乎让人感到震撼。”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巴伦-科恩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观点，即雄性大脑和雌性大脑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分。

2003年，巴伦-科恩出版了《关键的区别》（The Essential Difference），这是一本为普罗大众写的书，该书揭示了他所秉持的那种两性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书中包括对康奈兰实验的描述，以及她展示给婴儿的人脸照和可移动拼接照。他写道：“这种社交兴趣上的差别在出生的第一天便已存在”，之后又在其他段落补充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别呼应了我们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所看到的模式。例如，平均而言，女性会展示出更‘一贯’的社交性微笑。”这明确暗示出两性似乎并不是因为社会或文化而具有不同表现的，而是由于某些深植于先天和生物机理中的东西。

巴伦-科恩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差异也可以从人们所选择的爱好类型中发现。“具有雄性大脑的人，倾向于花时间在修理汽车或摩托车、驾驶小型飞机、航海、观鸟或观察火车、数学、鼓捣音响，或者沉迷电脑游戏与编程、DIY或在摄影等活动中寻找乐趣。而具有雌性大脑的人倾向于花时间和朋友喝早茶或者共进晚餐，就亲密关系问题为彼此提供建议，或者照顾朋友或宠物，或者在情感热线做志愿者，倾听抑郁、悲痛、困苦甚至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的心声。”这个分类多少有点古怪，其中列举的活动尤为中产阶级和英式。此外，我们也很难不注意到，雄性大脑似乎更适合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如计算机编程或数学；而雌性大脑似乎最适合地位较低的工作，比如护理员或求助热线的志愿者。

尽管如此，巴伦-科恩的观点依然颇受欢迎。他关于自闭症的极端男性化大脑理论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了一千多次。从事儿童发展和性别研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广泛提及他的共情化-系统化理论背后的理念。2014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在其关于性别差异的著作《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Why Can't a Woman Be More Like a Man?）中讨论了巴伦-科恩的工作：“总体而言……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男性倾向于严密地思考，而女性倾向于宽泛地思考。”

然而，布朗大学生物学和性别研究教授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对于宣称在这么小的婴儿身上就能看出性别差异的研究表示警惕。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科学领域，尤其是考虑到婴儿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此外，想要更好地理解自己孩子的父母也非常容易接受这种观点，她觉得：“你知道，你可能会在婴儿网站上看到，‘要对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期待，对自己的儿子有那样的期待’。”福斯托-斯特林说，当科学家给出诸如此类的主张时，需要确保自己的研究发现是可靠的。如果西蒙·巴伦-科恩的工作得到认真对待，那么他的观念可能会对社会判断男性和女性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福斯托-斯特林说：“我认为，最终你会得出一种理论，让你把男孩和女孩限定在固定种类的行为或长期兴趣上，并最终限定在某些具体的职业当中。”

巴伦-科恩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正在涉入具有争议性的领域。他曾在《关键的区别》一书差不多开篇的地方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因为他觉得这个话题太过政治敏感。他提出了科学家们在发表可能会被解读为性别歧视的著作时经常会给出的辩护理由——科学不应该回避真相，无论真相多么令人不适。这是那些宣称洞穿了性别差异的人在其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说法。他们说，客观研究就是客观研究。

当性激素在20世纪初被发现时，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们只对性行为有短暂的影响，同样，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些人在压力之下可能会出现肾上腺素激增，或者在陷入爱河时催产素激增。然而，随着研究的发展，大家开始怀疑这中间是否有某些更持久的东西正在发挥作用。

1980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灵长类专家罗伯特·戈伊（Robert Goy）和神经学家布鲁斯·麦克尤恩（Bruce McEwen）——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过去几十年动物实验的调查，研究出生前后睾酮水平的影响。一项研究显示，在出生当日为雌性大鼠注射一次睾酮，成年后会表现出较少与雌性相关的性行为，而与雄性相关的性行为更多。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恒河猴身上，恒河猴是在生物学上离人类比较近的物种，经常被用于研究（恒河猴是第一种被送上太空的哺乳动物）。恒河猴接受注射的睾酮越多，所表现出的差异就越大。

戈伊和麦克尤恩在其著作《大脑的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Brain）中论称，睾酮对未来的性行为有持续的影响。但是，像他们那样的研究却不能脱离研究时所处的时代。科学和性别研究此前都曾认为文化在性别认同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1980年，人们普遍假定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是相同的，成年人之间的行为差异必然是由父母的抚养方式和社会的塑造所带来的。一位评论家还曾经将谈论胎儿的睾酮水平与大脑中的性别差异，类比为谈论种族和智力水平的差异。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像戈伊和麦克尤恩这样的观念标志着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没有遭遇挑战。例如，有批评指出，用来描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语言本身就带有歧视性。比如说所有“假小子”的行为都被解释为女孩的行为像男孩。但是谁又能说假小子式的行为实际上不是一种作为女性正常的、常见的特征呢？后来还有人抱怨说，以灵长类动物研究作为证据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猴子可能会像人类那样，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雄性和雌性后代。如果幼猴的生殖器官受到注射性激素的影响，就可能影响其与母猴之间的关系，进而会作用于其玩耍或成年后的性行为。

虽然戈伊和麦克尤恩的研究发现并未让所有人满意，但他们的研究路线还在继续。它以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即认为大脑的整个结构可能都是由子宫内的睾酮水平决定的，从而使男性和女性在出生时就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仅影响性行为，还影响到其他行为。

苏格兰神经学家彼得·贝汉（Peter Behan）和美国神经学家诺曼·格施温德（Norman Geschwind）以及艾伯特·加拉布尔达（Albert Galaburda）说，对大鼠和兔子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幼崽出生之前，高于正常水平的睾酮也会减缓左脑的发育，使右脑更具优势。扩展到人类身上，由于在出生之前男孩自然要比女孩更多地暴露在睾酮当中，因此男性往往有更大的右脑。1983年，格施温德在接受《科学》杂志记者采访时声称，如果高于一般水平的睾酮与一个人对睾酮的反应方式之间的机制是“恰到好处的，那么你的右脑就会获得更具优势的天赋，比如艺术、音乐或数学天赋等”。他暗示说，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世界级的男性作曲家和艺术家要比女性多。

当时还没有安全测量活胎睾酮水平的方法。因此，格施温德转而专注于研究左利手（右侧大脑趋向于控制身体左侧的肌肉，左侧大脑则控制身体右侧肌肉，所以右脑占优势的人更有可能是左利手）。通过这种粗略的衡量，当时确实至少有一项研究表明，在具有数学天赋的儿童中，左利手要比一般人群略多。

1984年，格施温德和加拉布尔达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大脑的支配地位”（Cerebral Dominance）的著作，他们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证据如何支撑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睾酮的作用，男性的大脑被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女性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巴伦-科恩在发展自己的共情化女性大脑和系统化男性大脑理论过程中所呼唤的研究范式。

格施温德在《大脑的支配地位》一书出版同年逝世。他的离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少量支持他的证据是否意味着睾酮确实极为深刻地塑造着男性的大脑？抑或真相实际上更为复杂？克里斯·麦克马纳斯（Chris McManus）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他多年来一直在剖析格施温德-贝汉-加拉布尔达的理论，麦克马纳斯说：“他（格施温德）是最杰出的神经学家之一。”他认为，实际上这就是格施温德的睾酮和大脑研究的部分问题所在。他在该领域的卓越成就使得他的理论即使最后并不总是有支撑的证据，也很容易在重要期刊上发表。

麦克马纳斯认为，格施温德-贝汉-加拉布尔达的理论只是想把太多领域囊括进来。它在当时成为解释大脑是如何组织的宏大理论，在并不必然有联系的事物之间建立起了巨大的关联，而这些联系还没有经过验证。该理论试图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即使在今天，研究人员也很难将其明确下来。麦克马纳斯说：“幸运的话，你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事情……当数据对你而言可以随心所欲时，你就能以任何想要的方式剪切这些东西。”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是一堆废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新技术对动物进行细致研究确实表明，性激素在胎儿发育过程中会对胎儿大脑产生影响，从而在随后导致某些行为的微小差异。如今，这种现象背后的证据已经足够让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感到，即便与自己的直觉相抵触，也不能再无视它。这是科学难以预料的天性：科学发现不会总是与政治和谐相处，研究结果也不是永远非黑即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格施温德的宏大理论显得有点过于宏大，但或许其中隐藏着一个颇具前途的研究领域的内核。

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梅利莎·海因斯（Melissa Hines）曾经就性与性别议题开展过许多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巴伦-科恩在论文中也大量引用过这些成果。2010年，她在《认知科学动态》（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上表示，数以千计以非人类哺乳动物为对象的实验研究表明，子宫内的睾酮水平的确会对后续的行为产生影响。此类研究课题是通过为灵长类动物注射额外的性激素，之后再对其行为进行监控而展开的。海因斯的文章中有两张值得注意的照片，一张是一只母猴正在观察一个洋娃娃，另一张是一只雄猴像人类孩童一样在地板上移动玩具警车。

但是，猴子和人类毕竟不一样。从动物跳跃到人类对于证明睾酮是否真的以同样方式塑造了我们复杂的思维至关重要。如果人类和动物具有相似的两性差异，那么，人类之间的差异会像哺乳动物一样小吗？还是像巴伦-科恩指出的那样，差异非常巨大？真相到底在何处？

当然，对于人类来说，从事此类研究的伦理标准与灵长类动物完全不同。科学家不能通过人为地给胎儿或儿童注射激素来研究其影响。相反，他们必须求助于性激素水平天生就很高或很低的人，但这样的人很罕见。

迈克说：“我出生时是不完整的。”

迈克不是他的真实姓名，我已经同意不用真名。两天前，迈克刚过完51岁生日，但他告诉我，他选择不庆祝生日，因为他不希望让自己回想起出生的那一天。正是在那一天，父母被告知要以女孩的方式抚养他。

迈克出生时是男孩，但他患有一种被称为“5-α-还原酶缺乏症”的罕见遗传疾病，得了这种疾病意味着出生时他的身体没有表现出男孩的特征。虽然他是一名具有XY染色体的正常男性，但身体缺乏转化睾酮的酶，睾酮经转化后将产生一种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对于出生前性器官的发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他在基因上是男性，但生殖器却不明确。

类似迈克这类案例帮助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理解了对人类来说，出生时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哪种性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想知道性激素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没有比研究一个基因上是男性，但身体对激素的反应却与典型的男性不同的人更好的方式了。

迈克解释道：“当我出生时，初看之下性别并不确定。我长了阴茎，但是非常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迈克这样的人像女孩一样生活，因为让他们的生殖器看起来像女性的手术比重塑阴茎手术更简单。在迈克出生的年代，专家们认为性别主要是由社会塑造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从小被当作一个女孩对待，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女孩。一些处境相似的儿童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性别身份。但是对包括迈克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决定却导致了个人悲剧。

他发育不全的睾丸留在体内，在他五岁时，也就是远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他的睾丸就被部分切除了。由于意外，切除手术并不完全，这意味着他的身体仍然能产生少量的睾酮。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注意自己的基因性别。对这个世界来说，他就是一个女孩，但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不像女孩。

三岁左右时，他开始对典型的男孩玩具产生了兴趣。后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当老师让女孩去场地的一侧，男孩去另一侧时，他会站在中间犹豫不决。他回忆说：“老师一直把我和男孩们分开。”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个场景既悲惨又让人困惑。有一次，当一个店主问他，“你想来点什么，小伙子？”时，他兴高采烈地想着她一定看到了自己真实的样子。当身后有人向店主解释说他实际是个女孩时，迈克感觉那就像一记耳光。他回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着祖母、母亲和表姊妹们，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像她们一样。”

年幼的他生活在一场难以设想的困顿之中，夹在社会对他的期待（包括不断被告知“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和坚信自己是个男孩之间。他记得自己当时是唱诗班的成员，当自己的声音开始破音时，会感到羞愧，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这归咎于喉咙痛。当他年龄更大的时候，人们经常认为他只是一个非常有运动天赋的女孩。他说，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假小子。

如今，有着像迈克这类情况的人被称为“间性人”（intersex）。这是一把雨伞，在这把伞下有许多极其罕见的症况，包括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患有此种疾病的人由于身体无法识别睾酮，因此虽然携带男性染色体，但看起来完全是女性；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co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患有此种疾病的女性出生时看起来是女孩，但体内含有高水平的雄性激素，从而导致外生殖器性别不明显。他们并不是阉人或两性体，也不符合男性和女性这种二元分类的范畴，却占据着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中间点，这一点很多人还不理解。

英国内分泌学家理查德·昆顿说，患有雄性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患者，“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只见过不到10例”。昆顿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在观察间性人和其他想要改变性别的群体，这让他对性激素如何影响性别认同有了独特的见解。许多患者选择对自己的境况保持沉默。但昆顿听说过中东地区的一个案例，两个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姐妹向伊斯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认她们是男性，以确保获得家族遗产，因为如果她们是女性，这些遗产就不会传给她们。他说，对于先天性肾上腺增生而言，“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出生时看起来像男性的案例”，虽然表面上几乎是女性，但具有某些男性特征。这些患者“据说行为看起来更像男孩，尤其是在儿童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中许多人被同性所吸引”。

迈克在16岁时发现了自己的真实病史，随后终于有机会自己决定如何度过余生。19岁时，他开始向男性身份转变，每周注射睾酮。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胳膊、腿和脸上的毛发也越来越长，肌肉也日渐发达。他说：“就像太阳出来了。”

他出生时接受的生殖器手术当时被称为“清理术”，但他现在认为这是虐待儿童。迈克说：“很多这样的孩子都在迷茫中长大”，而他之后是通过互助社团“英国间性人协会”（UK Intersex Association）找到了接受与理解。

如今，迈克是一名心理学家，致力于儿童心理健康工作，他选择这个职业的部分原因正是在于自己的经历。他的声音强有力且清澈。他的性别毫无疑问是男性。此外，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性别认同至少在某些层面必然有生物学上的基础。性激素不仅影响我们身体的外观，也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性激素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到底有多大影响？睾酮、雌性激素和黄体酮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把它们引向何种不同的方向？

有人告诉我心理学教授梅利莎·海因斯是她所在的学科中最平衡、最公正的研究人员之一——这一点在一个有时候既不平衡也不公正的领域里非常重要。她的办公室位于剑桥大学一条小巷后面，沿着一条木质镶板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里面摆满了各种关于性别议题的书籍。

海因斯依靠像迈克这样的间性人案例来研究性激素对心理性别差异，包括对智力的影响。如同婴儿研究一样，这在理解先天和后天方面也是影响因素的重要部分。如果睾酮确实引导着男孩朝向一个明显不同于女性大脑的男性大脑发展，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睾酮异常高或异常低的人，行为会有怎样明显的差异。

海因斯在选择词句时异常小心。她在开始时说：“我们观察了各种各样的行为。”其研究发现揭示出三个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的领域。首先是最为明显的第一个差异，“对性别认同而言，差异是非常巨大的。绝大多数男性认同自己是男性，而绝大多数女性并不认同自己是男性。第二个是性取向。大多数女性对男性感兴趣，而大多数男性不对男性感兴趣”。第三个是童年的玩耍行为。她在研究睾酮水平高于正常水平的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女孩时发现，“暴露在雄性激素之下的女孩，争斗式的玩耍行为会增加。她们喜欢男孩的玩具多一些，喜欢女孩的玩具少一些，而且她们比普通女孩更喜欢和男孩一起玩，但并不像普通男孩那么喜欢和男孩玩。这个研究结果已经由七八个独立的研究小组所证实”。

研究的可复制性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心理学领域中的许多工作，甚至某些被媒体报道最广泛的研究都没有得到复制。如果有一定数量的独立科学家，基于对广泛人群的不同研究而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么我们对研究结果的信心就大得多了。海因斯说：“许多研究从未被复制过，或许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就是科学的运作方式。你无法研究整个世界，所以就提取一个样本，这个样本可能具有代表性，也可能没有代表性。”对海因斯而言，这一点是如此重要，她提醒我说，她甚至不确定自己的某些研究是否可靠，因为至今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复制过。

不过，对于玩具偏好的研究，她却充满自信。“我在这方面最先做的研究之一，是把儿童带到一间堆满玩具的房间，并记录他们玩每个玩具的时间长度。实验结果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玩具的选择应该会完全由社会因素决定。原因你应该清楚，因为儿童会由于承受太大的社会压力选择适合自己社会性别的玩具。”她和其他研究人员在一项又一项实验中发现，男孩们确实通常更喜欢玩卡车和小汽车，女孩们通常更乐意选择洋娃娃。她说：“主要玩具是汽车和洋娃娃。这些是最具社会性别特征的玩具类型。”

2010年，海因斯及其同事曾经开展过一项针对婴儿的研究，该实验通过观察婴儿看两个玩具哪一个时间更长，表明这些偏好早在婴儿两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2至24个月内，婴儿就已经表现出对性别类型玩具的偏好。因而，女婴看洋娃娃的时间要比看小汽车长，男婴看小汽车的时间要比看洋娃娃长。”但是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男婴和女婴看洋娃娃的时间都比看小汽车的时间更长。

从统计数据来看，婴儿玩耍的这种差异意义重大。海因斯解释说：“我想把玩具偏好与身高进行比较。我们知道男性一般比女性高，但并不是所有男性的身高都高于所有女性。因此，这种性别差异的大小是两个标准差。玩洋娃娃和玩卡车在时间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与身高上的性别差异大致相同。”

标准差是衡量数据分布情况的标准。身高的分布看起来像一条钟形曲线。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69英寸（约175.26厘米），标准差为3英寸（约7.6厘米）。这意味着，在一大群男性中，有超过2/3的人将会在一个平均的标准差当中，从而使他们的身高介于66英寸（约167.64厘米）到72英寸（182.88厘米）之间。离平均线越远，越接近钟形曲线的细端，这样的男性就越少。两个标准差之外的是比平均值高6英寸（约15.24厘米）或矮6英寸的男性（只有不到5%的男性比平均值高出两个或更多个标准差）。因此，在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面，两个标准差之间的区别，就好像他们的平均身高具有6英寸的差距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这会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差距。

在研究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女孩的过程中，海因斯的团队热衷于测试她们是否有可能得到了某些无意识的鼓励，从而选择去玩男孩的玩具，或许是因为家人了解她们的间性人病况之类的。“所以我们想把家长带过来和婴儿在一起，看看家长对此做何反应。他们在玩具房中到底有没有鼓励女孩这样选择玩具？但是，我们发现，家长实际上尝试让她们玩女孩式的玩具。比起他们其他的女儿，他们更愿意给这些女孩介绍女孩式玩具。如果女孩正在玩一个女孩式的玩具，家长们会说，‘很好’，并且给她们一个拥抱。”她指出，更多的证据表明，玩具偏好差异不仅可归因于社会条件作用，也取决于一定的生物因素。

然而，这种玩具选择上的差异，与两性的大脑由于接触到睾酮数量的不同而在结构上有很大不同的理论相去甚远。与巴伦-科恩的主张也有相当的差距，巴伦-科恩认为存在着某种典型的雄性大脑和典型的雌性大脑——前者喜欢数学，后者喜欢喝早茶。如果巴伦-科恩是对的，那么在许多其他行为中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差距。那些具有雌性大脑的人通常表现得像共情者，而具有雄性大脑的人更像系统思维者。

按照海因斯的说法，情况不是我们能看到的那样。在厘清手头各个年龄层的全部科学数据之后，她认为“共情化和系统化的性别差异大约是半个标准差”。这相当于男女之间大约1英寸的平均身高差距。这个差距很小。她说：“这很有代表性。大多数性别差异都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差异。”

研究人员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1974年，美国学者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和卡罗尔·纳吉·杰克林（Carol Nagy Jacklin）出版了《性别差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一书，他们在书中选取了大量研究来检视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异同。他们的结论是，男女之间的心理差异远小于社会中男女之间存在的性别差异。2010年，海因斯利用最新的研究重复了这一实验。她发现，如果两性之间存在差异的话，那么男孩和女孩只在精细运动技能、展现心理旋转的能力、空间视觉化、数学能力、语言流利性和词汇方面有细微的差距。

伯克贝克婴儿实验室的奥多拉·格利加也赞同，在正常条件下抚养的儿童，如果没有不同寻常的医疗环境，研究人员并未发现女孩和男孩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典型的发育过程中，找到差异是非常少见的。”她解释说，两性之间的重叠度如此之大，以至于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和复制能够表明二者存在着任何真正差距的研究结果。“目前，婴儿科学尚未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任何不矛盾的差异性。”

海因斯说，即便我们对极少数暴露在高于一般雄性激素水平中的女孩进行研究，虽然能揭示出有关性别差异的若干问题，却并未表明这些差异非常巨大。“如果我在基因上是一个会产生稍多雄性激素的女胎，那么相比于产生更少雄性激素的女孩而言，长大后我可能会和男孩玩得多一点。或许我会有两个男性朋友，而不是一个。”除了性别认同和玩具偏好之外，在科学家研究过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为和认知测量标准当中（这是一个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悬念的领域），女孩和男孩的重叠性非常之高。实际上，几乎完全重叠。例如，海因斯在一项关于颜色偏好的研究中发现，女婴对粉色的偏好程度并不比男婴高。

2005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家珍妮特·希伯利·海德（Jenet Shibley Hyde）提出了一个“性别相似性假说”（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以此来说明两性之间的重叠性到底有多大。在一张超过三页的表格里，她列举出了在各类衡量标准中发现的两性间的统计差距，从词汇和对数学的焦虑，到攻击性和自尊心等。结果显示，除了投掷距离和立定跳远这两项之外，每项数据中的两性标准差都小于1。在许多测定项目中，男女之间的差距不到标准差的十分之一，这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法区分的。

智商方面也是如此，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两性之间的平均智商没有差别。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托·科洛姆（Roberto Colom）经过对1989至1995年间申请私立大学的一万多名成年人的测试发现，两性“一般智商”之间的差异可以小到忽略不计（该测试将智商、认知能力和心理能力都包含在内了）。他的论文发表于2000年的《智慧》（Intelligence）杂志上，证实了此前研究中一再显示的结论。

有些人认为，从统计数据来看，男性之间比女性之间有更多的变化，也就是说，尽管普通男性并不比普通女性智商高，但在该群体中有相对更多智商极低的男性和智商极高的男性。他们说，在钟形曲线的远端，也就是重叠末尾的地方，差异就变得明显。这可能就是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尝试辩解为何顶尖大学中男教授多于女教授时所提出的有争议主张的基础。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一主张。2008年，爱丁堡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通过对苏格兰全民范围内的11岁儿童的一般智力情况进行调查证实，男性在其测试结果中确实表现出更多的可变性。他们指出，这些差异虽然并不像某些人过去暗示的那样极端，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同时，这些研究人员指出，最大的影响出现在量表底端。智商得分最低的人往往是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遗传基因有关。比如说，X连锁精神发育迟滞综合征（X-linked mental retardation）对男性的影响远远超过女性。

海因斯也证实了这一点：“主要是因为男性有更多的发育障碍病例，所以处于最底层。在上端，差异并不大。”苏格兰的研究团队发现，他们在数据顶端看到的较小规模差异肯定不足以解释两性在数学和科学领域的差距。在他们的一组特定数据集中，男孩与女孩获得最高智商测试分数的比例大约是2:1。在大学里，男女科学教授的人数差距通常要大得多。

海因斯认为，苏格兰研究团队测试结果中的这种差异也可以归因于社会因素。她对我说：“尽管平均来看智商没有性别差异，但我认为在顶端的男孩们仍然会得到鼓励。我觉得在某些社会环境中，他们根本得不到鼓励，但在富裕的、受过教育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仍然倾向于给予男孩更多的期待，进而对他们投入更多。”

这一观察得到了最近研究的支持，即人们通常是如何将天才视为一种男性特质的。201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探讨了这种对男性天生睿智的期望是否会影响某些学科的性别平衡。在由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萨拉-简·莱斯利（Sarah-Jane Leslie）和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安德烈·辛皮安（Andrei Cimpian）主导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来自美国三十多个学科的学者，问他们是否认为成为该领域的顶尖学者需要某种“无法传授的特殊天赋”。他们发现，在那些人们认为确实需要天赋或天才才能取得成功的学科中，女性博士的人数较少。

那些努力工作会给予更高评价的学科，往往有更多女性。

珍妮弗·康奈兰未曾预料到事情会有反弹，这或许是天真的想法，但随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反弹如此之大。

在她和西蒙·巴伦-科恩2000年发表关于新生儿更喜欢人脸照片还是可移动的人脸拼接照片研究后不久，人们便开始质疑他们。在新生婴儿的行为中，真的存在诸如此类的深刻性别差异吗？女孩真的天生更具有共情，而男孩生来更具有系统思维吗？人们对这项研究的方法及结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这种质疑在2007年达到了顶点，当时，纽约心理学家艾莉森·纳什（Alison Nash）和焦尔达纳·格罗西（Giordana Grossi）以法医学式的细节处理方式剖析了该实验，并将其中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进行了归类。一方面，康奈兰等人在论文中宣称实验结论“无可置疑”的宏大论断，似乎是一种令人不适的夸大，实际上，在该研究中，盯着可移动的人脸拼接照片的男孩连一半都不到，而喜欢盯着人脸照片看的女孩的比例甚至更小。

但对于该研究最严厉的批评是说，康奈兰事先至少已经知道一部分受试婴儿的性别了。这可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偏见。例如，她可能有意无意地移动自己的脸部照片，让女婴注视它的时间更长。正是基于要规避此类问题的需求，科学家才建议在不知道被试性别的情况下，以双盲形式开展此类实验。如果缺少这种保障措施，结果可能会受到质疑。

心理学家和作家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大脑研究的著作《性别错觉》（Delusions of Gender），书中也收入了纳什和格罗西的研究成果。科迪莉亚在书中补充说，即使他们的研究发现是正确的，康奈兰、巴伦-科恩及其同事在猜测这些研究结果意义时跳跃性也太大了。她对我说：“他们做出的其中一个假设是，研究结果中的视觉偏好预示了儿童随后会具有共情还是系统化的旨趣，但这两点都缺乏证据。”

当我在她的论文发表15年之后向康奈兰提出批评时，她谦虚地接受了。这篇论文在她获得博士学位之前问世，当她站在答辩委员会面前进行论文答辩时，文章引发的批评声浪已经产生了效果。她被告知自己没有通过答辩。她说：“答辩进行得如此糟糕，实在让人意想不到。答辩组成员带着很多政治观念……我们提出了申诉，随后遇到了一些更为中立的评审员。”这一次，她才终于在新评审之下通过了答辩。

她承认，实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她发现自己不可能意识不到某些婴儿的性别，主要是因为她与其中一些孩子的接触发生在周围遍布新生儿用品的产科病房，包括粉色和蓝色的气球等，有时候甚至能看到婴儿的名字。她说：“我们在一个中性的区域测试这些婴儿，这里没有气球之类的东西，所有的毯子也是中性的。实际上，我们做实验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在得到允许测试婴儿之前，他们必须先去拜会婴儿的妈妈，这可远非一个中性的环境。

她说：“为了得到现在的结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结果完美吗？并不。”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她也感觉到或许自己对实验结果过于兴奋了：“我当时没什么经验，现在觉得经验的缺乏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容易引发问题。”

当我采访西蒙·巴伦-科恩，让他告诉我关于该实验的想法时，他在电子邮件里说：“这个实验设计得很严密，而且经过同行评审，因此它符合优秀科学的标准。没有一项研究是无可非议的，人们总能想出改进它的方法，我希望在尝试复制实验的过程中，研究的问题也会得到改进。”

事实上，复制性是实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尝试复制该实验，来检验其研究结果是否可靠。特奥多拉·格利加评论说：“科学研究必须被复制，尤其是如果涉及的是新观念。未曾被复制的研究是不可信的。它可能会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但不是一个事实。”随后以年龄稍大一些的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两性儿童之间并没有性别差异。而且，正如海因斯的工作所揭示的，儿童在一岁至两岁之前，似乎没有玩具选择偏好。

但是，巴伦-科恩告诉我说：“研究尚未被复制这一事实完全不能说明该研究是无效的，只是意味着实验还有待被复制。”至于为何至今还没有其他研究者尝试复制实验，他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婴儿比较难于测试，也就是说，你需要大量样本群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他补充说：“其次，新生儿心理性别差异测试似乎仍会招致相当多的争议。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可能因为不想走进潜在的政治雷区而望而却步。”

自此之后，康奈兰彻底放弃了雷区。最终，她也只在巴伦-科恩实验室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取得博士学位后，她离开剑桥加入了佩伯代因大学，这是一所位于加州的私人研究机构。现如今，康奈兰在经营一家培训机构。她还养育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告诉我，自己现在仍然对共情化和系统化大脑类型的观点感兴趣，但她认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研究人员似乎才有可能找到任何差异。她说：“这完全是一条钟形曲线……对处于曲线中段的孩子来说，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性别差异。”

与此同时，巴伦-科恩仍然继续尝试在出生前的睾酮水平和大脑中的性别差异之间建立关联。2002年，他和另一位研究生斯韦特兰娜·卢奇马亚（Svetlana Lutchmaya）宣称，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12个月大的女婴与同龄的男婴相比，与人做出更多的眼神接触。该研究已经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了超过200次。

2014年，巴伦-科恩及其同事通过对世界上最大的数据来源之一（来自丹麦的19000份羊水样本，这些样本是基于医疗原因从1993年至1999年间的孕妇体内抽取的）进行观察，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按照巴伦-科恩的设想，胎儿时期高水平的睾酮会导致自闭症，从而产生“极端男性化的大脑”，如果有数据能够证明他的这个假设，那就是这一组了。他的团队测量了这些羊水样本中的激素水平，以便了解婴儿会接触到多少睾酮。之后再将测量结果与同一组儿童长大后的医疗和心理记录进行交叉比对。这是一套极为庞大和详尽的患者信息组。

在数据库中，有128名男性被诊断为带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症状。但是，海因斯对我说，巴伦-科恩的研究结果并未揭示出这些人与胎儿期高睾酮水平之间具有直接关联。“那就像一个终极测试，但在睾酮和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之间并没有关联。这只是一项研究，但它并未支持巴伦-科恩的设想。”

在没有证据表明“极端男性化的大脑”和睾酮之间有明确联系的情况下，当他们的研究发现在2014年的《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上发表时，巴伦-科恩及其同事却宣称自闭症和性激素混合物，包括睾酮以及女性性激素黄体酮和雌性激素之间具有相关性。他告诉我，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该路径中的性类固醇激素不是彼此独立的，因为每一种都是经由其前体合成的，因此，某一种性激素的水平将会直接影响路径中的下一种性激素的水平”。

自此之后，海因斯开始自己研究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儿童的胎儿睾酮水平与自闭症特征之间的关系，她的研究发表在2016年的《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杂志上。她并未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再次证明了巴伦-科恩的设想是错误的。

我不禁好奇海因斯对自己研究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有何看法。她没有使用“性别歧视”这个词，但是，她相信某些科学家并非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问题上表现得足够好。她说：“我不认为人们是有意这样做的。感觉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性别是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看法的话题之一，当然，每个人对此也都有直接的经验。那么，这个领域有时会缺乏客观性或许就毫不意外了。

她提醒我们：“将观点从数据中分离出来很难。我认为这是人类心智的作用。它想要有某些能定义男性气质的东西，也需要定义女性气质的东西。从心理学上来看，男性气质在历史当中与工具性相关联，所以有点类似于系统化；而女性气质则带有抚育和温情的特质，有点类似于共情化。所以在漫长的传统中，这些特质就被以类似的方式概念化了……但是，我不清楚这种思维会将我们带向何处，因为两性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因此，你不能为某人做一个测试，得到一些分数，之后就说他们是男性抑或女性。个体之间差异很大。”

安妮·福斯托-斯特林也赞同这一点：“我认为，当谈论具有极大可变性的重叠人群时，我们真的必须格外小心。”

她认为，巴伦-科恩关于雄性和雌性大脑的理论毫无意义。她说，将出生前的睾酮水平与之后行为的性别差异关联在一起，“不过是一次巨大的解释性跳跃，这让我很不舒服，因为当你有如此巨大的跳跃时，我不认为这种解释能有多少科学性了……我们确实看到了差异，我不否认这一点发现。我不认可的是经由这一点就跳跃到它意味着某种与生俱来或天生的东西。我的确觉得如果你直接跳到胎儿期……就会错过整个发育的窗口期，这期间有一些非常重要也非常社会性的事情发生”。

福斯托-斯特林属于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的先锋派，她将先天与后天之争视为一个过时的问题。她解释说：“我们有更好的方式来观察身体及身体如何在世界中运作，即将身体理解为一个由社会所塑造的实体。”男人和女人之间或许不同，但同样每个个体也不尽相同。又或者正如她所说：“性别差异在一个连续体当中，而不是分别在两个桶里。”

特奥多拉·格利加也认同这一点：“我认为人们倾向于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要么女孩和男孩生来迥异，要么彼此相同。现在出现的科学图景是，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着非常小的生物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容易被社会强化，以至于随着孩子的成长，差异会显得非常突出。“我的观点是，在任何得到强化的地方你都会发现差异，因为我们喜欢归类……我们需要归类。所以，一旦我们决定了，一旦贴上了‘这是一个女孩’‘这是一个男孩’的标签，那么就会出现太多文化上强烈的偏见，以至于或许会就此产生能力上的差别。举例来说，在身体能力上，如果我们要求男孩更加积极，应对危险，那么当然在之后的生活中，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看起来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

福斯托-斯特林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发展的系统，一个独特的、不断变化的抚育、文化、历史和经验，同时也是生物的产物，而不是我们现在所采纳的二元分类。在她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即当我们对数学能力、智力、运动技能和几乎所有其他衡量标准的研究不断告诉我们两性之间并无不同时，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女性和男性看起来彼此又是如此不同。

她问道，如果玩具偏好直到一岁之后才显现，而其他差异甚至更晚出现，那么在一岁之前还发生了什么呢？例如，一个尚未被完全探索的研究领域是精确计算婴儿在一岁之前会得到多少玩具，以及这些玩具是什么类型的。她说：“我敢说，男孩会看到更多的男孩式玩具，女孩会看到更多的女孩式玩具，但坦白说，并没有数据表明这一点。”

在最近一项研究规划中，福斯托-斯特林尝试通过拍摄母亲与孩子的玩耍寻找答案。她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你看到一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小男孩，懒洋洋地倚在沙发上。他甚至小到不能自己坐起来，靠枕头支撑着。妈妈极力想让他参与到玩耍中，正把一个软软的小橄榄球塞到他面前，一个美式足球……妈妈一边把球推向小男孩一边说着，‘你不想拿这个球吗？不想像爸爸那样踢球吗？’而他只是像一小团糨糊似的坐在那，无论如何都提不起兴趣。”

这样的行为尽管看起来很微小，但影响可能是长期持续的。福斯托-斯特林解释说：“如果这种互动在婴儿出生的最初几个月里反复进行，那么如果在某个时刻他真的伸出手去抓东西，当他在四五个月或六个月时，大到足够完成这个动作，就会得到母亲非常积极的加强反馈。”当看到自己的表现让母亲如此兴奋时，男孩与橄榄球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强化，同时橄榄球对他来说更加熟悉了。“他可能会在年龄增长后再度邂逅橄榄球，那时他已经更有能力与其进行身体互动了。只要看见这种运动，认出它们或许就能为他带来某种快乐。”当他有能力为自己选择玩具时，这个男孩似乎已经爱上了橄榄球。

福斯托-斯特林补充说，从其团队对母亲的观察中可以看出，有证据表明她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成长方式。“在我的研究小组中，养育儿子的母亲们会更多地让男孩动起来。妈妈们移动着他们，与他们玩耍，而和他们对话却在减少。当男孩们移动身体时，妈妈们就会表现得更深情。”这可能只是因为男孩在最开始时渴望更多的身体运动，但这同样也属于发育过程中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另一个要素。

像福斯托-斯特林所做的工作，虽然在其早期阶段强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一个发育中的孩子，他们就像一个生面团，上面有无数的小拇指印记。但性激素对大脑的影响，或者其他根深蒂固的生物差异，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性别差异的最有力原因。文化和教养方式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看起来彼此不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的改变或者对教养的调整可能会扭转这种差异。福斯托-斯特林解释说：“如果你见到你以为是障碍的东西，不要从它如何从身体中发展出来，以及起源于何处来理解。从一开始就要明白身体是由文化塑造的。如果你在出生时就忽视一个孩子，那么他们的大脑就会停止发育，进而变得非常糟糕。如果你高强度刺激一个孩子，倘若他们在一个正常的发育范围之内，此时就会发展出各种各样你不曾预料到的能力或者没有发展潜力的能力。因此，问题始终都会回到发育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上来。”

梅利莎·海因斯同意，自然界没有理由决定一个女孩的命运，尽管她自己的研究表明，睾酮或许会解释一些行为上微小的性别差异。“我确实认为睾酮会在出生前让事情朝着某个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是无可避免的。就好像一条河，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改变它的路线。”

改变河道比看上去要容易。这首先取决于社会想要改变。在这个世界中，即使冷酷、理性的科学家也无法舍弃探寻男女之间差异的欲望。睾酮对大脑的影响研究只是其中一例。2013年，一个来自中国台湾、塞浦路斯和英国（巧的是，这组团队的带头人正是巴伦-科恩）的研究团队将另一个事例带入人们的视野。他们搜集了大量以大脑体积和密度为出发点探索性别差异的独立研究，看看能总结出什么结论。在翌年发表的论文中，该研究团队宣称男性的大脑体积通常比女性大，二者的差距范围在8%到13%之间。

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人们早就知道，一般来说男性的头部和大脑都要比女性略大。这种研究发现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科学期刊上出现了。

但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无论时间如何流逝，这种现象都不会消失。研究大脑的人从未抵抗住搜刮女人和男人的头骨来寻找差异的冲动。他们如此坚持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如果男人的大脑看起来和女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同，那么，也许这就会证明二者在心智上也有所不同。

[1]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是近现代最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其理论和思想在哲学界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皮亚杰1929年至1975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他的认知发展理论是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纲领。——译者注

[2]图片出自珍妮弗·康奈兰和巴伦-科恩的《新生儿社会知觉中的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neonatal social perception, in: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23 [2000], 113-118）一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