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很明确：
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
“感觉很棒！”生活在新德里的医疗行政米图·库拉纳（Mitu Khurana）说，“当你第一次怀孕时，每个人都特别兴奋，这种感觉无法形容。”
她天真地回忆起了10年前的那段日子。结婚几个月之后，米图就怀了一对双胞胎，她觉得没有什么能打碎这种幸福。米图在一个姊妹家庭中长大，并不在乎生男孩还是女孩，龙凤胎也好。她对我说：“我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可她的丈夫和婆家却不这样想，他们想要儿子。
于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又出现了。在印度等国家的千百万家庭，在这些重男轻女的文化中，这个故事被不断重述。米图这些年来耳濡目染，深知这些文化有时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女孩降生。一些妇女会不断生育，直到生出男孩；还有一些人被迫堕掉女婴，甚至不惜施以酷刑。即便得以顺利出生，许多女婴和女童，通常会遭遇远不如男孩的对待。甚至在最极端的案例中，她们会被杀死。2007年，警察在印度东部奥利萨邦的一口废弃枯井中发现了三十多具尸骨和遗骸，他们认为这些曾经都是女婴。2013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描述了一名女婴被活埋在中央邦的森林中。另一则2014年的新闻报道了博帕尔一个新生女婴被丢弃在垃圾桶的事件。
就在那一年，一份联合国报告称，问题已经达到了紧急的状态。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6岁以下的女孩比男孩少700多万。总体的性别比例比10年前更加向男孩倾斜。部分原因在于产前检查的普及度越来越高，这开始使父母更容易提前知道婴儿的性别，从而能更早地进行选择性流产。
1994年，印度政府取缔了性别选择检查，但一些无良的独立诊所和医生仍然在私下里、暗中提供有偿服务。米图告诉我，她从没想过做这种产前检查，但最后她却没有得到选择权。在怀孕期间，她说自己被哄骗吃了一些含有鸡蛋的蛋糕，她对鸡蛋过敏。随后，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医生，带她去了医院，一位妇科医生建议她在镇静状态下做一次肾脏扫描。她确信，就在那时，丈夫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和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了胎儿的性别。
米图解释说：“从他的表现上，我就能看出我要生女儿了。”丈夫和婆家立即开始逼迫她堕胎。“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们不给她食物和水，甚至曾经将她推下楼梯。绝望而恐惧的米图最后搬去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最终在娘家生下了两个女儿。
米图想方设法救自己的女儿，但事情丝毫没有好转。她回忆起丈夫和婆家对女儿的态度时说：“他们对这两个孩子一点热情都没有。”几年后，她偶然发现一份旧医疗报告，报告上标注了胎儿的性别。这证明当时丈夫确实在她怀孕期间未经同意给她做了超声波扫描。发现这份报告之后，米图对丈夫和医院提起了诉讼。当我采访时，她的女儿已经10岁了，可这个案件却还在出了名拖延的印度法庭的审理程序中。她的丈夫和医院都极力否认指控。
如今，米图和丈夫长期分居，正在等待离婚，她也作为第一批采取此类法律行动的女性而闻名印度。在全国各地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她明白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多么普遍，无论处于什么阶层或者信仰什么宗教。米图说：“之所以斗争，是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女儿以后也经历这些。人们希望女人做妻子和女朋友，却不想让她们做女儿。社会必须改变。”
然而，无论选择性堕胎、谋杀和虐待产妇与她们的女婴这些行为多么隐蔽，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却不会撒谎。在异常不均衡的性别比例中，现实状况暴露无遗。联合国2015年的《世界妇女报告》（The World's Women）称：“对于那些性别比例接近或低于平均线的国家，可以认为其中存在着针对女孩的性别歧视。”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孕产妇、青少年、生殖和儿童健康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ternal, Adolescent, Reproductive and Child Health）主任乔伊·朗（Joy Lawn）对这种情况颇为熟悉。她对我说：“如果你去南亚的医院，可能整个病房里都是患病的儿童，但你会发现其中有80%的患儿是男童，因为女童不会被送来看病。”2002年，来自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山中伸弥（Mili Yamanaka）和安·阿什沃思（Ann Ashworth）在尼泊尔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与之类似的性别失衡问题。他们检视了打工帮助养家的儿童的工作量，结果表明，女童的工作时间是男童的两倍，而且她们的工作内容也更加繁重。
社会对性别差异的影响极为深远，甚至会褫夺人的生命。与女性比男性更羸弱的假设刚好相反，从统计学上来看，女婴往往比男婴更强壮，这让女婴的死亡数字变得更加惊人。她天生就更适合生存。随着科学家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更细致的探索，他们了解到女性的生存优势是多么强大——即便在这个并不总是想要她们活下来的世界里。
“几乎在所有年龄阶段，
我们通常觉得男性是比较坚韧和强大的性别。的确，男性的平均身高比女性高6英寸（大约15厘米），上肢力量是女性的两倍。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力量。但说到最基本的本能——生存——女性的身体往往比男性更有能力。
生存能力的差距从婴儿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乔伊·朗解释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当我们在新生儿产房，男婴出生时医生告知你这个新生儿有死亡风险的概率更大。”除了儿童健康方面的学术研究，她还在英国从事新生儿医学工作，并在加纳担任过儿科医生。出生后的第一个月是人类死亡风险最大的阶段。全世界每年有100万婴儿在出生当日死亡。但是从统计学上来看，如果得到完全同等水平的护理，女婴比男婴更容易存活。乔伊·朗的研究囊括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对婴儿死亡问题给出了尽可能广泛的展现。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如此深入的研究后，她得出结论，男婴在出生后第一个月的死亡风险比女婴高10%左右——这一现象至少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出自生物原因。
因此，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南亚的婴儿死亡数字应该对女婴更有利，但事实上，这些数字甚至都没有体现出平等，反而是向对男婴有利倾斜，也就是说，女孩天生的生存力量正在被她们所出生的社会强行削弱。乔伊·朗说：“如果在你那里男婴和女婴的存活率相等，那意味着你没有照顾好女婴。男婴要经历生理风险，而女婴却要经历社会风险。”
其他地区的儿童死亡率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有98名男孩在五岁之前死亡，而女孩则是86名。乔伊·朗及其同事2013年在《儿科研究》（Pediatric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证实，男孩比女孩早产的可能性高14%左右，当男孩和女孩处于同一个早产阶段时，前者患有失明、耳聋和脑瘫等残疾的可能性更大。2012年，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在《儿科研究》发表研究报告说，过早出生的男婴住院时间可能更长，死亡或患有脑部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也更大。
乔伊·朗说：“我始终认为这是身体上的原因，因为男婴一般稍微大一些，这也使得他们在生理上更容易受到伤害。”较多男婴早产的解释之一是，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怀男孩的孕妇更有可能出现胎盘问题和高血压。2014年，阿德莱德大学的科学家在《分子人类生殖学》（Molecular Human Reproduction）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平均而言，新生女婴会更健康，因为胎儿的性别不同，孕妇胎盘的表现也会不同。如果胎儿是女孩，胎盘就会更倾向于维持孕期的稳定，并增强免疫力，防止感染。为什么会这样，目前还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在出生之前，通常人类的性别比会略微向男孩倾斜，所以出生之后的差异只是自然保持性别平衡的一种方式。
不过也可能有更加复杂的原因。毕竟女婴天生的生存能力会伴随她的一生。女孩不但生来就是幸存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成为更优秀的幸存者。
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生物系主任史蒂文·奥斯塔德（Steven Austad）是国际老龄问题专家，他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几乎在所有年龄阶段，女性的生存能力都要比男性强。”他将女性描绘成更“坚强”的性别。这是一个如此明确和不可否认的现象，以至于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理解这一点可能就抓住了人类长寿的关键。
在千禧年之交，奥斯塔德开始研究使得女性在生命各个阶段都比男性长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是否它只存在于20和21世纪的工业国家当中？”2000年，德国和美国研究人员在搜集全世界寿命记录的基础上创建了“人类死亡率数据库”（Human Mortality Datebase），奥斯塔德在挖掘这个数据库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这个现象实际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现在这个数据库涵盖了38个国家和地区。奥斯塔德最喜欢用瑞典做例子，其中保存了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全面、最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1800年，瑞典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3岁，男性为31岁。2015年，这个数字分别是83岁和79岁。奥斯塔德说：“女性比男性生存能力更强，这一点我认为毫无疑问。18世纪的瑞典如此，21世纪的孟加拉国、欧洲和美国也是如此。”
我问奥斯塔德，是否有可能出于社会原因女性才会生来比男性要长寿。比如，有理由认为男孩通常会比女孩遭受到更粗暴的对待；再比如从事建筑和采矿等高风险职业的男性也多于女性，这也使他们暴露在有害的环境中。而且我们知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男性烟民要远远多于女性烟民，这将会极大地推高男性的死亡率。但是，奥斯塔德确信，两性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明确、普遍，而且不受时代限制，所以这肯定意味着在女性的身体中存在着某些特征，为寿命差距奠定了基础。他说：“说实话，很难想象这是环境因素造成的结果。”
在生命的尽头，这幅生存优势画面就表现得最为鲜明。美国老年学研究小组（Gerontology Research Group）保存着一份在线名单，列出了世界上所有确认超过110岁的长寿老人。我最近一次查看这份名单是在2016年7月。在这份“超级百岁老人”名单的所有成员中，只有2位男性，而女性则有46位。
然而，我们还不清楚原因是什么。
奥斯塔德说：“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当我第一次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期待会找到大量相关资料，结果一无所获。只找到一大堆关于‘这是不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之类的文献。但对于生存差异之下的生物学问题，却很少有人涉猎。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人类生物学中的最强大特征之一，但却鲜有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煞费苦心地研究我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为了尝试分离出能够让男人更阳刚，女性更阴柔的化学物质，搜集了几千升的马尿。他们对性别差异的探索毫无边界可言。但是，当女性为何在身体上或许比男性更强大（她们为什么是更优秀的幸存者）这个问题出现时，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即便是现在，也只有偶然可见的零星研究工作在指引着答案。
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健康、衰老和疾病中的性别差异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 Differences in Health, Aging and Disease）主任凯瑟琳·桑德伯格（Kathryn Sandberg）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生物学事实。”她研究了疾病在女性为何更具有生存能力的问题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几乎在所有社会类型中，女性的寿命都要比男性长五到六岁，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首先，在发病的年纪上就会有差异。例如，心血管疾病在男性身上的发病年龄要比女性早得多。高血压的发病年龄也是男性比女性早。疾病的进展速度也有性别差异。比如慢性肾病，男性的病情进展要比女性快。”她补充说，即使在对动物（包括小鼠和狗）的实验室研究中，雌性的表现也比雄性要好。
通过仔细筛选数据，如凯瑟琳·桑德伯格、乔伊·朗和史蒂文·奥斯塔德这样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解这些差距有多大的广泛性。奥斯塔德说：“我以为这些性别差异仅仅是现代西化社会的一种产物，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心血管疾病的差异驱动的。我刚开始研究时发现，女性几乎对所有主要的致死疾病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2010年的美国，根据年龄段调整之后，15种最常见死因中有12种（包括癌症和心脏病），女性的死亡率都低于男性。在三个例外当中，帕金森病或中风的致死率大致相同。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死于阿尔茨海默氏病（即早老性痴呆病）。
谈到对抗病毒和细菌感染的问题，女性似乎也更顽强。凯瑟琳·桑德伯格说：“如果感染真的很严重，女性就会表现出更强的生存能力。而在感染的持续时间上，女性也恢复得更快，也就是说，女性会比男性更快地走出感染状态。如果你观察所有不同类型的感染就会发现，女性具有更强的免疫反应。”这并不是说，女人不会生病，她们当然会。只不过她们没有男人那么容易、那么快地死于这些疾病。
对于这种差距的其中一种解释是说，女性体内较高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能够以某种方式保护她们。按照柏林夏洛特医科大学的医学性别研究所研究员扎比内·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Sabine Oertelt-Prigione）的说法，这些激素不但让免疫系统更强大，而且使其更灵活。她解释说：“这种情况与女性可以孕育后代有关。”怀孕就如同外来组织在女性的体内生长，如果她的免疫系统处于错误状态，就会排斥外来组织。“你需要一个能够从‘促炎性’（pro-inflammatory）反应向‘抗炎性’（anti-inflammatory）反应切换的免疫系统，以避免几乎每次怀孕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流产。这个免疫系统需要这样的机制：一方面它可以触发所有这些细胞聚集在一起，攻击任何会让你生病的病原体；但另一方面，当病原体不存在时，为了保护组织和器官免受伤害，它还需要能够停止此类阻击反应。”
怀孕期间影响女性免疫系统的荷尔蒙变化，在月经期间也会以较小的规模发生，原因大体相同。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说：“女性拥有更具可塑性的免疫系统。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发挥适应性。”身体中许多类型的细胞都参与免疫，但与病毒和细菌接触最密切的那种被称为T细胞。她解释说，这些细胞会将物质注入细菌当中杀死它们，或者通过分泌其他物质来召唤更多细胞发挥作用，其中一些会“吃掉”受到感染的细胞和细菌，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吃豆人一样。研究人员已经了解到，管理身体对感染反应至关重要的某种T细胞类型，会在女性能够受孕的月经周期后半段变得更加活跃。
性激素与免疫力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是最近才发现的。科学家已经知道，睾酮和男性免疫力低下之间有关系，虽然此方面的证据还相对较少。例如，在2014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睾酮水平最高的男性，对流感疫苗的抗体反应度最低，这意味他们最不可能受到注射疫苗的保护。但目前看来，这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得到证实。在女性身上，这种联系要明确得多，以至于病人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些波动。多年来，医生们一直假定女性的免疫力在月经期间是保持稳定的。如果她确实报告了疼痛程度有变化，医生可能会将其视为经前综合征，或者只是一些含含糊糊的心理抱怨，而不加理会。只有当这些关联越来越多地得到硬性研究的支持时，才会激发科学的兴趣，更多的研究才开始蓬勃涌现。
这个问题贯穿于女性健康研究的始终。如果某种现象影响到女性，而且只会影响女性，那么就往往会被误解。而且，尽管女性更擅长生存，但她们并不比男性健康。事实上，恰恰相反。
奥斯塔德说：“如果你能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所有身体上的痛苦加起来，我怀疑女性的痛苦远比这更多。这是作为更具优势的幸存者所要面临的惩罚。虽然你活了下来，但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完好无损了。”从统计数据来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患病比例似乎高于男性。“健康状况不佳的女性多过男性，部分原因在于女性有可能经历了会让男性丧命的事件，而同等状况下的男性已经不在人世了。”
另一个原因在于，女性的免疫系统如此强大，以至于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凯瑟琳·桑德伯格解释说：“你的身体开始把自己当成入侵者，免疫系统便开始攻击自身的细胞。”由此引发的疾病被称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常见的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等。“这对免疫系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要对抗任何形式的感染，你最好拥有一个女性免疫系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一来你就更容易罹患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会很成问题。”
这并不是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只对女性来说尤为艰难。当男性罹患多发性硬化症时，情况往往会更糟糕。在同样染病的情况下，女性也会比男性活得更久。尽管如此，据估计，美国人口中有8%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至少3/4是女性。
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说：“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绝经前妇女的病况几乎在每次月经周期之前都会变得更糟。”也有理论认为，正如不同的荷尔蒙水平会在一个月的不同时间段提高女性免疫力，它们可能也会影响女性对疾病的体验。例如，有报道称，患有哮喘的女性在月经前或月经初期发病的风险最高。随着绝经后几年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的降低，女性的免疫优势也开始下降。
在病毒感染方面也是如此，女性强大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同时带来麻烦与好处。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免疫学家萨卜拉·克莱因（Sabra Klein）对流感的研究表明，虽然在得病期间女性通常受到较少的病毒攻击，但她们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严重的流感症状。她推断说，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免疫系统对病毒发起了更强有力的反击，但当这些反击效果影响到她们自己的身体时，也同样会带来伤害。
奥斯塔德说，女性也更容易罹患关节和肌肉组织疾病。部分原因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影响到关节组织，比如引起关节炎等。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以及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也可能为女性带来身体问题和残疾，尤其是到了晚年。人们已经知道，生产和绝经后骨密度都会短期内下降；体重增加如今也被认为是更年期的症状之一。
但是，疼痛和不健康的总体状况是复杂的。奥斯塔德说，跨文化研究显示，女性的确报告出更多的身体局限性和残疾，而且相当普遍。他补充说，但是当涉及疾病或生存力的性别差异，其根本原因在生物学上的线索时，“我对任何解释都不太有信心”。
将生物特征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有时候，社会和环境对疾病的影响比一个人基本的生物机理更大。桑德伯格特别研究过心脏病的性别差异，她说：“相比男性，女性在感到胸部疼痛时，不太可能去医院。”在世界各地，男人和女人的健康习惯还有数不清的不同之处。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指出，在全家一起进餐和食物匮乏的地区，妇女有时是最后一个进食的人，最有可能没有食物吃，这可能会增加她们营养不良的风险。反过来，这也会影响她们对疾病的易感性。
不仅女性自身，周围其他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她的健康。一个女孩从出生那刻起，就被放在一个不同于男孩的箱子里。或许她会受到不同的对待，以不同的方式抚养和治疗。这也标志着她的一生开始受到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不同方式的处理。比如，就在最近，医生们开始承认某些女性经期疼痛感的严重性。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生殖健康教授约翰·吉尔博（John Guillebaud）对一位记者说，经期疼痛“甚至和心脏病发作一样严重”，他还承认这一症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部分原因在于男性没有遭受过此类疼痛。2015年，英国一个研究癌症诊断的团队发现，在男性和女性都会罹患的六种癌症中（包括膀胱癌和肺癌），女性就医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诊断。对于胃癌，女性平均要多等整整两周才能得到诊断。
如果在健康方面确实存在着潜在的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归因于社会和文化，那么科学家需要进入身体更深处去寻找原因。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阿瑟·阿诺德（Arthur Arnold）说：“女性更容易生病，但男性死得更快。”这是一句多年流传在他的学生之间的格言。这句话反映出全世界医生都注意到的情况，阿诺德确信，它揭示出健康方面性别差异的长期根源所在。阿诺德管理着一间实验室，该实验室专门研究使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各种生物因素，同时他还是《性别差异生物学》（Biology of Sex Differences）期刊的编辑。他的工作不仅让自己超越了对器官和性激素的研究，而且深入基因的基本层面。
人体由数万亿个细胞组成，每个细胞中都有被称为染色体的基因信息存储在组件中，它们解释了我们的身体是如何由最微小的荷尔蒙一直到皮肤和骨骼建构自己的。人体共有46条染色体，分成23对，而男女之间的遗传差异，其根源在于第23对，即所谓的性染色体。女性的性染色体被称为XX，其中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一条X染色体。男性染色体被称为XY，其中X染色体来自母亲，Y染色体来自父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以为性染色体主要与生殖有关，而不涉及其他。如今，许多科学家，包括阿诺德在内都相信，这种看似细微的基因差异，可能后果影响深远。
一对染色体中的每一条都在相同的位点上携带相同的基因，即等位基因。例如，决定一个人眼睛颜色的染色体来自父亲，它与另一条来自母亲且决定眼睛颜色的染色体在同一个位点匹配。女性的两条X染色体始终如此匹配。但是，对于具有XY性染色体的男性来说，并不存在总是匹配的等位基因。X染色体和Y染色体在同一个位点不存在相同的基因。实际上，Y染色体比X染色体要小得多。
在X染色体上只有一个基因拷贝，这可能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影响。阿诺德说：“人们长期以来一致认为，而且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具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基因可以缓冲女性对抗某些疾病或环境变化时的影响。”如果一位男性刚好在他的一个X染色体上出现引发某种疾病或缺陷的基因突变，他便会无可避免地患病。但女性却具有一条额外的X染色体来抵消这种突变，除非她运气不佳，在两个分别来自父母的X染色体上都发生了相同的基因突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基因在寒冷的条件下运行得更好，而另一个在炙热的条件下运行得更好，那么，拥有这两种等位基因的女性，无论是在寒冷还是炙热条件下，都会保持健康。而男性的机会仅有一次，他只有一个拷贝，因此，他的身体要么在炙热条件下运行良好，要么在寒冷条件下运行良好，不可兼而有之。”
在某些众所周知的遗传特征上，男性不过是因为他们只有一条X染色体而更容易受到影响。这些与X染色体相关的疾病包括红绿色盲、血友病、肌营养不良以及影响免疫功能的IPEX综合征（即免疫失调）等。在发达国家有2%到3%的人患有精神发育迟缓，而男性患者的数量明显多于女性，这也和X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阿诺德为了了解健康的性别差异，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染色体上。“我们又回到了男女之间最基本的生物学差异上。从卵子受精那一刻起，我们知道两性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性染色体不同。所以一切都得从这一点出发……一切都是性染色体的下游。”
奥斯塔德说：“与X染色体相关的疾病，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它们非常罕见。但我认为，与X染色体相关的疾病要比我们想象的多。我想这可能是性别差异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所在。”其中一个例子是呼吸道合胞体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这种病毒会感染肺部和呼吸道，是英国和美国1岁以下儿童支气管炎的最大病因之一。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病毒对男孩的侵害比女孩要大得多，而且，X染色体上某个特定的基因内部物质可能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也认同人类的X染色体上可能存在着与恢复力、免疫力和疾病的易感性有关的基因，而尚未被发现或了解。“我们在学校时学到的是，X和Y染色体基本上是与性功能联系在一起的。仅此而已。当时真的没有人想得更远，我说的是20年前。但现在情况正在慢慢改变。”
1961年，英国遗传学家玛丽·弗朗西斯·里昂（Mary Frances Lyon）发现，尽管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但每个细胞中都有一条是随机失活的（randomly inactivated）。换句话说，它们中只有一个会出面工作。因而，女性是一个基因嵌合体（genetic mosaic），其中有些细胞具有来自一条X染色体的基因，而另一些细胞有来自另一条X染色体的基因。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有些来自第二条X染色体上的基因，实际上并没有失活。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病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娜·迪奇特（Christine Disteche）是国际上研究X染色体失活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将这些基因描绘成“逃离的小岛”。2009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汇总了这些未失活的基因，发现它们在第二条染色体中占15%左右。迪奇特说：“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庞大的数据集合检视人类和小鼠中两性之间的基因表达，以尝试真正了解二者的差异程度。”
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表示：“发现两条染色体中有一条并非完全失活，这就让人们开始思考女性生活中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这或许就是我们更长寿的原因所在。”
对于这个领域的所有研究人员而言，问题在于从所有其他可能导致一个人生病或死亡的因素中提炼出X染色体的影响并不容易。大多数疾病似乎并不像血友病和肌肉萎缩症等与X染色体相关的遗传障碍那样与一个甚至几个基因相关联。而那些会导致我们很多人死亡的疾病，比如心血管疾病，比这更复杂。比如说，来自第二条染色体的基因会对心脏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吗？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阿诺德及其团队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实验动物，除了X染色体的数量，这种动物的雄性和雌性完全没有差别。这类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但是通过基因改造，科学家能够极其接近地创造出这样的生物。由于出生前性激素对雄性和雌性的身体影响最明显（比如缺少雄性激素，雄性就不会发育该性别的性腺），因此研究人员为阿诺德制造出不产生这些性激素的实验小鼠。所得到的实验小鼠像雄性一样具有XY染色体，但也像雌小鼠一样具有卵巢。这使得阿诺德能够将经过基因改造带有XY染色体的雌性小鼠，与正常带有XX染色体的雌性小鼠进行比较。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应该体现在性激素上。如果它们在健康状况上不同，那纯粹是因为不同的基因带来的影响。
研究结果确实表明，小鼠X染色体的数目与健康之间存在关联。阿诺德描述了“三个值得注意的案例”。他和团队研究人员在观察小鼠的体重时发现，如果移除小鼠的性腺，它们就会变肥胖。但是，有两条X染色体的小鼠，比只有一条X染色体的小鼠胖得多。这与我们在成年人类身上的发现类似，女性一般在身体脂肪量的比例上要比男性高。阿诺德说：“第二个案例是说，如果我们让小鼠心脏病发作，那么具有两条X染色体的小鼠，要比只有一条X染色体的小鼠病情糟糕得多。以小鼠为模型的第三个案例涉及多发性硬化症，我们在小鼠身上诱发一种类似于多发性硬化症的疾病，实验发现，具有XX染色体的小鼠，病情要比具有XY染色体的更严重。”人类的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受其影响的女性要多于男性。
该研究传达出一个关键信息：我们在健康方面看到的许多性别差异，都深植在遗传学当中。2016年，阿诺德及其团队将实验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丛书B》（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上，他们在文章中写道：“以小鼠为模型的研究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带有两个X染色体的细胞在本质上区别于那些只带有一个X染色体的细胞。而由X染色体数量所导致的性别差异，能够对疾病产生深刻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个观点。有些人怀疑啮齿动物是否真的能够如阿诺德确信的那样，为我们提供如此多的洞见。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说：“我个人对小鼠没什么兴趣。我不知道要怎样将小鼠身上的发现转移到人类身上……我认为，此类研究虽然提供了大量信息，但当前要在此方面深入到何种程度还有待研判。”
其他批评则更进一步。哈佛大学社会科学教授萨拉·理查森（Sarah Richardson）在其2013年出版的《性本身：在人类基因组中寻找男性和女性》（Sex Itself:The Search for Male and Female in the Human Genome）一书中质疑了这种观点，即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因为性别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让我们看到了男女之间的差距。她写道：“基因组正彻底改变着社会关系，这是社会科学家们的普遍共识。对性与性别的基因研究可能也是如此。”例如，阿诺德将人类基因中性别偏向因素带来的影响描述为“性体”（sexome）（和基因组一样，但是有性别上的差异）。他告诉我说：“你可以把细胞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网络。男性和女性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性别偏向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点上对细胞网络产生影响。”这种观点表明，尽管性染色体只是我们拥有的23对染色体之一，它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理查森提醒我们不要只把遗传学作为性别差异的总括性解释，因为它模糊了社会与文化，以及其他生物因素带来的影响。比如，人们已经了解到，年龄、体重和种族会对健康产生巨大影响，荷尔蒙也很重要。她指出，当涉及性别差异时，一系列遗传证据描绘出一幅极为相似的图景。实际上，阿诺德本人也向我承认，他的性体观念与其说是一种有研究支持的坚实理论，不如说是一个“更能使人产生联想的术语”。
围绕男女之间的分野到底有多深的争论在科学界内部继续肆虐。最近，对于恰好截然对立的问题的愤怒则助长了这些情绪：医学研究习惯于将女性排除在新药品测试之外，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身体与男性并无二致。
“把研究集中在其中
史蒂文·奥斯塔德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生物医学领域中的每个科学家，终其一生都只在研究两性中的一种性别群体，而且通常都是研究男性。”当涉及身体的基本结构时，科学家往往假设研究哪一种性别效果都是一样的。
奥斯塔德回忆说：“我曾经考察过与啮齿动物饮食限制有关的文献。关于这方面有成百上千的研究，但我发现，其中只有少数研究会将两种性别都包含在内。对我来说，这是此类事实的典型代表，即人们似乎乐于从一种性别出发进行推断，并假设由此得出的一切将会同样适用于另一种性别。”
2011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健康研究员安娜丽丝·比里（Annaliese Beer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欧文·朱克（Irving Zucker）共同发表了一项考察动物研究中性别偏见的成果，该研究选取了2009年作为样本。在他们研究的10个科学领域中，有8个都显示出某种男性/雄性偏见。在药理学，即医学类药物的研究中，只报告男性/雄性的论文与只报告女性/雌性的论文之间的比例是5:1。在研究我们的身体如何运作的生理学中，这一数据比例接近4:1。
这个问题也贯穿于科学的其他角落。在生殖器官进化研究中（我们可以肯定，不同性别的身体部位有明确的差别），科学家同样偏向于男性/雄性。2014年，柏林洪堡大学和悉尼麦考瑞大学的生物学家分析了1989年至2013年间发表的300多篇关于生殖器官进化的论文。他们发现，几乎一半的论文都只研究了物种中的雄性，而只研究雌性物种的论文比例仅为8%。记者伊丽莎白·吉布尼（Elizabeth Gibney）将这种状况描绘成“阴道失踪案”。
关于健康研究，涉及的问题要比单纯偏见复杂得多。直到1990年左右，医学实验几乎完全在男性身上展开。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理由。阿诺德说：“你不会想要把试用药物用在孕妇身上，也不想用在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怀了孕的女性身上。”20世纪50年代，女性为了抗妊娠反应服用“反应停”（thalidomide）所带来的可怕后遗症，向科学家证明了在给孕妇用药前需要多么小心。“反应停”退出市场之前，成百上千的儿童在出生时就带有残疾。[1]
阿诺德继续说道：“如果你将育龄妇女排除在实验之外，也就把她们大部分人排除在外了。”女性荷尔蒙水平的波动也可能影响其对药物的反应；而男性的荷尔蒙水平比较稳定。“研究一种性别成本更低，因此，如果你要在男女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人会避开女性，因为她们的荷尔蒙相对比较混乱……所以人们转而研究男性。在某些学科中，这的确是一种尴尬的男性偏见。”
研究人员现在意识到，这种聚焦于男性的倾向性可能会伤害女性的健康。阿诺德解释说：“尽管存在着若干避免在女性身上做实验的理由，但这样做却产生了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即这些实验所产生的治疗信息，在男性方面要远远多过女性。”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充当顾问的妇女健康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men's Health Research）于2010年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进展的书，该书指出，自身免疫性疾病（对女性的影响远超男性）与其他一些疾病相比，仍然没有得到更好的了解：“尽管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其患病率和发病率，但在更深入地理解这种疾病、识别风险因素或开发治疗方法方面却进展甚微。”
另一个问题在于，女性对某些药物的反应或许会与男性不同。20世纪中叶的医学研究人员往往认为这不算什么问题。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妇女健康研究委员会资助了美国绝大多数健康研究，其负责人雅尼娜·克莱顿（Janine Clayton）表示：“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更像是小型的男性；所以在这种观点看来，如果某种治疗手段对男性起作用，对女性亦然。”
如今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并不尽然。2001年，据新西兰皮肤病专家马里厄斯·拉德梅克（Marius Rademaker）估计，女性对药物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大约是男性的1.5倍。2000年，美国政府问责总署（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检视了自1997年以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市场上撤回的10种处方药。通过研究所报告的不良反应案例发现，其中8种药物都对女性产生了比男性更大的健康风险。这些撤回的药物中包含两种厌食剂、两种抗组胺药和一种糖尿病药物。其中四种药物在使用人数上，女性远多于男性，但另外四种药物即使使用人数上男女相当，却也表现出同样的影响。
雅尼娜·克莱顿告诉我说：“你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些被撤回的药物中存在着颇为严重的副作用，而且不仅是轻微副作用，还有某种足够严重的不良反应。我认为这提醒我们，目前看到的只不过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女性健康活动家（尤其在美国）非常担心的问题，同时，自1990年以来，它一直是女性健康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on Women's Health）的任务之一。
克莱顿说：“作为临床医生，我们非常清楚疾病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表现有所差别。每天来急救室就诊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的病况相同，表现出的症状也不一样。比如心脏病发作就会有不同的症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心肌梗死（心脏病发作）之前的几周，女性可能会出现失眠、疲劳感增加和从整个头部到胸部有疼痛感等症状。而男性有这些症状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他们更有可能会出现典型的压迫性胸痛。”鉴于诸如此类的差异，她认为，多年来将女性排除在药物试验之外必然会对她们的健康产生影响。凯瑟琳·桑德伯格也赞同这一看法：“不良反应事件更多地发生在女性而非男性身上，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发明药物的整个过程中，人们普遍更偏向男性。”
尽管如此，这种思路还是有可能导致男女之间的分殊，因为疾病本身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虽然更好地理解女性的身体，以及服用适合不同性别的药物能带来明显的益处，但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开始让人们觉得女人的身体来自金星，男人的身体来自火星。萨拉·理查森在《性本身》中写道：“鉴于性别差异研究中方法论问题的历史证据确凿，并且那些限制女性机会的人对性别差异主张进行滥用，女性健康活动家却会毫无保留地宣扬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性别差异生物学研究具有广阔图景，便很值得注意。”
但是，非得要非此即彼吗？将女性视为“小型男性”的唯一替代选择就是将她们看作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患类型吗？随着更详尽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看到男性和女性在健康和生存能力方面存在着某些差别，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抛弃两性的身体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极为相似这种观念。
以下两种药物颇具警示意义：
第一种是地高辛（digoxin），该药物长期用来治疗心力衰竭。2002年，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决定检视一下与该药物有关的数据，分析药效在性别方面的体现。从1991年到1996年，其他研究人员针对使用地高辛的心脏病患者展开了若干随机试验。他们发现，虽然服用地高辛不会影响患者的生命长度，但确实在平均水平上会降低他们住院的风险。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该药物的测试对象中，男性的数量大约是女性的4倍，而且两性间的反应不尽相同。服用地高辛的女性相比服用安慰剂的女性，死亡时间更早的比重会高一些。在男性之间，服用地高辛和服用安慰剂所表现出来的差别要小得多。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说，性别差异“会被男性服用地高辛治疗所带来的效果所掩盖”。
但是，科学从来没有停滞不前。耶鲁大学团队的研究结果后来证明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包括一篇201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使用更大样本组的文章），实际上女性服用地高辛的死亡风险并未显著增加。
第二种药物是治疗失眠的唑吡坦（zolpidem），该药物通常在美国以安必恩（Ambien）为品牌销售。失眠可是制药公司的大生意。医疗保健情报公司IMS Health收集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大约开出了6000万片安眠药，而这个数据在五年前只有4700万片。安必恩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款。但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包括严重的过敏反应，记忆力减退和有成瘾的可能性等等。唑吡坦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有可能导致第二天嗜睡，这会让开车变得危险。该药物获准上市很久之后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服用同样剂量的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出现晨起困倦的症状。在使用唑吡坦8小时之后，有15%的女性（但只有3%的男性）体内的唑吡坦含量足以增加她们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2013年初，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做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降低了安必恩的推荐起始剂量，女性服用量减半。阿诺德说：“唑吡坦有点像一个警示案例。”
但就和地高辛一样，该发现还需要更进一步挖掘。2014年，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对唑吡坦的效果展开了一项额外的研究，他们指出，唑吡坦对女性具有更持久的疗效，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女性的平均体重低于男性，这意味着唑吡坦在她们体内代谢的速度更慢。
地高辛和唑吡坦的例子凸显出将性别作为医学研究变量的隐患。除了平均体重和身高较低之外，女性身体脂肪量的平均比例也高于男性。她们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经由肠道消化食物。这两个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作用。不过这些因素在男性和女性中都有可能发生。比如说，许多女性比一般的男性体重更重。性别并不总是能归入两个互相分离的类别当中。
同样重要的还有成为一名女性的经历，其中包括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方面面。雅尼娜·克莱顿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么，在理想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将它们区分开的各种因素的范围对人们进行治疗。不仅性别，社会差距、文化、收入、年龄等其他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正如萨拉·理查森写道：“一只雌小鼠——更不用说一组细胞系——并不是一个生活在机理丰富的社会世界中的具体女性。”
扎比内·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认为，问题在于，“医学是非常二元的。你要么拿到药物，要么拿不到；要么这样做，要么那样做。因此，我认为唯一的手段就是纳入这样一种概念，即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中性的身体，而是至少有两种身体。我相信这只是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在医学当中，只要有新的范式或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的方法，就可以打开一连串可能性。这种方式可以观察性别差异，但仍然有许多其他事情，最终会有助于医疗保健更具包容性”。
凯瑟琳·桑德伯格说：“我们要做什么？是要提升人类健康，对吧？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一种疾病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普遍或更具攻击性（或者相反），就可以通过研究为何这种性别更易受影响，而另一种性别更具抵抗力来更好地了解这种疾病。这些信息会带来让所有人受益的新疗法。”理解为什么女性更容易长寿可以帮助男性获得长寿。将孕期女性纳入研究当中，或许可以帮医生打开药柜，拿出那些由于目前对胎儿的影响还不确定而尚不能用于孕妇的药物。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月经周期期间的身体反应，或许会对用药剂量产生影响。
至少从目前来看，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判断似乎是说，在进行医学研究时将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能够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1993年，美国国会出台了《国立卫生研究院复兴法案》（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Revitalization Act），其中包括一项一般要求，即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则所有由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临床研究都要将女性纳入试验对象当中。按照雅尼娜·克莱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在由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临床研究项目中，女性参与者刚过一半。
自2016年初以来，美国的法律范围已经扩大，将女性纳入了脊椎动物和生理组织实验当中。欧盟现在也要求由其资助的研究人员考虑将性别作为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诸如雅尼娜·克莱顿和扎比内·奥特尔特-普里吉奥内这样的女性健康活动家和研究者来说，这当然是一次胜利。让女性平等参与到研究当中，是她们几十年来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存的男性偏见正在被一步步扫除；人们开始把女性考虑在内。也许我们最终会搞清楚是什么让女性通常能成为更好的幸存者，以及为什么男性似乎更少得病。
但是，随着科学进入如今这个崭新的时代，科学家需要更加谨慎。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曾经有一段丑陋和危险的历史。地高辛和唑吡坦的例子已经说明，性别差异研究容易出错，也容易被过度臆测。虽然此类研究能够增进理解，但也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看待女性的方式，并进一步将两性割裂。阿瑟·阿诺德等学者对遗传性别差异的研究不仅影响着医学，而且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一旦我们开始假定女性的身体在根本上不同于男性，那么马上就会引发二者的差距到底会多大的问题？比如，是否性染色体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而且影响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方方面面？如果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受到性别的影响，是否也包括脑细胞？是否雌激素和黄体酮不但能为女性怀孕做准备、增强免疫力，而且会悄悄潜入她的头骨，影响其思想和行为？更进一步来说，这是否意味着诸如女孩喜欢洋娃娃和粉红色之类的性别刻板印象，实际上有生物学的基础？
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触及了科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是否我们生来就不只是身体上不同，思维方式也截然有别？
[1]“反应停”学名沙利度胺，是研制抗菌药物过程中发现的一种具有中枢抑制作用的药物，曾经作为抗妊娠反应药物在欧洲和日本广泛使用。但投入使用后不久，数据显示使用该药物的孕妇流产率和畸形胎儿率都有所上升，随后该药物退出市场，该事件被称为“反应停事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