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忘记的土地

被忘记的土地

谢克·穆万尼斯居民的经历好过一些村庄居民的悲惨命运，比如代尔亚辛、恩泽伊顿、巴拉夏克及别的村子；因为胆敢反抗在他们的国家建立犹太国，这些村庄的很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过，谢克村民的命运又不如另外某些村庄，如恩胡德村。

这个宁静的村庄坐落在一座山坡上，俯视着沿海平原。村民们与谢克村居民一样，选择不与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冲突，也被赶离了自己的家。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人获准生活在离自己村子不远的山上，还能在余生凝视它。他们以前的家成了犹太人的以色列艺术家村，而在许多年里，以色列当局不认可重新选址的新“恩胡德”。不过，幸运最终还是来了。山上的新村形成52年后，村民们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承认，到2006年，村子甚至还并入了以色列电网。[1]比较来看，谢克村民不能再生活在一个社区，绝大多数最终散布在世界各地。

谢克村的故事不算罕见。如本书第四章指出的，1948年战争期间，以色列不仅将城市里阿拉伯聚居区的人们赶走，还从以色列地抹去了——或者说删除了——400多个村庄。[2]在整场大灾难中，7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土地和家被没收，没有赔偿。许多人和他们的后代仍生活在遍布中东的难民营里。那么，为什么我单单对一个村子感兴趣？

如后记一开始解释过的，我对这个地方本身感到不安。我还认为，所有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都应该有这种感受。我的首要工作是从被遗忘的历史资料库中小心地加工记忆。讲授历史是我的职业，学生们期待我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无偏见的学术正直。因此，每个新学期，我都尽力告诉他们，集体记忆基本是文化工程的产物，几乎总是附和当前的心态和需求。我还特别强调，正如过去应对创造现在负责，民族的现在也随意地塑造自己的过去——我们应该记住，它包括巨大的空寂的遗忘部分。

我生活的国家和领土都是清晰构建4000年历史记忆的结果。这一经加工和重构的犹太记忆是支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食粮，是殖民事业首要的正当性基础。它与其他方面一起，塑造了以色列的政治心态，认为巴勒斯坦状况的“短暂”不能与犹太人状况的漫长相比。总之，我们怎么把60或70年的流亡跟2000年的流亡相提并论呢？我们怎么把头脑简单的农民的愿望跟犹太人永恒的渴望相提并论呢？跟神圣的应许相比，无家难民的主张有什么价值——即便上帝并不存在？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小男孩喊道：“国王什么也没穿！”这篇简短的谢克·穆万尼斯村史可理解为对这一句话的比拟。为说明这一比喻的、唐突的主张，我们现在转向民族记忆政治，它在村庄以前的土地上找到了此类的象征性表达。如今，这里是一些以色列高档住宅区所在地，还跟四个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纪念机构存在着有趣的、少见的关联：以色列地博物馆、帕尔马赫博物馆、伊萨克·拉宾中心的以色列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还有犹太人民博物馆（Beit Hatfusot）。这四个记忆重镇负责保存和记录犹太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的过去。

最早的以色列地博物馆建于1958年，位于村庄南部边缘地带，靠近泰尔·夸斯里考古发掘地。我们知道，发掘始于10年前。按照历史分期，考古发现的内容属于“圣经时期”；此外，博物馆还力图展示“这块土地的历史及文化”整体。它的永久性展品中有一项是“男爵的土地”，详细展示了埃德蒙·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的殖民事业，“以色列地犹太定居的成就”。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博物馆的民族志和民俗部分负责记忆“世界不同社区内的犹太生活方式”；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它位于老谢克村的一座房子里，却毫不提及房屋的历史和以前居民的“生活方式”。

最初，这个机构名叫“Muzeon Eretz Israel”（以色列地博物馆），前少将利哈瓦姆·泽维被任命为馆长后，它被改为英文名“the Land of Israel Museum”。在他任期内，博物馆焕然一新，展品的重点和内容表达了泽维对扩张祖国的大爱。1988年，前将军组建了祖国党，号召把以色列阿拉伯人“转移”出去。不过，这一政治举动没有妨碍他继续指导博物馆，直到1991年被任命为以色列政府部长。本书写作时，博物馆主席是前准将多夫·塔马里（Dove Tamari），他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

帕尔马赫博物馆在砂岩山上，位置稍高，孤单得像座堡垒。建筑正面刻有格言“道路的正义”，出自拿单·奥特曼一首著名的诗。1948年，这位诗人对犹太“泰尔·夸斯里”的发现热情洋溢，他还是1967年的以色列全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本书写作时，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协会主席是前少将耶沙雅胡·加维希（Yeshayahu Gavish）。博物馆的运转由以色列国防部赞助。它建于2000年，以纪念历史性的帕尔马赫军事组织——哈加纳的精锐部队。对于1948年的胜利，帕尔马赫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不是在谢克村方向。在以色列国的前几十年里，大部分国防军高级军官来自这个组织。这些军官中，国际社会最熟悉的是伊萨克·拉宾，1995年，他在以色列总理任上遇刺。

伊萨克·拉宾中心位于帕尔马赫博物馆后面，1997年依法建立，以纪念两年前遇刺的总理。这座复合建筑的中间部分是以色列博物馆，2010年开放。除了其他原因，它的成立是为了绘制“作为一个成功故事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图画……”博物馆的设想出自阿尼塔·夏皮拉，特拉维夫大学韦兹曼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所长，也是展品内容负责团队的指导者。启动这一方案的公共委员会主席是雅各布·佩里，委员会最显赫的人物，国内安全总局（Shin Bet，辛贝特）前局长。几年前的2009年，他还被任命为犹太人民博物馆指导委员会主席。这个博物馆在特拉维夫大学校园内，离伊萨克·拉宾中心不远。

犹太人民博物馆建于1978年，位于特拉维夫大学的中心。目前，它的国际管理委员会主席是利奥尼德·奈兹林（Leonid Nevzlin），一位成功的俄罗斯商人；在俄罗斯当局缺席判定他谋杀和逃税数十亿美元后，2003年，他逃到了以色列。他的朋友阿里尔·沙龙要求他将这个犹太记忆重镇从金融崩溃的情况下拯救出来；凭着从俄罗斯带来的钱，奈兹林干得很成功。[3]

博物馆的官方目标是“展示不断前进的犹太人民长达4000年的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培育犹太参观者的归属感，加强犹太认同”，以及，“在所有参观者中，促进对犹太人民的理解，促进对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的支持”。馆内有个犹太世系中心，其资料库已保存了300多万个人名。中心使参观者能“追溯自己的祖辈，为后代记录保存自己的家族树，从而给犹太人民家族树添上自己的‘树枝’”，而这不仅是通过添加名字，还使用了DNA测试。基因库已有30万样本，数量还在增加，因为“基因系谱对犹太人民意义重大”。

除了杰出商人和前安全官员，博物馆的国际管理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还包括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本书写作时，这些位置上有以色列·巴特尔、杰里米·科亨、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拉南·莱恩等教授。如上文简短讨论的其他博物馆显示得那样，几乎所有以色列的重要文化机构都有此类人员名录。

一股犹太洪水侵入和淹没了谢克村的土地，像是从低处河流升起的巨浪，冲向山的高处，经被抹除的村庄中部，强力挤满山顶。它的各机构保存着海量的信息、无数陈列品和展品、大批地址和照片。巨额资金花在纪念犹太人的命运、苦难和成就上。每天有数百人访问这些机构，从中学习，包括以色列学生、国防军士兵、普通以色列参观者和许多国际游客。离开时，他们大多带着深深的满足感，相信自己对犹太过去的意识变得更坚固了。

不用说，在这些光辉的记忆圣殿里，没有哪个提过它们建立的地方的历史。由于老阿拉伯村庄不属于犹太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或以色列的过去，在这个博物馆云集的大而忙碌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它的痕迹。

特拉维夫大学校园建在砂岩山山顶，参与了对谢克村缓慢但稳定的抹除。大学的正式建成时间是1964年，但早在1955年，第一座学术建筑的奠基石就放下了。这座建筑挑衅地伸展在相对较低的村庄房屋之上。如前面指出的，在1948年，村庄建筑都被无家的赤贫犹太人占据了。几年之后，特拉维夫大学和这些低收入的新本地人的消耗战开始。只是到了2004年，在支付了1.08亿新谢克尔后，绝大多数居民才搬离这个地方，大学才得以更稳固地成长和向南扩展，才有条不紊地推平了那些剩下的房屋。[4]显然，在牵涉这些变化的人中，没有谁考虑过赔偿这块土地原来的非犹太所有者的可能性。

在三个不同系科，特拉维夫大学雇用了六十多名历史教师，还有大致同样数量的历史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并已退休。没有哪个以色列的学术机构拥有如此多产的大型记忆共同体。就国际、中东、犹太、以色列历史的诸多主题，这些学者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著作。在以色列国内外，这些学术成就广受赞誉，而且其中一些学者是世界最具声望的大学的终身客座教授。虽然如此，他们中没有谁想过有必要写本书，甚至一篇学术文章，谈谈他们的声誉资本持续增长于其上的沥青水泥下面这块土地的历史。没有谁建议硕士生或博士生，研究被迁离这个地方的无声村民的悲剧。如民族历史中常见的那样，黑暗的过去一面被推入无意识中——在最好的情况下，等着以后有人将它们带到表层。记忆的男爵一向必须是学术性的，但从未被要求是道德的。[5]

2003年，一个有趣的以色列组织给时任特拉维夫大学校长的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教授写了封信。组织名为“记忆”（Zokhrot），宗旨是让大灾难进入公共意识。信中要求大学，“以谦和的姿态”承认谢克村“被消除的过去”。[6]请愿书的签名者有20名学校教师、几十名学生和前村民的后人。拉宾诺维奇曾任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单位中校、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也是中东领域的历史学家，曾因一项学术研究获美国犹太图书奖。虽然他是记忆的代理、犹太人民博物馆指导委员会成员，但对老师和学生纪念最近的过去的要求，他甚至没有回应。如何判断他的立场呢？他似乎就是选择忽略这件事。在记者的固执追问下，大学发言人回答道：“大学的历史正在写作中，会提到谢克·穆万尼斯村。”[7]然而，到2012年本书写作时，期待已久的著作仍未出版，特拉维夫大学及其下面的土地仍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历史。

虽然如此，村庄被压制的历史的一项遗存物确实留了下来。大学南端有一座装饰豪华的阿拉伯建筑，名为“绿房子”。它的正式用途是教员俱乐部，但由于收费高，表面上要为老师服务的地方不怎么见得到老师。这样，它成了以盈利为目标的高级餐厅，用来招待学术会议期间从海外请来的尊贵客人，也用来募集资金。最近，它的希伯来语网站描述了这座建筑：

房屋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瑰宝，从谢克·穆万尼斯村留下来的。谢克村位于一个古代腓力斯人聚居区的边缘，这个聚居区存在于早至公元前12世纪（泰尔·夸斯里）。19世纪上半叶，随着村庄的发展和扩大，这里出现了由经凿刻的石头建成的大房子，以及简单的石头房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人来到这个土耳其人控制的村子外围，于1917年12月2日夜突然发起攻击，攻占了村庄。英国委任统治开始后，包括特拉维夫和雅法以及谢克·穆万尼斯村在内，整个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由于绿房子的颜色和装饰在正面的漂亮拱廊，它从远处看起来很显眼。那个时候，房子上面两层住人，下面一层用于经商和手工艺品生产。

从1924年起，村子的情况有了变化。一些土地卖了出去，更多的土地买卖也在谈判中。1948年3月，村子被分派为莱希的一个行动基地，以“拉马特亚尔”知名。这是所有莱希士兵举行重要集会的地方，将莱希武装并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1948年6月，国家成立后，谢克·穆万尼斯村驻进了空军和马哈尔（Machal，海外志愿人员）。1949年起，村里房屋被用来接收犹太移民和遭受了战争创伤的难民，以及没有地方住的独立战争战士。1964年，大学校园在拉马特维夫落成。随着大学的发展，绿房子成了教员俱乐部。[8]

不知是特拉维夫大学哪位历史学家写的这段摘录。我之所以在这里近乎全文展示，原因是它充分反映了以色列对过去的意识：土地是购买的，不是强占的，而那些阿拉伯房子和地方都空着，神奇地为犹太受害者提供了住处。村庄的一部分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售，40年代末成为莱希的一个行动基地，最终变成了著名大学。

今天，这里看不到1948年3月原住民身上发生的事的痕迹，无论是围困、经济封锁还是绑架。消除他者的过去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历史路线正当性的前提。

在“绿房子”的故事中，最大的讽刺在于它是易卜拉欣·阿布·基尔的家，而阿布·基尔是哈加纳的盟友，最后一个离开村子的人，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犹太朋友。建造这座经过细致装饰的美丽房子是一项大投资，显然，屋主有着坚定的信念，认定他们会在里面住很多年。阿布·基尔的和解外交跟这种信念是一致的。他犯了一个苦涩的错误。他不知道，他的祖辈、他以及他的孩子出生在“以色列地”，他们的居留注定是暂时性的。

“接受引诱难吗？心有所知地被引上邪路，加入骗子的庞大行列；那里有的是粗鲁的无知、功利的冷漠、无耻的自利。”[9]写出这些的是伊茨哈·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文字直指1948年难民的悲惨处境。这些话伴随了我许多年，只是我也没什么可自豪的。虽然2009年我在写给特拉维夫大学校长的信上签了名，但直到今天，我也没能让村庄的历史为人所知，而我还继续在以前属于它的土地上工作。我一直太忙于其他时空离它都很遥远的课题。开始构思本书的内容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我再不能略过如此近的一个地方——它的伤口还未愈合。

多年来，我从自己的多次文化与研究旅程中学到很多。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在说过、做过一切之后，要想促成人类和解，过上道德的生活，与不停地回忆我们是曾被别人迫害的人民的后代相比，记住和承认我们自己制造的受害者要远为有效。对所有开明的文明来说，勇敢大度的记忆依然是必要条件，哪怕有点儿伪善。只要加害者不愿承认所做的不义之事，不肯加以补偿，受害者永远不会原谅加害者。我们还需学多少才能理解这一点？

2003年底，我看了拆毁马哈茂德·拜达斯（Mahmoud Baidas）独特的大房子的过程。许多年里，就在刚过了以色列地博物馆的地方，它矗立在灰质砂岩山下。我站的地方离他的孙女玛格达勒内·塞巴吉·拜达斯不远，她从劳德市赶来观看这一时刻。当推土机铲走最后的一些倒塌墙壁、为一个特拉维夫高尚社区做准备时，她难过得颤抖起来，流下了眼泪。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很难揣测她那时的情绪。我父亲当时还活着，或许更能理解她。1945年，他回到波兰罗兹，站到了他母亲被毁掉的房子前。数年后，他再次访问他出生的城市，之后告诉我，他以前的社区所在地竖起了匾，以纪念犹太社团曾经的存在。过去已经如此突兀地被带离他，那些匾并没有稍减他的怀念。

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了27年，这个单位对我意义非凡。我热爱在这里教学，这是我能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为消除一切怀疑和误解，我愿郑重澄清，我不相信大学会迁走，会被满是田地和果园的新村庄取代。我也不相信，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会大批回到父辈和祖父辈原来的城镇、村庄。然而，正如以色列应该承认因它的成立而给别人造成的悲剧，为人们久久期待的和平进程付出代价，我的大学应该立起一块匾，纪念被断了根的谢克·穆万尼斯村村民，这个和平的村庄消失得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拉马特维夫的记忆园有四个重要博物馆，纪念“以色列地的漫长历史”，纪念“永恒的犹太人民的过去与现在”；然而，它也应该再加入第五个机构，用资料讲述雅法的原来各小区所在地难民的命运。

什么建筑会比“绿房子”更适合这一功能呢？无论如何，这么做会让大学在道德上得分，远远超出关闭高级餐厅带来的经济损失。它还会让我的大学成为历史遗忘领域的领航破冰船，那个领域保存着冰冷的误解之砖铸就的矛盾。

也许我完全错了。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慈善家慷慨解囊，帮助建造大学建筑及其中心处的博物馆；他们或许不想看到，一座巴勒斯坦纪念碑竖立在他们的以色列地的中央。无论如何，宣扬大灾难，与否认它的人们斗争，这不会破坏他们拥有自己“先辈”土地的感受吗？这不会令他们削减拨款、中止捐赠、对他们的犹太国失望吗？

记忆政治的每个转折点都是与决定着文化和社会认同的霸权领域斗争的结果。记忆和身份总是有赖于包含着它们的民族意识的品质。为了自己在中东的未来，难道犹太-以色列人不能重新定义他们的主权，并且由此改变对这块土地、它的历史——以及最重要的——那些被迁离的人们的态度吗？

历史学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能做的只是希望他们的书对变化的开启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