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这块土地

忘记这块土地

我们不知道谢克·穆万尼斯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农民家的历史总是比权力中心、首都大厅、商业城市的少。在皮埃尔·雅克廷（Pierre Jactin）绘制的一幅地图上，这个位置清楚地标示着一个聚居区；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队伍的队长、勘测员、绘图师，在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征服这个地区时跟随着他的军队。虽然在这幅开创性的地图上所出现的阿拉伯村庄没有显示名字，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村庄处，绘图员写了个阿拉伯字dahr，意思很可能是“山坡”。村庄位于奥加河（al-Auja）北岸一座宽大的山上；今天，这河名叫雅康河（Yarkon）。从人口和土地面积看，它是雅法以北最大的村庄。除巴勒斯坦海岸的中心城市雅法之外，在这个地区，它可能也是连续定居时间最久的居住区之一。

20世纪40年代末，在谢克村土地下方，离河不远的地方，人们发现了名为泰尔·夸斯里（Tell Qasile）的宏大遗址。1948年10月，阿拉伯村居民被赶走6个月后，在废弃房屋南约800米处，灰质砂岩山上的考古发掘开始了。人们碰巧在表层处找到两个陶瓷碎片，上面的希伯来语明显指向公元前7世纪。起初，这令考古人员相信，他们工作的地方是“所罗门王时代”的一处古犹太居住区。[1]

如后来以色列地进行的许多考古发掘一样，这里有丰富的文物，但不属于犹太人。这些文物表明，公元前12世纪，腓力斯人——“深绿的人”，法老文献这样叫他们——在河边建了个码头。码头周围，一个完备的居住区发展起来，面积约16杜纳姆。山的中部有一座泥砖建成的神殿，旁边是公共与私人建筑。公元前11世纪，这个祭拜处被毁掉了，人们用石头重建了它的墙壁。从食物器皿到祭祀用品，考古人员找到了各种物品的大量碎片。居住区的街道是直的，彼此平行，说明经过了城镇规划，不是自发、无序地建起来的。公元前10世纪末，法老时期的埃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放火烧了它，减少了但没有完全终止人们在这里的活动。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遗存物表明，这个地方相对稳定地持续有人居住。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我们有证据表明，这里进行着各种商业活动，居住区中心有座热闹的市场。拜占庭时期，一座建筑的遗存看起来是撒马利亚人的会堂，而在公元7世纪初，萨珊王朝的短期征服留下了一枚罕见的银币。阿拉伯统治初期，在伍麦叶王朝晚期和法蒂玛王朝时期，我们看到了由柱子支撑的一座大旅馆存在的证据。

由于土地肥沃，在穆斯林主导的漫长时期，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地方一直有村民生活，虽然居住区中心稍稍向东北移了些，很可能是雨水特别多的冬季河流泛滥导致的。在附近一座略高于泰尔·夸斯里的山上，另一个村庄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前行，居民们皈依了伊斯兰教，用埋在那里的一位本地名人的名字为村庄命名。

20世纪20年代初，雅各·伯格伦（Jacob Berggren）访问了巴勒斯坦，谢克·穆万尼斯的名字出现在他的旅行回忆录中；他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瑞典使团，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神父。1821年12月，经拉姆拉（Ramla），他从耶路撒冷去阿卡（Acre，当时叫Akka）路过这个村庄。根据他的记载，村子在山上，山的周围是泥泞地，是由河流泛滥造成的——尽管那个冬天很温和。[2]

虽然不清楚这个时期的村庄人数，但我们有理由假定不少于325人，这是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PEF）于1879年调查得出的人数。[3]影响了中东许多地区的人口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30年，加速于20世纪。1922年，根据英国完成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口调查，村庄有664人；到1931年，人口上升到1154人；1945年，村庄人口达到1930人；3年后，到被迫迁离前夕，村子共有216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4]

巴勒斯坦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加快，首先应归功于英国委任统治下的状况，它或多或少类似于一个世纪前欧洲的人口发展过程。食物产量的增加提高了生育率，而现代性阻止育儿的方面尚未出现，如教育、女性地位方面的进展，以及最重要的，对下一代社会流动的预期。很有可能，在这个富裕村庄存在的最后30年，它吸引了来自土地不太肥沃的山区的农业移民。如果此类移民真的来到了村子，他们会被吸纳，最终成为本地人口的组成部分。

随着谢克村的不断扩大，石块甚至水泥建造的房屋取代了一些泥坯房。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是位作家和农民，在巴勒斯坦的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社区都很有名，写出了许多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生活的作品；对于谢克村，他钦佩地描述道：

除了极少数人，所有农民都使用西式犁。村里有4台收割机，也有大型的打谷设备。效仿犹太农业，他们采用现代方式管理橘园，还使用商业肥料。[5]

它还属于首批组织了柑橘销售公司的村庄。村民萨义德·拜达斯（Sa’id Baidas）是巴勒斯坦柑橘委员会主席，还是穆夫提的反对者。[6]1932年，村里为男孩建了一座地区学校，11年后为女孩建了类似的机构。

这个村庄能有经济的繁荣，或许还因为对扩张着的犹太复国主义聚居区采取了温和、容忍的政策。特拉维夫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南发展，而村庄与新邻居的关系相当友好。村里的男孩有时骑上自行车去萨马尔村（Summayl,al-Mas’udiyya），它在河的南边，那里有一些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比邻而居。犹太人也定期从富裕农民手里买水果蔬菜。有一次，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会试图对谢克村土地征税，村民不高兴；不过，他们的抱怨听上去更像是不满的纳税人，而不是抗议的民族主义者。村庄精英占有大部分土地，在位于村子北部的地方，他们甚至愿意卖给犹太人3000多杜纳姆土地。交易之后，他们还有11500杜纳姆肥沃土地，包括许多果园、绿香蕉林、谷地、放牧区。

到“一战”结束时，经一座名为基斯哈达（Jisr al-Hadar）的桥，相当部分的村庄农业产品会被运到雅法港。奥斯曼人撤退时炸掉了桥，英国人在原地造了浮桥。1925年，巴勒斯坦第一座水泥桥取代了它，由开拓先锋犹太复国主义劳工大队（Gdud Ha’avoda）建造。前一年，北部新建了莫沙瓦（moshava）[7]海尔兹利亚，造桥的目的是将它与特拉维夫连起来，并为村庄提供有更坚实路面的道路，以利它的农业出口。

阿拉伯人于20世纪30年代起义时，我们不清楚村民的心情怎么样。不过，由于没有任何骚动的迹象，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虽然反殖民抗议席卷了巴勒斯坦，但在谢克村，看起来没有产生回响，民族意识尚未出现在村庄居民中。[8]“二战”期间，许多英国士兵驻扎在这个地区。在桥边，与来自特拉维夫的退役士兵合作，村庄最富有家族的一名成员易卜拉欣·拜达斯（Ibrahim Baidas）开了个大饭馆。因为水边建有遮阴亭，饭馆起名夏威夷花园。它也举办表演会。名声起来后，它成了路标，当地人很快改用饭馆名来称呼那座桥。[9]热带太平洋岛屿的明媚生活变得触手可及。

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饭馆里喝茶和咖啡的时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谈些什么。不过，我们的确知道，首次打破这里宁静气氛的不是民族冲突，而是一次犯罪行为：1947年8月10日晚，饭馆遭到抢劫，是住在海尔兹利亚东面阿布基斯克村（Abu Kishk）的年轻贝都因人干的。破门抢劫中，三名从特拉维夫来的顾客和谢克·穆万尼斯的村民经理被杀。就数月后将搅乱村庄的政治震荡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前奏。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分治计划进行表决，之后，紧张局势立刻穿透了整个地区。根据决议，与所有沿海平原的村庄一样，谢克村处于犹太国的边界内。特拉维夫周边的巴勒斯坦人惊惶失措。阿拉伯人住在一个新移民国家会怎么样？而且大批移民还在源源不断涌入。他们怎能相信，一个外国人政权会公平对待当地居民？几乎可以肯定，绝大部分平静的村民不清楚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声明，不清楚犹太人对“先辈土地”的历史所有权，虽然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他们注意到了不请自来的邻居扩张土地的倾向。

按照分治计划，雅法是犹太国中的一个阿拉伯飞地；沿着它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分界线，激烈的冲突立刻爆发了，双方都有十多人死伤。不过，在第一座全是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的北方地区，局势依旧平静，虽然可以断定，紧张的空气弥散在全地。

此时，哈加纳的第一个动作是，对奥加河——雅康河——以南靠近特拉维夫北部住房的三个阿拉伯村庄居民施加强大压力，想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到1947年底，萨马尔村民不得不搬离自己的家，去雅马森（Jammasin）住下。接着，1948年1月，雅马森村民放弃自己的家，跟之前逃难到他们村子的人们及雅里沙（Jarisha）村民一起，去大村庄谢克·穆万尼斯暂时住下。由于这些没了家的邻居们的涌入，本已糟糕的村庄气氛更加恶化了。关于雅法和附近萨拉马（Salama）的激烈战斗的报道传来后，人们的恐慌加剧了。1948年1月28日，村里的“外交官”易卜拉欣·阿布·基尔（Ibraham Abu Khil）决心和附近聚居区的地方领袖一起去佩特提克瓦，跟哈加纳官员讨论时局。定下的会面地点是阿夫拉姆·夏皮拉（Avraham Shapira）家，他是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社区的神秘人物，在巴勒斯坦当地居民中极受信任。

哈加纳的约瑟夫·奥利茨基（Yosef Olitzky）明确地对这个阿拉伯大聚居区有敌意，但仍证实了巴勒斯坦代表的和平立场。根据他的会议记录，各村庄的代表表达了“维持友好关系的愿望，还说，他们会阻止任何外国阿拉伯人和他们自己的‘暴徒’进入他们的地方，如果做不到，他们会请求哈加纳的帮助”[10]。作为这次富有成果的会谈的结果，阿布·基尔同主要的犹太武装保持着密切联系，平息不断增长的紧张气氛带来的摩擦和误会。2月，村庄遭到枪击，也回了几枪，但没有人员伤亡。事件经调查后澄清了，双方采取措施，平息了敌对的氛围。虽然年轻的阿拉伯村民仍继续挖战壕，但禁止外来的武力进来，倾向于和平关系的温和村民仍控制着村里的行动。

可是，对哈加纳领导来说，这种平静状态是不可接受的。尽管村庄态度是和平的，他们依然很担心：这么大的一个阿拉伯居住区离特拉维夫港口太近了，而港口又与海边的发电厂和机场相邻。此外，同一时期，哈加纳正在执行D计划，其明确目标是把连续的领土掌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大批巴勒斯坦人口对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构成了威胁吗？这种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必须记住，在联合国分治计划中，分配给犹太国的人口有40%是阿拉伯人，超过40万。一些人尽了最大努力阻止局势升级，如特拉维夫的自由派市长以色列·洛卡赫（Israel Rokach），这个国家的犹太柑橘种植者中的温和代表加德·马赫尼斯（Gad Machnes），但他们的和平行动没能成功，而且不符合哈加纳的政策。[11]我们还有未经证实的材料，表明哈加纳付钱给阿拉伯合作者，让他们散布犹太人计划攻击村庄的谣言，诱使阿拉伯居民逃命。[12]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每一个星期的过去，煽动和虚假传言都在激增。有报告说，外国战士和“队伍”渗透进了村庄，大批武器也偷运进来了。一些报告甚至说，武装的德国军官出现在了谢克村。[13]哈加纳的高效情报网络和从村庄飞过的侦察机不断地证明，这一信息是错的，但并没有用。拉马特甘市长是阿夫拉姆·科利尼茨（Avraham Krinitzi），他眼馋这个相邻村庄的土地，是虚假流言的主要煽动者。莱希组织（Lehi）——“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的首字母缩写，由阿夫拉姆·斯特恩（Avraham Stern）领导——没怎么参与特拉维夫南部的激烈战斗，而是加入了北部的恐吓战役，希望赶走当地的阿拉伯人。亚科夫·巴奈（Ya’akov Banai）是另一个分离派军事组织伊尔贡的指挥官，他留下了下面的回忆：

这个村子延伸在特拉维夫、拉马特甘、佩特提克瓦之间。局势本要求它聪明点、安静点，它却一直跟阿拉伯人口中心保持着联系。西缪尔·哈列维（特拉维夫市政官员）提议征服这个村庄，而我们已提前做了准备。我们醒目地组织了一支60人的队伍，从村庄旁经过，让他们确信我们来自“亚马特·希特恩”（Jama’at Shtern，阿拉伯语，斯特恩帮）。他们吓坏了。第二项措施是要求他们第二天派代表来会谈，地点在特拉维夫外围的穆沙拉桥（Musrara）。参加会面的两名代表一个来自谢克·穆万尼斯村，一个来自加利尔村（Jalil，今天的Gelilot）。他们穿着正式服装，骑着马来了。西缪尔·哈列维说，他们有24小时时间收集所有武器——交到指定地方。他们声辩道，他们有的只是私人武器，手枪（婚礼上用的）。不过，列队示威和会面这两项表演足以让他们畏惧。他们开始放弃村庄，我们则继续向村民施压。[14]

下一项“压力”行动是典型的恐怖袭击。在去纳布卢斯的路上，莱希战士埃利沙·伊布佐夫（即阿夫拉姆·科亨）和一辆卡车被俘虏了，卡车上装满了计划去爆破城里阿拉伯指挥部的炸药。莱希战士们的报复行动是绑架了四名谢克村民，后者碰巧陪着一位年轻人，去加利尔寻找食物和燃料。虽然五名人质跟伊布佐夫在纳布卢斯被俘之事无关，莱希绑架者仍威胁说如果阿拉伯人不放了莱希战友的话，就要杀了他们。传遍村子的流言说劫持者已经杀掉人质，恐慌达到了新的高度。经过哈加纳的劝说、威慑和调解，五名人质被释放了，但恐怖行动收获了想要的效果。与此同时，人们证实，伊布佐夫被俘后立即遭到了处决。“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村子，”巴奈满意地接着说，“我们给他们留了条撤离通道。绝大多数人带着财物，走向图尔卡姆和夸其亚。”[15]

谢克村民有一条向北的“撤离通道”。给他们留出通道的不仅是暴怒的莱希英雄们，哈加纳的温和成员也与莱希一起行动。尽管有以前的口头协议，有过犹豫，有牵涉其中的道德问题，哈加纳的特拉维夫指挥官依然决定，同分离组织合作，实施对村庄所有通道的包围。当时，英国委任统治尚未结束，英王陛下的军队仍驻扎在这个地区，不过在3月20日的白天，他们没有阻止亚历山大旅三十三营的围困行动，没有阻止后者占据一部分村庄的房屋。从那时起，阿拉伯人进出都要敌人批准，运来的一切补给都要经过彻底检查。村民不能去田里，不能照料就快可以收割的庄稼。经济窒息加上运转发电机所需燃料的缺乏，很快造成食物和水的短缺。在村庄的最后几天，阿布·基尔领着最后一些居民撤离了他们的家。直到最后时刻，他一直天真地相信他的犹太“朋友”的承诺。

最后一批居民离开村庄后——当然，除了村里上年纪的傻子，不清楚他后来怎么样——莱希战士很快占据村庄的主要建筑，建立了自己的主要基地，起名“拉马特亚尔”，以纪念去世的指挥官阿夫拉姆·斯特恩，因为后者的代号曾是“亚尔”。[16]几天后，基地发出命令，要莱希战士参加对耶路撒冷附近代尔亚辛村的征服行动。如我们所知，代尔亚辛的短暂战斗于4月9日结束，这个山区村庄的一百多名居民被杀，其余的人遭到公开羞辱。“拉马特亚尔”运转到5月29日，其时，斯特恩的继任者被劝诱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这个地方成了以色列的一个新军事基地，但为时不长，当局便开始把犹太移民送来，怕的是难民再设法回到村庄。

不过到这时候，被迫流亡的谢克村的恐慌居民已在数英里之外。一些人到了图尔卡姆和夸其亚，它们在战后由约旦控制。另一些人分散在三角地带的村庄，如提拉和加朱利亚（Tira and Jaljulia），最终纳入以色列国并进的领土中。还有一部分进了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在以色列，他们起初住在帐篷里，没有收入来源，旅行受到限制。一些人离开了西岸和以色列，在中东流浪。一小部分人设法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以色列当局没收了他们留在谢克村的土地。法律上，留在以色列的人们被划归为“缺席者”，虽然其实人在这个国家；他们被剥夺了对自己土地和家的一切财产权。不用说，没有村民收到过赔偿。

数年后，谢克·穆万尼斯的前村民会偷偷地“朝圣”，从远处望他们的家一眼。1967年前，成为以色列公民的难民可以这么做，住在西岸的人们只有等到六日战争之后，才能含着泪水来到这座灰质砂岩的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