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这些村庄做什么?……它们被朋友们未经战斗地放弃?我们要保护这些村庄,好让他们能回来?或者,我们想抹去村庄存在的一切证据?
——果尔达·迈耶森(梅厄)在马帕伊(Mapai,以色列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1948年5月11日
我们也上了卡车。闪光的绿宝石
穿过我们的橄榄树夜晚说着什么。狗
冲着教堂塔上浮动的月亮叫
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
跟着我们。一首歌就够了:我们将回去
不会很久,回到我们的家……这时卡车倒空了
多余的装载物!
——马哈茂德·达维西(Mahmoud Darwish),《无辜的村民》,1995年
经过穿越了“先辈的犹太家园”的漫长艰难旅程后,现在,我想把焦点聚在这一较大地理区域的一小块地方。对我来说,它的过去如同一个开放的伤口。我相信,用最后几页讲讲它的故事是重要的,它表明了记忆和忘却在以色列构建的方式。
我在特拉维夫大学教历史,住在离校园不远的地方。我的公寓和工作的地方都坐落在一个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它于1948年3月30日消失了。在那个春日,最后一批惊恐的村庄居民走在通向北部的土路上,带着他们能带的东西,慢慢消失在包围村庄的敌人的视线里。女人抱着婴儿,能自己走的小孩跟在后面。年轻人照顾着老人,生病的和有残疾的人骑驴。在满怀惊惧的匆忙逃离中,他们留下了家具、厨房用品、箱子、散开的包裹,还有迷惑不解的村庄傻子,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留下了。[1]
几个小时后,兴奋的包围者控制了村庄,他们盯着这里好长时间了。在以色列地的历史中,谢克·穆万尼斯村村民的一页淡出了,落入遗忘的深渊。
村庄的房屋和田地不存在了,只剩下两三座不牢靠的建筑,一些受到破坏和被忽略的坟墓,几颗碰巧不影响停车区的、特别粗壮的椰枣树。我的大学就建在村庄最后的遗迹旁,延伸在已没有了的村庄的土地上,发展成以色列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本书的一部分就是在大学一间办公室里写的。正是由于这种奇怪的、建造与抹除之间紧邻般的存在,由于幻觉般的过去和不断前行的轻快现实之间难以忍受的摩擦,我获得了某种道德灵感,用在了这里的一些叙述策略上。
作为历史学家,也就是说,作为记忆的授权代理,靠讲授那么多的昨天谋生,如果不谈谈日常生活所在地的过去,我就没法结束这本书。虽然人们尽其所能地隐藏和消灭这个阿拉伯村庄的痕迹,它仍是同一块地,同一片天空,西边可见的海上天际线仍是它一直就是的那个,只是看着它们的是不同的眼睛。
[1] 哈加纳的一份报告说:“发现了一个显然是傻子的老人,他藏在村庄的一座房屋里……留下来的财物的状况表明,他们是突然离开村庄的。”引自哈伊姆·费尔伯格(Haim Fireberg):《特拉维夫:战争时期城市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延续及多种面孔,1936—1948年》[“Tel Aviv:Change,Continuity,and the Many Faces of Urban Culture and Society during War (1936–1948)”],博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2003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