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直接与阿拉伯人合作，才能创造有尊严的安全生活……令我悲伤的不是犹太人不够聪明，理解不了这一点，而是他们不够正直，不想这样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雨果·伯格曼》，1930年6月19日
一天，一只蝎子想过河，请青蛙把它放在背上，带着它过去。“可你叮所有动的东西！”青蛙惊恐地说。蝎子答道：“没错，但我不叮你，因为那样我也会死。”青蛙接受了这一回答的逻辑。走到河中央，蝎子叮了游泳者一下。“为什么这么做？”青蛙悲叹道，“现在我们都得死！”“这是我的本性。”沉入深水前，蝎子呻吟道。
——作者不明，时间不明
青蛙和蝎子的故事流传很广，人们也熟悉其寓意：不是所有人都凭常识行动，天性和本质往往决定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历史过程和运动没有什么确切的天性，更不用说什么本质。不过，它们的确拥有或至少伴随着内在的神话，后者不总是适合源于变化着的环境的变化着的逻辑。如英国谚语所说：“常识不总是常见的。”现阶段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特征支持着这一看法。
流浪的犹太人民的神话说，两千年前，他们不得不离开祖国，只要有机会都盼着回归；这一神话的建构充斥着一种现实逻辑，虽然它完全基于历史虚构。圣经不是爱国主义作品，正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一神教著作。迦南地的农业居民没有政治祖国，古代中东不存在此类祖国。那些拥护单一神信仰的当地人没有被从家乡赶走，他们只是改变了信仰的性质。这不是一个独特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的问题，它讲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新宗教扩散开来，赢得了新的信徒。大批皈依者及其后代设想救赎将在圣地发生，带着极坚定的意志热情地渴盼它，但从未认真考虑过迁居那里，从未这么做过。犹太复国主义根本不是犹太教的延续，而是对它的否定。的确，恰是因为这一点，在历史上较早的一段时间，犹太教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如此，神话仍穿透了特定的历史逻辑，反过来，后者也促成了它的部分实现。
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带着它内在的恐犹症，横扫中欧和东欧，将其原则播入一小部分受迫害的犹太人心中。这些“特选”先锋感觉到了笼罩着犹太人的危险，开始勾勒一幅现代民族的自画像。与此同时，它掌握了自己的神圣中心，将之转换成一幅古代圣地图景，“族群”部落看起来是从那里萌芽和扩散的。一向属于宗教的纽带被民族领土化了；即便不完全是原创，它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促成这种新爱国主义范式而言，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清教主义担任了什么角色？虽然很难评估，但在作为一个民族的“以色列之子”的概念与殖民化方略的历史性相遇中，这些势力无疑也出现在这一场景的背后。
在通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条件下，在“荒芜”地区殖民定居的观念依然披着自己的一套逻辑外衣。那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即它的目的地住着无名的当地人，缺少民族认同。若是这一图景和运动诞生的时间早一些，诞生于沙夫茨伯里勋爵提出此观念的时候，殖民过程或许不会那么复杂，对当地人口的再安置或许能较轻易地、较少担忧地实现，就像其他殖民区域发生过的那样。然而在19世纪中叶，虔敬的犹太人，特别是中东欧的犹太人相信，迁居圣地实属渎神，无意这么做。西欧犹太人已经相当世俗化了，足以避开那种虚假宗教的民族主义陷阱：后者召唤他们去在他们看来没有文化或经济吸引力的地方。此外，即将席卷中东欧的可怕反犹主义的阵痛刚刚开始，那里大批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一时未从昏睡中醒来，尚未尽力脱离将反复蹂躏他们的不友好环境。
若非西方国家拒绝接受大批移民，很难说这个虚构的民族会不会建构出来，会不会有大量犹太人及其后代迁居巴勒斯坦。可是，所有别的选择都消失了，一小群无家可归者不得不踏上去圣地的路途，而他们起初把它看作极没有希望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赶走当地人，后者迟到般地、犹疑地刚有了民族特征。殖民活动引起的冲突无可避免，以为能绕过的人们只是在欺骗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导致的犹太灾难制造了一种环境，使得西方能将一个定居者国家强加给当地人。作为受迫害犹太人的避难地，以色列国的成立发生于正在逝去的殖民时代的最后几小时，精确地说是最后时刻。
没有族群殖民的动员神话，争取自主权的斗争很可能不会成功。然而，在某个关节点，曾帮助构建以色列民族的逻辑消失了，神话式领土的恶魔得意地击败了它的创造者，超越了后者所创造的东西。它那带毒的一叮出现在叙事的开始，伴随着祖国意识的引入，而想象的祖国边界远远超过日常生活的真实空间。这种意识令人向往广袤无边的土地扩张，同时，由于巴勒斯坦人拒绝认可对其土地的外来入侵的正当性，由于他们的暴力抵抗，继续扩张有了源源不断的借口。此外，在2002年，通过阿拉伯联盟提出的和平建议，整个中东同意正式承认以色列国，邀请它加入这个地区，以色列却反应冷淡。无论如何，它很清楚，这样的融合只能以以色列地和古代圣经地域的分割为代价，以色列将只能做“小”国。
在现代时期的民族冲突中，于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是最持久的一个；在每一轮冲突中，犹太复国主义都设法攫取更多的领土。如我们看到的，一旦这些土地被从民族主义视角认作神圣的，再放弃就变得极为困难。最终，1967年战争将以色列诱入甜蜜而残酷的陷阱，是它无力凭自身脱离的陷阱。尽管所有现代祖国都是文化构建物，从民族领土撤离依然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要主动选择的时候。即便世界能被说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真的是要为受迫害犹太人寻找避难地，不是要征服想象中的先辈土地，曾激励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构成其一个最强大概念基础的民族领土的神话也不能和不愿撤退。
最终，像历史上别的民族主义神话，它必定也会枯萎。不过，谁若不愿服从这样彻底宿命论的路径，谁就得问问自己：这一神话会带着整个以色列社会和全部邻居一起死去，还是在它消失时留下生命的迹象？换句话说，蝎子仅仅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神话吗？还是神话创造的所有民族主义文化事业全都浸透着蝎子独有的偏执品性，注定会自信地继续游向它自己和别人的毁灭？
青蛙的可悲命运不单单是未来的事，在当下的许多时候，巴勒斯坦人正承受着持续的折磨。这一过去和当下的苦难定下了本书的调子，并激发我写出下面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