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安置到外部殖民

从内部安置到外部殖民

对1947年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以色列国的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社区的兴奋难以言状。欧洲犹太人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屠杀仅仅过了两年，成千上万不被许可迁居的难民依旧住在临时营地，绝大部分在德国——本书作者就生在其中的一个营地，生命的最初几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西方国家发现，把这些犹太难民送到中东是摆脱他们的好办法。这是当时停滞不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重大时机。虽然残酷的反犹迫害是这个时期的特征，从美国对移民关上大门的1924年到1947年，只有50万移民抵达巴勒斯坦，使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到达近63万。同一时期，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口总计125万。

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国家分开，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如今回头来看，那已被证明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虽然如此，阿拉伯人的选择符合逻辑，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有人同意让渴望土地的外国人在他们那里殖民：这些外国人慢慢地得到他们领土的一块又一块，不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盼着成立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125万“本土”居民，联合国分治计划仅授予其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土地面积的45%，却将55%分配给定居者人口。基于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人口对比，很明显，即便一些犹太地区是沙漠，在受分治方案歧视的人们看来，它也不能算是公正的。

从软弱的巴勒斯坦居民的视角看，同样荒谬的还有，按照最初的联合国计划，大致1/3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差不多40万人占有的大片土地将划在提议的犹太国边界内。历史的讽刺体现在，如果没有的确是由阿拉伯领导发动的1948年战争，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将拥有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少数群体；随着时间的前行，它会增强自己的力量，最终抵消这个国家的犹太隔离主义本质，或许还能与这个国家相抗衡。如不发生军事冲突，新国家不大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流放驱逐。同样的，如无惨烈的战斗，几十万阿拉伯居民不大可能逃离家园。

多年来，犹太复国主义修辞想让世界，尤其想让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相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逃离是在响应他们领袖的宣传。自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帕皮（Ilan Pappé）的研究出版以来[1]，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本地人的领袖没有建议他们离开，大灾难（Nakba）的发生不是缘于阿拉伯领袖的建议。许多巴勒斯坦人出于恐惧而逃走，犹太武装则使用了多种手段刺激着他们这么做——本书的后记提供了一个事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还有许多人被直接装上卡车，被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总计400多座村庄被毁灭，近70万居民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数量超过了那时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口。

近些年里，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即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是“自愿的”，抑或其实是被赶走的；问题虽然重要，但我不认为它有着决定性意义。从历史和宣传角度看，关于“族群清洗”是有计划地还是自发地、局部地发生的辩论也重要，不过，另一个根本性伦理前提更重要：为躲避纷飞的子弹、落下的炸弹，难民家庭逃走了，但到战斗结束后，他们应有回家的基本人权。然而，众所周知——对此没有学术争论——1949年以来，以色列强硬拒绝难民回归，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战斗。[2]对照这一明确回绝，新生的以色列国迅速于1950年实施了《回归法》，允许所有证明是犹太人的人移民以色列，即时给予他们充分的公民权，哪怕他们是他们原来所在国家的正式公民，并未因宗教或族群出身遭受迫害。此外，即便以后决定回到原来的国家，这些以色列国的犹太移民也不会失去他们在“历史祖国”的权利。

1948年战争期间，新国家相当程度上还获得了修改联合国决议分配给它的边界的能力。停战协议签订后，刚刚占领的地区没有被归还阿拉伯人，以色列立即吞并了它们。在此背景下，我们要记得，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接受了分治理念，成立了以色列国，但以色列《独立宣言》没提到边界并非偶然。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控制了78%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土地，或者说是78%的“以色列地西部”。[3]不过，比领土扩张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的“消失”：它是新国家期待的真正奇迹，即便并未真的筹划过。

逃走和被赶走的巴勒斯坦人有70万，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奇迹般地设法留下的仍有10万人，另有4万人或在停火协议实施时回家了，或在那之后不久成功越过了边界。一夜之间，这些“幸运的”阿拉伯人成了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按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明确要求成为以色列公民，但直到1966年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得不生活在严厉的军政府体制下。他们与仍在扩大着的犹太移民人口隔离，独自留在一个定居范围内，只有得到军队许可才能离开。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几乎没有在远离家的地方找到受雇机会的可能。借着这种状态，借着以色列法律特别禁止被界定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民事婚姻，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功地继续实施着纯粹“族群”殖民的政策。[4]

随着1948年战争的推进，基布兹自发占据了逃走的或被从自己家、村庄赶走的前阿拉伯邻居放弃的土地，收获了他们的丰饶庄稼。还在战争结束前，以色列就在分治计划的边界外建立了定居点，到1949年8月，此类定居点已有133个。稍后，对“缺席者”资产的大规模国有化开始了；所谓“缺席者”是一种法律界定，指外部难民和许多留下来成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后者也由此被用自相矛盾的术语“在场的缺席者”来指称。通过1950年的缺席者资产法，这个国家没收了200万杜纳姆左右的土地，相当于全部阿拉伯人私有土地的40%。与此同时，对于约占总量10%的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时的国有土地，以色列立法机构采取措施，确保从法律上将它们转给以色列国。总的来看，这些行动导致了对2/3曾属于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土地的征用。到20世纪末，巴勒斯坦裔阿拉伯人占以色列人口的20%，但在以色列1967年前边界的土地中，他们只占了3.5%。[5]

1948年后，“土地救赎”“排干沼泽”“让沙漠开出鲜花”获得了新的号召力和动力，而且，如今它们由主权国家的授权单位管理着。一些土地以象征性价格转给了犹太事务局和犹太民族基金会，二者都是有治外法权的实体，它们制定的内部章程禁止把土地从它们那里转给非犹太人。由此，相当部分的征用土地不属于新国家的公民，而属于世界犹太人。直到今天，80%的以色列土地仍不许非犹太人购买。[6]

“国家犹太化”成了新的口号，逐渐取代了“土地救赎”，在犹太复国主义左右翼的共识中都扎下了根。后来，术语“加利利的犹太化”流行起来，因为顽固的阿拉伯多数仍住在那里。国家成立后，从1949年到1952年，大规模移民潮让以色列人口增加了两倍，政府得以用成千上万的新犹太移民填充没收的土地。包括基布兹、莫沙夫以及较小程度上也有发展城镇在内，大量土地免费转给了它们。到1964年，432个新定居点建立起来，其中108个是基布兹。[7]绝大部分基布兹沿边界建在“边疆地区”，以防阿拉伯难民跨越边界的活动。在以色列行话中，这些难民被称作“渗透者”，他们试图回到自己的村庄，或是取回一些自己失去的财产。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跨界报复自己财产的占有者。仅在1952年，被杀的“渗透者”就有394人，另有大量新定居者受伤。巴勒斯坦人感到很难接受将他们与他们的家隔开的边界，而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边界同样是不明确的。

在1967年前的20年里，以色列看起来愿意以“1949年停火线”作为最终边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犹太主权的重大愿望都实现了。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包括阿拉伯邻居——都承认了以色列国，而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犹太人向新国家的大规模移民没有受过干扰。同一时期，对于美国不肯接收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成功将他们带回自己这里。犹太国也接回来大部分阿拉伯犹太人；由于以色列和新出现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他们很快被赶出了阿拉伯国家。也是这个时期，由于对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组织注入的巨大能量，由于向以色列控制的前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78%土地填充人口的需要，倾向于完整占据古代以色列地的领土收复主义受到遏制。例外的是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贝塔尔的年轻成员，他们还在高歌泽夫·亚伯廷斯基的叠句“约旦河有两岸，这一边是我们的，那一边也是”。就国家教育机构来说，它没有采用暗示要打破和扩大以色列国边界的明确修辞。新国家的最初19年看起来巩固了一种新的犹太文化，其爱国主义重心更多地放在了语言、文化和已经住了犹太人的领土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除了阿拉伯人和超正统派犹太人，在所有公立学校中，《圣经》学习对所有以色列孩子的民族领土想象产生了重大影响。每个学生都知道，大卫城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征服的，以色列教育体系的每个毕业生都清楚，他们的所谓先祖埋在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如今那里是伊斯兰清真寺。地理课本的普遍做法倾向于模糊停火线，强调历史祖国的“广阔自然”边界。[8]虽然没有进入日常政治宣传内容，但神话式的以色列地依旧安居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的缝隙中。

以色列大众不把停火线看作以色列国的最终边界。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当然从未停止梦想一个大以色列，左翼的劳工联盟对土地的胃口也未见缩小[9]；此外，如以色列社会学家阿德里亚纳·坎普敏锐地指出的那样，这里存在着代际区别。[10]本地出生的以色列一代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在部分由不断发展着的定居实践所形成的氛围中，他们有了拒绝承认领土局限和障碍的心理动力。年轻的以色列人中，摩西·达扬（Moshe Dayan）和伊加尔·阿隆（Yigal Alon）可能是最突出的代表，对于他们采取的立场我们可称之为民族空间民族主义（ethnospatial nationalism）。1948年战争时期，这些人是最好的战士和优秀指挥官，但在扫空阿拉伯村庄的行动中，他们的坚决和肆无忌惮也很引人注目。

这一代战士不喜欢1949年的停火协议，他们觉得如果许可的话，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应该继续挺进到西奈半岛，轻松占领约旦河西岸。[11]的确，在50年代的冒险主义行动中，这些以前的战士越过了边界，质疑着这个国家“狭窄的和不自然的”边界。对于许多以色列青年来说，夜间长途跋涉到佩特拉的纳巴泰城（Nabataean city）风行一时，偶尔的伤亡则一夜间将他们抬举为文化英雄。[12]但是，对巴勒斯坦“渗透者”穿越边界的做法，国防军的反应是组建101部队，以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为指挥官，毫不犹豫地越界攻击怀疑为巴勒斯坦人基地的村庄和营地。许多新以色列人把边界看作可伸展的边境地区，而不是无可置疑的永久界线。[13]

不过，将领土想象令人惊愕的一层展示出来的是1956年的西奈战役，它们在和平时期没能浮上以色列政治的表面。埃及领导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出了英国、法国、以色列的战争联盟，它们的目标是入侵埃及，推翻其政权。这是一次标准的殖民反应，以色列认为以此为借口，它的参与将能阻止渗透者进入自己的领土。

1956年，在巴黎近郊塞夫勒，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法国总理居伊·莫勒、英国外交大臣约翰·塞尔文·劳埃德（John Selwyn Lloyd）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本-古里安提出了一个重组中东的大胆计划，要求在军事胜利后，将约旦哈希姆王国一分为二，当时亲英的伊拉克接收东岸，条件是承诺在那里重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接收西岸，作为一个自治区。本-古里安还宣称，应允许以色列把北部边界向北伸展到利塔尼河，并完整吞并蒂朗海峡和埃拉特湾。[14]

这位以色列国创立者没有回到他在1918年时的领土概念。如今，本-古里安认真地打算放弃东部的外约旦。不过，关于南方的西奈半岛，他的新视野反映出一些变化：年轻时，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没把阿里什绿洲以南地区看作以色列地的一部分。并非偶然地，在1956年飞往巴黎的时候，他花了些时间读拜占庭地理学家普罗克皮乌斯写的历史材料，是关于蒂朗岛上称作犹特瓦（Yotvat）的犹太王国的。

在西奈半岛，联盟迅速赢得军事胜利，这位71岁的以色列领袖再添精气神和力量，表明他对领土的欲望并未因年迈而消退。在给征服了沙姆沙伊赫的国防军部队的信中，他写道：“埃拉特再次成为首要的南部犹太港口……（如今）称作蒂朗的犹特瓦……将再次成为第三以色列（即犹太）王国/共和国的一部分。”[15]正如在1948年，他认为吞并分治计划之外的占领领土是“自然的”民族行动，现在，热情的以色列总理把征服西奈半岛描述为解放真正的祖国土地。每一次，当领土梦能够与力量联系起来的国际背景出现时，“以色列地”便回到了舞台中央，再次成为实用主义的工作重心。

1956年12月14日，战斗结束才两个月，沙姆沙伊赫建立了第一个以色列定居点，名为奥非拉（Ofira），意为“朝向奥非尔（Ofir）”，奥非尔是一个希伯来《圣经》提过的地方。[16]方案是摩西·达扬提议的，直到国防军开始从西奈半岛部分地区撤退时，这位总参谋长依然相信，沿红海海岸定居是可能的。总理访问了新渔村，就犹太定居问题发表了演说，激起了沿海岸建立更多定居点的希望。

同一时期，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非亚，第二个定居点建立了。纳哈尔（Nahal）意为战斗的青年先锋，是国防军一个旅的名称；这个旅的战士定居到一个废弃的军营，开始耕作1000杜纳姆土地，目标是尽快由定居点构成一条锁链，隔开加沙地带与半岛，将它变为以色列领土。另一计划是在这个地区的白沙滩处，由青年卫士运动的团队建立一座渔村。达扬负责定居行动具体措施的执行，并受到其顽固政治对手伊加尔·阿隆（Yigal Alon）的充分政治支持。1956年12月，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前途光明的青年领袖阿隆自信地宣布：

如果我们决心保卫加沙……我认为，萨姆森市（Samson）将成为以色列城市、以色列国的一部分。这项政策与我们对加沙地带的历史权利相一致，与我们的生存利益一致，与指引我们的原则一致—以色列全地的原则。[17]

然而，1949年停火线外的第一次定居事业很快遭到了致命一击。一项联合国决议要求从整个西奈半岛撤退，再加上美苏的压力，本-古里安和年轻同事们建立“第三以色列王国”的希望破灭了。此外，快速的强迫撤离冷却了以色列兼并主义者的热情，其领导也似乎从中学到了什么，开始抑制一直是国家行为显著特征的殖民愿望。1957—1967年间，以色列边界虽不能说完全平静，但到这黄金10年结束时，以色列终止了对其阿拉伯公民的军事管理，它在中东的存在展示出正常化的气氛。也是在这个时期，以色列加入了核武国行列，这或许也增加了以色列政治与军事精英的安全感与平静感受。

“在所有的阿以战争中，1967年的‘六月战争’是唯一一次双方都不想要的。战争源于一场危机，它滑向了以色列及其对手都无力控制的地方。”[18]这一精炼的概括是阿以冲突专家阿维·西拉姆（Avi Shlaim）写下的。我们只想加上一句：虽然现在的主流观点是纳赛尔不想要战争，国防军将领们间接导致了战争爆发，但埃及领袖是危机的首要责任人，这一结论很难反驳。1956年战争结束时，埃及尽管没错，却受到了惩罚，不得不将西奈半岛非军事化，同意在那里部署紧急国际部队；虽然如此，对于埃及媒体发出的战争话语，即便空洞无物，上述惩罚也不足以构成历史正当性辩解。纳赛尔掉进自己挖的陷阱，国防军机敏地抓住了机会。[19]

1967年，19岁的以色列或许赢得了一次惊人的军事胜利，结果却是落入了更大的陷阱。它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准备征服1948年“失去的”部分以色列地——虽然一直有此类应急计划——但是，它也没对自己能实现这一征服感到震惊。

以色列人的胜利喜悦感染了许多人，这深深地让他们感到，如今一切皆有可能。据说，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曾把停火线叫“奥斯维辛边界”，它曾带给以色列人受困心态；现在这种心态消散了，取代它的是空间的梦想、回归古代景观的事实、士气的提升，以及一个犹太帝国的远景——它能令人联想到大卫和所罗门王国。大批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最终得到了一开始便指引着民族想象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象祖国的那些部分。事实上，早在1967年，以色列政府就对以色列调查局发布了指令，停止在国家地图上标注1949年停火线，即“绿线”。从这个时候起，以色列学校的孩子们不再学习这个国家以前的“临时”边界。

刚刚征服东耶路撒冷时，战争还未结束，摩西·达扬就宣布：“我们回到了我们最神圣的地方。我们回来是为了再不同它分开。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向阿拉伯邻居伸出和平之手。”[20]因此，我们不必惊奇：6月28日，在催眠式的心满意足的气氛中，以色列议会投票决定，吞并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带，同时宣布愿为和平而努力，以撤离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作为交换，同所有对手谈判。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头脑冷静的以色列大人物怎能认为，受到战败羞辱的阿拉伯领导会同意跟以色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在“犹太国”刚刚正式吞并阿拉伯和穆斯林圣城（Al-Quds）的时候？然而，这就是弥散于1967年夏天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逻辑。很大程度上，这种逻辑直到今天仍在运作。[21]

在战争刚过几个月的1967年9月，《以色列全地宣言》发表了，签名者首先是接近以色列劳工运动的人们，但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人士。在这份文件中，一些当时最重要的以色列知识分子正式宣布：“如今，犹太人民掌握了以色列地……我们忠诚地致力于我们土地的完整，任何以色列政府都无权在这方面做出让步。”[22]拿单·奥特曼、哈伊姆·古里（Haim Gouri）、亚科夫·奥兰德、乌里·兹维·格林伯格（Uri Zvi Grinberg）等诗人携起手来，宣扬祖国的领土完整。杰出作家沙伊·阿格农（Shai Y.Agnon）、哈伊姆·哈扎兹（Haim Hazaz）、耶胡达·伯拉（Yehuda Borla）、摩西·沙米尔等联手情报和军事人员，如前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Isser Harel）和阿夫拉姆·约菲（Yoffe）将军，共同阻止以色列政治家妥协。连广受赞誉的获奖教授多夫·萨丹（Dov Sadan）和哈罗德·费西（Harold Fisch）也跟华沙隔都起义的前战士伊萨克·楚克曼、兹维亚·卢贝金（Zivia Lubetkin）建立了联盟，鼓励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地方定居。还有许多人同他们看法一致，只是不愿在他们看来人已很多的情况下做这种含义自明的宣言。不公开“谈论地图”的多年传统被打破了，如今，绝大多数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不再避讳。

在胜利进程中，以色列控制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主要由于残酷的1973年战争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有效干预，10年之内，以色列让西奈半岛“解放了”，但是，能让以色列从戈兰高地、西岸、阿拉伯耶路撒冷中解脱的外部拯救者还未出现。此外，以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机构跟弱小的以色列维持着相对冷淡的关系，到1967年的闪电般胜利后，它们突然成为强大的新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23]“流散地的犹太人”注视着大海那边他们资产的扩大，没有任何亲自去那里生活的愿望，却为以色列国提供了金钱和政治支持，以色列则开始陷入持续的占领与压迫的泥沼。在此背景下，定居事业不断发展，军事政权在那里建立起来，深刻地嵌入了以色列经验；它们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历史逻辑，实施着自觉“抱愧”版的地方种族隔离政策。

以色列的1967年不像1948年那样幸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二战”后现实中，大规模的人口转移依然是可能的，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后殖民世界对它的接受程度要低得多。在战斗期间和战斗刚刚结束时，戈兰高地的许多居民逃走或被赶走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拉特伦（Latrun）地区，3个被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的居民走了；杰里科附近一个难民营的人走了。不过除此之外，占被征服人口大多数的西岸与加沙地带居民都留在自己家里，少数人要求立即将当地人口驱离[24]，但以色列很清楚不能这么做。因此并非偶然，战事完结约一个月后，第一个定居点建在了最近人员已“被疏散”的戈兰高地，之后还建了32个。由于本地人口不多，以色列受到鼓舞，于1981年正式吞并了这个地区，表明它将不考虑今后跟叙利亚达成和平协定。这一举措背后还有一种假设：正如世界不得不接受1948年的征服，它也会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征服成果的控制。

在西奈半岛，第一个纳哈尔定居点新西奈成立时间也很早，1967年12月建于阿里什的东北。追随着这一先锋模范，另外20个永久定居点在这个地区建成了。1979年，以色列最终与埃及签了和平协定。根据协定，这些定居点都得和以色列军队一起撤离。在加沙地带，第一个以色列定居点到1970年才建立，随后又有了17个繁荣的居民点。2005年，它们全都撤出了。

不过，在“历史祖国”的核心地带，受完全不同的情感包袱的影响，从一开始，事情的处理是照着不同的战略进行的。战后前10年，原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掌握着以色列的权力。如我们看到的，与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相比，左翼的领土冲动并不见小，只是与右翼不同，犹太复国主义左翼较为实用主义，在1937年、1947年、1957年等关键性历史时刻，以及在1967年，它显得很克制，行动时较迟疑和谨慎。

一个重要因素是以色列顾忌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担心它们再次采取一致的外交政策，强迫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全部土地撤退。但1967年不是1957年，对以色列极为不幸的是，它未受到任何强烈的国际压力。第二个因素更麻烦：征服西岸时，那里有67万巴勒斯坦人，具有人口急剧增长的潜力。要在这些人中建犹太定居点，那将质疑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迈出第一步时就指导着它的纯粹殖民地原则。有鉴于1948年整合进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口的高出生率，以色列从未考虑过给他们公民权。一些情报官员提出了更符合以色列利益的建议，即让西岸成为自治区，由以色列统治，不向那里引进定居点。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本性最终更具决定性意义。

在西岸，几个因素支持着第一个定居点的成立：向死者致敬，土地偷窃的神话，民族屈辱的消除。1967年9月，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月，在1948年战争中放弃和摧毁的犹太定居点的废墟上，树林村庄出现了——加沙地带的南部村庄（Kfar Darom）也是这样形成的。依循同样的逻辑，一群人进入了希布伦的一座旅馆，宣布要复兴这个城市以前的犹太社区；1929年，社区遭受了严重伤害，1936年他们被迫完全撤离希布伦。[25]不过，在第一个事例中，定居点建在靠近1949年停火线的地区，迅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个则建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心。因此，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史上，希布伦犹太定居点的出现应看作决定性的转折点。

回头来看，在被占领土上，我们可以认出漫长的占领和定居历史中的三个关键时刻。首先是以色列单方面吞并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不给予他们充分公民权。以色列从未真正统一这座城市，除非我们不把术语“统一”应用于人民，而用在石头、垃圾、房屋、坟墓上。那个时候，这一特别的吞并行动甚至得到了乌里·阿夫讷里（Uri Avnery）等坚定的和平战士的支持，代表着神话对历史逻辑的彻底胜利，圣地对民主原则的彻底胜利。

另外两个决定性时刻与希布伦市相关，那里有犹太男性和女性先辈的墓地。一次发生在1968年逾越节期间，当时一些犹太先锋人士侵入了这个城市，稳健的总理利维·艾西科尔（Levi Eshkol）要求他们立即撤回。然而，面对强大神话和越积越多的公众压力——伊加尔·阿隆和摩西·达扬有效地和冷漠地将之转换成个人政治资本——的合力，总理退却了，同意妥协，在靠近阿拉伯城市希布伦的地方建立了犹太定居点四人镇。大坝破裂了，以色列慢慢地、稳步地渗入了西岸。

另一次发生在1994年，以色列籍美国医生巴鲁赫·格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于希布伦杀害29名穆斯林礼拜者后不久。在这一事件造成的强烈公众震动下，事件为总理伊萨克·拉宾（Yizhak Rabin）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从希布伦或许还有四人镇撤出定居者。这样的决定将巩固促使以色列从对西岸的全部或部分占领中脱身的联合意愿，极大地加强巴勒斯坦人的和解力量。然而，由于先辈土地的神话和对公众抗议的畏惧，变得越来越温和的政治人物拉宾总理的反应受到了约束。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支持被占领土上的“安全”定居。事实上，在1992—1995年的第二次总理任期中，定居点建造基本保持着以前的水平。他不敢撤离哪怕一个定居点，但还是于1995年11月被谋杀了。[26]

1977年，工党首次失去对政府的控制，1992年和1999年又回到权力中心。在它的种种面貌中，它对西岸定居事业的态度就像是一头奶牛想要被人挤奶。对那些想要挤奶并往往使用不合法手段的人们，工党远非断然拒绝，而是最终带着悲伤、和解与爱奉上自己的奶。按照这个中间偏左政府遵循的原则，根据1967年阿隆计划建立的“积极”定居点是所谓的“安全定居点”，主要位于巴勒斯坦人不多的地方，如扩大了的约旦河谷，跟将要永久包围耶路撒冷的新犹太区不同。

但在殖民冲动中，一个冲劲十足的活跃少数派找到了共同事业，推动着犹疑不定的政权向前走。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1897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宗教小团体。对于上帝的力量和个体信徒本质上的软弱，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可是，在这些宗教民族主义者眼中，伴随着占领圣地的每一步，圣地越发圣化了，越发重要了。早在1967年前，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就有了将中心从上帝换成圣地的倾向，并且将被动等待弥赛亚的立场变成积极参与民族行动以加速它的到来，只是，这还只能归入宗教民族主义政治的边角处。到以色列取得令人惊愕的军事胜利后，在已是联合政府一部分的民族宗教政治游说势力中，上述倾向从消极转变到积极的诱惑力放大了。

早在1967年的树林村庄，更多是在1968年的希布伦，开始确立定居步伐的新先锋已经出现。到那时为止，宗教高中毕业生和民族主义犹太经学院学生原本处在以色列文化边缘，突然就成了时代英雄。从20世纪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首先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但现在，圣地征服者最具冲力的部分成了披着祈祷巾、头戴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针织圆顶小帽的人。他们鄙视质疑上帝许诺圣地的真实性的“人道和平主义者”，正如早先几代的信教犹太人鄙视将圣地变为仪式崇拜核心的现代民族主义者一样。如此，以“信仰者集团”闻名的先锋运动诞生了，它促进了以色列定居点在被占领土的扩张，使之获得了远超其他方式的更多土地。

信仰者集团仅代表以色列社会的少数群体，却没有哪个政治潮流、派别或同盟能成功地挑战它的修辞，后者的基础是以色列人民对其土地不可否认的权利概念。鉴于有犹太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领土主义先例，整个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一直觉得，应该听从这个少数派的要求，哪怕它搅乱了这个主权国家政治、外交、经济、逻辑的资产负债表。[27]如我们看到的，面对要保卫民族领土资产的、骄傲的爱国主义话语，最温和的势力也难以进行长期的抵抗。

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于1977年上台，显著地加快了定居步伐。1979年，为交换与埃及的和平协定，梅纳赫姆·贝京“让出了”整个西奈半岛，同时又尽力推进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建设。自树林村庄于1967年建立后，这个地区见证了从无到有的150个定居点、城镇、村庄及更多前哨站的建立。[28]到本书写作时，住在这些定居点的以色列人超过了50万。并非所有人都是意识形态定居者，想要从外国占有者手中解放以色列地。一些人是经济移民，之所以生活在西岸，是因为可以用象征性价格拥有一座带着部分土地的房屋，拥有山区景色。而且在慷慨的政府资助下，与绿线内的以色列相比，先锋定居点的教育、医疗、福利服务要好得多。前者的福利状况衰落得相当快，被占领土地却在发展中，相当兴旺。有人甚至在那里买房当投资，期望一旦以色列强迫人们撤离，他们能得到满意的补偿。

大部分定居点是由生活在军事占领中的巴勒斯坦劳工建造的。他们白天在定居点干活，有时还建隔离墙，晚上回自己的村庄。到第一次因提法达（起义）于1987年底爆发时，巴勒斯坦劳工已在以色列主权区域的城市以及基布兹、莫沙夫占有了一席之地。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考虑，以色列不自觉地成了典型的种植园殖民地，拥有缺乏公民权和主权的和平温顺的人口，后者为不仅有公民权和主权，也有着家长式保护意识的主人工作。摩西·达扬的家长式幻想塑造了一种“文明”占领，经受了20年的时间考验，到1987年才彻底崩溃。“软”占领政策将巴勒斯坦人起义推迟了10年，让世界对它漠不关心，促进了缓慢前进的殖民化。不过，最终，它间接导致了一次大起义。

参与者广泛的因提法达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恐怖主义破坏了平静的控制关系，由此又拯救了“族群-民主”国家原则。以色列把巴勒斯坦“入侵者”赶回西岸的住处，终止了到那时已有相当进展的经济共生局面，并开始从东亚市场引入廉价劳动力。同一时期，从崩溃的苏联来的大批移民也为以色列提供了人手[29]；除了让民族主义的超正统派惊慌外，以色列不太在意这些人手是否是犹太人，是“白人”就行。

从1967年到1987年，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准明显提升，生育率也相应增加了。2005年，西岸的人口为250万，与加沙地带人口合起来共400万。此后，它们的人口继续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起义中，生于60年代末占领状态的人们成了领导者，构成普遍武装抵抗的主力。虽然从未被其他政权统治，但这些巴勒斯坦青年很快了解到，在20世纪末的地球，极少人有那种不寻常的境遇：没有正式公民权，没有自治权，没有祖国；在当今世界，这种状态已变得极其罕见、极不可行，绝大多数人认为完全不能忍受。

对新出现的动荡，大多数以色列人很吃惊，觉得难以理解。以色列主流话语的流行辩解是：“他们比这个地区的所有阿拉伯人过得都好。”对持续生活在加了掩饰的种族隔离政权旁边的状况，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很不自在，彼此用一个复杂的抗议术语交流，不说“被占领土”（ha-shtakhim ha-kvushim），而用“管理领土”（ha-shtakhim ha-mukhzakim）代替它。他们更担心的是，长期占领会损害这个国家的“犹太”性质，给自己的安慰是一种基本假定，即那只是暂时的，虽然它的存在时间已达1967年前的“狭窄”以色列的两倍。这导致了对待殖民控制的道德冷漠的固化，令人回想起“二战”以前，众多西方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的态度。[30]

对于空间现实，1987年和2000年的因提法达没带来什么变化。第一次因提法达导致了《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建立，受到欧美的支持，由此减少了以色列的占领成本，但没能放缓殖民定居进程。相反，自1993年协议签订后，定居人口增加了近3倍。比较来看，第二次因提法达引起了加沙地带以色列定居点的撤出，不过，谁都清楚总理阿里尔·沙龙的动机：首先是逃避同巴勒斯坦领导的全面和解。其结果是，他制造了一个敌意的“印第安保留地”，剥夺了它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权利。[31]事实上，包括2000年的黎巴嫩和2005年的加沙，以色列不经过谈判，策划和实施了两次单方面撤离，目标是让以色列保有其他领土，尤其是戈兰高地和西岸。以色列建起将自己围起来的隔离墙，目的是减少窜入其边界内的自杀式爆炸；然而，隔离墙并非沿着1967年边界修建，而是切入了巴勒斯坦领土，以容纳大批的定居点。与此同时，隔离墙外的定居点变得更强固，建造更多前哨站的步子也未停下。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梅纳赫姆·贝京，经90年代的伊萨克·拉宾和埃胡德·巴拉克，到21世纪初的诸位以色列总理，压力之下的以色列领导人一直想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分裂的自治地位，由以色列控制下的陆地、空中、海上区域包围并割裂开。他们最想要的是两三个班图斯坦[32]，后者应恭顺地听从犹太国的指令。[33]如所预料的那样，安全问题总是为这种立场做着正当性辩护，就像防卫战争的话语仍在塑造着犹太-以色列人身份与意识的主要轮廓一样。然而，这一话语隐瞒了大相径庭的深刻历史现实：即便是今天，以色列左右翼的政治精英都觉得，在精英们认作以色列地的领土范围内，认可巴勒斯坦人充分民族自治的正当权利极其艰难。在他们看来，这一领土完完全全如其名称宣示的那样，是永远属于“以色列人民”的先辈遗产。

在建国的第五个十年中，随着以色列定居者越来越多地渗透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未来的一切政治行动看起来都将受到阻击，而占领的状况似乎为双民族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然而，从心理层面看，在许多以色列人中，以色列控制的压迫本质、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及最重要的，暴力的和绝望的巴勒斯坦抵抗，所有这些都指向越来越强烈的“独居的民”（《民数记》23：9）的意识。想象的以色列民族（ethnos）所形成的姿态反映的是对邻居的轻视和恐惧的混合心态，源自它自己的虚构，源自它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缺乏信心，特别是在面向中东时。以色列人依然拒绝与他们中间的“他者”共同生活，明确不愿平等地共同生活。

极端情况下，这一根本冲突会让以色列蛮横驱走生活在它控制下的阿拉伯人，无论他们是孤立的以色列国公民，还是陷在了独特的种族隔离体制内、没有任何公民权的那一部分。无疑，我们都能想象得出那种方式，其中，在发生“以色列全地”的所有非犹太人大规模起义的时候，这一危险的、前景漆黑的民族领土政策将继续堕落下去。

无论如何，到本书写作时，重大的和解看起来像是一个褪色的梦：梦中看到了以色列撤退到1967年边界，在以色列一旁的巴勒斯坦国的成立——耶路撒冷作为共同的首都，两个主权民主共和国组成邦联，并各自属于其全体公民。随着每一天过去，梦再褪色几分，似乎即将消失进时间的深渊。[34]

经历两次艰难的因提法达时期后，以色列社会的许多人开始厌倦圣地神话。不过，虽然这种意识形态弱化了、损耗了，虽然背后隐藏着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但仍远不足以导向稳定的、有意义的新选举结果。到目前为止，在公共意见中，关于定居点的大规模撤除，关于耶路撒冷的公正妥协，我们没看到决定性的变化。伴着每一次冲突，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士兵的损失都更加敏感，但严肃的大规模和平运动仍未出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内部道德仍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政治权力平衡状态不仅没有发生方向性转变，事实上，民族宗教的和世俗-种族的潮流还在增强。本书写作时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犹太以色列人天真并诚挚地相信，他们是特选子民。[35]

在这个地区和整个世界，以色列的外交格局越来越孤立，但这似乎没有使以色列政治军事精英感到烦恼，他们的权力有赖于一直存在的被包围感。只要在犹太人和福音派亲犹太复国主义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在军事工业代表的压力下[36]，美国继续支持现状，让以色列感到它的政策是正当的，它的力量是无限的，向着重大和解方向前进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基于普世道德的视野联合理性势力的前景，看起来完全是乌托邦的。如我们知道的，在21世纪初，乌托邦的力量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