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永恒法：如果民族国家和祖国之间存在或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虚假的线注定会消失。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48年
这一胜利（1967年）的意义不仅是交还了犹太人民最古老、最超凡入圣的实体，亦即那些在它记忆中、在它历史深处最深沉的东西，还在于抹去了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地之间的区别。
——拿单·奥特曼（Nathan Alterman），《面对史无前例的现实》（“Facing the Unprecedented Reality”），1967年
阅读《圣经》时，英国清教徒寻求的是与神圣精神无中介的直接互动。比较起来，《塔木德》犹太教的追随者却惧怕随意地读这部书中之书；他们相信，它是上帝亲自口授的。提起犹太人向圣地移民和定居时，基督教千禧年思想家没什么顾虑。在他们看来，犹太人的汇聚是关键的救赎前提。然而，无论在中世纪、向现代性转变时期还是现代时期本身，犹太拉比都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生者和死者一起，犹太人的汇聚只能在救赎到来时发生。因此，在许多方面，与犹太民族主义和历史性的犹太教之间深刻的形而上与心理鸿沟相比，福音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区别要小得多。[1]
1649年，浸礼会的母子约哈娜·卡特莱特（Johanna Cartwright）和伊比奈泽·卡特莱特（Ebenezer Cartwright）呼吁伦敦的革命政府，用船将犹太人送到圣地。一年前，来自士麦那（Smyrna）的学生萨巴泰·兹维（Sabbatai Zevi）决定自称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若非东欧犹太人同一时间正在经历一场令人不安的创伤，这个年轻犹太人很可能像许多沉浸在弥赛亚梦想中的疯子一样，以默默无闻告终。然而，在反抗波兰天主教贵族时，东正教的哥萨克波丹·科米尼茨基（Bohdan Khmelnysky）实施了血腥屠杀，将恐怖带入许多犹太社区；很快，那里便沉浸在救赎马上到来的信息中。为更好地理解此事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记住，按卡巴拉主义者的推算，1648年正是救赎之年。
像野火一样，萨巴泰主义漫过许多国家的犹太社区，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直到1666年，在萨巴泰·兹维皈依伊斯兰教后，这一充满激情的运动才停止发展。此后的许多年里，弥赛亚主义浪潮在犹太信仰中仍有余波。直到18世纪，萨巴泰群体仍在活动。作为回应，对于无法控制的立刻救赎渴望的可能爆发，犹太社区机构有了更多的警惕，有了应对机制。
萨巴泰主义不是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然也不是民族主义的，虽然某些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将它描绘成那样的。萨巴泰·兹维寻求建立对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不是斩断犹太人与出生地的联系，将他们汇聚到瞪羚之地。[2]然而，许多拉比相信，萨巴泰主义会让犹太人的视线转向耶路撒冷，犯下以不成熟的尝试来加速救赎到来的罪，并危及世界范围犹太人的脆弱生存状况。
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始于18世纪末，在以后几个世纪里扰动着社区生活的形式；在拉比权力中心，它也促进了信仰观念的僵化。比以往更甚地，拉比们小心避开卷进许诺救赎马上到来的末世论危险的可能。几乎同一时间，18世纪的哈西德运动专注于卢里亚主义的卡巴拉（Lurianic Kabbalah），转向个人救赎，极为警惕集体救赎的预言者和倾向于加速救赎的人们的诱惑。[3]
[1] 我这么说并不是暗示，对于犹太民族主义在东欧的兴起，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有着直接的概念性“影响”。在前民族主义者和犹太身份的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很难找到此类影响的明确痕迹。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福音主义确有可能创造了一种欧洲气氛，间接地促进了这一观念的诞生。对此的更多探讨，参见阿农·拉兹-克拉克次金（Amnon Raz-Krakotzkin）：《流散的民族叙述：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和中世纪犹太人》（“The National Narration of Exile: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Medieval Jewry”），博士论文，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语，1996年，第297—301页。犹太民族主义的出现促成了基督教与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密切接触，最突出的例子是维也纳的西奥多·赫茨尔与圣公会教士威廉·海西勒（William Hechler）。更多的探讨参见克劳德·杜夫诺伊（Claude Duvernoy）：《王子与先知》（Le Prince et le prophète），耶路撒冷：犹太事务局出版处，1966年。
[2] 参见阿夫拉姆·埃夸亚姆（Avraham Elqayam）资料丰富的《瞪羚之地：加沙的拿单思想中的以色列地再现》（“Eretz ha-Zevi:Portrayal of the Land of Israel in the Thought of Nathan of Gaza”），收录于艾维泽·拉维茨基（Aviezer Ravitsky）主编：《现代犹太思想中的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耶路撒冷：本-兹维研究所，希伯来语，1998年，第128—185页。需要指出的是，在18世纪的波兰，最大的萨巴泰运动弗兰克主义也不认为移民圣地是首要的弥赛亚目标。见于雅各·弗兰克的《上帝之言》（Divrei ha’adon），希伯来语。
[3] 区别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时，基本要素之一是对弥赛亚主义的不同立场：犹太教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则怀乡式地记着它。犹太复国主义学者仰慕和称许历史上的弥赛亚渴望，如格肖姆·肖勒莫（Gershom Scholem）、约瑟夫·克劳斯讷（Joseph Klausner）、耶胡达·考夫曼（Yehuda Kaufman）及其他许多人，这并非偶然。更多的讨论请参见约瑟夫·萨尔蒙（Joseph Salmon）：《不要激起天意：民族主义理解中的正统观念》（Do Not Provoke Providence:Orthodoxy in the Grip of Nationalism），耶路撒冷：夏扎尔出版社，希伯来语，2006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