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徒与中东的殖民地化

新教徒与中东的殖民地化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但这里没有一条街道是以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命名的，因为市政会曾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纪念那些从犹太教皈依其他宗教的人，市政会倒是用了市中心的一条主要道路纪念另一位英国首相——贝尔福勋爵。贝尔福利亚是耶里尔（Jezeel）谷地的一个农业定居点，用的也是他的名字。

与蒙蒂菲奥里一样，本杰明·迪斯雷利祖上也是意大利犹太人。与那位亲犹太复国主义慈善家非常在意宗教的双亲不同，迪斯雷利的父亲与犹太社区多有冲突，并让自己的孩子皈依了基督教。未来的托利党领袖幸运地成了热忱的国教会信徒，因为在他于32岁首次入选下议院时，那里尚不接纳有着公开犹太身份的人。迪斯雷利很快活跃在英国政治中，凭借优雅的演讲和锋利老到的政治策略，他在政治精英中脱颖而出，成为保守党领袖。1868年，他被指定短暂地担任了首相，并于1874年到1880年间再次担任这一职位。

仍然与蒙蒂菲奥里一样，迪斯雷利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朋友。正如他们的共同王室熟人授予了蒙蒂菲奥里骑士爵位，她也让迪斯雷利成了伯爵；后者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回报了她，提议给她的各种头衔中加上印度女皇一项。迪斯雷利是出色的政治家，却未把自己局限于政治工作，对文学想象的热情引导着他进行小说创作。他在早年就发表了作品，直到去世前都没停止写作。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他对犹太传统和圣地的态度。

1833年，还未进入议会的迪斯雷利出版了一部小说，是有关12世纪一位名叫大卫·阿尔左伊（David Alroy）的犹太弥赛亚的。此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方。对这位历史人物，我们所知甚少，迪斯雷利能用的材料也不比今天的我们多。虽然如此，他把阿尔左伊描绘成一名真正的领袖、大卫家族的后裔，从未忘记自己在犹大-巴勒斯坦的根，并发动了一场反伊斯兰政权的起义，以拯救世界犹太人。问题在于，他的“种族”中的其他成员不愿追随他，最终，他没能实现自己辉煌的弥赛亚式的图景。[1]在《阿尔左伊奇遇记》（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的最初版本中，作者还平行地讲了一个故事，是个同样神秘的、名叫伊斯坎德尔的王子，他在少年时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但一直记着自己的根在希腊-基督教。

终其一生，迪斯雷利游走在他出生时所属的宗教和他后来加入的宗教之间。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基督教是古代犹太教的逻辑延伸，是对后者的发展。即便他可以算作信徒，也绝不是虔诚的那种。他把自己看作忠诚的基督教信徒，但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独特民族，还经常公开宣称这一点。

迪斯雷利相信，种族而非宗教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他有着对“希伯来种族的”自豪，这与东欧和中欧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相呼应，并在后者对正在兴起的“科学”族群认同的强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大卫·阿尔左伊的伤感故事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犹太本质主义，因为作为犹太弥赛亚，他身体里的血脉指示着他的使命。与此同时，迪斯雷利对耶路撒冷是以一种浪漫的乃至神秘的方式描绘的。1831年，在成为保守政治家之前，迪斯雷利曾在中东旅行，访问过这座城市，留下了永久的、带有异国情调的印象。

另一本著名小说反映了迪斯雷利对自己中东的“根”的强烈渴望。《谭克雷德或新十字军》（Tancred:Or the New Crusade）出版于1847年，其时，迪斯雷利已是有名的保守政治家。故事围绕着一个英国年轻贵族展开，他决定追随古代十字军战士谭克雷德的脚步，希望到达圣城。最初，他的目标是发现和破译东方的秘密。接着，主人公来到西奈山，在那里听到天使的声音，要他建立“神国的平等”。[3]不幸的是，在这个故事中也一样，宗教前景没能实现，作为作者丰富想象产物的，也是他所渴盼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共生合作（symbiosis）没能实现。虽然如此，故事反映了流行于当时伦敦文化沙龙的那种东方分析，以及将这块古老地域呈现为产生了两种宗教的场所的极大兴趣。尽管作家迪斯雷利没有给读者一个真正圆满的结局，但在他的时代的历史现实中，政治家迪斯雷利成功地将英国变得更“亚洲”一些，也就是说，把英国变得更大、更殖民主义。

这位英帝国领袖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和沙夫茨伯里属于同一政党，早在19世纪60年代便与沙夫茨伯里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推动犹太人在终将变成基督教社会的巴勒斯坦的复兴并不是他特别挂心的事业。[4]在政治工作中，他坚定不移地为英国上层阶级服务。不过，他或许本意并非如此，却间接为创造使得英国后来采纳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外交状况做出了贡献。

1875年，为了替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首相任上的迪斯雷利向密友利奥内尔·拿单·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求援。这一重要交易获得了完全成功，代表着帝国实际进入中东的第一步。现在，通往遥远亚洲的路线打开了，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围绕着海路大门的地区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目标。

1878年，作为对英国支持奥斯曼人的回报，以保加利亚人受到的血腥镇压为代价，迪斯雷利得以将塞浦路斯变成英国殖民地。与此同时，他发起了对阿富汗的征服活动，以赶走俄国人，并加强中东与远东的联系。如我们已指出的，在把帝国变为“东方的”和庞大的方面，没有哪位英国政治家可与他相提并论。

到19世纪末，殖民资产的瓜分几乎涉及地球上的所有地方，但首要动因并非迪斯雷利及别国像他那样的人物的非凡才能，这一进程是西欧大规模工业发展的结果。西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持续扩大，这导致了帝国快速的扩张。从1875年到19世纪结束，在之前所控制地域之外的西北世界，西欧又征服了约2500万平方英里。1875年，欧洲统治着10%的非洲土地，而到19世纪90年代，白人控制了这块黑大陆的90%。

伴随这一物质和技术上的不均衡所出现的一种东方主义论调也越来越冷酷和无耻。18世纪后期，曾有大批思想家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现在调子变了，主流声音是那些不相信此事的人设定的。他们觉得，与欧洲白人相比，中国人、印度人、美洲土著、黑非洲人、中东阿拉伯人是低下的。而且与前者相比，后者确实是不平等的，他们没有金属大炮和快速蒸汽船，没有可靠高效的铁路。他们也很少有受过教育的代言人。就在政治声音和交流对工业西方的民主化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时候，非欧洲人几乎没有声音发出。[5]

在西方人眼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也还是看不见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每一个关于巴勒斯坦的新提议都近乎完全无视他们。西方对圣地的新一轮渗透很少提及阿拉伯人，虽然渗透还只是“科学的”和“精神的”。1834年，一些当地农民起来反抗埃及占领，但一般被看作不过是一群野蛮的暴徒，部分原因是起义期间人们不理智地攻击了非穆斯林居民。[6]

1865年，伦敦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虽然基金会也有人类学目标，但它的绝大部分工作集中于这个地方的历史、考古和实际的地理。一边是对扎根于古老过去的神圣性的追寻，另一边是殖民主义的地图绘制，基金会的动力就来自这些工作，远非其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因此毫不奇怪，维多利亚女王立刻就对基金会予以认可，蒙蒂菲奥里及其他人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计划。[7]

约翰·詹姆斯·莫斯克劳普（John James Mosrop）是基金会的一位历史学家。如他明确展示的那样，这个组织的学术研究是与战略军事目标交织在一起的，二者都受到一种情感的鼓舞，即英国将继承圣地。[8]基金会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部分原因是英国与法国的殖民竞争，部分是它对苏伊士运河的巨大兴趣。无论如何，到1890年，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地理学和地形学的知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基金会中有许多英国情报人员，早在这个国家控制运河以前，他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对西奈沙漠的了解上。并非偶然，地图绘制者包括T.E.劳伦斯，他后来爱上了阿拉伯的黄色沙地。

被热情的英国先锋认作空地的不仅仅是沙漠。除了各个圣处，他们也把临近的巴勒斯坦看成被抛弃的土地，急切地盼着基督教西方将它从一代代的荒芜状态中解救出来。

在这种政治与观念氛围中，毫不奇怪英国公众认为殖民巴勒斯坦是件很自然的事。当然，圣地依旧是虚弱的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80年代初，作为发生在俄国的残酷屠杀的结果，当第一批犹太定居者开始渗入巴勒斯坦时，殖民观念在英国有了新的支持者。到那时为止，沙夫茨伯里的基督教千禧年幻觉和蒙蒂菲奥里的犹太宗教梦想都是空洞的，没有人员去实践。英、法、德、意等国的犹太人都致力于同自己祖国的文化融合，认为将犹太人送到“他们祖辈之地”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是要把他们置于文明世界的边缘。不过现在，新的环境首次创造了实现那种梦想的可行基础。

在为犹太人设立栅栏区的俄罗斯帝国西部，兴起了原初民族主义，给这里的大批意第绪语人口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庞大的地区存在宗教、文化、语言差异，公然展现了不宽容和咄咄逼人的反犹主义。此外，这里的人口不断增长，又不可能迁出栅栏区，便导致了犹太社区的经济恶化和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1881年开始的屠杀一波波地持续到1905年，引发了犹太人的大规模向西移民活动。根据一些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离开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有250万之多。移民来到了中欧、西欧乃至美洲。与这一大规模人口移动直接相关的是，一些移民接受国出现了恐犹症；同样与此相关的还有对巴勒斯坦的早期殖民、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兴起，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诞生。

在中欧和西欧，各种犹太机构都在关注来自俄罗斯帝国和罗马尼亚的移民。由于担心东欧犹太人的到来会加剧反犹主义，人们开始研究帮助和/或摆脱这些“外国人”的办法。在德国，犹太社区领袖用了一切手段，将移民引向汉堡，好让他们继续去美国的旅程。在法国和英国，犹太社区的富人用其他手段消除难民潮。例如，毛里斯·德·赫尔施男爵（Baron Maurice de Hirscd）积极帮助建立阿根廷的犹太移民聚居区，埃德蒙·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James de Rothchild）在巴勒斯坦做着同样的事。[9]这些殖民事业步履蹒跚，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二者都无关民族主义。

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西流移民潮中，存在极少数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些人于19世纪80年代初来到了巴勒斯坦。这一股涓涓细流并不起眼，而且其中一部分还会继续迁徙，直到抵达西方国家。不过，这是一个持续而漫长进程的开端。

在定居的最初尝试中，最活跃的人员中有另一名英国基督徒——劳伦斯·奥利芬（Laurence Oliphant）。他是前外交人员和议会议员，相信犹太-基督教种族注定要统治圣地。1880年，他出版了一部有趣的书《吉利德之地》（The Land of Gilead）。[10]由于在约旦河以西买地很难，奥利芬相信，让犹太人定居河东会容易些。为此，这个地区的贝都因居民需要被赶出去。阿拉伯农民则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将被集中在保留地，并用作犹太殖民地的雇工。带着一封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推荐信，奥利芬去见了奥斯曼苏丹，不过未能让他相信其有关犹太人定居外约旦梦想的好处。奥利芬有一个募集英国资金的计划，想建造沿着未来犹太国边界的铁路，但最终没有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奥利芬与许多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他不是仅仅号召把犹太人送到圣地，在那里皈依基督教，自己却继续生活在文明适意的基督教中心。古怪的奥利芬移民到了巴勒斯坦，定居在海法。历史在这里显出了反讽：在海法，奥利芬的私人秘书是犹太诗人纳夫塔利·赫尔茨·伊姆贝（Naftali Herz Imber），他写了首诗《希望》（“Tikvatenu”），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歌词的基础。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移民一样，伊姆贝离开了“锡安”，离开了他的诗歌的怀乡对象。他先去了英国，最终在美国定居下来。

我们知道，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才出现。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深受维也纳文化或许还有德国民族主义影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概念的发起者、组织的创始者。起初，他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而非移民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赫茨尔在德国皇帝、奥斯曼苏丹、奥匈帝国首相那里，希望建立联系和获取帮助的努力失败后，他得到了一个提出自己大胆理念的难得机会。

20世纪初，英国涌动着不断增长的强烈压力，要挡住东欧来的移民潮。移民被认作有威胁性的入侵；从许多方面看，这类似于21世纪初针对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普遍态度。大批公众把几乎所有东欧人都当作犹太人，在伦敦的工人聚居区和议会中都能听到新的反犹主义声音。[11]从1881年到1905年，英国已接受了超过10万“东方”犹太人，还有许多在路上。在此背景下，1902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成立了，调查持续不断的移民现象。以拿单·梅耶·罗斯柴尔德男爵为首，英国犹太领袖表达了对新局面的担忧，寻求防止影响既有英国犹太社区的途径。虽然罗斯柴尔德一开始有些犹豫，赫茨尔还是收到了邀请，向委员会陈述有关在欧洲之外安置犹太人的想法。

异常机智的利奥波德·格林伯格（Leopold Greenberg）是《犹太纪事》的编辑，同一年，他成功安排了赫茨尔与权势极重的联合王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私下会面。张伯伦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他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不寻常的领土方案产生了兴趣。1902年10月22日，在这次历史性会面中，赫茨尔提出将犹太人迁往塞浦路斯或西奈半岛的阿里什，以缓解英国面临的大规模移民的威胁。两个地方离巴勒斯坦都够近，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们还有可能向那个方向扩展或迁移。由此，赫茨尔希望抵消那些不惜代价坚持将方案集中于锡安之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同时赢得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战略支持。我们要记得，这个时候的巴勒斯坦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塞浦路斯和西奈半岛则在英国的控制下。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天真地相信，他的提议能同时被英国统治圈和他主导的民族运动所接受。

问题在于，虽然塞浦路斯的穆斯林人口不怎么显山露水，但这个岛上还有一部分白人基督徒，英国必须对他们表示支持。因此，张伯伦不得不礼貌地排除了塞浦路斯，但愿意讨论西奈半岛这个选项，只要埃及不反对。然而，克罗莫勋爵等尼罗河之地的英国代表立刻表达了他们的坚决反对立场。英国殖民大臣没有放弃希望，他的职责就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帝国。张伯伦不想失去这一双重的黄金机遇：一方面替他的国家摆脱外国犹太人，后者身穿奇怪的服饰，说着听上去像德语的语言，正急切地寻求进入英伦诸岛港口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海洋那一边人口稀少的殖民地上，安置大英帝国的潜在忠诚支持者。1903年4月24日，在与赫茨尔第二次会面时，张伯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乌干达，一个今天属于肯尼亚的殖民地，当时很需要殖民者。它可以被免费给予特选子民。

这个提议意义重大。第一次，一个欧洲大国与新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了领土谈判。就算计划的动因是狭隘的殖民利益，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是阻止外来移民进入英国的愿望，它仍是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转折点，是英国精英对圣经之民后裔的复杂态度的转折点。从世界犹太社区的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还只是边缘势力，但这个渴求外交正当性的运动已经向着目标显著前进。就英国而言，在20世纪初，它开始被视为犹太命运的首要监管人。作为赫茨尔持续施加压力的结果，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了“乌干达方案”，虽然经历了激烈的辩论，也造成了极大的紧张局面。不过事实上，没有人太拿这个计划当回事。如果说动员大批人移民巴勒斯坦已经够困难了的话，要找到愿意定居东非偏远地区的犹太人，问题就更多了，那里没有创建民族祖国所必需的神话神学背景。但赫茨尔很清楚，外交部的提议创造了一个先例，虽非必然地与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相关，但的确关涉犹太人对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权利。

“乌干达方案”提出时，富于个人魅力的贝尔福勋爵已是英国的新首相。他支持张伯伦的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部分是因为那符合他本人想要制定反外国移民的严厉法案的动机。作为现代时期“犹太人民”的最大恩主，贝尔福这个名字已镌刻进犹太复国主义史。他用“种族”一词指称犹太人，而与后者的关系始于一场旨在阻止受迫害人员把他的祖国当成避难所的政治斗争。在1905年的议会辩论中，贝尔福坚持认为，既然犹太移民只在他们内部通婚，不情愿、不可能真正整合入英国民族，道德上英国就有理由限制他们入境。为向世界证明，他反对犹太人的决定本质上并不是反人类的，他强调了乌干达选项：移民被授予了殖民地中的大片肥沃土地，因此若无可靠的理由，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12]

这一立场出现于20世纪初，并不能因此将贝尔福定为邪恶的反犹者，正如在21世纪初，领导们阻止移民工人进入自己国家的坚定措施并不自动地把他们变为反伊斯兰教者一样。术语“反犹主义”内涵宽泛，指针对犹太人的敌视或反对态度的多种表现。贝尔福没有特别恨犹太人，虽然有些证据表明，他也不是很热爱犹太人。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英国有太多犹太人。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的政策立场是连贯的，在1917年也是如此。

就英国或许还有整个西欧对外国人的态度而言，贝尔福1905年的政策代表着一个转折点。虽然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英国强行来到地球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却把自己从给难民提供庇护的自由国家变为其他人完全无法进入的地区，即便这些人正在遭受迫害。在帝国主义时代，人口流动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即从中心向外围。

在关涉外国人的“贝尔福1905年立法”之后的20年，美国实施了进一步加强移民条款的类似法律——《1924年移民法》，也称《约翰森-里德法》。[13]公平地说，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相比，它们为以色列国的成立做出的贡献并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更大。犹太人是如何被约束着进入中东的？其历史条件就在于这两部反移民法，再加上贝尔福写给罗斯柴尔德的信：那封信说，联合王国乐于赞许地看到“犹太民族家园在巴勒斯坦的建立”，本章稍后将对此予以讨论。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祖国”进行的“民族”殖民活动，英国如何最终采取了那样一种立场，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提供外交、政治以及他们眼中的道德基础？首先要强调很重要的一点，即在1917年，贝尔福并非突然变成了致力于犹太事业的积极分子。这年1月，面对一个英国犹太人委员会就整个沙俄帝国犹太人可怕的生存处境进行干预的请求，贝尔福没有向正与英国有着军事同盟的俄国政府交涉。在一次私下会谈中，他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也要记得，迫害者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害怕犹太人这个特别聪明的民族……无论去东欧的什么地方，人们总能发现，犹太人在进步，再加上他们属于一个独特的种族，其公开信仰的宗教是周边人们仇恨的目标，而且，他们……的人数有百万之多，人们或许能理解把他们打倒在地的愿望。[14]

不过，贝尔福是由有着热忱宗教信念的苏格兰母亲抚养长大的，从母亲那里，他形成了对《圣经》故事及其不时出现的主角古希伯来人的景仰。他相信基督教欠了犹太人很多，还批评教会针对犹太人的惯常做法。或许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母亲也向他介绍了这样的观念，即基督教最终救赎的必要前兆就是犹太人的复兴。相较于张伯伦那样的行动者，贝尔福可说是个文人，有着相当渊博的历史知识，乐于把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不是帕默尔顿或沙夫茨伯里，但他有着两人的某些特质，完全可以被看作他们的自然传人。

关于种族，贝尔福与迪斯雷利和其他贵族有类似的观念，虽然阐明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态度与种族纯洁的严格意识形态相距甚远。像许多同代人一样，他相信有着独特特征和行为的种族的存在，相信不同种族的混杂是不好的。犹太种族是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常在成分，从一块特定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漫游，符合逻辑的做法是让他们尽快回去。这种信念为贝尔福变成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他也的确朝这个方向转变了。对于住在伦敦南部的、有些“粗鲁的”真实犹太人，有时候贝尔福的态度有所保留，但他至死都未改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钦佩。在他看来，他们径直拒绝了与邻居们同化，是一个单独的、古老的种族的历史连续性的象征。他确信，如果这个种族能回到其古老的祖国——一块离伦敦足够远的土地——它将能展示自己真实的天赋。

这是贝尔福立场的知识背景与心理背景，这无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实际行动的潜在逻辑。像迪斯雷利一样，贝尔福首先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英国殖民主义者，竭力要促进帝国的利益。如果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与英国利益冲突，他会毫不犹豫地反对那种观念。但在1917年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将意识形态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条件成熟了。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部把新出炉的“焊接品”直接送到利奥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办公室，上面写道：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代表国王陛下的政府，愉快地向你转达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愿望表示同情的宣言。宣言已提交内阁并获批准：

“国王陛下的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将尽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明确的是，不应做任何有损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与宗教权利的事，或有损其他国家犹太人权利和政治地位的事。”

如果你能把此宣言告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本人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这封信没有假装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人口对比关系。彼时，那里是“巴勒斯坦非犹太社团”的70万阿拉伯人的家，也是6万犹太人的家——英国的犹太人口将近25万。[15]即便这6万少数群体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更说不上是“人民”。其中包括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这些人疏离建立现代国家的观念：此观念号称是犹太人的，但其价值观是对圣地的亵渎。上述数据对英国的立场没有影响，因为英国的目标是鼓励受它支持的殖民活动，或许也由此为自己摆脱了一些不顾限制、努力想进入英伦诸岛的犹太人。

这个时候，有关认可民族自决的历史性原则的观念还很新，要等到“二战”后才应用到非欧洲的人口。《贝尔福宣言》没有考虑当地人的集体利益，不管他们是“人民”还是民族。它也与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所做保证的精神对立；麦克马洪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其保证是向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做出的。为动员阿拉伯领袖参加反奥斯曼人的战争，英国含糊地承诺所有阿拉伯人聚居地区都能获得政治独立，除了西叙利亚这一未来的黎巴嫩领土，它是非穆斯林社团的家园。[16]英国人可以毫不迟疑地毁诺，但不仅如此，他们也完全没有在意阿拉伯民族主义觉醒的最初迹象，因此，从未认真考虑守诺的事。

贝尔福公开信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是破坏英国此前与法国签订的协议。1916年5月16日，两个殖民大国决定一起孤立虚弱的奥斯曼帝国，由马克·塞克斯（Mark Sykes）代表英国外交部，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cois Georges-Picot）代表法国外交部，两人会面达成分割领土战利品的基本共识。按照协议条款，法国将直接或间接控制包括后来直到摩苏尔的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东南部和上加利利地区。英国则为自己保留了将很快变成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地区、波斯湾、内格夫沙漠以及海法、阿卡等海岸飞地。此外，它们许诺沙皇俄国控制伊斯坦布尔，而圣地中心地带将成为国际共管的开放区。这些秘密会谈的日程表上没有犹太人，随后产生的历史性文件中也没提到他们。[17]

1916年12月，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成为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也是劳合·乔治的左右手。两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公开支持者。劳合·乔治是热忱的威尔士洗礼派信徒，据他自己说，对于圣地的地名，他的熟悉程度超过“一战”中的战场名。两人对《塞克斯-皮科协定》都不满意，理由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乏味的神秘和历史的神秘。就其实际的一边来说，围绕着苏伊士运河，英国人渴望通过对巴勒斯坦事实上的征服来扩大军事安全区，并已着手进行。他们认为，连通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水道必须掌握在国王陛下政府的代表手中，不想与不可靠的法国无神论者分享圣地的控制权。从历史层面看，它是一个圣经之地的问题：1291年，野蛮的穆斯林将欧洲十字军骑士团从那里赶了出去。不过，文明的欧洲人现在有能力重占圣地——它不仅仅是像乌干达或塞拉利昂那样的另一块殖民地。它是基督教的源起之地，而且摆在新教贵族面前的是这样的机会：通过恭顺的一小批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可以从远方指导那里的事务。

1917年3月26日，在一次征服尝试中，英联邦军队首次侵入巴勒斯坦。虽然这次进攻失败了，但几个营的士兵控制了内格夫首府比尔谢巴，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已遭突破，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南部城市的征服和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不战而降之间，贝尔福向罗斯柴尔德发出了他著名的信。这封信理论上和事实上废除了《塞克斯-皮科协定》，通过向“犹太人民”赠予一份仁慈的礼物而为英国人提供了优越的地位。[18]

我们应该记得，此时的世界并不知道《塞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直到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对沙皇外交部档案进行了一次维基解密（Wikileaks）式的行动后，英国的马基雅维利式战争游戏才被曝光。《塞克斯-皮科协定》是极其玩世不恭的条约，因此，一直被严格地保密。相反，《贝尔福宣言》将自身设定为对苦难犹太人持人道主义姿态，所以是公开的。收信人不是不起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相对无名的代表，而是罗斯柴尔德勋爵。这并非偶然，在伦敦的公共领域，勋爵是位很受尊敬的著名政治人物。信件的首要意图是掩护一个复杂的殖民主义行动，后者将在20世纪的剩余年代里一直影响着中东的未来。

导致劳合·乔治政府发布《贝尔福宣言》的还有学者们指出的其他因素，其中一个是在英国政治圈子里，人们相信美国犹太人会为说服其政府动员起来参战做更多的事，因为无论如何，正在发生的屠杀只有彻底击败德国后才能终止。另一个因素是白厅相信大英帝国发布的赞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宣言将触动俄国犹太人，这令他们倾向于继续东线的无望战役，虽然他们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和平主义者。[19]

纵观历史上的反犹者和亲犹者，他们都严重高估了犹太人的内部团结和影响力。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虽然极其钦佩犹太人，但与反犹者的态度相比，他们对这个群体成员的总体观念并无根本不同。福音派新教徒表现出许多细微区别，但他们同样坚持一种基本的人种学路径，其中充满了关于犹太人及其表面上的世界统治地位的偏见和假设。[20]

关于英国政府在领土方面的慷慨之举，更幼稚的历史学将原因归于一种有机物质的发明。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说，丙酮是制造炸弹和其他爆炸品的必要材料，而在战争的一个早期阶段，英国人缺这种东西。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位天才的化学家，也是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位总统。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蔬菜类的细菌发酵生产丙酮；他被招来为国家服务，成功解决了战时的这一后勤问题。由于魏茨曼的天才智慧，炸弹和炮弹的生产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这时候，劳合·乔治是军需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大臣——1915年由贝尔福接任。三位领袖都认识魏茨曼，而且故事这样说，当需要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家园问题做决定时，他们都没忘记魏茨曼为战争努力所做的贡献。这样，《贝尔福宣言》也被看作他们在偿还对一个人及其所代表的运动的道德欠账。

构建历史叙述时，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构建为一种可能的因素。遗憾的是，历史学术不是化学实验室，不像那里的实验可以重复，以评估的确能造成发酵或爆炸的特定物质的混合方式。此外，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德国分支狂热地支持德意志祖国之事，当时的英国政府不大可能毫无察觉。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历史的反讽：为德国军队发明毒气的人是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另一位犹太化学家。纳粹上台后，哈伯这位德国的爱国者被迫离开祖国。他于1934年去世，之前还想着去巴勒斯坦，加入魏茨曼在雷霍沃特的研究所。[21]

1917年，包括劳合·乔治勋爵、阿瑟·贝尔福勋爵、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内，许多英国政治家相信，如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兴了，那将为英国赢得一个稳固的帝国据点，直到世界末日乃至更后的时间——万一福音派被证明是正确的话。

从美洲殖民者于18世纪末或布尔人于19世纪末发动的起义中，他们似乎没学到什么。或是他们相信，虽然犹太人拥有金融势力，但其行动受到政治限制，会与仁慈的保护帝国达成一种不同的关系。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错了，错在他们估计英国精英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足以克服竞争性的其他帝国利益考虑。

不管怎样，无论是犹太人对一块古老土地两千年的渴盼瓜熟蒂落，还是席卷而来涌入英国的大批自愿移民潮，都不能充分说明那最终导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的外交举措。相反，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轴心联起手来，合力创造了一种决定性的、象征性的三位一体：

（1）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人所接受的、与帝国目标紧密纠结在一起的悠久福音派基督教情感；

（2）大批意第绪语人口面临的艰难困局：他们陷进了两种危险复杂的进程之中，其一是已开始咄咄逼人地驱逐他们的自东欧兴起的反犹原初民族主义，其二是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开始施行的严格移民规定；

（3）作为对这些事态之回应的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它源于未充分发展的意第绪语人民的崩解边缘地带，首要目标是殖民锡安地。

无疑，《贝尔福宣言》显著地扩大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由此开始，我们看到更多的犹太人热情地赞同让其他犹太人向以色列地“阿利亚”（移民）。虽然如此，至少从1917至1922年，无论是英国有关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声明，还是英国政要的鼓励，它们都未能说服意第绪语人口大批迁往他们的“历史祖国”，更不用说英国犹太人了。[22]

到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五年蜜月期结束时，约3万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了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只要美国的移民大门相对开放，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东欧犹太人仍会继续抵达它的海岸。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帕默尔顿、沙夫茨伯里、贝尔福及其他基督教爵士分配给犹太人的中东地域，他们坚决拒绝在那里重新安置。

人们不应对这种人口流向过于惊讶。虽说定居巴勒斯坦存在着经济困难，但缺少移民定居者的主要原因是平淡乏味的：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及其后代都不把巴勒斯坦看作他们的土地，不管是极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改革派，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崩得分子、社会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对照被植入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的神话，他们没有竭力“在每一世代重新定居于他们的古老祖国”。当这一选择被人们用新教的殖民主义金盘端到面前时，他们甚至不认为那是一个恰当的“回归”之地。

最终是什么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是欧洲犹太人所承受的可怕残酷的打击，是“文明”国家对承受打击者关闭边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