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地理学与耶稣之地的旅行

神圣地理学与耶稣之地的旅行

尽管有耶稣在逾越节去耶路撒冷的朝圣传说，但一开始基督教并没有一个或多个神圣中心的观念。《圣经》作者将这话归于上帝：“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然而，《新约》中的保罗有针锋相对的说法：“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传》17：24）不过，像其他宗教一样，追随创建者的一代代基督徒令这一信息屈服于变化着的心理需求。关于耶稣曾在犹大地做工、行走、被钉十字架之事，基督教的信念极其强烈，也极具现实感，他们不可能不将它转变为一个核心圣地的观念。[1]

如我们已看到的，三次犹太起义之后，罗马人试图颠覆耶路撒冷作为一神教中心的地位，抹除环绕着它的神圣氛围。然而，甚至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之前，一些朝圣的基督徒就来到了这个动荡不安的城市。萨迪斯（Sardis）主教米利托（Melito）是第一个，他于公元2世纪抵达耶路撒冷，之后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脚步。我们还知道同一世纪的其他朝圣先锋，他们访问了上帝之子的出生地伯利恒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各各他。

不过，真正开启基督教对这个城市圣化时代的是公元326年海伦娜对巴勒斯坦的朝圣。海伦娜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一世的母亲，她皈依基督教比儿子还早。在耶路撒冷，她建造了第一批教堂，它们后来成为朝圣地点。皇太后海伦娜的访问创造了一种持续数个世纪的传统，它将构成基督教会内在生活的一部分。皇太后的作为与另一位海伦娜相似，后者是阿迪亚贝纳国王伊扎提斯（Izates）和莫瑙巴兹二世（Monobaz Ⅱ）的母亲，她于公元1世纪早期访问了耶路撒冷，在增添圣殿的荣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

体制化的朝圣活动存在于绝大多数宗教，但在各个信仰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各不相同。从一开始，基督教的朝圣旅行就不同于犹太圣殿的节日朝圣，不同于很久以后出现的穆斯林每年去麦加的朝圣。不像犹太和伊斯兰教朝圣者，基督徒的朝圣活动不与某个明确的诫命挂钩，其理论基础完全在于自愿性。它的不同处还在于，它不是实施于一个正式的集体框架中，不是发生在一年当中的某些固定时间。

是什么为基督教朝圣的演化提供了文化基础？爱德华·大卫·亨特（Edward David Hunt）推测，是希腊和罗马的探险考察传统，而不是古代的犹太朝圣活动。[2]依循希罗多德的传统，整个罗马世界的求知旅行源自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与以往文学作品提及的地方亲身相遇，令人兴奋不已，引出了一波旅行潮，这些行程塑造了后来的宗教朝圣实践。它完全是知性行为，绝大多数参与者与其新一神教徒后继者一样，受过良好教育，阅读广泛，而且很有钱。

新宗教中蕴含着深刻的普世主义情感，这构成了对基督徒朝圣的另一种刺激。新信徒渴望了解与自己有着同样信仰的国外地区人们的行为，启程去亲眼看看他们。朝圣者的第一站是首都罗马，它拥有古代世界的一流知识分子和文化与宗教宝库。理所当然，这个城市成了基督教的首要神圣中心。使徒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此事导致了世界上最大教堂的建造，造就了后来的梵蒂冈。

基督教历史催生了无数的朝圣目的地，包括杰出僧侣和教士的墓地，也包括奇迹发生的地方。这类地方被圣化后，经常有人访问。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圣经之地，曾有先知在那里预言，耶稣曾在那里行走。巴勒斯坦省很快成为全世界基督徒的圣地，从公元333年来自波尔多的无名旅行者，到2009年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即使不说数十万人的话，至少也有数万基督徒访问过这里。犹太教从集中于一个具体中心的宗教起步，经精神化进程与之相分离，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基督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首先经由一波波朝圣先锋，经由教会对精神与物质资源的掌握，基督教的神圣性实现了地域化。起初，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试图将“来自波尔多的旅行者”归在犹太传统中[3]，然而，首次留下一份报告的真正朝圣的实践者是位热忱的基督徒，他成功地将一种新传统引入了欧洲意识。在基督教的早期，在圣地建造第一批教堂的时候，这位先锋到达了“其实是犹大地的巴勒斯坦”——他这么描述圣地。[4]在恺撒里亚、耶斯列谷、塞特伯利、纳波利斯、耶路撒冷，他访问了《圣经》和基督教的圣处。在耶路撒冷，他去了圣殿广场、西罗亚（Siloam）水池、教士凯亚法斯（Caiaphas）的家、大卫塔、各各他，以及先知以赛亚、希西家王（King Hezekiah）和其他一些人的墓地。从耶路撒冷出发，他接着去了杰里科，去了妓女喇合的家，去了约翰为耶稣洗礼的约旦河；去了伯利恒，那里有拉结（Rachel）墓和耶稣诞生处；去了希布伦，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的埋骨之地；他从希布伦去了迪奥波利斯（Diospolis）即利达，接着回到恺撒里亚。

去巴勒斯坦的路上，这位波尔多的朝圣者曾在罗马停留，但对它没说什么。对圣地的居民、自然风光、河流、谷地状况，他也没有兴趣。作为“真正以色列”的孩子，他把《旧约》和《新约》理解为一个叙述单位，只报道与他细读《圣经》相关的各个地点。事实上，他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对真实地区的旅程详解，而是对各个圣处精确的、慎重的、地理-神学的素描。在努力把握书写文本背后的物质现实的过程中，他不经意地创造了神圣地理学。

在第二部旅行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这种新地理-神学轮廓的重点描画。埃吉利亚（Egeria）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可能是位女修道院院长，于4世纪下半叶到耶路撒冷朝圣。从古代以色列人的足迹，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行走路线，她留下了对中东所有圣处的描述。埃吉利亚没把自己局限于“应许之地巴勒斯坦”[5]，也尽力去探索了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地，探索了神秘的西奈沙漠——先知摩西引领以色列各部落穿越的地方。她极为细致地描述了圣地，尤其是她最珍爱的耶路撒冷，还试图涵括她的神圣经书提到的所有地方。她用第一人称写作，根据她所提供的对本人性格的证明，“带着些好奇”[6]，她不懈地将自己的地理发现与古代文本相印证。凭着极大的热情，经询问当地居民，她还有限地增添了一些细节。不过，与波尔多旅行者的情况相同，她没表现出对现实的兴趣，没有特别关注当地人，除了他们进行仪式庆祝的时候，这些令她很受感动和鼓舞。

埃吉利亚的作品材料丰富，揭示了基督教朝圣的一个根本性的新维度，而这一维度将在她之后的年月中大大强化。她当然移动于不同的空间，但更有意义的是她在时间中穿越，用遥远的过去巩固和系统化其基本信仰。对于更为抽象的虔敬而言，了解圣地有助于打造扎实的根基。在她的作品中，强烈、紧迫、禁欲主义的虔诚与学者似的考察纠结在一起，显示出地理学首先和最重要的意义是加强这种“虔敬”。她没有质疑《圣经》里基督教故事中的奇迹异行，相反，实际地域本身重申了所记叙的一切的真实性：圣地的存在就是真实性的充分证据，令神圣真理可信可靠。

因此，圣地的基督教朝圣活动包含两个知性层面，即《圣经》神学传统和希腊求知传统。杰罗姆（Jerome）的著作和译作公开而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是位博学的教士，后来到伯利恒定居了。杰罗姆不喜欢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对于尊崇圣迹和墓地本身持保留态度。不过，他称许去“基督教的雅典”的求知旅行，认为对探索《新约》与《新约》之隐含意义而言，它是重要的补充方式。最终，杰罗姆提出，地形学是达成真实神学理解的关键。每个地方都有名字，每个名字都有隐含的意义，对它们的认识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神圣意图。保拉（Paula）是罗马的女赞助人，杰罗姆的密友；徜徉在各个圣处时，她遭遇的是一个充满了寓言的奇妙世界。杰罗姆和保拉的巴勒斯坦是个想象出来的地方，圣地之旅差不多成了文本之旅，就像对埃吉利亚和波尔多朝圣者那样。[7]

基督教很需要地形学，僧侣和教士的旅行日记反映了这一点。地形学不仅加强了基督教故事的真实性，同样重要的是，它在古代统治者和先知的犹大地与后来耶稣及其忠诚使徒的所作所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旧约》故事和使徒叙事之间，连续性的构建受益于神圣地理连续性的创造；前者虽然被过去所接受，但毕竟缺失真实的年代记录。古代建筑可以同时归于不同的时代，如果朝圣者发现亚兰人亚伯拉罕和施洗者约翰并肩而行，他会慌乱和激动，但不大会非常惊讶。

耶稣既是大卫家族的后裔，又是《圣经》先知摩西和埃利亚的精神继承人，二者的确定性如何实现？也是通过对所描述的同一给定地域中一系列圣处的辨识。对于《圣经》诸卷的叙述统一性，圣地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地域统一性提供了另一种证明。

所有留下文字记录的朝圣者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凸显了4到6世纪间开始合并统一的地理学知识。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文字材料并非传播这些知识的唯一途径。回到家乡后，朝圣者或是单人出行或是结伴而行，走在一个个城市间，向听众讲述自己的经历，通常会收取报酬。虽然教会有时害怕他们，但总的来看，教会有能力将朝圣经验整合到不断增强与扩张自身势力的进程中。

对于教会所有分支的有文化成员而言，拜占庭的统治标志着神圣地理学之监管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从英伦诸岛、斯堪的纳维亚，到德国、俄国，为了触摸圣地、感受耶稣显示了大能的领土，中世纪朝圣者自行组织起来。为呼吸弥赛亚呼吸过的空气，他们蜂拥向圣地，甘愿自我克制和经受困苦，甘愿冒生命危险。穆斯林统治时也未采取强力措施阻止朝圣活动。一般来说，当地阿拉伯人能从未间断过的游客那里获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携带着现金。而且，伊斯兰教将基督教看作姊妹宗教，虽然后者坚决拒绝这么看伊斯兰教。

随着公元1000年的临近，由于整个欧洲弥散着千禧年和末世观念，朝圣者的数量增加了。耶路撒冷即将开启最后的救赎进程，比以往更甚地显出世界中心的气象。在这个时期，绘制地图的基督徒一直把圣城画在世界中央，把它描绘成核心所在，一切都从这里生发，一切都将回归这里。尽管那个决定性的年份没有响应人们的期盼，大批朝圣者仍继续访问耶路撒冷，包括显赫的主教，有名、有钱的尊贵修道院院长。同行的有冒险家、商人，偶尔还有逃脱的罪犯，他们的行程造就了一个避难之地，或许还有苦行忏悔的机会。

到1078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们颁布法令限制在圣墓教堂和其他祈祷场所的宗教活动，之后，为时不长的朝圣之流被截断了。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征战重新打开圣城城门，来耶路撒冷的旅行恢复了，直到现代时期再未中断过。

由于塞尔柱人的阻挠措施和对基督教朝圣者的骚扰，十字军东征获得了主要借口。不过，就基督教皈依在耶稣之地的大爆发而言，欧洲内部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动机。这场残酷的侵略战争的诱因包括无地贵族的阶级困境、天主教会的操控与扩张欲望、商业老手对金钱的贪婪、放纵的骑士对自我牺牲机会的寻求等。[8]然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就动员的规模和十字军战士所获宗教与心理授权的感受来说，神圣地理学的广泛意识形态培育也起了作用。十字军日记作为《圣经》的补充而非替代，得到大面积传阅，让战士们觉得自己来到的是有些熟悉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一直被视为他们的圣地。一些学者甚至把十字军运动看作朝圣，即一种武装朝圣活动。[9]

有趣的是，在1095年的动员演讲中，好战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人们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称赞“以色列之子”对圣地的圣经式征服，请求基督教后继者追随他们的脚步。[10]据说在1099年，自命的耶稣骑士团抵达耶路撒冷后，骑士们赤脚绕城走了七圈，希望重现发生在杰里科的奇迹。当然，所有严肃的信徒都知道，奇迹并不重复自己，骑士们不得不向城墙发起攻击，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直接帮助。包括穆斯林、卡拉派分子、犹太人甚至拜占庭基督徒在内的城市居民遭到屠杀，令人想起《圣经》详细记述的那些暴行。

十字军王国占据耶路撒冷88年，之后还控制了沿巴勒斯坦海岸的狭窄地带和今天黎巴嫩的南部。王国的最终覆灭是在1291年。它拥有圣城的时间与马加比独立王国差不多，后者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到公元前1世纪。人数众多的朝圣者把十字军战士看作兄弟，后者试图说服他们定居耶路撒冷，以加固这座城市的基督教特征。然而，许多朝圣者大加指斥他们粗鲁的世俗生活方式和他们对圣地的亵渎，绝大多数人都决定赶快回欧洲。[11]在定居进程的高峰期，城市的基督教居民有3万人，而全部十字军运动的参与者从未超过12万。这里的工作人口在25万到50万之间，大部分是穆斯林，还有一小部分是拜占庭基督徒。虽然做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定期从欧洲运来后勤物资，但巴勒斯坦从未真正地被基督教化。在20世纪中叶前的1300年里，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穆斯林地区。[12]

不过，这些新发展并未使圣地从基督徒心中遗落。如此多的基督徒曾血洒耶稣之地，这一事实越发将圣地推向基督教想象的中心。朝圣活动也未消退，尽管旅行日记发生了很大变化。显然，由于传教特征深深扎根在圣三一宗教中，它要求地域形象的持续涌入，以展示其灵性事实。劝说的修辞和宗教的传播首要依赖的是已经降临大地的恩典的力量。只是，这一救赎出现在特定的而非抽象的地方，因此，人们持续抵达这块土地的新事实构成宗教宣传中一个有效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朝圣活动就促进了热情的传教冲动，将整个世界基督教化的强烈愿望天然地包括抵达耶路撒冷的努力。[13]

到中世纪结束的时候，从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者成了勇敢的真正信徒的化身，成了文化英雄——如果这个词能够用在这一时期的话。目不识丁的村民认得出他的典型打扮，他的形象装点在许多著作中。他从上帝选为弥赛亚出生地的圣地带来了最新消息，也告诉人们圣地正遭受着外国异教徒的不断亵渎。

虽然如此，我们还要记住，基督徒的确热爱圣地，他们钦佩跋涉在这块土地上的古希伯来人，但这并未抵消他们对蜷缩在胜利的基督教阴影下的犹太教信徒的敌意。向着耶路撒冷进发的十字军不时地证实着这一点，那些同他们一道前往的民众尤其如此。回来后，他们谈论背信者犹大、耶稣的叛徒。[14]在他们看来，卑微的犹太人被赶出圣地是因为他们不配，他们在欧洲各地可耻的边缘化存在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观点在十字军和朝圣者中广泛流传，到西方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才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