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殿毁灭后的朝圣：一种犹太仪式？

圣殿毁灭后的朝圣：一种犹太仪式？

如果说公元70年后缺乏生气的哀悼朝圣还存在的话，那么到135年罗马人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后，它们几乎彻底消失了。[1]如我们所知，罗马人残酷地夷平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在其废墟上建造了崇拜偶像的城市伊利亚·卡皮特莱纳。受割礼者禁止进入城市，因此，在公元4世纪初帝国基督教化之前，犹太人基本无缘得见这个犹太信仰中心。基督教在整个帝国获胜后，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耶路撒冷成了有着许多教堂的基督教圣城。直到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军队到来后，犹太人才能自由进入和定居在他们的古代圣城。

不过，阿拉伯征服也导致两座宏大的伊斯兰圣所的建造，位置正在遥远的过去犹太圣殿矗立的地方。鉴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生关系，传说将征服者引到圣殿确切地址的是两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便丝毫不奇怪了。几个世纪后，那里已堆满了垃圾。我们也认为，由于它所发生的实际变化，在坚持口传律法传统的拉比派运动中，圣殿山对犹太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如在前一章看到的，卡拉派是犹太宗教的“抗议者”，他们拒绝犹太宗教律法，号召回归圣地的古老源泉。因此，他们去耶路撒冷定居，到那里朝圣。[2]

在麦加、麦地那之后，伊斯兰教将耶路撒冷选作第三重要的神圣中心。由于它曾从犹太教中吸取部分资源，位于巴勒斯坦心脏地带的耶路撒冷立刻成为穆斯林祈祷时朝向的一个主要地点。这里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虽然伊斯兰教朝圣诫命哈吉（Haj）的焦点是麦加，但访问耶路撒冷的人数也很可观。对各种流派中的神秘主义者来说，移民和朝拜北方圣地（Biladash-Shem）有着重大的宗教意义，许多年里信徒们源源不断地往那里去。[3]

相比之下，从想要重建圣殿的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的终结，到十字军于1099年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没听说拉比犹太教信徒试图朝拜圣城。如前面指出的，犹太人并未“忘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教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同这一神圣中心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没有转化为与这块土地真实亲近的冲动——走在它的泥土上，在这里旅行，或了解它的地理状况。

关于圣殿存在时期仪式的律法，犹太评注家做了长篇讨论；然而，对圣殿毁灭后的耶路撒冷朝圣，他们说的极少。《密西拿》《塔木德》《米德拉什》三部经典致力于传播积极和消极的戒律，包括关于救赎到来时恢复圣殿仪式的末世论指示，却没有事先提及朝圣的宗教意义。不同于基督教，犹太教认为，朝圣耶路撒冷不构成对过失的赎罪，不能净化信众，因此，我们没看到犹太教劝人朝圣。最终，一段时期内，艰难的历史现实割裂了与神圣中心的实际联系，所留下的强大关联本质上首要的是精神的、形而上的。

看起来直到十字军的征服之后，犹太人去圣地，特别是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才重新开始。埃哈南·雷纳是研究犹太朝圣的学者，他详细考察了这一课题：

受十字军战士影响，或是对其挑战的回应，在中世纪，犹太社会形成的朝圣体制似乎与十字军战士原来国家内的朝圣机制关系非常密切。十字军时期以前，拉丁教会国家中的犹太人不存在体制化的朝圣，更不用说形成对以色列地的朝圣仪式了。由于第三次东征，12世纪和13世纪初，在天主教欧洲的犹太社区，朝圣体制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在法国和西班牙犹太宗教世界，最终也在阿什肯纳兹人中占得应有的位置。[4]

十字军战士唤起了基督徒对圣地的注意，为什么也“影响了”欧洲犹太社区？雷纳提出一个假说，认为犹太人对朝圣的兴趣是圣地竞争的产物。也就是说，基督教声称是旧约的真正继承者，因此有资格控制它描述的领土资产，这引起了犹太人的担忧，鼓励了朝圣耶路撒冷的大众运动。[5]

这一主张远不能让人满意。在基督教文献中，我们能找到一些论争，说由于耶稣的受难，圣地被第二次许诺，许给了他的追随者；虽然如此，在犹太资料中，我们找不到对关于这地的人类集体所有权的实质性反驳。遗憾的是，雷纳的分析没有解释为什么犹太朝圣没有在更早的公元4世纪增多。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通过建立众多的教堂和纪念地，基督教开始宣扬跟圣地的联系，并对圣地进行控制。他的分析也没有澄清，穆斯林征服耶路撒冷、建起他们的壮观圣所后，在附近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社区，为什么犹太人对“所有权”的嫉妒没有激起警觉的朝圣行动？早在9世纪，卡拉派的丹尼尔·库米西（Daniel al-Kumisi）便表达了对拉比拒绝访问锡安的不解：

除了以色列，从天地四角来的、敬畏上帝的各族不是每月每年来耶路撒冷吗？那么你们，我们的以色列兄弟，为什么不能至少像异教徒那样，到耶路撒冷来，在这里祈祷呢？[6]

这个时期，如果犹太人愿意，没有谁阻止他们访问和定居耶路撒冷。将犹太人对以色列地所有权的意识归给拉比犹太教，这种解释本质上大致是犯了时代误植错误。其实，此类解读基本是把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所有权意识复制到了传统的犹太精神世界，而就后者与圣地的联系来说，其特征典型地是前现代的、非政治的心理层面的。

事实是，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犹太朝圣完全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后才逐渐重新出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我们应记得，圣殿毁灭前，朝圣的目的地不是犹大地的各个圣处，而是完全朝向耶路撒冷，并且不是个人的主动行为，而要按照《圣经》确定的日子去。弥赛亚大起义后，耶路撒冷和一部分犹太城市毁灭，朝圣传统存在的理由彻底没了，而且如前面指出的，这深刻改变了犹太信仰的性质。在虔信者的意识中，地理-自然意义上的耶路撒冷淡出了，想象中的犹太中心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出场了。

基督徒和不久前还是犹太人的穆斯林皈依者与圣地本身相遇后，也吓阻了仍忠于摩西宗教的人们。阿拉伯军队到达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基督教化相对平缓，但从7世纪初开始，起初较慢和难以觉察的伊斯兰化进程最终席卷了整个地区。事实上，圣地居民的大规模皈依用了很长时间，持续了数代，以至于人们完全忘记了有这回事。到犹太人再次探索圣地时，他们已看不到大量的皈依者及其子女了。可以想象，圣地居民会试图说服犹太旅行者采纳他们取胜了的仪式，归入他们扩张着的信仰。

我们也必须记得，对犹太个人朝圣者而言，由于无法遵行戒律，从欧洲去以色列地的旅行其实是不可能的。据我们所知，路途中没有为犹太人准备的旅舍或休整点。漫长危险的旅途可能会让潜在的行者犹豫不决：要冒亵渎安息日的风险，因为在陌生的道路上需要不停顿地走；祈祷时，无法凑够米尼恩（minyan）所要求的最低10人的法定人数；旅行中，难以遵循口舍（kosher）这种饮食律法。[7]总而言之，为了去圣地旅行，极端虔诚的犹太人不得不变得没那么虔诚了。

在基督教的朝圣之后，犹太人才开始朝圣。它从未达到一定的规模，或许不能被视作一种体制化的习俗。从12世纪到18世纪末，去圣地的犹太朝圣者很少，而同一时期的基督教朝圣者成千上万。虽说在这个时期，犹太人数量少于基督徒，但以色列地对“原来以色列孩子”缺乏吸引力的程度依然令人惊诧。许多年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尽力搜罗资料，搜集反映犹太人与“祖国”具体联系的只言片语，成果至多是乏善可陈。

就我们所知，公元1140年，诗人和思想家耶胡达·哈列维是第一个决定去圣地旅行的人，虽然他没能完成行程，在路途中就去世了。不久后的1165年，迈蒙尼德和他的家庭离开摩洛哥，抵达阿卡。年轻的哲学家访问了耶路撒冷和希布伦，但在定居埃及后，他没发现有什么理由要回到这些地方。到12世纪下半叶，我们有证据表明，亚科夫·本-纳塔尼尔（Yaakov Ben Natanel）从普罗旺斯出发，去了巴勒斯坦，行程中留下许多记录。同一时期还有一篇题为“古墓”的简短文本，是位不知名的犹太人写的，似乎来自大马士革。

这里最有趣的事实是，同期两位访问了巴勒斯坦并提供了详细描述的最重要的作家不是朝圣者。西班牙图代拉的本雅明和德国利金伯格的佩塔西亚是两名旅行研究者，他们想要离开住处，考察所知世界的犹太社区，其间也到了圣地。从人类学角度看，他们用希伯来语写出的证据是无可替代的[8]，而且，从高卢到哈扎尔王国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各个地区，他们对犹太生活的生动描述也很迷人。两位叙述者证明了在那个时期的犹太想象中，以色列地的分量之轻。

与实际地域相比，两位勇敢的旅行家对人的兴趣要大得多。他们对各圣处和墓地都很好奇，但在涉及生活方式和宗教习俗时，他们的评论更具原创性。在中世纪犹太知识分子世界中，本雅明和佩塔西亚代表着最机警、最有求知心的那些人。遗憾的是，他们传达的每件事并非都准确，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熟悉的传说和奇迹的棱镜看待呈现在眼前的东西，许多知识又是借二手资源获得的，而不是获自亲身观察。尽管如此，他们的报告依然珍贵。

根据图代拉的本雅明的计算，与巴比伦相比，从阿卡到阿什克伦的犹太人口要少得多，这反映出的明显事实是，犹太人把死者送回以色列地，却不送活着的后代回去。他把耶路撒冷看作小城镇，对大马士革留下的印象远为深刻。佩塔西亚把观感讲给学生听，而不是自己写下来。大马士革也令他很震动，那里有1万犹太人，以色列地则仅生活着300个犹太家庭。在他的故事中，相对不重要的耶路撒冷令人惊奇；按照他的描述，犹太人看上去更喜欢朝圣巴比伦的埃兹基尔（Ezekiel）墓，甚至连皈依的哈扎尔王国也派代表去那里。[9]

从本雅明和佩塔西亚的访问到17世纪末，去过圣经之地的犹太人留下了一小批旅行记录，如有争议的1210年西缪尔·巴尔-西姆森（Shmuel Bar-Shimson）的记述。他讲到主要来自普罗旺斯的一群拉比，如1257年前的拉比阿吉瓦的故事，他去耶路撒冷为他在巴黎的犹太经学院筹钱；如年迈的纳赫马尼德移民的事，是他的学生后来追记的；如从13世纪初起，耶胡达·阿哈利兹（Yehuda Alharizi）的动人诗篇；如从14世纪初起，伊西托里·哈帕奇（Ishtori Haparchi）独具风格的证词，以及少数不完整的珍贵叙述。

15、16世纪，来到以色列地的人有1441年的拉比迈拉加的伊萨克·伊本·阿法拉（Issac ibn Alfara of Malaga）、1481年的拉比伏特拉的迈苏拉姆（Meshulam of Volterra）、1489年的拉比伯提诺罗的奥巴迪亚（Obadiah of Bertinoro）、1521年的拉比佩萨罗的摩西·巴索拉（Moses Basola of Persaro）。17世纪起，来自东欧的旅行记开始出现，作者有1650年的布拉格的摩西·鲍里特（Moses Porit），18世纪头十年的犹大·哈西德的弥赛亚门徒，也有于1798年意外访问的布里斯洛夫（Breslov）的纳赫曼拉比。[10]

这样看来，犹太朝圣者规模有限，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富裕犹太人，不全是但主要由拉比和商人构成，其动机多种多样，不能说全是宗教性的。有些为了履行誓言，有些想要赎罪，还有些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冒险的欲望。与此类似，来圣地的基督教徒也不仅限于宗教朝圣，还包含了一些旅行家，尤其是来自意大利的那些人。在14世纪，威尼斯和雅法之间有了定期航船，每年去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达到了四五百人的规模。[11]

在几乎所有犹太旅行者的叙述中，他们对其他犹太人的兴趣和认同感都有清晰的展示。对于古代的风景，他们不能说全然无视，但总的来说，那不是他们叙述的中心。旅行报告显得相当冷静，没有什么指向精神提升或宗教狂喜的语言，也没提及“以实玛利人”亦即当地穆斯林对犹太旅行者的敌意。当地人不像欧洲的基督徒，不把犹太教看作一种低下的、可鄙的宗教，对此，旅行者的信中满是赞赏。[12]这些叙述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阻碍犹太人探索圣地的内容，也很少有禁止他们在那里定居的说法。圣地对他们来说不错，尽管许多人觉得，那里有的只是贫瘠的沙漠。虽然如此，它依然是奶与蜜之地，因为无论如何，《圣经》文本远比旅行者亲眼看到的东西重要。

发愿朝圣后，伏特拉的迈苏拉姆来到了耶路撒冷，对其建筑之美很是惊奇。不过，对于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位脆弱的托斯坎纳银行家的儿子也很震惊：“以实玛利人和当地犹太人像猪一样吃东西，每个人都从同一个盘子里用手指拿吃的，连桌布也没有，像在埃及时那样。他们的衣服倒是干净的。”[13]比较而言，摩西·巴索拉对墓地的兴趣要大得多，为后来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名单，让他们能够轻松地随着他的脚步来到这些地方。[14]

的确，绝大多数犹太旅行者都会访问圣墓，在那里匍匐敬拜。从麦比拉洞的先辈墓地，到纳布卢斯的约瑟墓、梅伦山（Mount Melon）的西蒙·巴-约海（Bar-Yochai）和希勒尔·沙马伊（Shammai）墓，朝圣地点大量地出现了。用意第绪语写作的摩西·鲍里特告诉我们，17世纪，犹太人已经开始对着西墙祈祷了：

犹太人不被允许进入圣殿所在的地方。西墙也在这里，犹太人可以从外面而非里面来到西墙边。我们祈祷，站得离它有点儿距离；无论如何，由于它的神圣，我们没有靠得很近。[15]

1734年，摩西·卡舒托（Moshe Haim Capsutto）从佛罗伦萨（Firenze）来到耶路撒冷，他的旅行日记关注的是：

这里没有隔都，犹太人想住哪里都可以。他们约有2000人（按他的估算，当地共有50000人），包括相当多的寡妇，后者从各个地方抵达耶路撒冷，希望余生能沐浴在上天的荣光中。[16]

毫无疑问，还有很多犹太人去了耶路撒冷朝圣，而没有留下记录。相当多的朝圣者不会读写。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另有许多证据遗失在岁月长河中。虽然如此，在犹太社区的生活中，圣地旅行显然不过是边缘小事。基督徒和犹太朝圣者的所有数据比较都表明，去往圣地的犹太旅行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从公元135年到19世纪中叶的1700余年里，我们知道的犹太朝圣记录约有30部，而从公元333年到1878年的1500余年，我们看到了大约3500份基督徒的圣地朝圣报告。[17]

对于以色列地朝圣，“以色列之子”相对冷淡，懒于参与。之所以如此，他们有很多理由。比如说，犹太教内部非常恐惧弥赛亚运动，担心它会激起犹太社区的热情，危及依赖其他具有统治地位的宗教恩惠下的脆弱犹太生存状况。社会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作品教导我们，无人监督的、不受控制的朝圣会动摇一切宗教体制的社会秩序。有时候，保守社团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存在，不欢迎自发的、有时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或集体圣地之旅，或是参与此类经历可能导致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倾向。[18]基督教会有能力引导朝圣活动，使之返惠于己；相比之下，犹太社区机构太过弱小，无力按自己的利益组织受指导、受控制的朝圣。因此，除了少数个例，我们没怎么看到犹太社区对圣地之旅的鼓励。当朝圣活动变得流行时，特别是在阿士肯纳兹人中，我们还看到了社区的明确反对立场。[19]

每个卡拉派朝圣者都能获得“耶路撒冷人”（Jerusalemite）的荣誉称号，且终身拥有。不过，拉比传统没有任何此种分类的记录。对忠诚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座城市的人们，对其他地方的朝圣者，基督教会慷慨地予以赦罪（indulgentia），犹太朝圣者不会被授予此类特权。另外，与去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者不同，犹太人哪怕一次都不去现世的耶路撒冷，他依然可以成为完美的正义犹太人。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即犹太人不能忘记圣城的毁灭，否则他的右手将“忘记技巧”（《诗篇》137：5—6）。赎罪日和逾越节家宴时，每个犹太人都会大声说“明年在耶路撒冷”，那相当于对未来救赎的祈求，而不是行动号召。在犹太人看来，圣城是记忆中的珍爱之地、信仰维护的不竭源泉，而不必是一个奇妙的地理位置，去上一次就能延缓或阻止救赎的到来。最终，犹太思想更多地聚焦于祈祷和勤勉的犹太宗教律法学习，而不是向着未知地域的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