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诉你上一次我做告解的情形。我是在教区的老人院遇见这位牧师的，老人院是我上班的地方，在那里，我的职责是用汤匙为衰弱的老人喂食。他注意到我缺失一根手指，所以他知道我曾经是个油田职工，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接手这份在户内照顾老人的工作。这位牧师长着一头金发，他还有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在路易斯安那州大克拉波特地区这方圆二百英里的地方，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哪里知道当可爱的原油价格滑落到一桶十二美元以下的时候，大多数石油公司都像胀破肚子散发恶臭的鲑鱼，而像我这样的油田工人就不得不离职去寻找其他工作。我告诉他我参加过一个夜间课程，学习照顾那些老孩子，学习怎样为他们擦洗和喂食，他称赞我有一副好心肠，饶有兴趣地和我闲聊了一番，还邀请我在需要的时候拜访他的教区长住宅。
是的，终有一天我会需要见他。人们往往会在日常的谈话中获得一些有益的教诲。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去了勒布朗街那座砖砌的老教堂，我在牧师住宅的小厨房里找到他，他一个人待在那里，我们挨着桌子坐下，桌上正煮着一大壶咖啡。
于是，我告诉他我的心事，我曾经有一辆1962年出产的雪佛兰轻型货车，我一直把它停放在户外的路边，所以锈蚀得很严重。我难得使用它，只是将它作为备用的运输工具，用以运送垃圾和废品。它非常破旧，我平时也羞于驾驶它招摇过市，除非去垃圾场之类的肮脏地方。圣诞节后一天，我妻子莫内特要我把圣诞树和节日期间的废旧杂物运走，我手中拿着车钥匙来到路边，我注视那块长满浅色杂草的长条草坪，我的卡车通常总是停在那里，可是此刻那里却空荡荡的，除了杂草什么也没有。我心中思忖，我的卡车可能是一小时之前被盗的，但也可能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事情差不多就是如此，有些东西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往往会把它视为敝屣，甚至压根儿无视它的存在，只有当你要用的时候才会觉得它是个宝。
于是我跑到克劳德那间四英尺见方像牢房般狭小的办公室求助，他说要再过一天他才能抽身为我寻车，因为此刻他正为一件昂贵物品的盗窃案绞尽脑汁。言下之意，我的报失是无足轻重的。然后我跑到县治安官办公室求助，但当他们听到我说我的卡车有三十年车龄的时候，表情变得异常冷漠，好像我是在央求他们寻找一张丢失的报纸或其他什么不值钱的东西。要知道，那可是我的卡车，我当然想找回它。
牧师听了以后仅仅点了点头，他从硕大的铝制咖啡滴煮壶里为我们各倒了第一杯咖啡。倒完咖啡，他将咖啡壶放到他椅子后面煤气灶上的一只盛水浅底锅里，然后，他凝视自己的鞋子，好像正在听取我的告解，我猜他听告解时就是这种神情。他的脖子上甚至还围着一块紫色的小破布，那是牧师听忏悔时必有的装束。
我告诉牧师警察怎样大动干戈地进行搜寻，我又是如何期待和关注搜索的结果。但是最终我那辆老卡车仍然毫无消息，就像雨水洒在滚烫的路面，被蒸发得无影无踪。莫内特则庆幸自家院子里从此再也不会出现那辆看了令人心烦的破车，可你知道吗，我需要用它来拖运一些东西。所以过了没多久，当我看到一辆78型旧福特卡车，标价一千美元，成色还不错，就买下来，将它停在老地方。
有一天，我和我年幼的女儿莉泽特一同去老人院上班，因为她学校有一个考察家长工作的课程。在老人院里，她任那些老人搂着她的肩膀，轻拍她的黑发。你知道，看见孩子他们是多么兴奋，好像快要消失的活力又回到了他们身上。在我当班结束的时候，一个来访者的卡车发生故障，他来是探望他瘦弱干瘪的妻子。我记得他名叫卡努勒特，所以我和莉泽特决定让他搭乘我们的车回家。我穿着烟色的带有小水果图案的工作服，莉泽特穿着带格子图案的校服，我们坐在我那辆闪亮的三手别克车里，驶离了老人院，老人卡努勒特坐在我和莉泽特中间，就像是一根栅栏的柱子。我们上了公路，转弯进入夹在稻田中的小路，然后进入通往椰树湾的林荫道。我们经过位于通加河湾另一头的贫民区，这时莉泽特把头伸到窗外，让自己的辫子在风里飘拂。突然我听见她叫喊起来，爸爸，那是你的卡车，它在树林里。我把车子转入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千真万确！大约一百五十码远的地方，我那辆老旧的雪佛兰就停在一片茂盛的橡树林里，如果不是她那双幼小敏锐的眼睛，我是休想发现它的。
我们走过去，车边的野蓟已经长得高过卡车的保险杠，据此可以判断这车停在这里差不多有三个月了。我踌躇着，问卡努勒特先生这附近有什么人居住，他注视卡车，说：贝朱。这是离开镇区后他说的第一个词。他说贝朱以这片树林为家，这些流浪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满脑都是邪念。我说我才不管他是不是贝朱，谁偷了我的卡车我就让他进监狱。卡努勒特不说话，只是用他那双银灰色的眼睛盯着我看，这眼光让我感到发冷。我把这老人送到他住的农庄，然后回到通加河湾商店打电话给县副警长，警察一般能在一个小时内赶到现场。
他们派来的是锡德·图沙尔，是个黑人，一个难打交道的恶魔。他蓬乱的鬈发一直拖到衣领上，上面搽了润发油。他的巡逻车里正在播放录音带，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流行的黑人舞曲。他手拿一个带夹子的书写板，无非是为了显示他懂得怎样写字，他还戴顶牛仔帽。他问我是不是打电话报警的博比·西莫诺，甚至还问站在林子里的莉泽特是不是我的女儿，我只是对着他点点头。他看了看卡车，看了看卡车上面的树叶和树枝，问我是否想让它物归原主。是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然后锡德走到车边，用一只手小心地触弄车门把手，仿佛那是什么肮脏的东西，我想他心里肯定是这样认为的。他把车门打开，我们愣住了，车里有许多废纸﹑破毯子和旧衣服。我走近想仔细察看，而莉泽特却向后退缩，用她的两只小手掩住嘴巴。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酸臭味，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看见一只尘絮蒙蒙的脑袋伏在方向盘上。
他住在车里，锡德警官说。他说话的时候眉毛竖起。尽管他在这个穷人的教区工作，许多事情令他司空见惯，但他还是有些感到意外。他再次问我是否执意要收回这辆车。对，是的，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坚持。他吐了口痰，他的个子特高，所以他吐出的痰要过很长时间才落到地上。然后他伸手进去，推醒那个男子，那人坐直身子呆呆地看着我们。他是个黑人，一个土生土长的黑人。他并不老，但是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老人们把这称之为悲哀的车辙。他的眼睛就像是浮在辣酱汁里的黑橄榄。当锡德试图让他走出卡车的时候，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朝车头方向的小路看去，然后目光又落在卡车生锈的引擎盖上。
终于，他开始说话：我叫费内斯特，费内斯特·贝朱。沿那条路走下去就是我妈妈住的地方。他指了指方向。我看得出这家伙已经醉如烂泥，他那副模样让人觉得他至少有连续六年的酗酒历史。他身上的旧棉布夹克已经被电池的盐酸腐蚀得破烂不堪，他的脚踝裸露。锡德把目光投向我，他看我的那副样子像是戴着一副远近双视眼镜，其实他并没有。喂，不要这样看我，我对他说，我要拿回我的车，他偷了它，你该将他送进监狱。于是锡德对他说，你偷了这辆车是吗？费内斯特的目光依然落在小路上，仿佛那里有什么不许他看而他偏要看的秘密。他说车本来就在这里，只是被他发现后用来睡觉而已。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气得脸膛一阵发烫。
锡德拖起费内斯特，让他慢吞吞地走到车外的阳光里，就像从纷乱的栅栏里拉出一头衰老的奶牛。锡德把他推进警车，要我和莉泽特坐在前排座位上。他说费内斯特母亲住的地方我的别克车是没法开进去的。我们在卵石路上大约行驶了一英里，然后转入一条狭小的道路，两旁茂密的灌木将它们的枝叶伸向路心，阻挡逆着它们而来的警车，把车子光亮的漆面擦出印痕。莉泽特坐在我的膝盖上，她一会儿注视锡德扔在车底的糖果纸，一会儿打量一只放在座位上的蜜橘，一会儿又玩味那串绕在后视镜上的念珠。路在一簇荆棘跟前到头了，我们左转进入一条河谷，河谷紧靠椰树湾，河谷里还有不少雨水，谷底尽是坚实的卵石。水流不断地冲上警车的罩壳，莉泽特扭动身子，对锡德说我们好像是在乘摆渡船。
我们看见那里有一座勉强凑合起来的简陋棚屋，匍匐在砖块砌成的堤道上。上面的柏油纸已经破败不堪，一段火炉烟道的残管伸出墙外，门外没有台阶，齐膝的柏类植物东倒西歪地杂生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丢弃在煤渣上的硬纸板、鸡蛋盒和水瓶。锡德按响喇叭，让它大约鸣响了十五秒之久，直到前门打开，一个衣着寒酸、瘦得像甘草秆一样的妇人来到门口。锡德摇下车窗玻璃，问她那个坐在后座上的人可是她儿子。她俯下身，眯起眼睛看了很久。是费内斯特，她面向河谷说。显然这话她不是对我们说的。锡德走下车，站在一条木板步道上，他要我跟上他，我抬起腿从车底上的废纸上滑过去，顺手将那只蜜橘带出来，不能把它留在车里，我对他说，莉泽特就爱吃这类东西。锡德从我手中拿过蜜橘，把它抛给莉泽特，她用一只手就接住了它。
他和那妇人谈话的时候，我乘隙探视屋内的陈设。第一间屋里除了着地放的一张床垫﹑一盏煤油灯以及零落在周围的几只碗钵外，什么也没有。墙上糊了报纸用以挡风。在第二个房间和最末一个房间里，地板全都朝下塌陷。因为白蚁将托梁和边梁都蠹空了，所以整座屋子向下凹陷。我绝非危言耸听，那屋顶的椽子要不了一年就会彻底坍塌。我想这样的地方连野兽也不会乐意安家，宁可待在地下的洞穴里。
锡德问妇人是不是知道有一辆卡车，她说她儿子就住在那车里。锡德把脸转向我说，你看这情景，你真的想让我把他关进监狱？
对，是的，我对他说。锡德用那双没有光泽的深红色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试图揣测我脑中的想法。他说如果我提出指控把他投进监狱，那会让教区花更多的钱。而我纳的税也将用于支付他的食品和衣物的费用。他说还是让他留在他妈妈身边为好。那老妇人再次俯下身，而费内斯特面无表情，仿佛她只是田间的一台拖拉机或是天上的一片浮云，与他毫无关系。我再次环顾四周，眼前的一切使我相信，如果把他投进监狱反倒能提升他的生活质量，是的。
锡德为费内斯特打开手铐，放他走进屋子，老妇人答应让他留下。然后我们开车离开，院子里尽是一条条被挖到黏土层的泥土明沟。警车摆动着车尾从沟底开了出来。回到我那辆被窃卡车停泊的地方，我把费内斯特放在里面的所有东西扔出来，堆成一堆。它们有被香烟灰烫出一个个洞眼的外套，有来自镇区免费诊所的药瓶，有肮脏的女人内裤，我用树枝把它们挑出来，还有炸鸡的皮和骨头，还有一只电池漏酸的小收音机。我插进车钥匙，但引擎没有丝毫声响。我掀开引擎盖，看到的是无以计数的枯枝，三只模样长得像水獭的小动物从里面蹿出，逃入树林。最后，县治安官的拖车将卡车拖回我家。我妻子打量着它，闻了闻里面的气味，然后对我说必须处理掉它。其实它对我确实是多余的，我已经有了一辆卡车。
多雨季节来临，我的卡车陷在后院里已经好几个星期，周围冒出了很多小龙虾窟，后来遇上一个好天，我把它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我想抽空去五金店买一块橙色的“出售”标牌，但令人气恼的是我们老人院新近从政府那里接收了五个贫穷无助的家伙，我因此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星期就这样白白过去了。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牧师的身子微微后仰，靠着窗框，脸上露出心不在焉的微笑。他在注视外面的玫瑰园，那是他的前任舒伊特牧师调任内华达州之前辟建的。我发现，当你倾诉的时候，牧师总是避免用目光直视你，也许是怕引起你的紧张和不安，怕你在顾忌中无法坦率地将所有的细节全盘托出。接下来，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在我把车停到街上挂牌出售的第二天夜晚，它又被偷了。我立刻打电话给锡德报失。他说你想要我再去找回那辆车？我说是的。他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一辆卡车吗？我想这家伙的脑子准是在犯病，我对他说这么多年来你搽的润发油大概全渗进脑袋了，脑子被搞出毛病了。他说你有一幢挺好的砖屋，有一个妻子，有两辆轿车，你就放弃那辆破车吧。他说烧掉五十美元汽油去寻找一辆仅值四十五美元的烂卡车，这样的傻事他不想去做。我告诉他我会去找县治安长官投诉，他说那好，请便吧。
为了帮助老人院筹备一个名为“音乐日”的活动，我忙忙碌碌，被繁多的事务搞得头昏脑涨。这天洛特里格先生携带他的吉他和扩音器来演奏广受老人喜爱的歌曲。老兄，他们就是爱听那些早就过时的东西，比如《时光流逝》《钓虾小舟》之类的歌曲，他们爱跟着那些1978年流行的曲子用脚打拍子。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也真是有趣，一只脚已经踩进坟墓，可还如此热衷于爵士音乐。洛特里格先生披着一头飘逸的银发，他的眼睛带点烟灰色。他神采飞扬，看上去就像巨星弗兰克·西纳特拉在为一些老女孩献唱。
“音乐日”的活动终于结束，我来到老人院后面的停车场，我的车在那里。令我甚感意外的是，锡德正坐在他那辆警车的引擎盖上，引擎盖被污泥溅得肮脏不堪。我走过去，只见他双臂交叠。他说，他找到了它。我问在哪里找到的？他说还是先前的地方。我说，你的意思是费内斯特·贝朱又把它偷去，停在贫民区的草地上？老兄，这可真让我怒火中烧！嘿，我放他一马，让他免受牢狱之灾，他倒好，这样来回报我。我愤怒地咒骂，然后吐出两口痰。锡德用双眼紧盯着我，好像我倒是个贼儿似的。我问为什么不将费内斯特投入监狱，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最后他说费内斯特是个病入膏肓的酗酒者。这更让我激愤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喝得烂醉，到“大方的戈代”的二手车场，也偷一辆车，然后也可以平安无事？锡德点点头，不过他说，西莫诺先生，我看见你陪那些老人玩耍取乐，你像对待自己的祖父祖母(1)一样对待他们，你不在乎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曾经做过什么错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他旁边坐下，这时金属引擎盖软软地凹陷下去，吓了我一跳。我想，他们是我在老人院的服务对象，也许，我对他们好是因为我能得到薪金。可是没有人会因为我善待一个普雷里埃默热的酒鬼而付给我报酬。我朝人行道吐了一口口水，心想锡德是不是真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愚蠢。突然，我想起橡树林里的那幕情景，想起了费内斯特·贝朱被拖出卡车时眼睛定定地看着小路的神情。于是，我说算了，我不追究，就叫拖车把我的卡车拖回家吧。可是锡德却说，不，我不能再打这样的报告，因为他们打算把他关起来。
这是什么道理？我得自己去把被盗的车拖回来！难道我纳税就是为了得到如此结果？
炉灶上的咖啡壶在微微地颤动，汽化的咖啡冷凝成液体后流落到底部的容器里。牧师转身为他自己和我倒了第二杯咖啡。此刻，他微笑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仿佛他的臀部被硬座椅子弄痛似的。他不说话，也不看我。
我继续叙述我怎样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叙述我和莫内特怎样在砾石路上驾车朝贫民区进发，海湾的一场强烈风暴就要来临。当我们到达卡车停泊地的时候，在狂风的吹刮下，一大片橡树像柔软的橡胶一样弯了下来。莫内特留在别克车里，我下车向那辆红色的旧卡车走去，只见费内斯特坐在车斗里，两腿中间夹着一桶一加仑装的葡萄酒，正飘飘然陶醉在他的酒精世界里。你又偷走我的车，我狠狠地对他说。他说他必须要有个地方容身。他说这就好比他住在霍利海滩空置的屋子里一样。他仰头注视浓黑浓黑的云团，似乎在等待隆隆的雷鸣。我想，有多少人像这样醉生梦死地生活，直到他们彻底崩溃？我在心中询问，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注视他滚圆的脑袋，他的头发粘满绒毛状的尘埃，他准备离开，但是，他占用我的车，却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我认为不收报酬白白给他一些东西，无疑是助长他的邪气。我说如果他能出二百美元，这辆车就归他了。我不知道开这个价钱的依据是什么，但就是脱口而出了。他说要是他身上有二百美元的话，他也不会坐在林子里喝五美元一加仑的葡萄酒。我想问他要去哪里，但瞬息之间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想让自己在他的脑中留下什么印象。于是我随意地看了一下卡车驾驶室，引擎的点火开关被他用线接通，我发动引擎试了试。我把他的毯子和一些食品纸袋堆成一堆。然后我跳进车斗，放下尾门。我不得不像对待老人院里那些真正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那样把他弄下车，他醉得烂如稀泥，即使在风里也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股酸臭味，仿佛这卡车装载的是一堆发霉的湿抹布。我推上卡车的离合器，把他留在橡树下面那块小空地上。这便宜他了，他既没有付钱，也没有受到惩罚。当我把卡车开到莫内特驾驶的别克前面为她引道时，大雨倾盆而下，仿佛一根凌空而过的巨大水管突然爆裂。我回头看费内斯特·贝朱，他站在他那堆破烂的废品旁边，一只手指塞进靠在腿上的酒桶里，他仰起头就像是在洗淋浴。一个雷电横过马路劈下来，雨水像碎玻璃一样被狂风吹刮到一边，在回家的路上，我加足马力朝镇子直奔。
那天，我像一段圆木在床上翻来翻去，整晚不能入眠。我以为这恶劣的天气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暴风雨使格兰德克拉波德地区变得像一块凄冷的铁板，能熔化铁石的强烈闪电在彻夜不停地闪动，直到天明方才停息。在上班的途中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想返回贫民区去看看费内斯特怎么样了，但最后我还是没去。在老人院我整天心不在焉，不是忘了更换床单就是在给老人喂食时让食物漏到地上。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我才松弛下来，于是才有心思清洁卡车，不像前些日子那样老是仰望天空，出神地想着费内斯特，心里像在期待什么。我把车清理妥当，将它停在草地上，然后卸下卡车的蓄电池，把它放到车棚里。大约有一个星期，家里谁都没有关注它。一天早晨，莉泽特和我吻别后去车站等巴士。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纱门打开的声音，是莉泽特跑回来，她说有人试图开走那辆旧卡车，她说她听到车子里有声音。我赶紧跑出去，透过玻璃朝车里望，只见费内斯特·贝朱在里面仰面打着呼噜，发出的响声就像一台正在工作的锯木机。当莉泽特发现里面是个不省人事的酒鬼时，吓得发出惊叫跑回家去。是的，她的确是非常惊恐，我却显得较为平静，我打开驾驶座旁边的车门，对他打量足足有五分钟之久。我可不是爱做慈善事业的普鲁多姆先生，那是个经营了十年甘蔗园的农场主。费内斯特直起身时，他的左眼还闭着，然后才慢慢睁开。他的眼神极度黯淡虚弱，就像是旭日下的一豆烛火。他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落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
我对费内斯特说，我应该拖他下车，用水龙头浇醒他的脑子，因为他让我年幼的女儿受到惊吓。他张开嘴，含糊不清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叫他马上离开，但是他仍然坐在长凳形弹簧座椅的中间，仿佛在期望我进去载他上什么地方吃点东西。最后，他对我说，他家的屋子整个儿向下塌陷，他母亲离家去了别处，但是没告诉他到底去哪儿了。老兄，他倒好，想要霸占我的车。我对他说赶快戒酒，去找一份工。他说他嗜酒如命是一种疾病，我说是啊，好吃懒做的病。他说假如他能控制自己，他会那样做的，还说他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自我毁灭。我说他现在正处在那条缓慢下沉、即将覆灭的破船上。我回头张望，看到住宅窗子下面凋谢的茶花，那是莫内特栽种的。我说如果他能保持一个星期不沾酒，我可以帮他在老人院谋求一份擦地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攒钱买下我的卡车。这时，他低头笑起来，我改不了的，老兄，他对我说。这话让我十分生气，我走回家打电话报警。很快，克劳德率领他的一班人马驾着镇警署的巡逻车来到，他先朝费内斯特看了看，然后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我站立的地方，我旁边有一棵日本李树。他们虽然腰束武装带，显得挺威风，但个个瘦骨嶙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对付那个酒鬼。克劳德问我，你想让我们怎样处置他？克劳德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讲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他说他可以逮捕费内斯特，这样那辆卡车就不会再受到侵害，但他又说如果费内斯特再一次偷掉我的卡车，市长想必会授予他“城镇美容师”的称号以作褒奖。我说该逮捕他，但是从克劳德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出他根本不会拘捕这个酒鬼，他才不会为此人而去消耗资源，夜间还得派人当班看守囚室。你务必尽职，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费内斯特住在我的车里，把莉泽特给吓坏了。
克劳德对他所作的处置是先把他带上警车，然后在巴格餐厅外停下，为他买了块火腿三明治，最后在城乡的交界处放他下车，那里有很多废弃的制冰厂建筑物。这些情况是后来我打电话到警署询问时他们告诉我的。
这时，牧师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他指着我的杯子问我要不要加点咖啡，我摇摇头。他为自己调制了一杯加了许多奶脂的咖啡，从龙头里为我装了一杯水，在落座的时候飞快地瞥我一眼。
他的表情无疑是在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他那天夜里以及之后的两个夜晚我都难以入眠，要不就是在昏睡中梦见那个不幸的酒徒。我想很多人都需要帮助，我的独腿叔叔需要有人帮他割草，我去帮他，但他说他不想让我来管这种闲事，他说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做更有益的事情。我想，既然别人应该得到我的帮助，为什么费内斯特不能呢？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的影子还在我脑中晃动。后来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对他的报道，我还在报纸上刊登的一组照片中认出他来。得知他真正好起来我才宽下心。可是你知道，没有多久他就故态复萌，沉沦不堪。我在老人院兢兢业业地工作，为秃顶的男子涂敷治疗头部患处的油膏，为老年妇女的大脚趾关节裹上创可贴，让她们可以穿得上鞋，虽然在老人院里她们并不需要走多少路。
后来，在一天早晨，费内斯特的母亲被送到我们老人院来，她是和另外三个由政府负担费用的穷人一起被送进来的。她消瘦干瘪，皮色如同牛肉干一般。她是在普鲁多姆先生的农场里中的风，在那里免费住了三天活动房。现在半身不遂。我有三天没有见到她，直到洛特里格先生出场表演的“音乐日”，这天，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大房间里，我从她旁边走过，要去为布罗德拿他放在浴衣口袋里的假牙。她伸出一只没瘫痪的好手，抓着我水果图案的工作服。虽然我不想直视她的眼睛，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她伸出舌头湿润一下嘴唇，她对我说她的屋子塌了，家里唯一安然无恙的是那只信箱。我说这真令人遗憾，然后想要走开。但是她不松手，我的衣服在她的拳头里被捏成一团。
她说她儿子从信箱里拿到政府寄来的支票，然后就步行五英里去购买葡萄酒。她对我说他将会死于他的酒瘾，而我却见死不救。我看着她，觉得自己就像条冷血的蜥蜴。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她说你是个怪人。我对她说不要怨天尤人，所有的人都帮助过他，是他不自爱，他毁在嗜酒如命的恶习上。我挣脱她走开，我拿好老翁布罗德的假牙，当我走回来的时候，我用眼光扫视房间，看见她还在用一只手指指着我。你是个怪人，那手指仿佛在对我说。我笑了起来，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错。虽然如此，但我在照顾老人院里的老人时总觉得有点心神恍惚，老是想到那个黝黑的喝得醉醺醺的偷车贼。
牧师举起一只手，准备对叮在他另一只手臂上的蚊子重重拍下去，但是，最终他改变主意，只是吹一口气把它赶走。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认真听。又有谁会知道一个牧师是否在意你的告解呢？我想，反正自己假想是在和上帝讲话就行了，那个脖子上围着紫布的人只不过如同一个电话接线员罢了。不管怎样，我得继续讲下去。
我告诉他，下班以后我在停车场打电话给锡德，要求他帮我寻找费内斯特。是的，我确实非常内疚。我不知道如果锡德找到他我会为他做些什么。但那老妇人用手怒指我，我必须做些事情以减轻心中的不安。我回到家，大约在太阳落山前一个小时，锡德的警车开进我家前院，我赶紧跑出去和他会面。我带着莉泽特，她有点感冒，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她在不舒服的时候特爱缠住大人。锡德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他那搽了润发油的头发披落下来，像是一簇干渴的杜鹃花。他说我们到贫民区去吧，于是我放下莉泽特，钻进我的旧卡车，跟在他的车后开出去。
我们经过松林地带，经过蒂博德兄弟的稻田，经过他们在通加河湾的破败农舍，然后进入贫民区，这里大部分土地都被荒草和野花覆盖，偶尔可以看见一些橡树林，但是没有庄稼。据老农说，种植在那里的任何植物都带有苦味。锡德突然把警车开进路边的三叶草丛，于是我在他后面停下。周围一片荒凉，我走过去，锡德说看见这派荒凉的景象简直令人心酸。他伸了伸腰，我听见他的枪套在嘎吱作响，我问为什么我们停在这里，他伸手指向前面。在那片被野草侵占的田野里，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牲口棚，它的大小差不多可以供十几头奶牛天黑后栖息休养。我们跳过小沟，穿过矮小的灌木丛，踩踏着遍地皆是的牛舌草。锡德停下他的脚步，打起喷嚏来。他说我要他寻找费内斯特，他义无反顾，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绝不推辞。他问我想为费内斯特做些什么，我说他的母亲希望我制止他酗酒。但这不是原因，不，因为我是老人院的工作人员，责任感驱使我这样做。我悉心照料他们可以得到报酬，而我想做一些没有回报的事情，我没有给那个偷卡车的黑人盗贼任何东西，现在我想帮助他，想到以前我的冷漠，我真是难以启齿把这些想法告诉锡德。
我们走到用锡板作屋顶的牲口棚，伸头探了探，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里面，因为太阳差不多已经西下。我们走进去，先站一会让我们的眼睛适应这灰暗的环境，我能够嗅到一股柏树散发的胡椒味，那味道非常柔和诱人。用柏树作材料搭建的房屋可以存留一百年，你一走进去就会闻到这种气味。沿墙有一排木头的饲草架，离开地面有五英尺。费内斯特正睡在那上面，他的脸朝着木纹清晰的板墙。锡德压低喉咙，像女人似的轻声细语起来，他说费内斯特学乖了，现在他知道要离地腾空而睡，这样可以避免被蚂蚁叮咬。他告诉我两年前有一次费内斯特睡在地上，在火烤般的疼痛中醒来，发现成千上万只火蚁爬满周身，那感觉就像一只只红辣椒塞在伤口里。他病了三个星期，浑身上下是带脓的疱粒。他的高烧退掉后，眼睛便处于半失明状态，一只耳朵也几乎丧失听力。
我走到喂食槽旁边，伸出手来摇他。他身上的气味很刺鼻，足足过了五分钟他才睁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够看出这双眼睛带有病态的红色。我问他一切可好，他醉醺醺地反问我是不是他的妈妈，我无可奈何地在旁僵立，看他慢慢直起身来。锡德走近，捡起一只空酒瓶闻了闻。我伸手掠过费内斯特的肋骨，敲打他的手臂，问他明明知道酒精会杀死他，可为什么偏要喝得这样酩酊大醉。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那神情仿佛是说在他眼里我简直就是个不明事理的傻瓜。他说酒对他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我对他说也许我能够设法让他在老人院和他母亲一起生活。他眼睛定定地朝锡板屋顶看了看，然后摇摇头。我问锡德，是否可以让他母亲将他领走，然后把他送进疯人院去。锡德说不行，因为他并没有疯，他只是没日没夜地喝酒，州政府认为两者不能等同而言。费内斯特在喂食槽里坐起，头上沾满干草，他开始重重地咳嗽，并且禁不住遗出尿水。这让我想起老人院的老人，他们在深夜时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值夜班是很可怕的事，因为那些老孩子有时会梦游，在黑暗中游走。再说回来吧，费内斯特的脸在抽搐，他问我想要怎样，我无言以对，张开我这张不善言辞的嘴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我说，锡德把我的卡车带来送给他，以后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住在卡车里。我拿出车钥匙交到他手中。他平静地点点头，仿佛这正在他预料之中，仿佛人们经常像这样把他叫醒，然后送他一辆车。我注视锡德，发现他的一只牙齿镶了金，他沉默不语。然后我对费内斯特说，我知道他不可能驾车，所以把车子的保险撤销了，但是他可以在坏天气里用它过夜，就像以前那样。他越过我看看锡德，然后像跳机械舞一样走过去和他握手。我赶快过去把卡车开到牲口棚旁边的草地上。以防万一，我将蓄电池卸了下来。然后锡德载着我和蓄电池在回家的路上疾驰。我们离开那片荒凉的低洼地，大约开了五英里之后，锡德问我为什么对费内斯特说是他把车给他。我看着路边被龙卷风掀翻的活动房屋说，做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何必宣扬。警车咔嗒咔嗒地经过通加河湾的贫民区，锡德把收音机调到一个爵士音乐台，克林顿·里多和埃博妮·克罗非什的歌声飞扬而出：“阳光不能毁灭我的风暴。”但是我丝毫没有用脚和着音乐打节拍的冲动。
我一回到家就想睡觉，但是我没能睡着。我想，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但是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扔掉一辆毫无价值可言的破烂卡车，它的底盘已经锈烂，所有的窗玻璃都是坏的。我放弃这辆卡车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而不是为了帮助费内斯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对牧师讲这些的原因。
牧师看着我，从他的眼里我仿佛看见有什么东西正在驶来，像是一辆大卡车或是一列火车。然后他靠过身子，这时我能够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肥皂味。他告诉我只有一件事会比我所做的更为糟糕。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假如你没有把车送给他，那才是最糟的。
刹时，我感到一阵眩晕，像是马上要从椅子里跌出来。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夜里，费内斯特的母亲逝世了，天亮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锡德。他立刻出去寻找费内斯特，但是跑遍所有的地方都不见他的踪影。高大黝黑的锡德来到我家，我看见他蹦蹦跳跳地走在车道上，好像他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音乐旋律。他穿的是一件黄卡其的新制服，像鼓面一样紧绷在身上，到处都是清晰的折痕。他告诉我椰树湾的那家酒店说他们没有看见费内斯特。老地方的信箱已被白蚁蛀塌。也没有农夫看见他。我说真是遗憾，他母亲去世了，我们却无法通知他。锡德歪着头看着我，双唇紧闭，好像在掩饰自己的微笑。我请他进屋，莫内特为我们冲好咖啡，我们在厨房里坐下，开始咒骂政府。
夏季来临，气候转热，就像推门进入另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老人院的老孩子们由于酷热不能外出活动，所以我们陪伴他们在那间大娱乐室里玩纸牌游戏消磨时间。我和六个老妇人一起用两副扑克牌玩凯纳斯纸牌游戏。在游戏中她们老是记不清游戏规则，所以一天之中我要花三个小时来向她们解释这个我们永远也结束不了的游戏的规则。
我记得大概是费内斯特母亲死后两个月，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坐在靠近空调机的一张舒适的椅子上，莉泽特走过来给我送了个轻轻的吻，然后说锡德打电话找我。于是我跑到厨房接电话，他告诉我他驾驶警车到教区北端巡逻，在马木的西边发现了费内斯特，那个地方属于迪博先生所有。
我沉默了半分钟，然后问他费内斯特是不是又醉成一团。他说不是，他说费内斯特已经死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大约是昨天，死在卡车里。我的脑中慢慢浮现一幅画面，在一条僻静的路上，费内斯特·贝朱开着那辆破烂的卡车，他眯起眼睛朝挡风玻璃外面张望，想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我对锡德说我感到很难过。他说别这样。他说我们本就帮不了他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尽力了。
(1)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