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最大的愿望就是出名，哪怕只是个小小的名声。那些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块墓碑，他觉得他能胜过他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想成名的渴望就越发急切，到了五十二岁，当他最小的孩子离家加入海军之后，他开始去上钢琴课。他的老师，一位荷兰小姐，对他说他不是一个可造之才，他的节奏感是全俄亥俄最糟糕的。他问，是否有适合他的其他乐器，她建议：去学卵形笛吧。
克利夫尝试去上美术课，但是他画的畸形裸体看上去就像长期放养在核试验场上的白牛。接下来他去上创意写作课，试图花两年时间写出一些东西拿去发表，但是，就连他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信中插进去的一首有关收集垃圾的五行打油诗，也被编辑删掉了。直到又经历了多次探索之后，他才认识到不如着手把他那间双人大睡房改成一个男人的洞穴，一个全县知名的“男人洞穴”，一个充满珍稀怪异之物的空间，足以让水厂的朋友们惊愕不已，或许还会引起当地新闻媒体的注意。
他安顿在里面的第一件珍品是一个破碎的麋鹿头，足有一辆大众汽车的一半那么大。他是听了当地广播电台“以物易物商店”节目的一则广告之后买下的，要购买有男人品味和奇异风格的东西，那是最便宜的途径。每天早晨七点钟，他和他妻子吃早餐时都要听广播。他妻子塔米是一个默默忍受他购买这类东西的善良女人，她相信她那生性温存而又孩子气的丈夫很可能有更糟糕的习性。继麋鹿头之后，他又买了一台电动老虎机，它的玻璃上画着几个半裸的亚洲女牛仔；接下来是一辆1947年产普利茅斯汽车的车尾行李厢部分，被制成了一张荧光绿的沙发；然后是一张罩着桃红毛毡的破桌子；再后来是两只上了红釉、牛粪状的烟灰缸，虽然他的熟人中没谁抽烟。收藏品在不断增加，他的朋友来访，在一只巨大的、中央画有一面立陶宛国旗的电缆绕线盘上打扑克。没有人对这些物品多说什么，尽管有两个来自化工部门的人对两具拥有超重女人体型的人体模型投以疑虑的一瞥。克利夫喜欢他的收藏，虽然他感觉他的绝大多数牌友或多或少有点被它们搞得心神不安，特别是吊在牌桌上面的那具山羊骨架，有两只炫目的灯泡从它的胯部悬荡下来。
一天早晨，在“以物易物商店”，一个男子以含糊不清的口音打电话进来，说能提供五只染成绿色的小鸡。那个地方在西弗吉尼亚的布卢沙弗特，是一个荒芜的煤炭小镇，当地居民会打电话来，试着出售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有钱付家里的电费。下一个卖主是一名妇女，她想要出让妓院里一台遭到雷击的坏钢琴。克利夫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接踵而来的将是些不寻常的珍奇。这时，一个年幼的男孩来到广播中，想要卖掉他仅有的一条裤子，因为他的腿已经长得穿不进了，克利夫伸手去把音量调大。当这个孩子描述他的牛仔裤时，克利夫想起了他年轻时的一次远足，那是他唯一负担得起的一种旅行，因为他的妻子是俄亥俄州林肯镇富特村的公共图书馆管理助理，而他只是一个在水厂估算进出水量的人。
在这个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塔米从桌子边站起来。“再见，亲爱的，”说着，她擦身而过，“别再去买一个马蜂窝来。”
克利夫闭上眼睛。“你不必老提那件事。”他早期从“以物易物商店”买的一件东西是一只价格十美元的大黄蜂窝，同一个男子在路边交的货。那是一个初秋的日子，这个农夫认为黄蜂已经死了很久，它们确实是死了。克利夫把这个大黄蜂窝吊在他的“男人洞穴”里，继续给水厂写那些报告，却浑然不知里面留有好几十个活的蜂卵。当中央暖气开始运行时，它们突然或多或少地被孵化了，于是那些嫩刺就像是微型的毒药一般落在克利夫的头上。当他的眼睛肿得睁不开之后，他觉得最好还是赶紧上医疗急救中心，可却从车边的踏脚上跌下来，把一件新运动衫给毁了。当他坐进车子，却不能睁眼开车，于是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摸索着电话上的号码却按错了键，打给了西尔斯洗衣机的修理工。等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鼻子竟有一个没熟的小南瓜那么大。救护车服务、急诊室治疗、药物注射，这种种费用贵得惊人，不过，让他足足一个星期愤懑不平的是来自西尔斯的一百零九美元的服务费账单。
这天，“以物易物商店”的节目比平时要略微长一点，最后报出的物品是一台老式的木匣收音机。他记起他祖父的克罗斯利669型收音机，儿时他得到许可可以摆弄它。那时候的广播很老式，音乐声朦朦胧胧，流行的是软绵绵的乐曲，夹杂着沙沙的静电干扰，就像木匣子里起火了，广播员的声音模糊不清，好比爱德华·R.默罗，甚至在做彩电广告时也是如此。祖父让他很晚睡觉，十一点钟之后他会把收音机调到警用波段，1940年代之后这档节目就不再广播了，但是再往左边一直旋转下去，他可以在一个澳大利亚业余无线播音员的语音中取乐，那人总是谈论钓鱼。他按下另一个按钮，整个装置会进入弃而不用的短波波段，而有时候他能够听到像是说中文的声音。收音机里的吟唱带着遥远而神秘的朦胧感，像是某种在支离破碎的梦境中来来去去的意识。
他匆匆记下卖主的电话号码，在铃声响了很多遍之后，他和一个声音嘶哑、名叫塞尔玛·麦基森的妇女通了话，她住在布卢沙弗特附近。她对收音机目前的状态不清楚，只知道她已死的儿子开过一家电子修理铺，几年前曾把它修好了。她开价五十美元。
克利夫打电话给水厂，请了一天假。
西弗吉尼亚的布卢沙弗特离克利夫的家只有二十英里。在过去六十年里，这地方在慢慢走向衰亡，每年有一个公司倒闭，每年秋天会新增十幢用木板封死的屋子，与此同时，五十个工人搬离此地，直到这座城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座大农舍，被它那群长大成人的孩子遗弃了。收音机里，声音咆哮的老播音员在宣读庭院旧货和二手汽车的出售地点，好像他几乎看不清打印好的稿子。
克利夫开车经过很多落满灰尘、里头空荡荡的店面。它们后面，袒露泥土颜色的山脉在远处连绵起伏，山上分布着带状的缝隙，里面是劣等的煤炭。麦基森太太住在一座二层结构的大木屋里，四周被宽大、斑驳的走廊围合着。他敲了敲门，等了很长时间，他以为自己被忘记了，或者因为那台收音机已经卖掉，所以她不来应门。但是敲了门并等了六七分钟之后，他听到缓慢的、伴有喘气的脚步声，并看见白色的陶瓷门把手像时钟的秒针在慢慢转动。
麦基森太太的背部笔挺，两眼像青柳纹瓷器那般清澈，但是有点岁数了。她为迟迟开门而抱歉，一边示意他进来，一边解释着，她刚过了九十八岁。关上门之后，她上下打量着他。“你的中段有点粗厚，是吗？”
对此他有点语塞。
麦基森太太举起一只手说：“我的父亲过去常说，一只肥胖、快乐的狗不会快乐太久的。”他们踩在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的地板上，她把他引入到后卧室，指着那台收音机。“这是我大儿子的，他叫弗农。”一台硕大的落地式红木匣收音机竖立在高窗的旁边，一根铜质天线蜿蜒地从窗框下面穿出，一直通到屋顶，然后系在两根棍子中间，一根在屋前，一根在屋后。
“它比我想象中要大。”他把它靠墙的一面转出来，看出它是飞歌41-290型，带有调频、调谐、调幅，短波和警用波段，“它能用吗？”
她突然用手指着墙。“把它插上去，我的孩子。你知道，它是靠电来运转的。”
“我不这么认为。它可能会冒烟烧起来的。”
“哦，胡说什么！你不敢是吗？它会播放得很好的。”
克利夫投她以怀疑的一瞥。“还是小心点为好。”
“哦，看在老天爷的分上。”麦基森太太慢慢弯下身子捡起插头。
“请不要。让我们商量一下，四十美元你肯卖吗？”
她挺直身子说：“你在口袋里留下十美元想做什么呀？不会是买一艘游艇吧？”
他低头看着那蒙有灰尘的收音机外匣，由于它上面的家具蜡，他应该能看到自己的映象。“哎，好吧，就五十美元了。”
她伸出手，手掌宽大，一点也不颤抖。“我丈夫说，或者是说过吧，弗农在这灰尘蒙蒙的旧东西里装了很多新的电子元件呢。在他心脏出问题之前，他真的过着很好的生活。”
克利夫掏出了皮夹子，蹙着眉往里看。“哦，你的丈夫已经过世了？”
她摇摇灰白的头。“没有，我们只是去年离婚了。”
“真的？你们结婚有多久？”
她摸了摸下巴，闭上眼睛。“七十三年。”
克利夫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你们为什么在七十三年后离婚？”
她耸耸肩。“哎，我们想等到孩子们死后再分手。”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克利夫用一辆手推车把硕大的飞歌收音机推进屋子后端的“男人洞穴”，在那里和它为伍的是一只被老鼠啃过的食蚁兽，一个B24型螺旋桨的残余部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活塞，一台玻璃上有两个弹孔的自动唱机，一件染有血迹的紧身衣，一幅用二十个红色热水袋组成的抽象拼贴画，还有很多其他怪异之物，全是通过“以物易物商店”购买的，要不就是他朋友——那些坏品味的优秀裁判者——送的。一位工作上的熟人送了他一只塑料驴子，它的背褡里放满了卷烟。当克利夫第一次提起驴子尾巴时，从动物的臀部弹出一支发霉的好彩牌卷烟。
那天深夜，克利夫把飞歌收音机的后板抽出，发现里面非常干净。几乎每一个电子管、电容器、电阻器都被更换过，好像还增添了一些现代电子元件。插头线也恢复了安全等级，是一根裹着青铜色织物的电线。克利夫决定绕着房间布一条临时天线，让这个装置投入运行。
随着“咔哒”一声和“嗡”的一声，他开始在收音机的调频、调谐、调幅装置中巡游，然后是一阵像锯琴奏出的高亢哀鸣声，所以他转动转换开关，进入当地的乡村音乐电台。那声音就像他祖父的收音机，但是更清楚——泰勒·斯威夫特(1)那种大而柔软无刃的声音。当他为县里写一份实验室报告的时候，他把收音机调到广播一首老歌的波段，边写边听。然后他又试验警用波段，那是空的。克利夫简直不相信地球上竟有什么空的东西，更不用说无线电频段了。他以爬行的速度转动旋钮，最终在刻度盘的左侧停住，他听到一艘船在呼叫一名引航员从密西西比河河口出来，赶往墨西哥海湾。谈话全是有关水位，流向，和方位，持续了二三分钟，好像引航员正在夜色中漂游。然后是卡吕普索音乐(2)，飘荡了一会儿就马上消失了，那旋律就像一头敏捷的鹿从车头灯前经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一位老者唱“给你两支栀子花”，是声音轻柔的独唱，接下来是更长久的死寂，然后这沉寂被悦耳的手风琴声打破，然后又是哑然无声。克利夫呷了一口威士忌酸酒，将一把椅子拖到收音机旁边，然后转动一个按钮进入短波。得克萨斯州德尔里奥的一个业余电台宣布成立，广播了一大串斯佩德·库利(3)的西部摇摆舞音乐。很晚以后，他进一步转动刻度盘，一点东西也收不到，直至他听到源源不断来自象牙海岸的英语新闻，他移身到沙发上。克利夫和妻子几乎从没离开过他们住的州，一年两周的假期并没有让他们有多大的活动范围，但是在这个夜里，他第一次领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巨大和丰富多彩，他听到很晚，直到倦得躺倒，在1947型的普利茅斯行李厢里睡着了。
在淋浴和修面的时间，塔米叫醒了他。她提出收音机有过热的迹象，如果不想把屋子烧毁，他该把它拿到布卢门撒尔老头的电子修理行去作个安全检查。在上班的途中他把这个大家伙丢到修理行里，下班时带回它，布卢门撒尔先生告诉他收音机安全无虞。
在帮忙把这个庞然大物装上车的时候，修理工人说：“你可知道，这个老姑娘已被重新设计过。我的意思是，不仅元件被更换了，每样东西都作了改进。好像有人试图让它在一个特殊的电台更加强劲有力。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电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匣子里。”
克利夫关上车子的舱盖式后背，吸了一口气。“我只是想知道它是否会着火。”
“不会，不会，”布卢门撒尔先生说，“这些元件很容易发热，这是正常的。希望你能收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天夜里，克利夫和塔米一起坐在“男人洞穴”里看足球赛，比分达到四十八比十八之后，他妻子站了起来。“在这只火鸡上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你的收音机怎么样？”
“布卢门撒尔先生说没问题。”克利夫打开短波，立刻听到一条德尔塔航线要求改变飞行高度的消息。但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颗飞快而过的语言流星而已，再没有其他的了。旋转刻度盘，他发现了另一个从船上发到岸上的无线电广播，一艘拖船的引航员在俄亥俄河的一个水闸上要求船只排队依次过闸。然后，寂静无声。“在深夜里，”他告诉她，“又有几件事情发生。”
她交叉着双腿，身子靠在收音机上。“真有点儿恐怖，好像我们在做间谍之类的事情。我是说，这很有趣。”
喝过两巡酒后，他们发现一个来自土耳其的肚皮舞音乐节目。塔米跳起来，摆动双臂，扭动臀部，直到跌倒在那张普利茅斯沙发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音乐渐渐减弱，他们便不再收听。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克利夫养成了在就寝之前搜索电台的习惯，周末有时候会搞到凌晨一点。他听到马林巴琴音乐、古巴俱乐部音乐、阿拉斯加人的恶骂、三个大陆边远地区的布道、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用洋泾浜英语对新几内亚的广播，全都是微弱的信号，除了所罗门群岛上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广播点，来自一个城镇，播音员说，就在吉佐附近。
在十二月的一个早晨，克利夫接到上司的电话，说实验室阁楼上的水管结冰并爆裂了，要他不用来上班，因为那地方被水淹了。他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新闻，然后进入他的洞穴看看短波里有什么可听的东西。他的运气一直不好，直到他在电台调节器上找到了那个点，那个所罗门群岛上的广播站，传来的信号非常强。九点钟，有人正在播放一位女喜剧演员的老唱片，是最初在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夜总会里录制的，播音员解释，录制时间是在四十年代初。克利夫查他的笔记本电脑，发现此刻吉佐的时间已是凌晨一点钟以后。这台老飞歌有八个预调按钮，他用手指一个一个地使劲按；四个按钮传送出像WWL和WSM等老牌广播电台，有三个什么也听不到，但是那第八个按钮让收音机回到所罗门群岛，他听到之前那个语速很快的女子在讲述一系列经典的酒吧故事。她那明亮的女低音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压过了俱乐部的噪音。
一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个顾客走进一间酒吧，一条金色的猎犬跟着他。酒保抱怨：‘我们这里不允许狗进来。’顾客说：‘但是我的狗，它叫简，能讲话。’‘这我不管，’酒保说，‘我在这里每星期都能遇到两条会说话的狗。’［听众爆出笑声］‘是的，但是这条狗能做其他狗不能做的。’‘能做什么？’他问。‘它能购物。我给它一美元，我敢和你赌十块钱，它会带回你让它买的东西。’‘我接受这个赌注，’酒保说，‘要它去外面买一份城市报的晚间版。’［更多的笑声］该顾客给了这条狗一美元，把它送到门外。一分钟之后，它回来了，嘴上叼着的正是要买的报纸，并且清楚无疑地说：‘给你。’‘好，不错。’酒保说，给了狗的主人十美元。‘但是让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做更复杂一点的事情。’那只狗竟然大声回应，它说：‘好，伙伴，让我试试。’［又是一阵笑声］酒保给了狗十美元，他说：‘赌一百美元。街的那边是吉姆餐厅，给我去买一只大汉堡包，不要芥末或腌黄瓜，多点蛋黄酱，再来一大份薯条。’‘好。’狗说，蹿出门去。十五分钟之后它回来了，口中叼了一个袋子，里面是那份正确无误的订餐。酒保愤怒地说：‘我给它一百美元，我们把赌注增加到一千美元。这是交易，听着婊子，从这里往南四条街，有一家天堂酒店，我想要一夸脱黑牌杰克丹尼威士忌和一瓶1926年酿造的、产于卢瓦尔河谷的法国葡萄酒。’简嘴里叼着一百美元纸币慢跑着离开。二十分钟之后还没回来，两个人着急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跑到街上去寻找这条狗。最后，这位顾客从一家美容院的窗子看进去，看到他的狗背靠在一把可调节的椅子上，它的外套被刷得干干净净，染了色，一个饰有珠宝的领子绕着它的脖子，它的耳朵正被烫成波浪形，一个亚洲女孩在费力地为它涂亮粉红色的爪子。它的主人跑进店大喊：‘你到底在做什么？’狗说：‘我从没有过一百美元。’［笑声雷动］”
喜剧女演员又讲了两个故事，然后在夜总会管弦乐队奏出的一阵狂响音乐中，在此起彼伏的喝彩浪潮中，她悄然淡出。不管她是谁，这漫长的搞笑是她惯用的手法。
那广播员带有一种怪异的英国口音，要求听众在星期四和星期六的凌晨一点整进入电台，听更多沙莉·格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演出的喜剧录音。克利夫关掉收音机，但是那个喜剧女演员活泼的声音在他耳畔挥之不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快乐。夜总会的群众爱她，她肯定非常有名。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他收听了全部节目，他调整了他的工作时间，这样他还能听星期四的节目，那节目持续了十五分钟多一点。互联网对这样一个喜剧女演员竟然一无所知。就这样，他听着笑着，进入了新的一年，被那声音，被那节奏迷醉了。弗农·麦基森可能很欣赏这位喜剧女演员的表演，因为他重新为这台老飞歌接了线路，把焦点放在电台调节器的这个点上。他对莎莉·格伦充满怀想，想知道她死于何时？她来自何地？但是，为什么这些录音带竟是从地球的另一头播送过来的？这同样是一个令他思忖的谜。
他从他的便携式电脑里查到，吉佐地区仅有一个短波电台。在那里，他联系到的那个人用僵硬的英语说，他的电台不广播喜剧节目，但是有一个住在附近岛上的日本老绅士，作为业余爱好，在政府的微薄资助下，一天二十四小时管理一台修整过的、二战时期留下的装备。克利夫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联系到了松本先生，他是第三个轮班的播音员及电台业主，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详细地谈了他对老式广播设备的热爱。
最后克利夫找到一个机会，问了他们凌晨一点钟广播的喜剧节目。
松本先生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们有最便宜的广播成本。”
“我不懂你说的。”
“你提到的节目是一个系列，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喜剧女演员的丈夫用四十八盘磁带，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地录制的。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谈论它们的电话，大概每周四到五个。我们一遍一遍地播放它们，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了。”
“人们没听厌它们？”
那人再一次笑了起来：“我们有广泛的听众，多半是偶然而来。再说，笑话好比是傻乎乎的朋友，你每年至少可以见上两次面而不会觉得太多。”
当克利夫问松本先生是怎样得到这些录音带的，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
“说起这事还真有点奇怪。大约在二十年前，我去看望住在西弗吉尼亚的姐姐。她有一台老旧的真力时收音机，想修复它，于是我找到一个在当地经营商店、名叫弗农的人。他是个瘦骨嶙峋的金发小伙子，个子非常高，和我一样，对无线电历史非常感兴趣。在我客居我姐姐家的两个星期中，我们天天见面。几年之后，弗农以股票基金的形式寄给我一万美金，用以广播他母亲的喜剧剧目，最终我们数字化了她的旧磁带。两年前我试图联系他，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在继续问下去之前，克利夫先得坐下来。“真的？他母亲是喜剧演员？”
“是的，我们将永远广播这些节目。我的儿子正在接手电台。谁知道这些出自纽约的科帕、蓝天使以及芝加哥的切兹帕里(4)的笑话能够流传多久。甚至还有来自康科德的。”
克利夫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听到的广播中没有提到这位喜剧女演员的真名，她不叫塞尔玛，是吗？”
“当然。她的艺名是莎莉·格伦，但是她是弗农·麦基森的母亲塞尔玛。顺便问一下，你从哪里打电话来？”
“俄亥俄，离莎莉住的地方不远。最近，在我买下弗农的一台收音机时，我见到过她。”
“不。那不可能是同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生于1917年。”
“正是她！”
松本先生激动起来，当他用日语向电台里的其他人呼喊时，他的声音抑扬起伏。“她的头脑还清楚吗？你觉得她能够接受采访吗？我会很乐意与她通电话的。也许是几次长谈，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需要规划一个明年开始启动的超高频电台。”
“我认为她行，但是我不能保证她是不是想这样做。”
“你是她的熟人。如果你为我们安排好这事，在采访中我会提到你，谈论一点关于你的事，比如你是怎样遇见她的。我将每年播放两次。”
“我没把握。”
“你确定？我能使你出名。”松本先生开玩笑地说了这句话，但是克利夫从椅子上站起来，兜了一个圈子。
好几天，他试着打电话给塞尔玛·麦基森。接下来的星期六，他驱车去了布卢沙弗特，早晨十点钟，他在那幢老屋前面停了车。草地该割了，这地方似乎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屋子的护墙板上有更多的油漆脱落。他敲了敲门，没人来开。于是他在车里坐了很久，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方向盘，显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他决定绕到后面去，步入一个挂着烂拖把和锈镀锌铁桶的门廊。此刻，他觉得自己简直在犯傻，这妇女九十八岁，说不定已经死了。他想起在他姑姥姥的葬礼上他母亲对他说的话——不管什么时候，一个老人死了，便意味着一座图书馆烧毁了——一阵令人沮丧的失落感，使他从头到脚打了个寒颤。
但是当他再次转回这幢屋子，只见一辆大轿车停在他的车后，一位大约六十五岁的妇女扶着塞尔玛·麦基森走下车，进入阳光之中。那老妪向他挥手。“喂，你好，”她说，“但愿你来不是为了要回买收音机的钱，我赛马输得精光了。”
“不，夫人。我只是想耽搁你几分钟，问你一些问题。收音机性能很好，正如你说的那样。”
当车的后门砰的打开的时候，塞尔玛·麦基森用一只布满斑点的手拉住克利夫的手臂。“看看你能否帮一下比尔先生，让他从那个低座位上出来。那是我丈夫。他曾经也是身体挺拔的，他能够自己移动。”
他走到路边，从车里直直地拉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身穿蓝斜纹布裤和一件厚毛线衣。他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就回头脱口而出：“你不是告诉我你们离婚了吗？”
老头看着他妻子，摇起了头。“你跟他讲了那个老人和亡故孩子的故事？”
“这是个玩笑，孩子，”塞尔玛对他说，“你难道听不出什么是玩笑吗？莫莉是我的女儿，我另外还有两个活着的孩子，弗农是我们唯一失去的孩子，他生前一直心脏衰弱。”
一进屋子，比尔先生就坐进一把摇椅，好像立刻睡着了。当莫莉去厨房的时候，塞尔玛和克利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后来，他边喝咖啡，边解释他是怎样发现她的喜剧节目，它们又是怎么被广播的。他猜想，知道自己的节目还在被人们聆听，她一定会十分惊讶。他告诉她，因为有可能采访她、谈论她的演艺事业，松本先生不知有多么兴奋和激动。
克利夫说话的时候，塞尔玛的蓝眼睛和他对视着，但是她的表情没有变化。她摇摇头说：“孩子，这些节目，我们在弗农那台特殊的收音机里听了十年。他花了整整一年修整这台收音机，再花两年时间找到某个人，让我上了广播，所花的时间比我做节目的时间还长。听他的收音机很有趣，但后来这件事渐渐失去了新鲜感。弗农去世后，我就不想再听任何东西。我和比尔先生还能背出这些节目，而弗农，他是如此爱我，他深夜里播放这些磁带，我们能够听到他一个人自个儿在楼上大笑。他活着的时候，总是爱问我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节目，他会告诉我，我本可以很有钱，很出名，等等。最后我告诉了他真相：他降生以后，我是多么爱他，于是决定再生下安妮、查克和莫莉。”
克利夫靠在有花饰的沙发上。“他想让你出名。”
“我猜是这样，”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柔和了，“有一次他告诉我，无线电信号如何在空中到处蹦跳，我的声音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登陆。他说这会持续好多年，哦，有一天夜晚他是那么一本正经，倚在我身上，像小时候那样。”说到这里，她把头转向克利夫，靠得更近了，她苍白而布满皱纹的脸和她年轻的眼睛是那样的不相称。“他告诉我，一些信号会怎样直上太空，奔向各个星球。某天我的一个笑话会擦过冥王星，继续穿越到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远远超过我们视线所及。有时我会想，我们发出的声音永远不会真正停止，然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出名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你希望我对那个电台广播员怎么说呢？”他问。
塞尔玛转身面向她的丈夫，他睁开眼，对她使了个眼色。“你可以告诉松本先生，”她说，“他已经掌握得够多的了，尽管不是最好的我。”
克利夫的脸沉了下来，他注视着地板。“他说他会在采访中提到我的名字。他会讲述我怎样发现你并和你取得联系。”
塞尔玛向后缩起身子，轻拍着他的肩膀。“克利夫先生，如果你想出名，那么到你自己的院子里去，对着天空喊叫你的名字。”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很生气。桌子上有他妻子留下的便条，说她去邻镇一个生病的姨妈家过夜。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阵子，感觉像是得了流感，所以他走进“男人洞穴”，想打一个盹。但是这个他曾经耗以大量时间的空间，此刻似乎在谴责他，他不忍去看它一眼。突然，他用拳头把那个麋鹿头猛击到地板上，把它推出后门，摔到阶梯下面的院子里，它落地的时候，腾起一股鹿的头屑和松散毛发的烟雾。向立陶宛致敬的牌桌是下一个，接着是令人讨厌的驴子，被他扬臂抛入黑暗之中，然后是可怕的人体模型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个小时之后，房间里除了那台收音机，什么都没有了。他在厨房里找到一瓶家具用蜡，把收音机的外匣全部擦了一遍，然后把它调到一个庆祝法国手风琴节的电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一直站到双腿发酸。调高音量之后，他转身出了后门，经过令他尴尬的废物小丘，一直走到篱笆，然后在树丛边缘的漆黑阴影中止步，从这里听，收音机里传来的只是一阵晃动的鸣响。他仰望夜空，星星像是涌聚的鱼群，一股银色的信号之流。
“喂，”他大声叫喊，“我的名字是克利夫。”
(1)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1989— ），美国乡村音乐歌手。
(2) 卡吕普索，一种起源于西印度洋群岛、临时编唱的小调，常以讽刺时事为主题。
(3) 斯佩德·库利（Spade Cooley，1919—1969），美国西部著名摇摆舞音乐人。
(4) 科帕、蓝天使、切兹帕里都是当时著名的夜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