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金碗里的苦柠檬

第八章 金碗里的苦柠檬

西西里岛西海岸的非凡财富

数百年来，位于巴勒莫市、群山和海洋之间的平地一直被称为“金色贝壳”。有些人追溯这个名字的来源，认为其起源于一首拉丁诗，作者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西西里诗人，名为安杰洛·卡利马科（Angelo Callimaco）。他将这里描述为一个“金色的贝壳”（aurea concha），是一个比维纳斯横渡大海时所用的贝壳更为美丽的金色贝壳。1但是在意大利语中，concha表示“碗”，在我看来，相比“金色贝壳”，“金碗”是对美丽和富饶更有力的保证。城东有一条蜿蜒陡峭的公路，通向吉比罗萨（Gibilrossa）村。从这个有利位置望过去，这片土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开阔的绿色山坳，悬挂在格里福内山（Monte Grifone）两个宽阔的山包之间。一边环绕着一片蔚蓝的海洋，另一边则是巴勒莫城市边缘破旧杂乱的高楼。

一个世纪前，这片从高山到海洋的土地，几乎全部被柑橘林所覆盖。如今，这块绿色的地毯被道路和现代建筑分割得四分五裂，尽管从吉比罗萨你仍可以看到一些四周围绕着高高的砂岩墙、位于平地或缓坡上的柑橘园，柑橘梯田种植在山的低坡上，周围零星分布着一些带有围墙的可爱的农家小院，称为bagli。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色，然而在19世纪时，这个华丽的绿色剧院里却上演着一些丑陋邪恶的事件。这些罪行的行凶者是一群身份不同的人：土匪、走私犯和偷牛贼，另一些则有着体面的身份，比如律师、政客、房地产经理和农民。他们因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而团结在一起，他们最初聚集在“金色贝壳”的柠檬园中，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很快被称为黑手党（Mafia），这个词来源于形容词mafioso，在巴勒莫方言中的意思是“勇敢的”或“美丽的”。2

尽管西西里岛与英国海军的合同持续了不到五十年，但随着与美国的重要的柑橘出口业务的发展，柑橘繁荣的势头有增无减。1807年，第一批柠檬运往美国，到了1830年，每个月都有橙子和柠檬运抵纽约。31832年，美国取消了对意大利柑橘的消费税，柠檬的出口量几乎立即从350万公斤增加到1050多万公斤。到1857年，超过1900万公斤的水果横渡大西洋运往美国。最贵重的水果被小心地放在“美式”木盒里，并用色彩鲜艳的薄纸包装。然后，将这些盒子放在较重和不太好吃的货物（如硫黄）之间的空隙中。

甜橙和柠檬种植在一起，不过种植橙子（每棵树只能产果400—600个）远没有种植柠檬那么有利可图。一棵柠檬树一年开花数次，预计每年能产600—1000个柠檬，因此，柠檬通常占19世纪西西里岛柑橘产量的三分之二。柠檬比橙子更经得住穿越大西洋到美国的漫长旅程，而橙子更需要适应长途运输，因为它通常是新鲜食用的，要想在美国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就必须以近乎完美的状态运输到岸。

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艘快速帆船可以在45天内从墨西拿或巴勒莫抵达纽约，但是柑橘很容易腐坏，如果船只因恶劣天气而延误，整批货物可能就损失了。1862年汽船的引进标志着一个新的甚至是更有利可图的时代的开始，盈利的潜力大为增加，并为巴勒莫和纽约的柑橘商人提供了可靠的、预先能安排好的货物出发和抵达日期。由于运输旅程大为缩短，水果运到目的地时的状态比以往好得多。

1860年，西西里岛柑橘生产的收入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农业活动。这一年，西西里岛摆脱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加入意大利新王国，意大利实现统一。这也是巴勒莫政治混乱的时期，自这场动乱中出现了一个秘密犯罪组织，现在称为“我们的事业”（Cosa Nostra）或“黑手党”，这是一个松散的犯罪集团联合体，有着共同的组织和行为准则。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有组织犯罪是封建传统的古老残余，在西西里岛最贫穷、最偏远、最落后的民众中演变成了一种丑恶。事实上，许多新的黑手党成员都是贵族，他们全都是现代企业家，是“金色贝壳”最有权势的地主。黑手党的典型犯罪行为是投机、勒索、恐吓和收取保护费，这些最早是在19世纪中期“金色贝壳”的柑橘园中实施和完善的，然而，直到今天，岛上的这些活动仍在破坏政治、阻碍经济和严重削弱个人的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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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伊·德·莫泊桑访问巴勒莫时，他认为这座城市“……围绕在那片被称为‘金色贝壳’的橙树林中”。在他看来，这些橙树“是一片黑色的青翠树林，像一个深色的斑点，在浅灰色和浅红色的山脚下蔓延开来，那些山脉似乎被太阳炙烤过、销蚀过，镀上了一层阳光，是如此荒芜，如此金黄”5。到1885年莫泊桑写作时，mifia这个词已经很常用了，不过有时用一个“f”，有时用两个“f”来拼写，人们对它的含义普遍感到很困惑。6然而，它总是与“金色贝壳”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传统上大地产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现在，新的法律改变了这种古老的土地所有权模式，为投资者创造了新的机会，很快“金色贝壳”就被成千上万不同的土地所有者瓜分了。7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花巨资购买小块土地，尽管土壤常常贫瘠而多石。清理这些石头需要一帮工人，有时土地必须预先种植仙人掌，仙人掌拥有足够强大的根系，可以破开多岩石的或紧实的土壤。贫瘠的土壤通过翻土掺进大量的表土和粪便得到改善，这些表土和粪便是经过长距离运输来的。在种植新树木之前，还要挖掘水井，建立灌溉系统。为了保护这些幼树不受窃贼和寒风的侵袭，需要修建围墙，每个新的柑橘园都必须有一条行车通道和一个可以存放工具并贮藏采摘下来的果实的房子。所有这些工作意味着一笔可观的投资，你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指望得到回报，因为柑橘树要生长三年才结果，八年后才有正常的收成，而一个新的土地拥有者想要获利，则需要长得多的年头。8

如此庞大的投资和缓慢的回报让土地所有者非常紧张。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树木，在周围筑起三米高的围墙，训练恶犬，并指派武装警卫在夜间巡逻。9然而，他们仍然担心，有人可能切断灌溉渠道的供水，或在收成之前偷走他们的果实。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地把水果运到码头出口，他们也想知道，在船起航之后，这些水果是否会被蓄意丢在一边。正是这些焦虑，困扰着“金色贝壳”的柠檬种植者，也为最早的黑手党勒索保护费的行当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黑手党人是这个地区最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他们让自己的手下充当乡邻柑橘园的管理员、工人和武装警卫，以保护乡邻的利益，他们也十分乐意为那些自己没有能力挖井的农民供水或安装水泵。这些黑手党水商还起草了一些晦涩难懂的水务合同，这些合同依据的是一个由深奥难解的传统组成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体系，根据这些合同，他们可以在降雨量较低时将水价提高到敲诈勒索的程度。这些黑手党人还充当水果批发商和掮客，通常在水果还在树上时就买下了它们。（一旦达成销售协议，柑橘园围墙的门外就钉上一个水果，旁边常常还挂着一枚猎枪子弹，以警告潜在的入侵者。10）最后，黑手党控制了将水果运到码头的运输工人和把水果装上船的码头工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黑手党通过同时制造风险和提供保护，全面控制了种植业的各个方面。如果有人不支付他们的保护费，黑手党人就派一群人在夜间翻越围墙，砍倒树木，或破坏灌溉系统，切断供水，恐吓工作人员和谋杀任何反抗他们的人。

在这片险恶的土地上，有一些关于勇敢的人拒绝支付他们的保护费的故事；大多数故事的结局都很悲惨。只有一个故事的结局是令人意想不到且皆大欢喜的。1867年4月，一个名叫伊尼亚齐奥·达尔帕（Ignazio d’Arpa）的农民拒绝支付为费米耐劳（Femminello）柠檬园供水的保护费。起初，他拒绝支付保护费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黑手党人立刻切断了供水，到了7月，这些树木似乎就要因干旱而枯死了。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付了钱，供水一恢复，他就把树间的土地浇得湿透，突如其来的浇灌，使得柠檬树在8月开了花。一般来说，费米耐劳柠檬一年可采摘11个月，只在8月份中断。这个时间点很糟糕，因为8月份是最热的月份，是度假月，有时只能靠一杯柠檬冰糕、一份碎冰沙或一大杯冰柠檬茶消暑。然后，就在那些饱受干旱之苦的树木浇水开花一年后，树上结满了绿色的小柠檬，这些小柠檬被称为韦尔代利（verdelli）。11这些夏末的柠檬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这个价格既反映了它们的稀有价值，也反映了它们高浓缩、特别苦的果汁质量，这种果汁是解8月干渴的理想之选。

如今，这已经成了一种标准做法，即在4月份，故意让柠檬园里的一部分费米耐劳柠檬干旱，直到7月底才重新给它们浇水。通过这一手段，有可能诱骗和操纵费米耐劳柠檬树每年结六次果。每一次开花和收成的果实都有不同的名字。从9月底到3月初收成的叫“冬季柠檬”（limoni invernali）。这次所结的果实中最珍贵的是从当年开的第一批花所结的，在9月底成熟。4月和5月结的果实叫马约利尼（maiolini）。4月份开的花所结的果实叫比安凯蒂（bianchetti），它们在11月到3月之间成熟。韦尔代利是在7月开花的，果实在第二年的8月成熟，最后，在秋天成熟的果实名为马尔扎尼（marzani）和巴斯塔尔多尼（bastard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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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创造了一种经济繁荣，这种繁荣始于向英国皇家海军供应柠檬，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但是柠檬或其他柑橘类水果的价格会在一两个星期内大幅上涨或下跌，使得柑橘市场比其他任何市场都更加不稳定。不稳定滋生风险，助长投机买卖。一个黑手党柑橘商人经常在树上还没结果时就买下果实。最后，果实还没成熟，他就会安排人先把一部分采摘下来。如果把没有成熟的果实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它们能保存得很好，这就使得商家能囤积水果，制造短缺，从而推高价格。19世纪60年代，当流胶病传到“金色贝壳”时，黑手党甚至把这种致命的土壤传播灾害变成了他们的优势。流胶病是由一种或多种疫霉菌引起的，它可以影响土壤表层之上或之下的树木。柠檬嫁接在抗病的酸橙砧木上，通常只有接穗之上的部分被感染，第一个症状是被感染树皮上的小裂缝渗出汁液。你可能认为砍伐数千棵病柠檬树是一场灾难，但黑手党通过以高价出售幸存柠檬树上的柠檬，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利润。

黑手党对柑橘产业的垄断是通过暴力维持的，奇怪的是，这片美丽的土地似乎很适合实现这一目标。当受雇的杀手着手行事时，柠檬园的高墙起到了隐蔽他们的作用。这些杀手有些站在墙后的临时平台上，从墙顶上开枪射击，另一些则在石墙上打个洞，大小刚好够装枪管。事情办完后，他们可以消失在柠檬园迷宫般的小路中，从而迅速且轻松地逃脱。

如果你现在去“金色贝壳”，你仍然能发现其中一些狭窄的道路，道路两旁高墙林立，你只能看到挤满墙头的树冠，偶尔会有人从墙头另一边扔来一根树枝。曾经有一次，我安排与一个当地农民在一条小巷里见面，这条小巷位于一个废弃的油漆厂和一个柠檬园的围墙之间。我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当代的游学旅客，凝视着堆满垃圾的路边停车带，一个大型家用电器的小坟墓。时间一点点流逝，我终于注意到柠檬园墙上的那扇窄门半开着。铺满垃圾的小巷里耀眼的阳光和柠檬园里凉爽有序的中心地带形成鲜明对比，我立刻明白为什么西西里人仍然称他们美丽的柠檬园为花园，或甚至称之为天堂。然而，这片美丽的风景曾经掩盖了一些腐败堕落的东西，如果我在19世纪末鲁莽地走在这同一条道路上，我就会在我两边的墙上看到雕刻的碑文和耶稣受难像，标志着人们因向当局报告黑手党所犯的罪行而被谋杀的地点。

1876年，莱奥波尔多·弗兰凯蒂（Leopoldo Franchetti）和西德尼·索尼诺（Sidney Sonnino），两位来自托斯卡纳的勇敢学者，出发前往西西里岛，对已经被称为黑手党的社会活动和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弗兰凯蒂负责的报告称为《西西里岛的政治和行政状况》（Condizioni politiche e amministrative della Sicilia），他经常提醒人们注意“金色贝壳”外在的美丽和这个地方常见的丑陋活动之间的对比，在这里，暴力活动“就像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样，公开地、平静地、定期地实施着”。

弗兰凯蒂发现，柠檬园里“每一寸土地都被灌溉过，土地锄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棵树都得到精心养护，就像植物园里的珍稀植物”，他承认，任何一个第一次出巴勒莫城，前往其周围乡村探索的人，都会沉醉在这样的美景中。事实上，如果他忘记了他曾读过的每一篇关于西西里岛存在的问题的报纸文章，立刻回家，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轻松最宜人的地方。“但如果他留下来，如果他打开报纸或偷听谈话……他周围的一切都将变得不同……”到那时，他就会听到一个柠檬园的管理员被人从墙后开枪打死的消息，就因为柠檬园的主人雇他来做这项工作，而不是黑手党选择的那个人。再往前走远一点，他就会看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一个决定按照自己计划出租柠檬园的园主感觉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顶掠过，“作为善意的警告”。弗兰凯蒂说，当你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橙花和柠檬花的香味开始闻起来像尸体散发出的味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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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使用的绝大部分柠檬酸是用意大利柠檬制造的。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柠檬进口中断，一位名叫詹姆斯·柯里（James Currie）的美国化学家被迫用黑曲霉的菌株做实验。他发现，如果给这些霉菌喂养葡萄糖或蔗糖溶液，它们会生产出柠檬酸，这一发现最终会摧毁意大利最好的柠檬市场之一。然而，这场灾难被一个新的引进品种——橘子的巨大成功掩盖了。

橘子果肉甜美，果皮松软，香味浓郁。所有的栽培柑橘水果都是从三种原始水果中衍生而来的，橘子就是其中一种原始水果，但它是最后一个引进到欧洲的柑橘属品种。它所属的种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以至于分类学家从未对它所包含的所有品种、杂交种和栽培种的分类有过绝对的认同，但克莱门氏小柑橘、萨摩蜜橘、橘柚（tangelo）和柑橘（tangerine）都是从橘子或其杂交种中衍生而来的。美国植物学家沃尔特·坦尼森·斯温格尔（Walter Tennyson Swingle，1871—1952）是20世纪柑橘分类学界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他在分类学界中被称为“聚合分类学家”，他把所有不同品种的橘子统一在一个种下，即Citrus reticulata，随后他又将其分成五个不同的群。reticulata源于拉丁词rete，意思是“网”。自从我了解了这些，我发现自己在吃橘子时会在剥果皮和吃果肉之间停下来，只为了欣赏每个品种的橘子包裹果肉的那层网状结构的衬皮。

斯温格尔认为生长在意大利的地中海橘子是“真正的橘子”，有别于克莱门氏小柑橘、萨摩蜜橘和柑橘，这些品种同样属于橘子群。但是日本分类学家田中长三郎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分类方法，田中长三郎在现代柑橘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与斯温格尔旗鼓相当。田中长三郎是一个“分裂分类学家”，他将橘子细分成36个不同的种。13根据他的分类，地中海橘子被命名为“地中海红橘”（Citrus deliciosa）。随后的科学家认为斯温格尔的分类系统武断随意，而田中的分类系统又太过复杂，确实，直到今天都存在分歧。然而，意大利柑橘科学家，比如已故的弗朗切斯科·卡拉布雷塞（Francesco Calabrese），一直把地中海橘子称为“地中海红橘”，就像田中一样。14

其他原产于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柑橘种经过数千年的艰苦迁徙，才被引进到欧洲，但橘子是通过船只，轻松而有效地到达欧洲的。亚伯拉罕·休谟爵士（Sir Abraham Hume）是一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宝石和博物学充满激情的鉴赏家，他曾将两株橘苗装在船上，经海路从中国广东运到英国。它们于1805年抵达英国，休谟爵士将这两株橘苗交给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正是班克斯将橘子的种子捐给了马耳他的一个花园，使其得以迁徙到地中海，在那里，橘子的种子在亚热带气候中发芽并茁壮成长。

有人认为，1810年，波旁国王斐迪南四世（Ferdinand IV）首次将橘子从马耳他带到了西西里岛，他将其种在佩莱格里诺山（Monte Pellegrino）山脚下他那雄伟的狩猎公园法沃里塔（La Favorita）中。其他资料显示，1817年，巴勒莫郊区博卡迪法尔科（Boccadifalco）的弗朗切斯科一世皇家植物园园长乔瓦尼·古索尼（Giovanni Gussone）从马耳他进口了十棵橘树。15不管真相是什么，到1821年，橘树已经生长在巴勒莫的植物园里了。

地中海红橘在西西里岛大获成功。到1822年，它甜美的果实开始成为巴勒莫贵族餐桌上一道带有异国情调的甜点。这些新的橘树是一种叫“阿瓦那”（Avana）的品种，大概是因为它们浅金黄色的果实而得名。“阿瓦那”每隔一年就有一次大丰收。它的果实极易成熟，富含精油，不过它有很多籽，并且如果不尽快采摘，很快就腐坏了。它很适应“金色贝壳”温和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不到十年，它的产果量就相当大，成堆地堆在路边，几乎不花钱就能得到。

1843年，西西里岛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橘子过剩。当地市场已经饱和，这种水果出口不了，它的果皮太薄了，无法经受漫长的海上运输，甚至无法经受运到意大利本土的短途海运和颠簸的公路运输。一小部分收成可以保存在盐水中，或用醋腌制，然后出口到北欧，但大部分的果实都滞留在西西里岛上，长在树上任其腐烂。为解决橘子生产过剩的问题，农民们把他们的橘树全砍掉，在原来的酸橙砧木上重新嫁接了柠檬。不到二十年，这些新嫁接的柠檬树都得了致命的流胶病，农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生了病的柠檬树砍掉，又把橘树嫁接到老酸橙砧木上。

正是这种非凡的灵活性，使得柑橘家族一直如此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金色贝壳”中心一个名叫克罗切韦尔德贾尔迪纳（Croceverde Giardina）的小村庄周围的橘园里，发生了一件几乎奇迹般的事情。萨尔维诺·博纳科尔索（Salvino Bonaccorso）向我讲述了这一切，他的曾祖父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事情发生在1939年橘子大丰收的时候。11月底，他在采摘橘子时，和另外三个当地家庭注意到他们树上的一些橘子还没成熟。他们把未成熟的橘子留在原处，1940年3月，当他们回到园里修剪树木时，发现这些橘子已经完全成熟了。此外，这种意料之外的、晚熟的水果比传统的“阿瓦那”品种的橘子籽更少，果肉更甜更香，果皮更薄更有弹性。这四个家庭采摘了这些橘子，把它们拿到巴勒莫的市场上卖。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新鲜的橘子出售了，这些果实卖了一个如此高的价格，以至于这些家族的后代至今仍记得那一天的事情。萨尔维诺转述他叔叔的说法，他叔叔当时陪着萨尔维诺的曾祖父，带着一车的水果去市场，回来的时候，带着一车的钱。突然间，这些发生了畸变的树木变得如此珍贵，因此萨尔维诺的曾祖父拿着枪在柑橘园里巡逻，以防有人愚蠢到试图偷走这些嫁接材料。

他们不必费心去保护自己的树木，因为在恰库利（Ciaculli）和克罗切韦尔德（Croceverde）的每一个橘园里，橘树都开始自然地发生这样的变化。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由于自然遗传的不稳定性，这在栽培柑橘中很常见，它们通常是杂交而来，并通过扦插繁殖，这可能导致它们的嫩芽上包含着不同遗传细胞的混合物。在日常食物仍严格受制于季节的时代，这些树上晚熟水果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不久之后，所有原来的“阿瓦那”橘树都被这种新的晚熟品种所取代，人们给这种新的橘子品种取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mandarino tardivo di Ciaculli，即“来自恰库利的晚熟橘子”。这个品种的橘子可以卖很高的价格，农民们因此将过去围绕他们村庄周围而建的柑橘园进一步扩大。他们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然后在格里福内山陡峭的山坡上开挖出新的梯田，用表土填满每一块梯田，并用干砌石墙做支撑。这项工作艰苦繁重，还需要花费很大一笔钱，但是人们知道这种水果会卖得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可以新鲜食用，或者用来制作冰淇淋、冰糕和柑橘果酱，这些激励着他们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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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在克罗切韦尔德是一个安静的小村庄，但它的主街两侧仍有一些漂亮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是靠村庄周围那些柑橘园的收入所得建造起来的，那些柑橘园现在都还保留着。萨尔维诺·博纳科尔索还记得在他童年时，来自各地的柑橘采摘工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克罗切韦尔德广场。他对我说：“农民们在雇他们之前，总要先摸摸他们的二头肌，看他们的肌肉是不是足够结实。”他的父亲雇了十个男人采摘水果和搬运箱子，雇了二十个女人剪掉果实上锋利的梗。他们都边干活边唱歌，有时西西里岛采摘工人和那不勒斯雇工之间还会举行歌唱比赛，特别是在收获季节。

橘子种植者可以得到巨大的利润，当时一个采摘工人一天的人工成本只有700里拉，而1公斤“恰库利晚橘”就能卖到1200里拉，一个采摘工人花十分钟采摘到的“恰库利晚橘”的价值与一整天采摘到的普通橘子的价值相当。当然，这些巨额利润正被黑手党攥取，黑手党控制着橘子生产的方方面面。由于黑手党掌权，灌溉费用很快就占到了生产成本的50%。运输费用是另一项巨大的开支，当然，黑手党利用他们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到北非和美国的广泛联系，也控制了这一方面。为什么“恰库利晚橘”是利润如此高的作物？当然是因为黑手党把它的价格定得高得离谱，并且使其保持在这个价位。

有两个位于种植“恰库利晚橘”地区中心的村庄早已是传统的黑手党据点，由格雷科家族的两个分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1946年，在恰库利的格雷科家族成员和在克罗切韦尔德贾尔迪纳的格雷科家族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野蛮而血腥的冲突。最终，恰库利分支的族长——两个年迈的兄弟被谋杀，克罗切韦尔德分支获胜。1947年，随着和平的恢复，克罗切韦尔德格雷科分支的首领迫于名誉压力，承担起照顾在恰库利被谋杀的格雷科家族兄弟俩的孤儿的责任。他让他们在他管理的克罗切韦尔德橘园里工作，很快他们就成了一家柑橘出口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从恰库利橘子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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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莫市中心遭到盟军轰炸，破坏严重，20世纪50年代末，黑手党开始将橘园和他们其他活动所得的利润投资于一个破坏性极强的建筑热潮中，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洗劫巴勒莫”（Il Scempio）。几个世纪以来，“金色贝壳”都像一条美丽的绿色腰带，环绕着巴勒莫，此时它被铲平，腾出地方来建造那些毫无规划的、粗制滥造的带状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如今仍笼罩在一些遗留的别墅之上，就像一棵怪诞的、巨大的柑橘树仿制品，高高耸立着。就在大量的宫殿和新艺术建筑被拆除的同时，饱受战争蹂躏的市中心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许多家庭得到了大笔的钱，从被炸弹轰炸过的房子搬到了新的郊区，这片郊区所在地曾是世界上最美的耕地景观之一，现在已经被破坏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廉价水果开始从南非、西班牙和以色列运抵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因机械化而降低，另外还从突尼斯和摩洛哥运来，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克罗切韦尔德和恰库利的生产成本仍然很高，在那里的梯田柑橘园里，现代机械无法使用。更糟糕的是，由于被新的无核、易剥皮、晚熟的橘子品种抢走了市场，“恰库利晚橘”再也不能以高价出售了。此时，黑手党可能已经意识到要在他们位于恰库利和克罗切韦尔德的土地上实行一个长期计划，但他们的投资重点已经改变。现在，格雷科家族发现了橘园的新用途，他们用橘园做掩护，进口和提炼海洛因，这一贸易将使他们从富裕的商人变成百万富翁。

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买卖的海洛因是从印度进口的，并在马赛的科西嘉人经营的实验室里进行提炼。1969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毒品宣战，这些提炼厂由此关闭。随即，西西里岛西部的小提炼厂开始加工吗啡碱，不久之后，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人就几乎完全控制了提炼、运输和向美国东北部分销海洛因的活动，这使得西西里岛黑手党比以前更加富有和强大。17

最重要的提炼厂之一就隐藏在法瓦雷拉（La Favarella）的橘园深处，这一大片位于恰库利和克罗切韦尔德之间的土地都属于格雷科家族，据说那里的橘园地下，有一个逃生通道网。法瓦雷拉现在属于米凯莱·格雷科（Michele Greco），他是“我们的事业”管理委员会——又称“库波拉”（Cupola）的首领，人称“教皇”，他定期在农场招待银行家、红衣主教、警察局长、政治家、贵族和商人。现任巴勒莫大学树木栽培学教授朱塞佩·巴尔贝拉向我讲述了他自己和“教皇”交往的经历。作为一名学生，他得到了一笔补助金，用于研究格雷科在橘园里安装的新灌溉系统的效果。他回忆说：“我很熟悉米凯莱先生，那时候没有人因为他和黑手党的联系而感到不安。”显然，他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粗花呢衣服的农民，喜欢谈论足球。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橘园，始终坚持说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农民，是恶意诽谤的受害者。尽管如此，正如巴尔贝拉很快解释的那样，这个和善人物也是无数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厌恶的残暴行为的行凶者。这些暴力事件发生在他领地内狭窄的街道和广场上，你可能会认为，围绕着这些地方的田地里，更适合生长血橙，而不是橘子。

格雷科给了巴尔贝拉一把通往别墅正门的大钥匙和一把通往橘园大门的小钥匙，这样，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去记录数据。然而，巴尔贝拉来上班的时候，经常发现橘园大门上的锁被换掉了，有时他连续几个星期都进不去。当格雷科最终在1986年的马克西审判中被绳之以法时，他的辩护律师要求巴尔贝拉向法庭讲述他在法瓦雷拉的研究。他们辩称，一个允许学生在白天或晚上任何时候自由进出的农场，不可能是海洛因提炼厂或其他任何非法活动的场所。巴尔贝拉告诉他们换锁的事，他非常高兴地说：“那是我对反黑手党所做的贡献。”

米凯莱·格雷科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但巴尔贝拉仍保留了一些法瓦雷拉的柑橘水果包装纸。他给了我几张，它们美丽而纯净，在金色的背景上印有家族的名字和一只巨大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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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仍然用“金色贝壳”来比喻富饶和丰盛，然而真正的“金色贝壳”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边缘景观，土地被道路分割，景色被工业厂房和高楼破坏，到处散落着残破的汽车、破旧的衣柜和旧冰箱，就像退潮后留下的浮木一样，分散在道路和田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围绕在恰库利和克罗切韦尔德周围的橘园具有巨大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一些人，如朱塞佩·巴尔贝拉和萨尔维诺·博纳科尔索，早就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曾经起到净化和冷却城市空气的绿化地带上最后仅存的几块碎片。

1993年，莱奥卢卡·奥兰多（Leoluca Orlando）当选为巴勒莫反黑手党市长，他和巴尔贝拉、博纳科尔索等其他一些当地人联手，要为橘园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曾经，恰库利和克罗切韦尔德是一处不可逾越的黑手党据点。然而，米凯莱·格雷科自1986年起一直在监狱服刑，他因几十起谋杀案被判终身监禁，被谋杀的人包括警察、政治家、公务员和反黑手党地方法官。这对奥兰多来说是一个政治机会，一种渗入格雷科家族领地并改造它的手段。他制订了一项宏伟而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保护这些橘园及其果实，保留与其生产相关的传统，同时为有迫切需求的地区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将橘园改造成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农业公园来实现的。他们将他们的梦想命名为“生命工程”（Project Life），委员会开始与成千上万的土地所有者起草单独合同。他们提出以成本价三分之一的价格提供灌溉用水，并在全球市场推广“恰库利晚橘”，以此来偿还将他们的土地征作公用的费用。

1994年至1997年间，他们修建了一条穿越橘园的小路，新种植了6000棵乔木和灌木。有人提议，将废弃的农舍改造成供游客住宿和餐饮的地方，巴尔贝拉计划建造一个植物园，园内种植的都是传统上生长在“金色贝壳”的植物。被法院从黑手党手中没收后废弃的橘园又重新开垦耕种。人们认为这些橘树生长的土地是被恰库利和克罗切韦尔德贾尔迪纳的居民诅咒过的，因为它属于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可怕冲突中被击败的家族成员们。其他当地农民不愿接触这片土地，但这没有影响到萨尔维诺·博纳科尔索和他的同伴们，他们拿起工具，开始工作。后来，社区里的黑手党人试图破坏这个项目，他们建议这个公园应该作为一个自然保护区，任何人都不允许在那里耕种土地，甚至不允许修剪自己的树木，但在市长和市议会的支持下，“生命工程”组织战胜了这场愤世嫉俗的反动运动。

“生命工程”组织声称，它的支持者付出了多年艰苦的体力劳动和官场活动，但2000年莱奥卢卡·奥兰多辞去市长职务不久之后，它就解体了。萨尔维诺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最后部分时引用了西西里岛伟大的小说家莱奥纳尔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的话作为开场白。这句话不是从他的任何一本书中引用的。萨尔维诺告诉我：“有一天，我看见他坐在市议会里，突然他站起来，宣布：‘这座城市是不可救药的。’”如今，克罗切韦尔德和恰库利四周环绕着失败的迹象。过去，这两个村庄之间曾经有一段一公里长的开阔地带，现在却被沉闷的带状住宅区连接在一起。许多橘园被废弃，橘树被荆棘和杂草淹没，未经规划许可而建的房屋在橘树之间拔地而起。从2002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有近45公顷（超过110英亩）的土地被用于开发。18萨尔维诺总结道：“真的，高速公路的尽头应该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要放弃希望’。”

虽然橘子，或正如业内所称的“容易剥皮品种”仍旧是柑橘产业中的畅销品，但“恰库利晚橘”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罕见的品种，因此它受到“慢食运动”（Slow Food）的保护，“慢食运动”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和促进当地食品和小生产者的运动组织。对于“恰库利晚橘”的味道，我最生动的体验是在维亚·德尔·萨莱（La Via del Sale）吃到的冰糕，这是一家位于都灵的“慢食运动”餐馆，位于恰库利以北数百公里远。“恰库利晚橘”的味道令人难忘，它的口感如此强烈，因此只能用小勺子品尝，每一口都在我嘴里嘶嘶起泡，留下了美妙的、独特的橘子味道。

在萨尔维诺的一生中，他目睹了恰库利和克罗切韦尔德的橘子产业发生了几乎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祖父留给他的孩子们十公顷的柑橘园。据萨尔维诺说，目前只有大约两公顷的柑橘园仍在耕种，“这是整个意大利柑橘种植业的缩影”。为了到达他的土地，我们驱车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行驶，从格里福内山岩石嶙嶙一侧郁郁葱葱的树荫下开了出来。一路寂静，酷热，有一股野生茴香的气味，目力所及，可以看到穿越巨大的“金色贝壳”盆地，直到远处空旷的蓝色海洋的景色。柑橘树中间长了一些枇杷树，我们摘了一些枇杷，装满了几篮子，然后到达了一片茂密的橘树林。这些树有着光滑的树皮和小而尖的树叶。它们都被修剪成由三四根树枝组成的密密实实的高脚杯形状，这样每一棵树似乎都只拥有一片狭小的空间，只有阳光和微风能穿过。萨尔维诺不吃其他品种的橘子。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了很多年，“有一次我回去参加一个派对，我的朋友们给我买了西班牙橘子作为礼物”。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吃了一片，对他们说：“我不想冒犯你们，但即使是一杯水，也比这个有味道。”

那天晚些时候，我和朱塞佩·巴尔贝拉、他的妻子玛格丽塔·比安卡共进晚餐。他们住在巴勒莫市西北边，那里群山环绕着城市，仿佛它们才是入侵者，而不是那些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把这片地区从开阔的乡村变成城市郊区的高楼大厦。这座房子原来坐落在一个大花园里，花园被一大片柑橘林包围着，至今这些柑橘林仍是城市边界的标志。随后，在花园前面修建了一条巨大的公路，高楼大厦占据了原先种着橙树和柠檬树的地方，连花园后面生长着的那棵巨大的榕树，都在它们面前相形见绌。我们坐在外面，夜幕降临，榕树后面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吃饭的时候，我问巴尔贝拉，他对西西里岛柑橘树未来的预测。他说：“它们将重新成为园林观赏植物，就像阿拉伯人第一次把它们带到这里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