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1907年，威廉·詹姆斯的一个学生在剑桥一间出租公寓里发现了因营养不良而病得奄奄一息的查尔斯·皮尔士。詹姆斯意识到皮尔士想要东山再起是没指望了，于是筹措了一个基金来帮助他。这个基金每年能有1000美元左右的进项，皮尔士为表感激，给自己加了个中间名圣地亚哥，也就是圣詹姆斯。三年后詹姆斯因心脏病去世，他已经受此折磨十余年。弟弟亨利专门从英国过来陪他。临死前，威廉叫亨利在他死后在剑桥继续待六个星期：他到时候会试着隔着坟墓跟他交流。就算威廉在死后确实发出了什么消息，他的弟弟也什么都没收到。

詹姆斯死后，皮尔士继续笔耕不辍，但他每天都得服用吗啡，对抗癌症带来的痛苦。他也知道自己已经跟其他思想家的著作隔绝太久了——他买不起他们的书——没办法再做出什么贡献。1911年，他给自己剩下为数不多的通信者之一写道：“我差点就能教会人们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东西。但因为遭遇了一些不幸，我跟不上时代了。”(1)就是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他都还在让朱丽叶给他拿来纸笔好写点什么：他说这是他知道的唯一能缓解疼痛的方式。1914年，皮尔士去世了。就在临死前，他告诉朱丽叶自己的大作已经完工，这部著作会给科学带来革命性剧变，他们也能有钱出门旅行了。他去世后，他的妹妹海伦简单写了一段悼词。她说：“这些年我们见面很少，不过每次见面他都喜欢回忆，我们回忆起60年代他和朋友们的唱和，那是他愿意和我一起沉湎其中的时光。”(2)

朱丽叶还是住在阿里斯贝，避世隐居。1932年，皮尔士以前在霍普金斯的学生约瑟夫·贾斯特罗去看望她，发现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房子外面的水泵是唯一的水源。不过，朱丽叶很高兴见到贾斯特罗。他后来写道：“她对皮尔士先生在波士顿做洛厄尔讲座时的种种细节如数家珍，这些讲座肯定是他们刚结婚不久的事情。她最想见到的是威廉和艾丽斯·詹姆斯夫妇。在聚在一起聆听她丈夫演讲的群英中，有一个座位是留给她的。她发现自己的邻座是詹姆斯太太，觉得很开心。”(3)朱丽叶寡居二十年，于1934年去世。

温德尔·霍姆斯参加了詹姆斯的葬礼，但他私下里强调自己并不同意詹姆斯的观点。他认为，詹姆斯把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当成了相信存在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的理由。霍姆斯在写给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一封信中抱怨道：“他的愿望让他调暗了灯光，好让奇迹有机会出现。”(4)但他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友谊意味着什么。1912年，詹姆斯的儿子亨利准备编辑父亲的书信集，于是写信问霍姆斯他那里都有些什么。詹姆斯写来的信霍姆斯都存着，他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送给亨利时他随信写道，这些信件“唤醒了一生的苦痛——让两个相爱的人生出罅隙”(5)。

霍姆斯经常说，他晚年的时光是最幸福的。1920年代，公众对进步时代(6)政治敌对状态的记忆开始淡去，他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大受欢迎的代表人物。他没有费心去澄清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他太喜欢公众的关注了。1925年，约翰·杜威出版了他最包罗万象的哲学著作《经验与自然》。在这部著作中，杜威所说的“经验”正是霍姆斯四十年前在《普通法》著名的开场白中的意思——都是“文化”的代名词。（杜威后来说，他希望自己这本书能叫《文化与自然》。）在最后一章，他称赞霍姆斯为“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7)，接着还大段引用了霍姆斯的《自然法》一文。这本书霍姆斯读了很多遍，越读越开心。他觉得，杜威作为哲学家，他关于存在的观念似乎跟自己的观念十分契合。他告诉波洛克：“尽管杜威的书文笔很糟糕，但对我来说……跟宇宙之间有了一种让我觉得无与伦比的亲密感。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上帝不善言辞但又特别急切地想要告诉你这是什么情况，他大概就会说这么一番话。”(8)

霍姆斯在最高法院待了三十年。1932年他终于听从劝告退了下来，1935年在首都华盛顿与世长辞，刚好在他九十四岁生日的前两天。他去世后，人们在他衣橱里发现了两身内战时期的军服，上面还别了张小纸条：“这是我在内战时穿的军服，衣服上的污迹是我的血。”(9)

杜威写《经验与自然》时已经六十六岁，但完全没有就此封笔的意思。1930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仍然继续写作和演讲。1937年，七十八岁的杜威前往墨西哥，领导一个委员会调查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审判中对流亡墨西哥的第四国际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的指控是否属实。杜威很佩服托洛茨基的勇气，也对他的思维缜密赞赏有加；但他还是告诉一位随行的美国同伴说，他觉得托洛茨基“很悲剧。这么才华横溢的本土智慧被禁锢在绝对准则中”(10)。爱丽丝·杜威去世于1927年。到1946年，八十七岁的杜威又跟四十二岁的罗伯塔·洛维茨·格兰特结了婚。他们收养了两个比利时的战争孤儿，杜威工作时也很喜欢有他们承欢膝下。1951年末，他在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摔倒了，摔坏了髋骨，再也没有完全恢复。第二年春天，他得了肺炎，之后于1952年6月1日去世。

五个月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伊鲁吉拉伯岛引爆了一枚氢弹。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世界变得非常不一样了（当然对很多美国之外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接下来的四十年，霍姆斯、詹姆斯、杜威，这些曾经在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叱咤风云达半个世纪的人物，似乎已经完全黯然失色。从内战经历中应运而生的思想运动，似乎随着冷战到来也走向了尾声。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完整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冷战几乎改变了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的兴趣渐渐淡去，只是价值观和优先顺序发生更大变革的缩影。对他们地位变化的简单解释也是对这类变化的常见解释，即人们开始认为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跟他们弟子的成就密切相关，而这些门徒的地位远远没有他们的师承那么让人望而生畏，他们的主张在很多人看来也颇有争议。霍姆斯在《普通法》和《法律之路》中强调过的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叫做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学流派所继承，其中的代表人物坚持认为法律原则中存在政治偏见（同时完全抛弃了霍姆斯反对司法激进主义的立场），这完全不是霍姆斯的观点。杜威的遭遇也与此类似，在进步教育运动中以儿童为中心的概念极大扩展，杜威在自己的教育学著作中强调过的儿童自身兴趣的重要性成了这一概念的基础；但进步教育运动也因为缺乏纪律且不够严谨而饱受诟病，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大学中也有人试图让詹姆斯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成为哲学教授的研究项目，但因为研究传统哲学明显更适合当前的学术模式，那些努力也只能付诸东流。而詹姆斯思想中有疗愈效果的那一面——在他与优柔寡断和郁郁寡欢的斗争中诞生的，相信哲学可以成为动力的坚定信念——在从把情感克制视为美德的文化中移植到把情感宣泄视为灵丹妙药的文化中时，同样未能幸存。

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的成就最终会进入历史的故纸堆，这对他们来说差不多也算是意料之中。皮尔士跟其他人有所不同，他并不相信思想完全是临时性的，但就连他都认为，一代人的观念注定会被下一代人的观念所取代。霍姆斯也老喜欢说，二十年以上的书，就再也没有读的必要了（尽管他自己的阅读习惯完全不是这样）。思维方式确实会渐渐式微，思想也会失去说服力。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他们自己就曾帮助一种思维方式式微下去——他们的父辈和师门，霍姆斯博士、本杰明·皮尔士、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马什、路易·阿加西、乔治·西尔维斯特·莫里斯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这过程中他们还帮助终结了认为宇宙是一种观念的观念，也终结了在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中尽我们所能经营好一亩三分地，而在这些凡尘俗世之外还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秩序，触犯其逻辑就得风险自担的观念。

然而在冷战期间，人们对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看法，也并非只是思维方式已经进入故纸堆的思想家。人们也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天真幼稚，甚至还有几分危险。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内战之后的智识环境和冷战期间的智识环境有所不同。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的思想，底层的价值观是宽容。美国一定意义上是欧洲人以宗教宽容的名义移民创立的。（更准确地说，是以反对宗教不宽容的名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各式各样的衍生品——教育哲学、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言论自由应予扩大的主张——就是把这种个人主义的、新教徒的伦理转而用社会的、世俗的语言来表述。但是现代的宽容观念与其说类似于新教对自由的信仰，即人人都可以听凭自己的良心来敬神，不如说类似于工程学中耐受力的观念——比如说一段钢材的耐受力。实用主义者希望社会有机体能允许更大的（尽管绝对不是无限制的）差异存在，但并不只是为了差异本身，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爱和公平的原则需要这样的差异。他们想要给错误创造更多社会空间，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有机会出现有益的结果。他们不只是想要对话继续下去，他们想达到更好的目标。

这种姿态听起来跟冷战期间美国的自我概念似乎没什么不一致，从20世纪最初二十年开始的许多社会改革，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了狂飙猛进的速度。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也有必要记住，还有很多跟他们的哲学观念并不一致的人一起——让宽容成为现代美国公认的高尚品行。但这种美德的智识基础在194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都多次谈到，信仰只是对未来下注。尽管我们也许会毫无保留地相信某些真理，但总是有可能，另外一些真理也是真的。最终我们不得不根据我们的信仰来行动；我们不能等到宇宙其余部分来确认。但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世界上其他存在方式、其他考虑问题的方式展现了耐受力。另一种选择就是武力。实用主义意在让人们避免仅仅因为受到信仰的驱使就随随便便诉诸武力。

这听起来无懈可击，在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重要的是也要看到，这种思想是一种妥协。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想把理念、原则和信仰带到人类的层面，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藏在抽象层面的暴力。这是内战带给他们的教训之一。他们的哲学设计出来，要支持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而在他们的理解中，民主不只是要让正确的人有发言权，也要让想错了的人也有发言权。民主要给少数派和有异议的人留出空间，到最后多数人的利益仍然会占上风。民主意味着游戏中人人平等，但也意味着谁都不能选择退出。现代美国思想，与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紧密关联的思想，代表了统一主义在思想领域取得了胜利。

冷战是一场关于原则的战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朝鲜、越南、尼加拉瓜——当然也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但是在美国，这场战争主要是用形象和思想来打的。因此，将妥协置于对抗之上的思维方式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就连那些反对冷战的人也把他们的反对立场置于原则之上。自由社会的价值观（这也是冷战之所以发动的原因）是偶然的、相对的、易出错的结构，对有些目的来说很好，对另一些目的来说就没那么好；这样的观念并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道德需求。冷战期间为捍卫美国公民自由而发起的大规模民权运动来源于一个宗教团体黑人南方浸信会，这个团体相信每个人都因为生而为人就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正是詹姆斯和杜威觉得要质疑的那种个人主义。马丁·路德·金并不是实用主义者，也不是相对主义者或多元主义者，如果他领导的这场运动是受到了杜威和霍姆斯而非莱恩霍尔德·尼布尔和圣雄甘地的启发，那么这场运动是否能达到现在的成就还是个问题。冷战期间的美国人并不反对宽容和自由的价值观，而是恰恰相反——但是他们把这些价值观移植到了明显并非实用主义的土壤中。

冷战一结束，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的思想马上又重新冒了出来，就跟之前的消失一样突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人们开始认真研究这些作家，激烈讨论他们的思想，而此前四十年他们都无人问津。这是因为冷战之后的世界有太多相互竞争的信仰体系，而不是像冷战期间只有两种；对任何特定信仰的决定性保持怀疑态度，对有些人来说已经再次成为重要的价值观。这种怀疑主义所造就的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是验证所有其他价值观的价值观，这样的理论也重新受到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参与并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民主参与本身就是目的。试验目标是让试验继续进行。霍姆斯对艾布拉姆斯一案的异议，詹姆斯所坚持的“信仰的权利”，皮尔士所坚持的要让追本溯源的道路始终敞开，以及简·亚当斯和约翰·杜威所认为的要将对抗理解为朝共同目标前进时的暂时阶段，都蕴含了这一点。这种19世纪的思维方式到了21世纪是否真的还能发挥作用，并没有人知道。

1872年，神秘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成员聚集在剑桥，讨论他们的战后世界中思想的地位；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确，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还能以相当离奇的方式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但试着想想他们和他们的世界究竟有多奇特，奇特到简直不可思议，也是很值得的。在他们的思想中，关联和奇特总是形影相随。

(1)Charles S. Peirce to Victoria Welby, May 25, 1911, in Charles Peirce’s Letters to Lady Welby, ed. Irwin C. Loeb (New Haven: Whitlock, 1953), 46.

(2)Helen Peirce Ellis, memorial, MS 1644,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3)Joseph Jastrow, “Obituary: The Widow of Charles S. Peirce”, Science, 80(1934): 441.

(4)Oliver Wendell Holmes to Frederick Pollock, September 1, 1910, Holmes-Pollock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lmes and Sir Frederick Pollock 1874-1932, ed. Mark DeWolfe How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vo. l1, 167.

(5)Oliver Wendell Holmes to Henry James, February 29, 1912, James Family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 Am 1092.

(6)进步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是指1890年至1920年期间，美国的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改良纷纷涌现的一个时代。——译者

(7)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1925), The Later Works, 1925-53,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90), vo. l3, 312.

(8)Oliver Wendell Holmes to Frederick Pollock, May 15, 1931, Holmes-Pollock Letters, vo. l2, 287.

(9)John Flannery to Mark D. Howe, May 13, 1942, Oliver Wendell Holmes Papers, Harvard Law School; G. Edward White,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Law and the Inner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88.

(10)James T. Farrell, “Dewey in Mexico”, in John Dewey: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nd Freedom, ed. Sidney Hook (New York: Dial, 1950), 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