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极为开阔的比较视野中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在各种文化中的命运。他仔细考察各种宗教文化的特征，并试图解释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现代资本主义命运的关联。韦伯主张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探讨问题的起因，他历来是个“多因素论者”。而在多种因素中，他尤其重视宗教文化的重要作用，不过，他绝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事实上，他同时采用了制度分析的方法。他不仅考察资本主义的文化伦理条件，也重视从政治、法律制度、历史背景等层面去剖析问题。我们不妨结合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来看看他的分析思路。
韦伯探讨的问题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是在西方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是否是西方历史上的独特现象？韦伯提醒人们思考：理性的科学、化学、生物学等只有在西方才有；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史学，但从不曾有修昔底德的方法；有发达的政治思考，却没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样有系统的政治理论；艺术、建筑方面也是如此。[153]韦伯于是比较新教与其他宗教的独特性，提出了他的解释。
他认为，不同的宗教文化有着不同的使现实世界“理性化”的能力。他说，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均缺乏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它们思考的是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儒教是入世的，且主张与现实调和，具有传统主义的特点；而道教则完全以身体的健康长寿为目的，主张清静无为；二者皆缺少强烈的改造现实的动力。新教则截然不同。[154]新教伦理把追求利益的动机与禁欲精神结合起来，把挣钱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不断地劳动成了证明自己是上帝宠儿的途径。这便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不过，韦伯并不认为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之运行仍有赖于新教伦理，他写道：“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155]他也不认为仅有新教便可以有现代资本主义，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做了进一步阐述。
依韦伯之见，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依赖于理性化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离开这些条件，资本主义即使出现，也无法成长。他认为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的家产制阻碍了它的发展。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是统一国家的建立先于统一市场的形成，这种政治的“早熟”带来很多后遗症，最终使资本主义难以成长。中国古代不保护私人产权、缺乏理性化的司法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公共财政体系，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受挫。[156]而西方则恰好与之相反。他曾专门比较中西方城市的差异，来描述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韦伯对这些问题的睿智分析，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