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关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不能简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我们不能认为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加尔文教的产物。韦伯的观点是，加尔文教塑造的禁欲主义伦理给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此点其他宗教与教派皆不能做到。有些宗教强烈的传统主义守成伦理或对尘世事物的放弃，还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阻碍或破坏作用。韦伯更广泛的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更是凸显了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传统，而在韦伯时代，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甚嚣尘上，韦伯学术之独立品格，于此更显卓著。韦伯多因素的分析并不是机械的、模式化的，个人的自由创造性，人使世界变得有条理的能力，在韦伯的解释中具有中心的地位。韦伯的分析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学解释，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仔细辨析。后者便是韦伯在清教徒那里发现的最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匹配的禁欲主义气质、人生理念与生活方式。此处的关键是对于尘世经营事务的态度与救赎（宗教因素）之间的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在各大宗教社会中的命运，则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韦伯关注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此点在当时欧洲学界并不新鲜。早在宗教改革时期，便有人注意到宗教对经济成就的影响。人们最直观的印象是，天主教徒懒散、奢侈，新教徒勤勉、节俭。天主教一年有120个休息日，而新教只有60个。[157]启蒙运动以来的重商主义者着眼于国家财富的增加，亦曾考虑过新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洪仁玕在解释为何遵奉拜上帝教时即指出：西方信天主教的国家衰落，信新教的国家蒸蒸日上，繁荣昌盛，中国要崛起，必须信奉新教，敬拜上帝。[158]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是天主教，而是新教的中国教派。太平战士笃信上帝，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男女平等（太平军的女兵女将骁勇善战，洪宣娇为当时妇女典范，时有“女人要学洪宣娇”的口号），其状不逊于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韦伯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期，德国俾斯麦主持的“新教”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已经失败。韦伯对这一失败深表痛心。他尤其厌恶路德教对德国人自由精神的损毁。韦伯认为，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中产阶级的非政治倾向（沉溺于物质上的幸福）与权威主义人格（对俾斯麦及强权的崇拜）与路德教不无干系。据云韦伯曾大声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没有勇气砍掉国王头颅的民族，没有出息！”韦伯稍晚对君主制态度有些缓和，但他对德国人在精神上的虚衰一直十分痛心。我们还须记得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老牌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败给了新教的美国。韦伯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最早向德国人提醒学习美国、关注美国的作品。韦伯貌似纯学术的研究背后，包含着给德国人的建议。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直接缘起有二：一是1895年德国学者格奥尔格·耶里内克对《人权与公民宣言》的研究。[159]耶里内克在其中解释了清教徒捍卫良心自由的政治意义。耶里内克表明，人权观念并非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宗教；1789年法国革命的原则实质上就是1776年美国革命的原则。韦伯十分服膺此一研究，他希望探讨清教的经济意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版中，韦伯表明耶里内克的研究激发他关注清教。[160]
第二个对韦伯展开新教研究起作用的，是魏尔纳·桑巴特（一译为索姆巴特、松巴特、宋巴特）的研究。桑巴特1902年出版了他的长篇著述《现代资本主义》。桑巴特在其中有一章探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及获利欲与经济理性主义，其起源可溯及中世纪。韦伯对桑巴特的研究很不满意，他在随后的研究中，试图对资本主义精神及其起源予以辨析。桑巴特后来又继续其研究，并对韦伯的观点做出回应。桑巴特的著作包括《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卷一标题为“战争与资本主义”，卷二标题为“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思想史》（1913）。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版（1919年版）修订时，又以长段注释对桑巴特的观点做了批评。在此我们不必详述韦伯与桑巴特的学术交锋，只需指明如下几点。
桑巴特认为：（1）犹太教与清教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类似，犹太教与清教禁欲主义不分彼此，他不无夸张地写道：“犹太人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经济就繁荣。犹太人离开哪里，哪里经济就衰落。”[161]（2）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贪欲带来了繁荣，例如宫廷之奢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关于第一点，桑巴特指出，犹太教不仅鼓励交易必需的契约精神，也对个人在尘世追逐财富予以肯定。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设想了老阿姆谢尔·罗斯希尔德在股票交易所赚得100万后去《圣经》寻求启示的场景。获利100万是否良心有愧？桑巴特写道，在心爱的《托拉》中，罗斯希尔德现在读到的是上帝对他的祝福：“他必须爱你，赠福你，并使你人口众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你必蒙福胜万民。”（《申命记》7∶ 13-15）当他读到《箴言》时，就更加释然了：“富人的财富，是他坚固的堡垒。”（10∶ 15）“他们的财富是对智慧的最高奖赏。”（14 ∶ 20）“勤劳致富要比空话饿肚强得多。”（10∶ 27）“穷人因贤德赢得荣耀，富人靠财富赢得荣耀。”（10∶ 30）“财富和势力可以产生信心。”（40 ∶ 26）“与其乞讨，还不如死去。”（40∶ 28）[162]类似的句子，均令罗斯希尔德在获取巨额利益后心安理得。桑巴特认为，犹太人的特质、犹太宗教以及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韦伯对桑巴特的这两个核心论点皆予以否定。韦伯的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要义是理性化的劳动组织的出现，而不是贸易与货币业务。犹太人由于其“外来者”（贱民）身份，不允许从事此一事业；再者，犹太教不允许在同胞身上谋利，也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展开。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在于禁欲，桑巴特以纵欲、养情妇、奢侈来界定之，可以说是完全错误。桑巴特在《资产阶级》一书中还提到，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富兰克林的箴言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而富兰克林的箴言不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人物阿尔贝蒂[163]观点“逐字逐句的复述”。阿尔贝蒂不仅说过“时间就是金钱”，在宗教上还十分虔诚。韦伯反驳说，阿尔贝蒂著作中的东西并未转化为一个群体的行动指南，仅停留于字面。阿尔贝蒂本人的获利活动，并不与救赎的不确定相挂钩。阿尔贝蒂只是叫人们要善于经营以免败掉财产、沦为穷人。韦伯指明，仅仅着眼于世俗需要，不足以激发出一套新的经济秩序。[164]
韦伯的解释显示了其生命力。哈特穆特·莱曼（H.Lehmann）在评价韦伯与桑巴特的争论时说：“韦伯的理论洞察力是桑巴特永远达不到、甚至想象不到的。”[165]无论是韦伯在世时还是韦伯去世后，围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论从未停止。参与争论的学者包括神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成了韦伯最著名的作品，位列社会科学经典行列，虽然这有违韦伯自己的设想（韦伯更得意于其后多年的更为开阔视野中的宗教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