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涉及领导权的活动，皆可算政治。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韦伯将其限于国家层次。由此，“政治就是追求权力分配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不管是国家之间的分配还是国家内部各种人类群体之间的分配”[141]。简言之，政治即是与权力有关的活动，它意味着建立起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所谓国家，韦伯指明只可从其手段而不可从其目标去加以界定。因为一个国家实际可能有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亦非只有国家才能实现。国家区别于个体、家庭或其他人类组织，只在于其行事手段的不同。这种独特的手段，即为暴力。由此，国家是“在某一特定疆域内自为地（卓有成效地）占有合法的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团体”[142]。韦伯似乎意识到了他与左派国家观的一致。他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每一个国家都建立在暴力之上”。并接着说：“确实如此。”[143]韦伯界定的此种人类团体，无疑是西方近代政治演进的产物。它符合新教教义，而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
国家的这一特征，使得政治活动是以暴力作为支持的强制性活动。当然它不能无视统治的合法性，否则与匪帮无异。而统治的合法性，韦伯认为主要有三种类型（并非仅有此三种类型，亦并非现实中的统治类型必定如此纯粹），此即传统型、卡理斯玛型与法理型，其统治基础分别为由来已久的习俗与惯例、杰出人物超凡脱俗的魅力、人皆认可的法律规章。对于讨论“以政治为业”而言，第二种状况最为重要。韦伯对政治家的预期，实为卡理斯玛型的伟人。这并非源于某种浪漫主义式的英雄崇拜或虚弱者心灵深处对天才的渴望，而是出于其对德国政坛的观察。韦伯在卡理斯玛式领袖身上所发现的最宝贵的品格，是他们具有的“革命”性格。[144]与训练有素的官僚团体以技术手段从外在对传统进行变革不同，卡理斯玛式的领袖，是从人的灵魂内部唤起强烈的变革力量。变革所带来的秩序，本质上是卡理斯玛领袖所持信念的外化。在最强劲的形态下，它会破除一切规则与传统，除旧布新，创造历史，完成革命。在“一战”结束德国战败的氛围中，韦伯期望，德国能有伟大的政治家。
韦伯认为，政治家追求权力，天经地义。然而应明白得到权力后想干什么。依靠权力吃饭，从政治活动中谋求一份稳定的收入，无可厚非，却绝不能算是一个政治家。满足于权力带来的虚荣，如暴发户般，四处夸耀，如同演员，置政治活动的后果于不顾，亦为政治家当避免的职业病。他告诫大学生，合格的政治家当有三种素质，即热情、责任感与判断力。[145]热情要求忘我的献身于政治的精神，责任感要求务实，判断力要求冷静、与事件保持距离不至于让胜利冲昏头脑。至于在多种信仰、价值中，政治家执着于哪一种，则是他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