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是一名科学家，说得更明确些，他是一名社会科学家。韦伯从事的社会科学，并非单指社会学，还包括政治科学、法律科学、宗教科学、历史科学、艺术科学等。它区别于哲学、文学。韦伯《以学术为业》的演说，准确译法应为“以科学为业”。“业”在此指“职业”（bruf/calling）。德文中“职业（bruf）”一词，源自路德译的《圣经》,[135]体现的不是《圣经》原义，而是译者路德意指的精神。[136]它意味着尘世工作当视为上帝的做工。以某事为业，是说一生投入、奉献于其中，不论成功与否、收益多少、艰难几何，皆要无怨无悔。不必考虑路德本人“职业”概念的传统主义意涵，在此我们只需注意它对人一生从事一项世俗活动的肯定。它凸显了听到“召唤”，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的现代职业精神。在演说中，韦伯正是要向年轻的大学生听众说明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在德国献身于科学要有哪些认识上、心理上的准备，如何面对科学事业，从事科学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
按韦伯的理解，科学是要探讨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对现象做出理性的解释说明。科学涉及的是自我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它不涉及终极价值关怀。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提出科学应“价值无涉”。[137]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韦伯科学观的前提。
韦伯认为，在科学工作过程中引入价值，必定会损害对事实的理解。科学不能回答关于终极意义的困惑。以医学为例，医学绝不包含关于某个生命是否值得抢救的指示。医生只是在病人要求下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病人实现他的目标。延长寿命、消除痛苦只是一种长期以来医患之间形成的心照不宣的共识，但它并非由医学本身导出。政治科学家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民主，不能向学生宣传哪一种民主形式更好。韦伯说，教师以“让事实说话”的隐微方法做出暗示孰好孰坏，也已超出政治科学家的职责。政治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不是领袖，他不能利用讲台进行政治动员，他并不致力于唤起行动。对某种价值的赞同或否定，纯粹是个人的事。而每个个体，在现代社会，都有他自己的终极价值关怀。
韦伯指出，了解科学作为一项职业的意义，必先认清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西方文明中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就是理性化的全面展开与不断推进。在典型的西方文明中，人们不再将世间发生的一切归结为某种神秘力量。人们相信一切皆可做出理性的解释，韦伯此处所谓“理性”，即指“计算”，这与霍布斯对“理性”的定义相同。韦伯比较野蛮人与今天的西方人，指出野蛮人会求助于魔法，相信神力，对世界充满敬畏。而今天的西方人则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世界不再具有神秘性，此即著名的“世界脱魔”（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138]的说法。“世界脱魔”或译为祛魅、除魔、驱魔，韦伯从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那里借来了这一说法。在此意义上，韦伯就像最后一个巫师，他虽然未必亲自完成了驱魔工作，却庄严宣告了世界脱魔的完成。[139]在韦伯看来，世界的脱魔与西方文明的理性化过程是同一过程。韦伯论宗教时，即言衡量一个宗教“理性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便是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140]韦伯视德国年轻人中神秘观照、个人直觉与独特体验的时尚为病态，他号召青年学子应具科学意识。以科学为业，就是要准备加入为世界脱魔的进程。韦伯认为，科学既从属于由来已久的世界脱魔进程，自身又是其推动力。科学之为科学，而非宗教或意识形态，就在于它不是对世界的最终解释。每一个科学家都要准备被后来者超越。科学的进步，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而，这样的进步对人们思考死亡与生存的“意义”问题毫无帮助。
科学的局限，正是它不能回答价值抉择问题。韦伯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诸神开始复活，从坟墓中站起来，并且相互之间展开无休止的斗争，此即著名的“诸神之争”，它象征现代社会在精神领域价值多元、相互冲突的分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只能自己做出决定，追随他心中的神（或魔鬼）。既然科学不涉及终极价值关怀，诸神之争中关键的不是科学，而是命运，那么从事科学工作还有何意义呢？它与终极价值有何关联？
韦伯说，科学对人生的作用有三：一是可以让人们对外在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二是可以训练人的思维方法；三是可以使人头脑变得“清明”。第三点尤为重要。科学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有各自的目标，但如何实现目标，则要借助科学。“头脑的清明”还意味着我们能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价值抉择，做出解释，我们能澄清我们的立场，我们并非盲目追随某个价值，这便意味着一种责任感。
在历史上，科学曾被视为“通向真实存在之路”（如柏拉图“洞穴喻”所揭示的）,“通向艺术之路”,“真正的人性之路”,“通往上帝之路”（如“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所言）,“通往快乐之路”，然而今天这些终被证明是虚幻。韦伯实际上把科学与“责任伦理”相联系。科学不能解决意义问题，但能提醒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或选择带来的后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