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1岁的韦伯被聘为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就职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激情演说。韦伯虽为经济学教授，但他对政治的重视，大多政治学家都不能望其项背。韦伯指出，在民族国家时代，任何经济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民族国家政治的需要，必须服从于民族国家之间永恒的生存斗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政治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
然而，德国当时盛行的却是韦伯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种庸俗经济学只关心经济组织与管理的技术问题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盲目地相信未来必定是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忘记了政治经济学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根本不考虑德意志民族的前途。韦伯提醒人们，在世界舞台上，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斗争永远不会停息，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不过是民族斗争的新形式。在此情况下，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怎可不着眼于本民族人口的发展？韦伯时代，德国经济飞速发展，这造成一种让人乐观的幻象，并且让人觉得德国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备受追捧，“以经济学视角看问题”成为时尚，持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庸俗唯物主义也大行其道。德国的政策只关心当下人们的幸福生活，躺在俾斯麦创下的统一中耽于享乐、吃老本。作为一个政治存在的德意志民族未老先衰，已失去了它的宏伟斗志和进取之心。韦伯希望德国人能够振作起来。他关心的是民族国家时代德意志民族的强大，他希望他们这代人能够为子孙后代谋求更大的自由空间。
韦伯演说热情洋溢、充满睿见。他说：“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励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131]“如果千年之后我们再度走出坟墓，我们在那些未来族类的面相中首先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族类的依稀印记。……我们并不奢望把我们的理想强加于后世。但我们确实期望，未来将认我们这一代的素质为其自己素质的祖先。我们致力以求的是以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为本民族后来者树立先驱者的楷模。”[132]韦伯在演说中几次提到“坟墓”，可见韦伯着眼的是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发展，其眼光甚为长远。
韦伯演说虽从德国人与波兰人在东部地区经济上的生存斗争说起，并在演说中几次提到德国人的“印记”，但他并非种族主义者，他的思想不能简单地以含义模糊的民族主义标签来描述。韦伯所说的“印记”，是指文化精神方面的遗产，而非血缘、人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界定民族，韦伯十分反对以种族为标准。甚至以语言为标准，韦伯认为亦不可取。韦伯同时代的阿尔弗莱德·普勒茨医生是德国种族卫生运动的发起人。他试图将医学、人种学用于社会组织研究，认为罗马的衰亡是由于种族的堕落。韦伯对之曾直接予以抨击。他明确指出：罗马的衰亡不是由于种族退化，而是由于新的文化价值的引进。在美国，种族关系主要是个文化问题，无须进行种族解释。[133]1912年，韦伯说，把共同的语言作为民族明确的特性，既不必要也不充分。绝大多数多样的人种都有可能融为一个民族，人种根本不是决定因素，“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彻底忽略血缘共同体的神话般影响”。韦伯认为，民族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其表现就是自己的国家。[134]
韦伯主张为后代人争取自由空间，似有帝国主义倾向，但韦伯的主张与后来希特勒所宣扬的“生存空间”论并不相同。理解韦伯，必须记住两条：一是韦伯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与集体狂热的幻觉、要求个人无限服从国家或某个集体的学说，素来势不两立。另一个是韦伯站在政治的高度，基于欧洲民族国家列国竞争的现实思考德国人的命运，这区别于各种持和平主义、乐观主义、幸福主义的市侩学说，韦伯一直追求个人的自由、高贵与伟大，他希望德国人能够为人类精神世界做出贡献。他这样的人，终不会是丧心病狂的侵略者、战争贩子、民族主义狂热分子。韦伯主张关闭德国东部边界，防止波兰人、斯拉夫人随意流入。此为保护性经济政策建议，与主张屠杀劣等民族、保卫高贵血统纯洁的种族主义思想毫不相干。而一个政治上觉悟的民族，必定会考虑本民族人口的繁荣兴旺。史上缺乏政治意识的民族或早已从地球上消失，或分散流浪，受他族欺凌，韦伯的建议，实为良言。韦伯主张国家收购东部庄园主土地，意在强行打破封建经济结构，让庄园中具有依附性的农民变成自由的现代市民。韦伯认为，真正爱护德国农民，并不是要让他们吃好住好，而是要让他们成为具有高贵人格的人，成为具有斗争精神和民族觉悟的人。1905年，韦伯强烈支持德国扩大海军军备预算，其理由仍然着眼于德意志民众在“世界政治”中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