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政体、国家等问题并不作专门的探讨。尼采关注的“大政治”，是一种精神事业，并不涉及多少具体的政策建议。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尼采的著述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类型，这种政治思想，视野开阔而又能深入人类生存的基本处境。它诊断时代的弊病，追问人生的意义，寻求疗救的方案。对人的关心，对精神秩序的思考，是政治思想应有之义。
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这是欧洲历史中的转折期。这一时期，民主胜利进军，大众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如托克维尔所言，贵族作为一个等级是彻底失败了，民主——地位的平等——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与托克维尔同年出生的德国史学家格维纽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在《19世纪历史导论》末尾写道：“我们时代的各种运动无不受大众本能的驱使。……大众正在接管政治。”[4]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在西方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大机器生产随处可见，工业城市的厂房鳞次栉比，高耸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这一时期，马克思全神贯注于劳工问题，从产业大军的万头攒动中寻找着新社会的代表力量，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这一时期，也是民族国家结构日渐解体、帝国主义扩张即将疯狂展开的时期。尼采去世后（亦即1900年后）的五十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屠杀、死亡、毁灭，与近代早期人们对和平、进步、富足、人道的期许，形成鲜明的对照。尼采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危机。他自信诊断出了现代性的疾病，并试图给患病的人们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