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议会制度今天处于危机之中，因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已使公开辩论变成了空洞的形式。”[1]施米特指出，19世纪政治与国家历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民主的胜利进军。大众民主的发展，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挑战。民主与自由的张力开始凸显。施米特称，大众民主时代很可能会宣告议会制的终结。大众民主将体现为群众运动，体现为广场上群众的呐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正是顺应了此一时代潮流。
群众登上历史舞台，历史上并非首次。但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产业工人队伍壮大，无产阶级运动高涨，群众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群众的崛起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现代化进程中，必将出现这样一个由缺乏分层、彼此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欧洲的保守人士，惊恐地注视着这些来自劳动生产领域的人。他们是产业工人，是贫困的农民。不过，他们热衷于群众运动，不在于其职业，而在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受挫，他们是人生的输家，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的处境。[2]在此一背景中，深受孔德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一些理论家开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群众现象。群众与精英二分的范式，始渐流行。他们在庸人时代呼唤超人，在群氓时代呼唤天才。他们把群众看作蠢猪、野蛮人，视群众的崛起为欧洲文明衰落的标志。“西方没落了！”正如当年罗马帝国因为庶民的胜利走向衰亡一样。自由主义历来呼吁解放个体，个体组成的群众，如今转而把枪口对准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在此时受到广泛质疑。在领袖的领导下，有组织的群众以简单、粗暴、猛烈的行动，嘲弄着自由主义信奉的权利、宽容、博爱、和平主义等理念。人民意志、群众情绪，成为政治家首先考虑的问题。更有法西斯主义政党决心利用群众，以完成其宏伟抱负。
群众现象引起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家的关注。在一些人看到野蛮、倒退的地方，另一些人看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如何看待暴力，也出现了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要义之一便是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铜墙铁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列宁曾如此嘲笑那些畏惧群众的人：“当具有十分纯朴的、坦率而鲁莽的决心的人民群众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哭哭啼啼地说‘理性退到后面去了’。”[3]
关于群众现象的思考与探讨，不仅涉及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亦涉及对欧洲文明危机乃至现代性危机的思考。领袖、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在“一战”以后，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