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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代议制民主的危机

第十三章 代议制民主的危机

卡尔·施米特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议会制度今天处于危机之中,因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已使公开辩论变成了空洞的形式。”[1]施米特指出,19世纪政治与国家历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民主的胜利进军。大众民主的发展,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挑战。民主与自由的张力开始凸显。施米特称,大众民主时代很可能会宣告议会制的终结。大众民主将体现为群众运动,体现为广场上群众的呐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正是顺应了此一时代潮流。

群众登上历史舞台,历史上并非首次。但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产业工人队伍壮大,无产阶级运动高涨,群众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群众的崛起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现代化进程中,必将出现这样一个由缺乏分层、彼此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欧洲的保守人士,惊恐地注视着这些来自劳动生产领域的人。他们是产业工人,是贫困的农民。不过,他们热衷于群众运动,不在于其职业,而在于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受挫,他们是人生的输家,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的处境。[2]在此一背景中,深受孔德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一些理论家开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群众现象。群众与精英二分的范式,始渐流行。他们在庸人时代呼唤超人,在群氓时代呼唤天才。他们把群众看作蠢猪、野蛮人,视群众的崛起为欧洲文明衰落的标志。“西方没落了!”正如当年罗马帝国因为庶民的胜利走向衰亡一样。自由主义历来呼吁解放个体,个体组成的群众,如今转而把枪口对准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在此时受到广泛质疑。在领袖的领导下,有组织的群众以简单、粗暴、猛烈的行动,嘲弄着自由主义信奉的权利、宽容、博爱、和平主义等理念。人民意志、群众情绪,成为政治家首先考虑的问题。更有法西斯主义政党决心利用群众,以完成其宏伟抱负。

群众现象引起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家的关注。在一些人看到野蛮、倒退的地方,另一些人看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如何看待暴力,也出现了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要义之一便是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铜墙铁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列宁曾如此嘲笑那些畏惧群众的人:“当具有十分纯朴的、坦率而鲁莽的决心的人民群众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哭哭啼啼地说‘理性退到后面去了’。”[3]

关于群众现象的思考与探讨,不仅涉及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亦涉及对欧洲文明危机乃至现代性危机的思考。领袖、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在“一战”以后,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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