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部落群体的意义上理解民族，则远古时期，人类按民族或部落散居各处，各有自己的图腾、禁忌，要求部落成员效忠于部落，以致不惜舍己为公，那么，民族意识可谓古已有之。而21世纪，民族意识仍然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所属民族的情感，尽管备受诸种意识形态浪潮的冲击，仍然清晰可辨。此种存于大众心中的情感与模糊观念，由理论家逐条陈述阐明，便构成了民族主义。
不同于初民原始、朦胧的族群意识，民族主义是近代现象，它是中世纪普世秩序解体后产生的观念。民族的定义历来争议重重，通常以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历史经验等客观标准来界定，也有学者以“民族认同”来界定。然而，现实中的民族，多有不合标准而仍然成为一个独立民族者。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客观标准或主观认同皆不能成为划分民族的最终依据。因为“民族是什么”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并无固定答案。他说：“当任何一群足够多的人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他们为一个民族。”[55]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霍布斯鲍姆用盖尔纳的定义，认为民族主义即指主张“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全等”[56]的思想。他认为，民族主义先于民族，民族是晚近人类的文明现象，民族的形成中“人为因素”甚为重要，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57]
人民、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很难区分。结合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进程，或可予以剖析。
现代民族意识的产生起源于16、17世纪，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则要到18世纪。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由此也就有多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有贵族的民族主义，也有平民的民族主义，有人道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有无视个人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世界主义。“民族—国家—领土”的模式，是近代国家的特征。国家意指疆域之内国民一律享有平等的公民待遇，它的理念是不论民族、语言、宗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族，则要求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它的分布，未必与国家界限相吻合。19世纪以前，因为人们把重心放在个人的解放与产权上，因此国家与民族的冲突隐而不现。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国民整合为一个民族的趋势明显。最终的结果是，民族征服了国家，国家成了民族的侍女，成了民族复兴、发展、壮大乃至侵略他国的工具。而由于各种冲破国界的泛运动（泛日耳曼主义运动、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旧有的国家结构解体，帝国主义时代来临。这对于大陆国家来说，破坏性尤其强烈。至此，民族主义已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言说。
中世纪基督教普世教会主导的封建秩序，不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在中世纪，个人经由教会这个媒介，与上帝发生联系。犹太人民“特选”的概念，止于犹太宗教的层面，并不导致犹太民族解放的诉求。民族主义，是西欧中古秩序崩解后的产物，其中关键的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政教分离，“在谁的地盘上信谁的宗教”，不仅台伯河畔教皇的指令不再有效，在一国国内，教会也不再承担慈善、救济、教育、司法等地方公共职能，教会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及土地带来的收益。近代国家的公民势必作为个体，直接与他所在的国家发生紧密的联系。近代个人的解放，是与国家对个人直接而严密的规约联系在一起的。个人成为国家的选民，臣民的义务与权利在理论上对等。这种工具性的机械结合，为个人保障自己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提供条件，却不能在归属感方面做出回答。此时，便有了民族主义的诉求。“现代民族主义表达一种多少有目的的努力，要在较广大较人为的规模上把原始的部落主义复兴起来。”[58]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产生，除前文提及的德国的赫尔德，依据美国学者海斯的梳理，还要加上英国的博林布鲁克与法国的卢梭。这种民族主义，叫作“人道民族主义”，其特点是认为各民族平等共处，各民族的文化皆应得到尊重，民族不应致力于扩张，民族发展之要旨在于人道主义的成长。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提供了民族觉醒、民族教育、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民族特殊性、“民族性格”“民族魂”等观念。以政治立场区分，博林布鲁克、卢梭、赫尔德分别代表贵族民族主义、民主民族主义与非政治的文化民族主义。
18世纪末，上述三种民族主义有了新的继承者。卢梭式的民主民族主义由雅各宾派继承。博林布鲁克的贵族民族主义由“反动派”英国的柏克、法国的波纳尔德、德国的施莱格尔继承，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则变成了自由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边沁，此外还有法国的基佐、德国的韦尔克（Karl Theodor Welcker）和意大利的马志尼。[59]
雅各宾民族主义大多以卢梭理论为起点，不过，因为雅各宾派着眼于理想之实践，因此发展出自己的特色而异于卢梭的民主民族主义。按海斯的概括，雅各宾民族主义的特点有四：（1）不能容忍异派的存在。它在猜疑的氛围中发展起来，与断头台、恐怖联系在一起。（2）雅各宾为达目的，不惜依赖武力与军国主义，以对抗国内外敌人。（3）它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它创造出了新的象征与仪式——国旗，国歌，民族假日，民族庙堂，自由帽，法兰西国家的祭坛等，唤起了人们心中对共和国的忠诚，对法兰西民族的忠诚。（4）具有传教的热情。[60]这种“传教”是由新创的宣传机构、教育机构、报纸、爱国团体来完成的。之后拿破仑的事业，则是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发扬光大。
传统民族主义（诉诸传统的民族主义）为贵族代言人所持有。他们反对雅各宾主义，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暴行。与雅各宾民族主义相比，诉诸传统的民族主义有其特点。“雅各宾主义讲自然权利，传统民族主义讲历史权利；前者讲民主，后者讲贵族的高贵与重要；前者是革命的学说，后者是反动的，至多也是演化论的学说。前者讲国家主权，公民宗教，后者讲多中心，多重效忠。”[61]二者的共同点则是残暴、好战，动辄诉诸武力。诉诸传统的民族主义者除柏克、波那尔德、施莱格尔外，还有夏多布里昂、梅斯特尔等。
自由民族主义的代表是一批自由主义者，如边沁、洪堡、基佐。自由民族主义崇尚和平，认为各民族独立、平等，民族内的个人拥有自由。主张民族自决，赞成代议制民主，期望构建一个和平、互利、自由、民主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自由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为中产阶级。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联姻。自由民族主义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其民族主义的一面得到扩张，其自由主义的原则日益丧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完整的”（inte-gral）民族主义。[62]
完整民族主义的说法源自法国学者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它被用来描述法西斯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皆可见的民族主义类型。德国费希特的民族主义，由拿破仑占领柏林而激发，可算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先声。完整民族主义，反对国家主义，认为民族自身是最高的目的，民族利益高于个人，也高于“人类”。原先强调解放与统一的民族主义，被强调“同质”的民族主义取代。所谓德国是德国人的，罗马尼亚是罗马尼亚人的，卢里塔尼亚是卢里塔尼亚人的，法国是法国人的。共同的血缘，土生土长，被视为界定民族的核心标准。按此标准，“无根的”、另一种血统的犹太人，便成为受排斥的对象。[63]完整民族主义拒绝民族合作，除非合作有助于本民族的强大。其极端形式，还可能体现为一种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无视弱小民族的权利。“它要强迫一切国民去遵守一种行为和道德的共同标准，对之表示同样无理性的热诚。它要使一切和人的自由都成为它的目的之附属物，如果平民口出怨言，它就要剥夺、钳制民主主义。它要为‘民族的利益’做这些事情。”[64]完整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仅一步之遥，它给世界带来的是动荡与灾难。
完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成世界潮流。它的基本理念是把民族的统一与自觉提升为最高的价值，其他一切皆要顺从此一考虑。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意识形态。20世纪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曾将其概括为如下信念：（1）人属于某种特定的群体，群体特征塑造着个人的特征。（2）社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它有目标，这一目标至高无上。（3）坚持某种信念、采取某种政策、实行某种政体、过某种生活最强有力的理由，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而非其他原因。（4）如果满足我们归属感的有机体的需要与其他群体的目标相冲突，那么我们便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诉诸武力。[65]民族主义认为，民族给予个人生命以意义。若树叶离开树的肌体，必定会枯萎。它还宣称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并且考虑兼并或同化其他“落后民族”。伯林认为，民族意识无可厚非，但民族主义则是“民族意识的一种病理性质的炎症”[66]。伯林指出，民族主义是与落后国家某种扭曲的心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伯林引用席勒“压弯的树枝”的说法，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从外族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后自发的心理伴生物，是一个民族遭受压迫和屈辱采取的反应。[67]压弯的树枝势必要反弹。第一批民族主义者——德国人，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例子。
民族主义在20世纪盛行，并非理论家的贡献，理论家更多的是起了非常间接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支持者是中产阶级与大众。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理论设想中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是阶级斗争，而非民族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意识应当置于民族意识之上。然而，即使这样的反民族主义的传统，其理论运用于实践时也会被民族主义所征服。世界诸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皆成了追求民族独立的工具。这种状况，马克思在世时即已知悉，并表示十分不满。
刚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1848年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马克思在这里觉得他的预言立刻可以证实：革命超越过民族的疆界；各地的民众起来反抗阶级和专制者；一国的工人和另一国的工人结交亲善。马克思自己赶快回到德国去，在科隆重振旗鼓，将报纸改名为《新莱茵报》，此份报纸变成他的国际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
但马克思遇着一些失望和幻灭的事情。中等阶级自由主义者不久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占了优势。超国界的工人的友爱关系及其反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转而成为民族主义的冲突和民族统一的斗争了。重握政权的普鲁士反动政府在1849年再度封闭马克思所支持的报馆，驱他出境。他从这时到他死的时候都住在伦敦，日益深信他的根本学说的真理，但同时对世界革命——实行他的学说的机会——的早日实现，渐生疑心。[68]
[1][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杨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2][美]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3][英]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载高崧等编《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1页。
[4]Leon P.Baradat,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New Jersey: Prentice-Hall,Inc.,2000,p.185.
[5]Robert L.Heilbroner,The Worldly Philosophers:The Lives,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99,p.139.
[6]Leon P.Baradat,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New Jersey: Prentice-Hall,Inc.,2000,p.191.
[7]李季：《马克思传》，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114页。
[8]John L.Gray,“Karl Marx and Social Philosophy”,in The Social &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Thinkers of The Victorian Age,a series of lecture delivered at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during the Session 1931-32,edited by F.J.C.Hearnshaw,London: George G.Harrap & Company Ltd.,1933,p.147.
[9][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1页。
[10][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4页。
[11][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03—304页。
[12][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7页。
[13][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6页。
[14][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6页。
[15][美]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页。
[16][美]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页。
[17]参见《傅立叶选集》第三卷，冀甫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0—144页。
[18][美]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6页。
[19]《傅立叶选集》第一卷，汪耀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8页。
[20]《傅立叶选集》第一卷，汪耀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3—255页。
[21]《傅立叶选集》第一卷，汪耀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3—134页。
[22][美]阿·鲁·约安尼相：《傅立叶传》，汪裕荪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4页。
[23]李季：《马克思传》，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25页。
[24][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0页。此段文字旧译为：“一个妖怪，徘徊欧洲——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妖怪。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如罗马教皇与俄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兰西的激进派人与德意志的警察，已经结成一种神圣的狩猎‘同盟’，来对付这个妖怪了。”参见李季《马克思传》，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352页。
[25]李季：《马克思传》，神州国光社1949年版，第376页。
[26]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参见[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27][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页。
[28]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93.
[29]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8,p.21.
[30][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未完的对话》，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3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动物区别的论述，有多个说法。例如，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会提到人是“制造工具的存在”，制造工具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是“制造工具的存在”，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人的定义，马克思称之为美国人对人的定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说法，意即动物不能进行有意识的活动，而人能进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他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一个“意志与意识”的对象。这似乎是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他有意识，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有的学者则从“实践性的存在”（the being of praxis）来界定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一种创造世界、创造自我的活动，人如何更像一个人，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对马克思来说，人永远不能被‘完成’，也永远不能被最后界定”。参见Gajo Petrovic,“Marx's Concept of Man”,i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edited by Tom Bottomore,New York: Basil Blackwell,1988,p.145。
[32][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页。
[33]Isaiah Berlin,“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edited by Tom Bottomore,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p.94.
[34][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0页。
[35][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3页。
[36][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3页。
[3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页。
[38]Robert L.Heilbroner,The Worldly Philosophers:The Lives,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99,p.171.
[3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
[40][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41]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世界近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42][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马克思这一说法，来自于傅立叶。参见[英]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载高崧等编《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8页。
[43][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页。
[44][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页。
[45][德]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6—507页。
[46]萧公权：《迹园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
[47]Raymond Aron,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from a Witnes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edited by Yair Reiner,New York: Basic Books,2002,p.179.
[48]Raymond Aron,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from a Witnes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edited by Yair Reiner,New York: Basic Books,2002,p.203.
[49][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50][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51][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52][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53]Isaiah Berlin,“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edited by Tom Bottomore,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p.102.
[54]John L.Gray,“Karl Marx and Social Philosophy”,in The Social &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RepresentativeThinkers of The Victorian Age,a series of lecture delivered at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during the Session 1931-32,edited by F.J.C.Hearnshaw,London: George G.Harrap & Company Ltd.,1933,p.147.
[5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页。
[56][英]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5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页。
[58][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59][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60][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页。
[61][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62][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63]Norman Davies,Europe: A History,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8,p.822.
[64][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65][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9页。
[66][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未完的对话》，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67][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68][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