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是“政治义务”。格林认为，政治义务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回想一下当初我们组建国家的目的。
格林说，当初组建国家，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变“好”。国家的目的是“善”（good），而非快乐、安全、繁荣。政治结构是用来服务于我们的道德发展的。国家是让人“道德化”的工具。格林讲到“共同的善”（common good）。他如此界定国家：国家是“为了提升一种共同的善而存的制度”[107]。但他指出，“共同的善”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个体善实现时。格林不赞同国家强迫每个人变得有美德，也不认为某个团体可以有资格声称最了解别人该做什么，知道什么是“共同的善”（格林认为关于“共同的善”的知识超出人的能力范围）。格林是说，国家是帮助人们过有道德的生活的工具。做有道德的人，国家帮助我们，但不能强迫我们。“国家行动要限于道德发展条件的创造与维系，国家只是鼓励、帮助人的发展，移除我们提升途中的障碍物。”[108]在格林这里，虽然国家有了道德目的，但他的学说，并非否定个人的集体主义学说，格林坚持康德的教义，认为每个人自身皆是目的，不能仅作为工具。[109]他也不认为存在独立于个体善的公共善，并且，他的学说中，国家仍是工具，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就避开了国家崇拜，故而格林的学说，仍属自由主义。
然而，格林这种学说与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或功利论的自由主义，是明显的不同了。坚持个人拥有自然权利，则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就没有理据。功利主义论说，部分得到格林的赞同，格林承认它在实践上有其应用价值，但认为其道德理论，仍然很成问题，不仅不能对政治义务给出解释，也忽略了“少数人的利益”，不幸的少数被迫服从多数，成了牺牲品。[110]边沁提倡“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格林提倡“共同的善”，其间差别，不难看出。
格林批评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自然权利论与社会契约论，认为契约论混淆了仅具压迫性的权力与具有道德基础的责任或义务。他说，基于互利不能推导出政治义务。基于个人权利，也只能导出国家的权力，这权力仍然是具有压迫性的力量。[111]关于权利，格林认为它随时间、地点而变动，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权利来自于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基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而存在。荒岛上的个人，无所谓有权利。我们是拥有权利，但我们没有反对社会的权利，也没有反对国家的权利。这里就是政治义务所在了。不过，格林接着说，我们有反对国家权力误用、滥用的权利。例如一个人不经审判而被国家逮捕，这时他便不必服从，反抗是他的权利。[112]因为此时国家已经背离初衷，不再致力于提升共同的善，国家意志不再是公共意志了。格林沿用卢梭的“公共意志”概念，认为国家必须表达公共意志，否则是自毁基础。在格林那里，国家能否干预个人，个人能否反抗国家，要看是否于实现共同的善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