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豪斯在1904年的一本著作中写道，19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政治思想界一个最重要的现象，便是“莱茵河水流入了泰晤士河”。霍布豪斯这个比喻形容的是当时德国唯心论对英国学界的巨大影响。引莱茵河水入泰晤士河，援德国唯心论入英国思想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史称“英国唯心主义（又译为观念论）者”的作家。实际上，这个时期，推崇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运动不仅限于英国，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皆有发生。不过，英国的唯心主义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1883年出版的《哲学批评文集》，堪称英国唯心主义运动的宣言，该书是献给一年前去世的T.H.格林的。T.H.格林（T.H.Green,1836—1882）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奠基人。当时英国的唯心主义学者，大多是格林的学生或他学生的学生。英国唯心主义运动有时也被称作“牛津唯心主义运动”，但其实这场运动的中心有好几个：第一个中心是牛津大学，格林长期在那里教书，培养了若干重要弟子，他们大多成了这场运动的主将。如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内特尔希普（R.L.Nettleship）、华莱士（William Wallace）、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96]，都是格林的学生。F.H.布拉德莱（F.H.Bradley）去听过格林的讲座。他的弟弟 A.C.布拉德莱（A.C.Bradley）也是格林的学生。第二个中心是格拉斯哥大学，那里有约翰·凯尔德（John Caird），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华森（John Watson），琼斯（Henry Jones），麦考恩（John Maccunn），缪尔黑德（J.H.Muirhead）等。第三个中心是爱丁堡大学，那里有里特（D.G.Ritchie）[97]，梭莱（W.R.Sorley），霍尔丹（R.B.Haldane）；剑桥大学在这场运动中的位置相对次要，但也有个别代表人物，如麦克塔格（J.M.E.McTaggart）。这些学者之间，互通声息，多有交流。[98]
英国唯心主义运动开始的时间，常以1865年斯特林（James Hutchison Stirling）的《黑格尔的秘密》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书是英国第一部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它讨论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关系，提出要通过康德去理解黑格尔，宣称康德的秘密就是黑格尔的秘密。他认为黑格尔终结了现代世界，正如亚里士多德终结了古代世界一样。同时，斯特林此书希望通过康德和黑格尔重建英国人对上帝的信仰，以对抗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冲击。斯特林的著作为英国唯心论的兴起做了充分准备。[99]另外，文学界的铺垫也是不可忽略的。18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向英国人引介了康德、费希特、谢林；托马斯·卡莱尔也做了类似的工作，英国唯心论的好几位干将都十分推崇卡莱尔。[100]与卡莱尔不同的是，英国唯心主义者都是民主论者，他们坚持卢梭、康德关于人人平等的思想，不像卡莱尔那样蔑视民众。
英国唯心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吸收转化。格林等人如此做法，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政治及宗教方面的危机。其时，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对宗教信仰带来了巨大挑战，英国唯心主义者认为，民主与基督教是无法分开的。功利主义使宗教的重要性最小化，在根本上是一种非宗教的学说。[101]作为哲学家，格林同时是宗教的自觉捍卫者。他以某种黑格尔的方式调和启示与理性，调和宗教与科学。他以为无理性的信仰是迷信，无信仰的理性是没有希望的怀疑论。他的哲学工作，“在相当程度上适时地提供了中上阶层人士的心灵滋养，帮助他们把日益迫切的社会服务视为实践基督教美德的一种方式”[102]。“在格林的思想里宗教的动机是很强烈的，他的哲学首先是意在当作一种拯救灵魂的方法。”[103]另一方面，英国唯心主义又是对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所面临的危机之回应。格林等人的学说，既是对英国社会问题的回应，也是对自由主义所面临的理论问题的回应。他们的做法之实质，是援引德国思想资源，弥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不足，为自由主义注入新鲜血液，提供新的哲学基础。他们重新界定自由、国家、义务、权利、公民等概念，他们的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这新自由主义，明显区别于西方自亚当·斯密《国富论》、边沁《政府片论》发表后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最明显的标志是，赞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主张强化国家的职能。这种国家理念，英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素来缺乏，但德国唯心论者如黑格尔等，则早已将之讲透。格林等人开闸放水，自然水到渠成。
格林1836年4月7日生于英国约克郡西区的伯尔金（Birkin），其父是地方教长。少年格林在鲁比中学时，即表现出性格独立、善于思考的特点，但他并不擅长常规的课程考试。据说他考试写得很慢，常不能按时交作业，每天上午还会迟到。不过他那时学习是认真的，对文学的兴趣尤浓。1855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巴利爱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师从《柏拉图全集》的译注者本加明·乔威特。1860年，他受聘教授，讲授历史。自此直到1882年去世，他一直在牛津大学教书，并且是牛津大学校董会成员。他在政治上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对保守党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持反对态度。他关心议会改革、教育改革，曾公开发言支持1867年改革法案。1872年，他投入禁酒运动。1876年，他被选为牛津市议会议员。格林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一名积极的公民。他的实际活动，总是着眼于大众的幸福，着眼于底层人民生活的改善。他曾说过，他“宁愿看到英国的国旗在地上被践踏，也不愿意给苛刻对待穷人的税吏六个便士”[104]。格林有遗传性的心脏病，1882年3月26日，他因此病英年早逝。格林辞世过早，留下的著作也就不太多，主要有《伦理学导论》、《政治义务的原则》（此书为格林在1879—1880年所做的系列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