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著述的时代，关于君主制与共和制孰优孰劣的争论，在学界并不少见。蒙田对这些争论甚为熟悉。他在随笔中曾提到，两位苏格兰人的著作[52]，即对理想政体有相反的看法。蒙田持什么样的政体观呢？冯塔纳认为，蒙田偏爱共和制，他将共和国描述为最自然和最公正的政体形式。君主制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与传统造成的政体，则一贯是次佳的选择。[53]冯塔纳做出判断的依据是蒙田《随笔集》上卷中《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中的几句话。在这篇文章中，蒙田说，雅典将领在与斯巴达的海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停下来收拾漂浮在海上的阵亡同胞尸体，因此被雅典人民“毫不留情、既无人道也不公正地处死了”。“每当我忆及此事，便几乎对所有的民主恨之入骨，尽管它代表的是自然和公道”[54]。冯塔纳由此说。在蒙田看来，共和（冯塔纳将其等同于民主）代表的是自然与公道。然而，联系上下文，蒙田在这里明确表达的是对民主暴政的痛恨。他绝无民主制天生优于君主制之意。另有学者认为，蒙田倾向的是君主制。[55]诚然，蒙田与法国国王有深交，并且曾服务于王室，然而，这种现实中的态度，并不能证明理论上蒙田偏好君主制。事实上，蒙田不愿意在理论上争论政体的优劣。蒙田既不是共和主义者，也不是君权论者。
蒙田对政体持一种实用、权变的观点。他认为政体只有合适，没有好坏，政体与一个民族的长期习俗与文化心理有关。此一立场，亦与他怀疑主义“不做判断”的哲学观相一致。他写道：“所有关于政体的由人工虚构的描述都是荒谬的，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那些关于社会最佳形式以及最易束缚我们的规章制度的长期大争论只适于我们锻炼头脑……对政体的那种描绘可能适用于某个新世界，然而我们谈的是业已承担义务的、业已养成某些习惯的人群，我们不能像庇拉或伽德缪一样使大地重新产生人。无论我们有权用什么方法纠正人们的错误，使他们重新规矩起来，我们总不能打破我们绝不能打破的习惯再造他们。”[56]他说：“事实上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政体乃是该民族能赖以生存的政体。政体的根本形式和适应性取决于它的实用性。”[57]蒙田批评道：“希望在人民作主的国家由少数人发号施令，或在君主制国家实行另一种政体，那都是邪恶，是荒唐。”[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