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清楚地意识到了价值之间的冲突，意识到了政治中人可能面临的道德困境。在《论功利与诚实》中，蒙田揭示了功利与诚实二者间可能的冲突，触及了所谓的“国家理性”问题。然而，他并不支持国家理性论，亦不认为功利与诚实具有同等的价值。在此点上，蒙田的意思经常遭到误读，由此也引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当代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把蒙田归为体现16世纪马基雅维里式的国家理论在低地国家扎根的作家。他认为，蒙田的《论功利与诚实》一文体现了蒙田对统治者作恶的认可，蒙田承认“合法的恶”不可或缺。[30]与斯金纳的方向一致，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把蒙田与荷兰的利普休斯作为晚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代表，认为他们基本是塔西陀主义者。区别于早期人文主义的西塞罗主义，他们都倾向于从权力与利益的角度思考政治，并且不再把自由与荣誉作为政治中值得追求的价值。在蒙田那里，怀疑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及塔西陀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与国家理性学说相接近。[31]然而，加拿大学者罗伯特·J.科林斯的研究则认为，斯金纳对蒙田的理解乃是误读。斯金纳的解读基于对蒙田文章中片言只语的摘引，而非对全文的总体把握。与斯金纳的解读恰恰相反，蒙田在《论功利与诚实》中不仅没有支持反而是拒绝了国家理性的观点。“蒙田彻底颠覆了国家理性的逻辑。”[32]与此相类，瑞士学者边凯玛里亚·冯塔纳（Biancamaria Fontana）认为，蒙田对国家理性持批判态度，这源于他对基督教价值的坚持。[33]何种解读更接近蒙田的原意？还是让我们回到蒙田的文本。
蒙田写道：“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卑鄙，而且腐败；恶行在那里得其所哉，并被用以维持这个社会，犹如毒药被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虽说这些机构有了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共同的必要性掩盖了它们真正的性质，但是这游戏应该让那些比较刚强、比较胆大的公民去玩。他们牺牲自己的诚实和良知，一如有些古人为保卫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脆弱的人，还是承担一些比较轻松、风险比较小的角色吧。公共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让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34]
蒙田在这段话中表示：罪恶的行为，腐化的公共机构，也有其功用；公共利益常要求背信弃义、杀戮同类，这些事情不可避免，但对一个“脆弱”的人来说，还是远离为好。他认为，必要的恶事可交给某些人去做，而他自己不愿意沾染。蒙田的态度，以中国古语来说，可谓“君子远庖厨”[35]。蒙田在这里凸显了一种价值冲突的困境。功利与诚实，经常有冲突。但具体如何选择，悉由当事人决定。
蒙田指出，诚然，欺骗有时会带来好的结果，诚实反而有害于功利。“骗术不止一次给人们帮过大忙，而且至今仍维持和支撑着人们大部分的职业。世上有些恶行是正当合法的，正如有些善良的或可以理解的行为却是不合法的。”[36]他写道：“我跟从大众的说法，把功利与诚实区分开来，某些本能的行为不仅有用而且必要，但大众把它称为不光彩、肮脏的行为。”[37]实际上，蒙田已经意识到，在政治与个人、家庭不同的领域中，伦理要求是不一样的。蒙田认为，诸国外交之中，不表明立场，伺机站在胜利的一方，可以允许。但在个人与家庭事务中奉行此道，便是一种背叛。在此类事务上，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38]
蒙田在探讨政治统治面临的道德困境时，不仅暗示不同领域之间道德伦理法则存在冲突，还暗示了道德原则适用的条件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日常状态与紧急状态的区分。蒙田认为，在特殊的、例外的、紧急的状态下，君主的选择只能用幸与不幸来评价，而不能用道德与不道德来衡量。然而，作为君主，他个人的内心，在事后，亦即恢复日常状态后，应当感到内疚，也就是仍应依照良心原则，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蒙田如此写道：
当遇到紧急情况，或其处境发生了急剧而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君王不得不违背他的诺言和信义，或是使他离开了自己一贯的职责时，君王应该把这种客观情势归因于神的一记鞭笞；他抛弃了自己的理性去迁就一种更普遍、更强大的理性，这不道德，是吗？但这确实是一种不幸。因此，当有人问我：“怎么补救？”我说：“无法补救，如果他确实在做与不做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那么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他这样做时并不感到内疚，也不感到痛苦，这表明他的良心有问题。”[39]
细读此段文字，一方面，要注意的是，蒙田说，君主作恶必须是“客观形势”所迫、不得已，而非主动积极地去搞阴谋诡计、设圈套，此点与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的观点颇为不同。马基雅维里赞同君主要有狐狸般的狡猾与狮子般的凶狠。[40]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蒙田始终没有忘记诉诸“良心”。在蒙田看来，君主做一件恶事而有悔意，与君主做一件恶事而无悔意，从功利和后果来看，都是一样的，但前一种情况中，君主依然具有良知，具有道德感，而后一种情况中，君主则麻木不仁，甚至主动作恶。上天安排的不幸无法逃避，但良心原则，依然保持着其有效性。
蒙田总结说，遇到例外“我们不得不让步，但让步时必须谨慎而适度；任何个人的功利都不值得我们的良知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为了社会的功利[41]，那是可以的，但只有当这种功利是十分明显、重要的时候”[42]。蒙田此处再次提及社会的功利与个人良知的冲突，但他指出，如要因此而背信弃义，必须是此种功利“十分明显、重要的时候”。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蒙田的基本观点是，个人良心的责任和道德底线、善良和人道，必须坚守。背信弃义、杀戮和血腥永远当受到谴责。或许政治家有无奈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一定是痛苦的，而不是愉快的，才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如果要问蒙田对于“国家理性”的看法是什么，那么，我们绝不能把蒙田解读成“国家理性”论的支持者，我们只能如此表述，蒙田意识到国家理性与个人理性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国家理性绝不能高于人们内心的良心原则。蒙田引先哲之箴言，佐证其观点。他写道：“公共利益不应要求所有的人为它牺牲所有的个人利益；‘即使在社会的动乱中，仍应记得个人的权利’（李维语）;‘任何权势都不能允许侵犯友情的权益。'（奥维德语）‘对一个正派人而言，即便为了效忠国王、大众事业和法律，也并非可以无所不为；对祖国的义务并不排斥其他义务，而且公民们对父母克尽孝道亦符合国家利益。'（西塞罗语）”[43]
蒙田认为，君王最重要的品德在于公正，尤其是施予方面的公正。[44]君王不能赏赐无度。并且，君主也要宽厚、仁慈，以赢得人们的爱戴。蒙田说：“假若命运让我生来跻身于大人物之列，我的心志是让人家爱我，而不是让人家怕我或崇拜我。……居鲁士非常聪明，通过一位大将还是更优秀的哲学家之口，认为他的仁慈与恩德远远居于他的英勇与武功之上。大西庇阿在他要出风头的地方，把他的宽厚与人道看得比他的勇猛与胜仗更重，嘴里老是挂着这句引以为荣的话：他已让敌人像朋友那么爱他。”[45]
蒙田十分重视信义。他批评不合法的手段取证，批评不讲信义的司法。在蒙田看来，欺骗与被欺骗都是可憎的。蒙田自言他处理外交谈判坦率直接，“不愿愧对自己的良心”，并不搞欺诈，他因此也受到各方信赖。他说：“纯朴与真诚在任何时代总是合宜的。”[46]他不会赞同马基雅维里主义，在他看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不妥的；欺骗达到了一时的目的，但破坏了信任关系。蒙田举例说，就是强盗抓住了你，你答应交出一笔赎金，因而强盗放了你。你获得自由后，仍然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否则便是没有信义。按照蒙田的主张，个人在强盗的胁迫之下出于恐惧而做出的承诺，依然要履行。个人的功利考虑，无论如何都不会高于信义，可见蒙田对“信”的重视，此之谓人无信不立。[47]蒙田说：“我遵守承诺战战兢兢直至迷信的程度，而在其他事情上则乐意拿不定主意，讲条件。”[48]
蒙田相信良心的巨大力量，相信良心的公正。他写道：“良心使我们起义，使我们控诉，使我们战斗；在没有外界证人的情况下，良心会追逐我们，反对我们。”[49]“即使人在作恶时感到乐趣，良心上却会适得其反，产生一种憎恶感，引起许多痛苦和联想，不论睡时醒时都折磨着自己。”[50]蒙田认为，荣誉应该是功名与良心的统一。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是本着良心做你为功名而做的事。[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