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德友副镇长是一个对工作抱有火一般热情的人，自从他到范家坝村挂点之后，就总是在琢磨，如何才能为村子的脱贫致富寻思出一条路来。为此，他除了在租地、卖地一事上寻心思、想点子之外，又瞄上了范家坝村的特色产品小镇豆。
关于小镇豆，刚来小镇时就听林靖南介绍过，说是小镇一绝，以后又接触到镇里的宣传资料，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资料上说，黄豆在小镇的种植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因粒大味香、品质超群，远销日本、港澳和东南亚地区而驰名中外，被称为“小镇豆”。又经现代科学检测，得知小镇豆的蛋白质含量达到48％以上，比一般黄豆品种高出百分之五六，从而证明了其作为豆中珍品的营养和经济价值。因而，当小镇政府在前些年跟从上级进行农业结构调整而屡屡受挫之后，便把目光收回本地，力图打好地方特色农业这张牌，这样，小镇豆自然就成为镇政府极力想要扶持和发展的一个品牌项目。
但也有干部向我讲述了关于小镇豆故事的另外一种版本，说所谓的小镇豆，严格地讲仅仅是指出产在范家坝村一个湾子土地上的黄豆。那个湾子有一块六七十亩大小的土地，属于油沙地性质，特别适宜种植黄豆，也就只有在这块地里生长的品种才具备上佳的品质，其他地里的产品其实也达不到这个质量，加上传统品种经过若干代的变异，其属性也早已有了变化，所以，现在的小镇豆是否就一定比其他的黄豆品种更好，也不太好说。只是因为小镇豆的名气大，政府遂决定打这张牌，借此做大本地的黄豆生产。（参见附录1：49）
其实，哪一种版本更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镇豆早已经名声远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名声就是影响，影响就是市场，市场就是效益，效益就是政绩。至于出在哪里的小镇豆算是正宗，被称作“小镇豆”的黄豆是否真的就一定好于其他黄豆品种，外人如何分得清楚？一般食客又有谁会去认真分辨？所以，利用小镇豆这一历史品牌做好地方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在竞争残酷的市场上为本镇的农产品杀出一条路来，才是真实的考虑，也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可以说，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乡村基层政府为推动地方经济做出的谋划。如今，这一类谋划也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模式效应的举措，人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林靖南来小镇上任以后，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诚招天下客，振兴黄豆乡”的口号。政府一方面号召各村连片种植，要形成万亩以上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引进资金，联系老板，推动豆制食品的深加工。按照林书记的想法，就是要在小镇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黄豆生产和豆类食品加工基地，以实现重振“豆乡”的目的。为此，镇政府于2002年3月专门做了一份《万亩小镇豆基地加工和配套可行性报告》，对小镇豆的营养和经济价值做了系统评估，提出了发展小镇豆生产和加工的一揽子计划，如建设育种基地、创办龙头企业、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开发多个豆制品种等。（参见附录2：7）在这个计划中，作为小镇豆核心产地的范家坝村凭借着它所具有的培育良种的特殊有利条件，自然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而这个时候被派到范家坝挂村的皮德友副镇长，也受命承担起全权负责小镇豆豆种培育和产品深加工工程启动的职责。
老皮所面对的范家坝是一个穷村，它不靠近镇街，不在高速公路和待建的快速铁路旁，在短期内几乎看不到任何开发的机会，村庄本身也没有任何集体经济收入和积累。由于村里耕地的抛荒面积在50％左右，所以税收任务难以完成，甚至连村干部的报酬也十分低。村里的范世玉书记就告诉我：“作为一、二把手的书记和主任，去年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400元，其他村干部则只拿了1000元，与那些干部一年能拿好几千块钱的村相比，范家坝差了一大截。”（附录1：50）范家坝村的困窘，正是老皮和范书记在与H市职业技术学院谈判租地时不得不一让再让，被迫接受对方苛刻条件的根本原因，也是村组干部平日里缺少工作热情，甘做消极无为的“守夜人”和“撞钟者”的根由，因为在看不到依靠自身力量找到脱贫致富路径的情况下，他们对村庄的发展前景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在一次聊天时，老皮就曾经对我抱怨，这些村干部，你急他不急，村里的事倒好像都成了政府的事，什么都要你反复擂才动。在这样一种多重困境下，范家坝村就算是坐拥着小镇豆这样一个历史品牌，也难以见到什么实际的效益，也同样难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因此，2002年皮德友的受命而来，对于范村的干部来说不啻是一次发展机遇的降临。
这倒不仅仅因为老皮系受命而来，或者他对工作十分投入，这些当然都有关系，但最主要的还因为老皮是一位真正的老乡镇，具有较广的社会关系资源。称老皮为老乡镇，一是说他从事乡镇工作的时间长，一辈子在乡下摸爬滚打，对农村的贫困有着真切的体会和同情，有一股子工作热情；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是那种子承父业的乡镇干部。老皮的父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军队转业干部，曾经在这里当公社书记，当时区里甚至市里的一些领导都曾经与之有过往来。加之小镇以前曾经是一位省长办的点，老皮的父亲也与其较为熟悉，这就为老皮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基础，使他能够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乡镇干部。现在父辈已去，子辈们又纷纷接上了班，这种纵横交错的历史渊源便也多少延续下来，成就了老皮这个人不同于一般无根的乡镇干部的较为丰厚的人际关系资源。（附录1：51）而这种在如今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人际关系资源，在地方的熟人、半熟人社会圈子中也的确可能转换成为有效获取经济机遇和资源的能力。[1]所以，村里对他寄予了期望。而老皮来到范家坝之后，也向范书记表态，要想方设法帮助村里把豆制品加工厂办起来，“我一个快退下来的人，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了，做成这件事情，平生足矣”。话语间颇显出几分想以成就此事来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意思。（附录1：52）
老皮的到来无疑给困顿之中的范书记和其他村级班子成员注入了一支兴奋剂，范书记对我说：“去年老皮来了，他一提出办厂的事，我立马表示同意，我们早就想搞了，就是没有这个实力。我们商定，先生产腐乳和酱豆，用传统工艺搞，酱豆的名字我们都想好了，就叫‘豆宝’，突出它的营养价值和历史品牌。厂房是现成的，村校合并之后，房子空着，做村部办公室也要不了几间，还剩下几大排，需要的话，楼上还有，都可以用来做厂房，只是需要钱改造，总要简单地装修一下。”（附录1：53）范书记所说的村校合并是指因计划生育导致新出生人口下降，以前一村一校的设置改为多村一校，故在“普九”达标时所修的校舍多已闲置，现在办厂也算是派上了用场。
在老皮的鼓动之下，村干部的积极性出来了，他们很快地行动起来。没有钱，通过老皮的关系，借来3万多块，把长期空置的校舍该修补的修补，该重新开门窗的地方重新开门窗，该打通、该隔断的也都按要求做了处理，还砌了灶台，建了全封闭的发酵室，最后又全部用白石灰水将室内的墙壁粉刷一遍。这样看上去就很有几分厂房的模样了。然后，又购置了最简单的设备，如买了一台冰箱和两口蒸煮豆子的大锅，什么箩筐、筛子、瓶子、木格架等家什也都先后备齐，又请来村里有制作酱豆经验的老人，试着发酵和生产，这样七折腾八折腾，还真就搞出来了。老皮又通过他的关系，把区里和市里有关部门的人请来参观，一是宣传，以扩大影响，更重要的还是要他们给予支持和关照。这样好歹到了2002年11月26日，虽然暂时还未办下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厂子却已经开始生产。工人由干部家属充任，每月开300元工资，人手不够时村干部就亲自上阵。这一次他们的心劲儿很足，都想干个名堂出来。接着，老皮又把省报和市报的记者弄来采访，又是拍照，又是发消息，为范家坝的豆制品生产做广告。省市的报纸也很抬桩，先后都发了消息，刊出大幅照片，还配发文字说明。省报的文字题头是“小小‘镇豆’闯出大市场”，市报的题头是“镇豆飘香”。一幅照片上，工人们忙着生产，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师傅在把握豆子的成色和口味，皮副镇长则亲自为他掌勺；另一幅照片上，忙碌的工人正在为即将出厂的“豆宝”打包装，范书记也融入其中，干得十分卖力，总之是一派热腾繁忙的生产景象。文字说明还特意强调，为保持小镇豆的特有风味，豆制品全部采用传统工艺限量生产，这当然是想要着意勾起城里人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欲望。
就这样，一干就是两个年头，虽然没有上规模，产品也仍然没有进入市场，但通过熟人购买，向单位配送，一年加工1000多斤黄豆，纯利有1万多元，多少也能补贴一点儿干部的工资和村里的办公经费，村干部们初步尝到了兴办企业的甜头。（附录1：54）但是，范书记知道，如果生产的规模和档次上不去，长期这样小打小闹，局限在几个人的手工作坊水平，依靠朋友的善意购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总不是个长久办法，也没有脱贫致富的可能。只有扩大规模，将产品打入市场，变为卖得出去的商品，才会有出路。所以，范家坝村土法上马的豆制品加工厂究竟能否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发展，还取决于是否能够找到一笔资金，或者是否有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愿意把厂子接收下来。而这也是小镇村办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往往将企业办起来了，却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扩大规模，所以，引进老板经营就几乎成为村办企业要进一步发展的不二出路。这就是为什么林靖南会反复强调要引进老板的原因。（见第二章）这似乎也是在向人们暗示，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依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打小闹就能撑起乡村企业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重现了，现在兴办实业的门槛已经大为提高。而这也就是内陆地区乡村工业从总体上再难抓住发展机遇的重要原因。
资金如何解决自然也是老皮最为关心的问题，若有老板肯来扶持，当然是件极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一时间又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财神爷？何况在全国城乡都将招商引资视为推动地方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的时候，资本便成为引发地方竞争的最为稀缺的香饽饽，（可参见贺雪峰对苏南农村招商引资的观察，贺雪峰，2003；也可参见更多的相关报道和研究）有身价的老板又有哪个肯上这里来施舍？上一次租地谈判时，H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人倒是提到过，但迄今并未见到任何实际的行动，看来也只是对方用来压价的一种策略，哪里说也就在哪里丢了。老皮也先后带一些朋友来看过，但人走之后也未见什么回音。看来，一时半会儿也不要期望有什么奇迹出现，一切都还得依靠自己先干起来再说。
对于酱豆的销售，老皮倒不是很担心。记得第一次邀请我去豆制品厂参观时，他一边陪我看，一边给我算经济账：“目前，小镇豆的市场收购价是1块钱1斤，为了鼓励农户把豆子卖给基地，我们提高价格，收1.2元1斤，加工成酱豆后，市场价可以卖到10块钱1瓶，1瓶酱豆用2两豆子，1斤豆子可以加工5瓶酱豆，除去各种开支，1斤豆子的纯利就是20元，所以，搞好了肯定有前途。现在关键是要上规模，添设备，起码还需要资金10万元。办法嘛，一是申请上面拨款，二是向银行贷。但现在银行是不愿意向村里贷款的，怕村里没有偿还能力。那3万块钱都是我想的办法，是动用我的私人关系。上面拨款倒是有可能，镇政府已经向区里打了报告，我又亲自跑了几趟，找了人，上面比较重视，看来还是蛮有希望的。有了资金就好办了，我在税务部门干过多年，税务与超市的关系紧，通过他们帮忙，产品打入市里的超市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说到兴奋之处，老皮的眼睛泛起了亮光，又往我包里硬塞进两瓶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豆宝”，说是让我带回家去品尝，同时也帮他们做做宣传，看看大学的超市里是否愿意进货。这生意说着说着就做到我的头上来了，老皮这挂村干部的角色也真的算是做得十足到位。（参见附录1：55）
不出老皮所料，不久之后，果然就听到了有关下拨资金的消息，经过镇里的努力，最后由市财政局的渠道拨款20万元支持小镇发展黄豆生产。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老皮和范家坝的村干部一片欣喜，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20万元投入范家坝，足以使小镇豆的生产和加工连上好几个台阶。一旦有了规模和产量，再设法打入H市的超市，一切就都活了。一想到这种前景，老皮和范书记好生高兴，到那个时候，不要说不必再像乞丐一样向村民讨要税款，他们还谋划着垫缴了农业税以后，干部一年能拿上几千块钱的工资，至于每天吃个工作餐什么的，就更不是个问题了。老皮和范书记开始谋划未来，他们都从这即将进账的20万元里看到了自己播撒的希望就要收获。
小藠头，大文章每周一和周四晚上的7点至8点半是政府干部例行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一般是结合形势和中心工作，找一些文件报刊来读，偶尔也安排看一些宣传录像资料，如果阶段性的中心工作紧迫，主要领导也往往会利用这个时间来传达和布置任务。这不，在6月12日的晚间学习会上，武仁杰镇长就紧急传达了他在区里参加的关于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全区大抓藠头生产的紧急会议精神。武镇长强调，大力发展藠头生产，将藠头做成大江区的品牌产品和“龙头老大”，是区里主要领导经过反复调研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区里这一次的决心很大，计划在2年内全区藠头种植面积要达到10万亩，今年落实到小镇的是1500亩。”武镇长传达了区委书记谢世德的讲话精神，谢指出：之所以决定在全区大力发展藠头种植，是因为内有种植传统，外有国际市场，中间有龙头企业负责收购，能够确保产品的销路和效益。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负责落实面积，另一方面要牵线搭桥，组织农户种植，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安排好收购合同，确保万无一失。以后的一系列工作进程表明，以这一次武镇长传达区里的会议精神为标志，2003年全镇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的大幕就拉开了。（参见附录1：56）
提及农业结构调整，可以说是这些年来农业上屡抓却又屡败的一项工作。一方面，小镇的工作重心早已经不在农业，开发才是乡镇领导真正魂牵梦绕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传统农业还是小镇区域内绝大多数居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乡镇领导就又不可能完全抛开农业不管，加之上面也屡屡强调要通过优化农业结构来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所以，农业结构调整也总是每年都要强调和必做的一门功课。
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不佳似乎也几近成为小镇、村干部的共识，我下到小镇之后，就曾经听多位干部谈及农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一次交谈中，秦家畈村的老罗就直言不讳地说：“农业结构调整只是一句空话，农民并不配合，因为新品种并没有见到效果。乡镇干部则像无头的苍蝇，不知道搞什么，往往是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附录1：57）
陈志华书记告诉我：“上面号召我们搞过三次结构调整，第一次种油菜，第二次种榨菜，第三次种黑玉米，都失败了。要么是没有市场，要么品种的效果没有宣传的好，结果老百姓费时费工，没有见到效益，渐渐地也就不信了，就是政府出钱补贴，村民也不愿意再配合，村里也是一样。几乎各个村都是这种情况，上面的各种数字和面积（指关于农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大都是吹出来的，如果结构调整能见效，种田能致富，也就不会有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了。”（附录1：58）
何以结构调整屡屡失败却又一试再试呢？我专门就此问题请教过负责农业管理的姚学明副书记，他告诉我：
“这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酸甜苦辣都尝遍了，成功与失败，可以说是四六开，成功的少，失败的多。讲成功的，例如90年代上半叶推广柑橘，农民受了益，现在镇里的柑橘都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但是不成功的例子就太多了，如1996年县里搞林果带，以后又搞过红苕、朝天椒、西甜瓜、黑玉米和榨菜，都失败了，政府出钱出资，行政推动，但最后总也见不到效益。”
姚说：“这么多年，以我个人的观点，成功的经验有三点：一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每一次农调，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由政府发起的，而且也都是政府采取行政推动、资金和政策优惠的办法。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动，在分户经营的状况下，缺乏资金、技术与信息的农户是很难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的。二是政府在多年的实践中对结构调整的难度、特点和规律逐渐有所认识，学会了因势利导，也学会了揣摩农户的心理，知道了农户怎样才会跟着政府走。三是农户也认识到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尤其是一些青壮年相信科学和新技术，愿意配合政府。另一方面，从无数次的失败之中，我们也总结出一些失败的教训：一是调整之后的政府服务与指导不到位。例如，2000年搞黑玉米，区里规定我们搞3000亩，但农户的技术跟不上来，我们的技术服务也不到位，致使出了问题也无人可问。二是农户的管理不到位。新品种大多是采取行政推动的办法搞起来的，2001年全镇搞了5000亩红苕，种下去以后，相当部分农户舍不得投工、投肥、投钱，缺水时也不抗旱，任其自生自灭，结果，全区几万亩的红苕全部都干死了。”
“由于屡战屡败，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信心不足，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政府让搞的都赚不到钱，越是政府让搞的越不能搞。而在政府方面，也充满了困惑：继续搞吧，没有把握；不搞吧，也不行，上面擂得紧，每年都要布置任务。我是主抓这项工作的，我自己也很矛盾，引进一个新品种，第一年也许能赚钱，但大家一窝蜂上，第二年就可能会失败。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传下达，上面叫搞，下面不动，我也难办。而且，一味地以行政推动的办法压下来，我对这种做法的效果也表示怀疑，现在的物质条件、市场条件和农产品供求的信息体系都不成熟，我也感到无从下手。按照区里的想法，田里的作物保肚子，旱地作物抓票子，但遇到天旱，票子又如何抓？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没有想通。不过，这两年我们也逐渐明晰了一些思路，例如，根据镇里的地理和资源条件以及市里和区里的发展特点，我们确立了都市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定位，如在茶山李我们就引进种田能手，发展大棚农业。建立中介组织，包括销售队伍，也是一个方向。还有就是要办好农产品加工企业，以这些企业为龙头，形成特色农业生产链条，以确保农产品最终能进入城市市场，实现从产品到餐桌的价格增值。此外，还要考虑本地的产业传统。例如，林书记来了以后，提出要振兴小镇豆的生产，这个思路就是对的。小镇豆一是质量好，二来农民也有种植习惯。农民认为，在旱地里一季油菜、一季黄豆，一年的收入有五六百元，在现有条件下还是不错的，也愿意搞。不过，这些考虑也只是一个思路，有的条件并不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附录1：59）
姚书记的话是对自己多年来主抓农业结构调整工作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其中的核心就是强调要结合本地实际，适应市场需要，调动基层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变上级的政绩工程为基层和农户发展的内生需要。也就是说，像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地方特色极强的工作，最好由基层自己来决定方向和内容，上级政府只扮演号召者和指导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方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说，这样的思路是有相当道理的。
不过，思路归思路，体会归体会，在当下的体制环境下，姚书记的话却是好说不好做。因为像乡镇政府这种从体制到决策系统都极不完备的基层组织，比较缺少自主选择的空间，决定其工作重心和走向的，往往最终还是上一级政府，这也正是从学界到政界再到乡镇干部自身均视乡镇政府为一级不完备政府的原因。所以，随着武仁杰在晚间学习会上正式传达区里要大力发展藠头种植指示的那一天起，藠头种植便在小镇2003年的农业结构调整工作中唱起了大戏。
那么，缘何又要选择藠头种植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呢？汇集各方面的信息，我逐渐弄清楚了情况。
事情缘起于国内一家有名的专营农产品出口创汇的企业绿地公司在君山开发区投资建厂，专营藠头生产。该厂目前的年加工量为1.5万吨，到年底，计划将生产量扩大到10万吨，经过加工的藠头主要出口日本、韩国和北美，满足国际市场需要。为了确保产品原料来源，它需要10万亩土地种植藠头配套，所以，厂家承诺向农户收购藠头。这就相当于可以形成某种类似于订单农业的一体化的供、产、销体系链。一直以来都为农业结构调整选不准项目而困惑的区领导经过调研，看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按照谢世德书记的话来说：“发展藠头种植符合两个规律：一是自然规律，即大江区一些乡镇有种植藠头的习惯，大部分旱地也适合种植；二是经济规律，有国际市场，有经济效益，有龙头企业带头，也符合现在所提倡的订单农业和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附录1：60）因此，经过反复研究，区里下大决心以藠头种植作为大江区农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主战场，决心把藠头产业做大做强，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业。这一思路最集中地反映在区里所办的《大江报》2003年6月14日第一版的两篇报道和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这两篇报道一是介绍大江区传统种植藠头的乡镇中某村20余户农民种植藠头年收入过万元的新闻，一是报道全区推进藠头产业化经营工作会议决定将小藠头做成大产业的规划；评论员文章则以《小藠头，大文章》为题，详述了区委、区政府做出的将藠头产业做大做强，实现产业化规划的几点依据。文章指出：“我区实现藠头产业化，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市场广阔，目前日本、韩国、北美需求旺盛，而且市场在进一步扩大；其次是在我区具有广泛的种植习惯，技术不复杂，农民易接受；其三是我区岗坡地、旱地较多，特别是南部乡镇，抛荒现象还很突出，土地资源丰富且适宜藠头种植；其四是龙头企业已初步建立，加工销售能力还将逐步扩大，完全可解决成品收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可比效益好，是其他普通农作物效益的几倍、上十倍，是农民致富的好途径。”（附录2：8）而我从一些政府干部那里听到的另一则小道消息，也似乎为这些依据增加了某种更为深厚的制度化背景补充。干部们说，区委谢书记在向省里主抓农业工作的领导汇报工作时，该领导提到省里准备拿一笔钱出来搞农业结构调整，希望大江区在这方面能够做出成绩。受到省领导的点拨，谢书记自然格外留心，经过反复调研，认准藠头的潜力和绿地公司在大江区落户的前景，遂下决心在全区发展10万亩藠头生产基地。（参见附录1：61）干部们的闲谈未必一定有据，却可能是符合干出政绩以引起上级领导重视的地方行政逻辑的，所以，此种说法有影儿没影儿倒不是太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一阵强劲有力的行政风暴和宣传造势之后，2003年大江区和小镇的农业结构调整便围绕着藠头种植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6月16日上午，我随姚学明副书记和负责农业的副镇长钟联驱车下乡，为藠头种植基地选址。我们沿着公路从镇街出发，车窗外不时掠过村舍和农田，每当途经成片的大块旱地时，姚学明便叫车开得慢一些，或者干脆停车下来目测，一是看地势是否足够开阔连片，便于上级检查；二是看土质是否“抛”（当地土话，疏松之意），适合种植藠头。一边走，姚学明一边告诉我，农调是否成功，关键看老百姓是否配合，为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肯定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如种苗肯定是由政府先垫钱买回来，此外，还得贴上一些化肥和农药钱，但如果农户不加强管理，也未必能够成功。所以，姚说：“这件事一旦铺开，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为了取得经验，镇里这一次准备由林书记和我亲自带队，组织干部到江西去考察，种子也从那边购进……”
就这样边说、边走、边看，最后选中了大陈村和邻近前王村的两块地。这两块地的特点一是地处公路边，在路旁即可看见；二是成规模，站在公路边往两旁和四下纵深望去，均有百余亩大小；三是距离镇街近，10多分钟的车程便到，这就易于镇干部下村督促，也方便上面来检查和参观的领导光临。[2]
后来，姚学明又告诉我，选址就这样定下来了，对大陈和前王两村，准备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大陈由政府扶持，前王引进老板租种，但规模都不宜太大。区里要小镇今年搞1500亩，实际上很不现实，因为按1亩需要种苗400斤计算，1500亩面积就需要60万斤种苗；按1亩500斤种苗计算，就需要75万斤种苗。现在藠头的市场行情较好，一时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种苗？1斤种苗从江西拖过来，要1.15元，60万斤要多少钱？75万斤又要多少钱？政府又哪里来那么多钱？其次，老百姓心里没有底，是否配合也是个问题。由于过去农业结构调整失败的教训太多，老百姓在潜意识中早已经存在一种抵触情绪，害怕搞不好又是劳民伤财。此外，还有肥料、农药钱，区里准备每亩补50元，镇里再补50元，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因此，政府的想法是在大陈村四组先搞百把亩，由政府垫付种子钱，再支持化肥和农药，然后政府与农户签订协议，以保护价收购，确保农民只盈不亏。如果成功了，第二年再扩大实验面积。而前王村则由政府介绍，引进老板租地种植，并由老板负责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农户以打工的形式负责下种、管理和收获，然后得工钱，每亩500元，高产有奖。此事准备找君山教育办公室来搞，他们有兴趣，又与绿地公司有关系，已经决定租地。具体做法是先由镇政府与君山教办签订一个租地协议，然后政府再与农户签订一个生产协议，农户不与商家发生关系，这样做也是为了确保农户不吃亏。目前，政府已经在江西预订了5万斤种苗，预付了一半的钱。“此事搞得好，还是有成功的把握。前段时间，我们一些干部已经到江西去做过考察，心里有了底。只有确保今年成功，才能为明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搞得好，亩产量在3000—5000斤，比种粮食划算。”（附录1：62）
按照这两种思路，姚学明副书记和钟联副镇长带领着负责联系这两个村的挂村干部曹元新和景江分头与两个村的干部商议，又与君山教办谈判，最后分别拟定了两个类别的三份合同。
附件4-1藠头种植产销协议书
甲方：小镇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大陈村四组（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培植藠头产业化的发展，保证农民增产增收，镇政府出台藠头收购最低保护价和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种植面积
乙方今年种植藠头面积为亩，藠种斤。
二、收购价格
1．乙方在2004年藠头收获期间，甲方确保最低0.30元／斤的价格收购。
2．乙方在藠头收获季节，如市场价格比甲方收购价高，乙方可随意到市场销售或自留，甲方不干涉。
三、质量要求
1．乙方在种植藠头期间要严格按技术要求来种植和管理，确保质量，防止青头和不合格产品销售，如有青头和不合格产品，甲方不按保护价收购，只按市场价来收购。
2．乙方要按甲方要求整理好藠头，甲方认可后方可收购。
四、付款方式
甲方在收购期间一律为现款现货，不打白条，保证乙方货到收钱。
五、优惠政策
1．乙方今年的藠头种子款由甲方先垫付购买，乙方种子款到2004年收购时甲方用藠头抵扣，一斤还一斤种子，按市场价格。(1)
2．今年为鼓励乙方种植积极性，甲方每亩奖人民币50元给乙方。(2)
六、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2003年9月2日
（附录2：9）
附件4-2小镇政府与君山教办签订的耕地租赁协议
耕地租赁协议
出租方：小镇政府（简称甲方）
租赁方：君山教办总支（简称乙方）(3)
为大力发展藠头生产，形成藠头产业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的，乙方决定在甲方租地200亩连片种植藠头。3(4)经甲、乙双方商定，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租甲方耕地200亩种藠头，乙方付租金。甲方应提供连片耕地，并保证足量的面积。
2．乙方应付甲方每亩租金人民币60元，付款时间为签订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清。2004年3月付出租方20％的劳务费，即每亩100元。
3．乙方请甲方负责藠头生产的整地、播种、管理、收购的全过程。每亩劳务费按人民币500元计算，付给甲方做生产管理费用，此款在藠头出售时一次付清。
4．甲方应按乙方要求掌握藠头生产的所有技术，按要求操作，定时把好栽培、清沟、施肥、除草、打药、收购等重要环节，确保藠头基地无杂草。若在管理环节上甲方拖延时间，造成减产，应由甲方负完全责任。
5．甲方必须精耕细作、精心管理、确保高产，每亩4000斤以上，每超百斤奖人民币5元；每亩4500斤以上，每超百斤奖人民币10元。
6．若甲方管理不到位，人为造成减产的，甲方应负相应的责任。
7．此协议一式三份，即镇政府、甲、乙方各执一份，(5)共同遵守。
未定事宜，经甲、乙方共同协商后另行解决。
甲方：（签章）
乙方：
2003年9月2日
（附录2：10）
附件4-3小镇政府与前王村农户签订的藠头种植协议
藠头种植协议
甲方：小镇人民政府（简称甲方）
乙方：前王村四、五、六、八组农户（简称乙方）
为大力发展藠头生产，调整农业结构，形成藠头产业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的，同时，为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农户在结构调整中承担的风险，经甲、乙双方商定，就调整结构、种植藠头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将乙方耕地200亩进行结构调整，连片种植藠头，甲方付劳务费。乙方应提供连片耕地，并保证足量面积。
2．甲方付给乙方每亩劳务费人民币500元整。付款时间为2004年3月付20％的劳务费，即每亩100元，余款在藠头收获出售时一次性付清。
3．乙方负责藠头生产的整地、播种、管理、收购的全过程，并按甲方要求掌握藠头生产的所有技术，按要求操作，定时把好栽培、清沟、施肥、除草、打药、收购（装袋、过磅、上车）等重要环节，确保藠头基地无杂草。
4．乙方必须精耕细作、精心管理，对藠头种植高度负责，确保高产。即亩产量超过4000斤，每高于100斤奖励劳务费5元；超过4500斤，每高于100斤，奖励10元。对亩产不足3000斤的，每低于100斤扣减劳务费15元。
5．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及时出工，确保每亩出劳务工不少于25个。
6．乙方由于未按甲方要求及时出工、规范操作，管理不到位，人为造成减产的，乙方应负相应责任。
7．乙方耕地所产全部藠头属甲方所有，由甲方统一销售，乙方不得私自销售，如发现乙方私自出售藠头，甲方将给予乙方私自出售藠头金额双倍的经济处罚。
8．此协议一式三份，即：甲、乙双方和村民委员会各执一份，共同遵守。未定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解决。
甲方：（钟联）（加盖政府公章）
乙方：（农户签名）
2003年9月9日
（附录2：11）
姚学明告诉我，以上两种形式各有优劣，共同的优点是农户的风险小，不存在吃亏的问题，而大陈村的优势在于种子钱由政府垫付，农药、化肥钱由政府资助，政府还以保护价收购，所获的利却归农户所有，有利于调动农户的积极性，而风险和成本由政府承担。“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这样，农户就不会有积极性。但这总比以前好，以前一窝蜂地上，一搞就是上万亩，结果，一旦失败，农民的损失大，政府也吃亏不小。”但由政府承担成本和风险也就决定了这种方式只可能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很难推广，如若推广，是否会因农民致富而导致政府致负，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3]而以前王村的方式，农户没有任何风险，他们不负责销售，只要按照要求做好工作就可以确保工钱。在这里，他们的角色相当于农业工人，赚的是打工钱。而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农户会不会因此而动力不足，以至于出工不出力。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镇里才在合同中对农户提出了产量方面的要求。姚说：“农产品与工业品毕竟不同，受自然条件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数，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户都能达到规定的产量，少数人达不到，就说明你在管理上有问题，就必须扣除一定的劳务费。而另一方面，为提高农户生产的积极性，在合同中也规定了奖励的办法。”姚学明相信，通过这种双向约束，前王村的方式应该比大陈村更容易成功。看来，姚学明对这一次农业结构调整首先采取小规模试点的办法还是深表认同，而且对其前景也充满信心。他说：“下一步就是要深入小组和农户家里，进行反复动员和宣传，要与每一家农户签订合同，确保措施落实到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成功。”（附录1：62）
不过，这样一来，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这几个主管农业的干部看来要大忙一阵儿了。
谢张村也想卖地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结构调整的确是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化的重要环节，然而，从资源变现的角度看，它们显然没有土地的非农化开发来得简单和直接，所以，对于小镇的镇村干部而言，如果说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转产是在尚无力彻底改变农业总体弱势格局下的一种无奈，甚至是行政跟从的被动选择，那么，正如秦家畈村的老罗所言，镇村干部现在所真正关心，甚至以某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去相拥相迎的，还是土地的开发。
在这方面，地处镇北的谢张村的时运尽管不如洲头村好，没有被列入已经规划并获得批准的镇级开发园区，却又要比交通不便的范家坝村幸运。因为谢张村紧靠H市的南环线以东，与南环线以西的龙岛开发区仅一条公路之隔，紧挨着区里的其他已开发地区，也属于小镇继洲头开发区之后要着重开发的位置。所以，在H市城市规模不断向四下膨胀、资本寻求用武之地的大背景下，谢张村也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看地的客商。正是在这种引领以待的看地热中，谢张村的干部们也看到了把土地变现为可以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资产的机会。[4]
在村主任和挂村干部的四处出击下，谢张村终于迎来了拟筹建H市大学南岸分校的田老板。田是H市恒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老总，准备买地办学，与H市大学合作，以公办民助的方式筹建H市大学南岸分校。所谓公办民助，即接受H市大学的领导并以它的分校名义招生，但资金的筹集和运营则采取民间方式进行。民营资本进军教育产业，依托公办大学建立独立的分校和二级学院，这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自身发展中与民间资本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在H市已经有许多范例，即使如小镇，也已经有春日文教集团投资洲头村的待批项目在先。田老板称，拟建的分校以董事会的方式运作，校长和师资由H市大学出，公司出钱，实行利润分成，H市大学方面得30％，公司方面得70％，双方已经就合作诸事项谈妥。而公司目前急于要做的，就是要落实征地，择址建校，挂牌招生。据说，公司已经在大江区内看了10余处位置，最后之所以选中谢张村，一是因为这里距离市区很近，交通便利；二是与龙岛等区级开发区仅一路之隔，却因未被列入园区，地价上便宜了不少，就是与作为镇级开发区的洲头村相比较，一亩地价也便宜五六千，所以，在此处征地，实际上等于是坐享开发区之利，却又不承受其弊，两头的好处都占住了。有了这两点，恒久公司也就有了动力，他们力图抢在2003年将土地征下来，尤其是近年来土地买卖审批越来越严格，更是得抓住时机。所以，经过近两个月紧锣密鼓的与小镇方面的沟通和接触，他们终于在年底与小镇政府坐到了正式的谈判桌旁。（参见附录1：63）
正式的接触是政府与客商之间的对话。政府这边由武镇长亲自出席，镇招商引资办公室汤主任是主要的谈判者，恒久公司方面由田老板全权代表，而作为集体土地法人代表的村级组织负责人，则如政府的随从，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听着双方的谈话。
田老板向镇政府方面表明了公司的态度，拟建中的H市大学南岸分校分三期开发，总投资8个亿，第一期先征地1000亩，其余用地放在第二、三期征，总共征地2000亩，争取在明年9月份招收第一批学生。田老板在介绍这些情况时，显得十分豪气与自信，他说：“资金不是问题，在投资担保这一块，我们目前是H市的老大，只是时间紧，还希望政府方面多多支持。”
“支持当然不是问题，你们的位置也选得很好，只是你们要求的时间太紧，如果明年要招生，有许多事情必须马上要做，首先就是征地的手续，但这个在目前很难办，如果你们走上面的路子，从上往下办，还有可能，要从下往上办就难了，在这方面，你们不能指望我们。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帮你们把相关材料准备齐全，区里的问题不大，但省、市以上就难了，得由你们自己去跑。春日集团也是办学，地址选在洲头村，都跑了大半年了，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果，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如果到明年3月份以前还不能动工，9月份招生就是天方夜谭。”
做这一番表白的是招商办的汤主任，作为今天的主谈手，他一上来没有向客商大谈谢张村的区位优势和镇里的支持，而是要田老板充分估计到办证的困难，似乎欲迎还拒。其实，这种态度也实属无奈，由于中央政府近年来严格控制耕地审批，一般性的商业征地已经非常困难。就以洲头村为例，近两年来看地的商人络绎不绝，与政府和村里签订了开发协议的也有五六家，但真正批下来的迄今为止只有省人防训练基地，形成了只开花不结果的局面。结果，招商办天天应酬各路财神，但往往都是说得热闹，而黄鹤一去也就杳无音信。这种事情经历多了，难免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信心，所以，为了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变为现实的开发机会，客商照旧接待不误，但困难要先向对方讲清楚，办不办得成，不取决于镇里的态度，就看你们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了。
对此，田老板表示理解，他说他们的报告已经打到了省教育厅，厅里在这个月就要往部里报，部里可能会在明年的2月份讨论。“这个我们要找专人攻关，目前办学校这一块问题不会太大，国家是鼓励的，没有政策方面的障碍。我们的想法是能在明年上半年先建一栋教学楼和宿舍楼最好，把学生招进来就好办了，其他的再慢慢发展。”
作为投资商，田老板的话说得没错，在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和住宅用地审批之时，却仍旧为教育用地的审批留下了一个口子，这也正是近几年国内各高校纷纷上演“圈地”大戏和民营资本纷纷进军教育产业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众多人口所决定的潜在教育市场的巨大，已经向资本展示出无限的商机。就以大江区为例，不仅众多老牌公办高校纷纷在此圈地，建立新校区，民营资本也纷纷与他们携手，创办独立的分校和二级学院。一时之间，大江区几乎成了H市的大学城。
不过，对于小镇政府，他们对于教育资本进入的态度则是欲拒还迎。他们最欢迎的其实是工业项目，因为引进一个企业就有税可收，税收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这种增长是持续性的；而办学的占地大，与政府财政税收增长的关系比较间接，基本上属于一锤子买卖（当然，对于拉动地方消费、提高就业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还是有好处）。所以，在未来若干年的规划用地已经被严格限定的情况下，首选的目标仍然是引进工商产业。为此，镇政府在不久之前还专门召开过一个班子会议，讨论未来15年内规划用地的安排与布局，当时我也列席了会议。从会议上得知，在未来的15年中，小镇可以支配的建设用地是499公顷（折合7499亩），其中政府最为优先考虑的是工业用地。按照会上汤主任的观点，强镇的关键还是要靠工业，其次是要发展沿湖区域的休闲旅游，最后才是引进大学。（参见附录1：64）然而，规划归规划，就基层的实际来讲，规划最后往往还得迁就于现实，由于H市的扩张势头暂时尚未大规模地渗透到小镇，所以，除了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和在大城市中无法生根的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所谓大规模工业项目的引进，对于小镇而言暂时也还是一个理想。肥肉暂时还得看着处于开发核心地带的君山和龙岛这些地方享用，而来小镇看地的客商也仍然以休闲旅游和圈地办学者居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客商拒之门外，也就等于拒斥了发展机遇本身，加之在工商业占地项目很难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在目前也只有办学才有获得立项的可能。难怪此时的汤主任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这样的实用主义观点：“办学占地大，回报小，但能够带动第三产业，对农民有好处，我们也欢迎。”（附录1：65）
汤主任说：“土地的价格，我们这边的前景很好，明年肯定还要涨，价格分为两块：不包水电，要两万六七；包水电，要七八万。当然，这都是意向性的，还可以谈，双方可以组织一个专班谈，争取搞快一点儿。我们15年的建设用地只有500公顷，洲头这边就搞了三四千亩，你们又要搞2000亩，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搞头了，但为了农民着想，我们还是愿意的。”
武镇长插话：“这件事情由汤主任专门负责，你们主要跟他谈，镇里的态度是衷心欢迎，但有一个情况要讲明，国土资源部目前对土地抓得很紧，大江区也很受上面的关注，目前正处在整治阶段，上面不断有人下来检查，这是大的背景。但地方要发展，搞还是非要搞的，就是手续问题难办，你们明年下半年要招生，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关键还是办证的问题，这是要先给你们讲明的。”
显然，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办理以及能否办得下来征地的手续，没有这个把握，其他问题谈了也是白谈。
“恐怕非得找一个省里的领导出面帮忙不可，”汤主任对恒久公司是否有能力办好征地手续是有担心的，他十分熟悉整个事情的程序，深知事情的复杂与困难，“而且省里一次也只能批520亩地，对你们办大学肯定也不够，现在国家对土地市场卡得很紧，一个土地使用证，一个土地施工证，这两证我们都没有能力搞。”
武镇长也补充道：“有的项目比省人防基地谈得更早，也没有搞下来，现在没有两证，谁也不敢动工。”
政府方面并不急于进入实质问题的谈判，因为类似来谈的客商太多了，可最后能做通工作的总是少数，所以，在这里先把困难摆出来，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也成了他们的一条经验。
田老板一面听，一面回头与身边的人耳语，然后转而对武、汤等人说：“现在国家对办教育这一块没有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手续的事情我们来搞，镇里这头能不能把方位先确定下来？”
“这些事情都好说，大家要先草签一个协议，地确定下来以后，你们就可以搞总体规划了。我们想争取把你们征的地搞成教育用地，不占建设用地，这个我们倒是可以想些办法。”
接着，大家又谈了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土地的价格没有具体涉及，大约在这种人多的场合也不便多谈，但经过前段时间的接触，彼此的心里也应该有本账。很快地，便到了午餐的时间。
会谈结束后，政府照例要安排客人用餐，地点在政府食堂。席间，大家没有再细谈生意的问题，而是闲扯一些风土人情，倒是在会上一直没有机会发言的谢张村谢书记在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一杯接一杯地向田老板敬酒，表达谢张村与恒久公司合作的诚意。他说：“我们书记、镇长都是很有眼光的人，一看就知道田老板财大气粗，是个干大事业的人，所以才亲自谈，一般的小老板来看地，谈个一两百亩的，谈都不谈，说是宁肯再穷一两年，也要等来开发的大机会。”又说：“我们汤主任也是个很实在的人，从来不是十万八万的乱喊价，搞平，有一些盈余就行了，主要还是考虑地方的发展。”（附录1：66）谢书记的话能信几分，不必去深究，反正酒桌上的话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行。不过，谢书记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倒是真的，作为村里的第一把手，他是一门心思想把事情做成。“村里相当穷，除了土地，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想办法卖土地。”事后谢书记这样对我说。为此，他们不惜把地价降到每亩2.7万元，以此来吸引客商。但他们知道，就是这样，生意能否做成也没有把握，全镇未来15年的规划用地只有7499亩，放在他们这边的也就是500—1000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如何解决？而且，中央的政策卡得如此严，项目能批得下来吗？这些都是问题。不过，谢书记也知道，这些事情早已经超出他们所能操心的范围了，只有边走边看，看机遇是不是会垂青于谢张村。（参见附录1：67）
事后我又得知，双方最终草签了一份协议，恒久公司果然以每亩2.7万元的低价向谢张村购买2000亩地。为了表达生意合作的诚意，恒久公司给了小镇方面16.8万元的风险金，这风险金实际上就是定金，交了定金，就不必担心小镇方面会“一女二嫁”，也可以向上面申请立项并做可行性论证。至于说到测绘土地，那则要等到手续完备之后，而这就不是一时半会儿会有消息的了。
偶然参与到政府与恒久公司的这场商业谈判中来，又有对以前春日文教集团在洲头村的开发项目的耳闻，再联想到大江区一所接一所已经招生、正在建设和准备立项的民办高校，不由得激起我对下镇以来就已经注意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为何民营资本近些年来会如此垂青于教育，纷纷向教育领域进军？民办高校存在着哪些问题？它们又会对近郊农村的土地征用带来哪些影响？带着这种思考，当天下午，我再次走进了招商引资办公室，向总是会给我满意答案的老洪请教。
老洪认为：在国家严格土地资源管理却又鼓励教育发展的大前提下，民营资本显然已经嗅到教育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所蕴含着的商机，他们纷纷利用国家的政策空间，先将土地圈占下来，盖上一部分楼，把学生招进来，然后再一边办学，一边发展。这种所谓大学，名头大都很响亮，许多都挂着某公立大学分校或二级学院的牌子，以换取社会公信度。其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师资，往往并无固定人员，多是请一些退休或在任教师兼职，而这还算是好的，有的舍不得钱，就请一些在校研究生去上课。再如，图书、实验设备等，也跟不上，学校所设专业，也往往是跟着就业市场的行情走，就业市场上热什么他们就设什么，所以，与其说它们是大学，不如说更加类似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而且，随着日后生源的减少，教育市场上的后来者未必能赚到钱，但先到者赚饱了，又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其他行业，反正土地在他们手上，这个东西是不会贬值的。所以，虽然不能说民办高校中没有真正的办学者，但多数所图者还是一个“利”字，而且，以办学的名义申请土地，似乎也已经成为现时资本圈地的一种特殊方式。（附录1：68）
老洪的话有多大范围的解释力，是否公允，我一时尚不能得出结论，因为那毕竟还只是基于他个人的社会和生活立场而给出的一种意义判断，（杨善华、孙飞宇，2005）[5]但启发无疑是有的。我所真正关心者，与其说是民办高校本身的发展和办学质量，还不如说是目前这股借办学之名所掀起的“圈地运动”对近城区农村土地征用的影响。此时，我耳畔又回响起了上午谈判时田老板所讲过的一句话，“如果时间实在来不及，先搞个寄宿学校也行”。也许这才是一句真话，办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够找一个名目圈到地。而要圈地就得抓住机遇，在H市的地价一路飙升的趋势下，早一年将土地圈占下来，支出就更少；早一年把学生招进来，赚头就更大。即使没有招到学生，土地圈占下来也是胜利，因为土地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其价格只会看涨不会看跌，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占有了具有最大增值空间的不可再生资源，这也许才是这些土地商人真正所思所想的。而目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尚未完全升值的“闲置”土地的存在，以及地方政府领导急于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急切心态，无疑又为这些土地商人实现自己的黄金梦提供了现实的空间。
不过，如同H市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去范家坝村看地一样，恒久公司的田老板这一去之后，也就许久没有下文了，至少在我继续进行小镇观察的时间里，我再未听到镇里的干部和谢书记他们谈论起此事。也许，恒久公司只是在谢张村虚晃了一枪，就如同他们到谢张村来看地之前也会在其他乡镇虚晃一枪一样，他们又到其他条件更加优惠、地价更为低廉的村庄看地和谈判去了。毕竟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纵横驰骋的疆场，居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它可以以自己最为满意的方式确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而这样的合作伙伴在现阶段几乎是任由他们来挑选的，因为现在哪一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是一门心思想卖地。土地是国家的，等于谁的也不是，就看你怎么利用，不卖就谁的也不是，而且，我不卖后来者也会卖，还不如在自己的任期内卖掉，这样既能见到实惠又能创造政绩。这就给土地商人创造了通过不断比较和筛选生意对象以赚取最大利润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资本与土地之间所客观存在着的一种强弱不等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格局下，即使是相当低价的土地也可能照样会遭遇土地商人的挑剔，谁让你急着非卖不可呢？当然，恒久公司一去不复返，也有可能是如武、汤等人所料，田老板他们本来就不具备能够办齐征地手续的能耐，只是在试试运气。如若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协议签了也是白搭，顶多只等于是在为日后政策放宽、机遇重新出现时预先挂号。或者，也可能如武镇长在一次闲聊中对我所说的，这些人中的相当一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在玩空手道，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想办法从银行贷款圈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圈地发财，只要搞成了就是一本万利。如今胆子大的人可是要发横财的，只是苦了谢书记和谢张村的一班干部，包括广大普通的村民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们大概又得忍受几年困窘的日子了。如同范家坝村一样，这播撒下去的开发梦，何时才会迎来收获的时节？在如今的情势下，就是想被别人宰，也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宰和自己有没有这份被宰的福气。
(1) 此款为政府与农户协商后议定，详见下文。
(2) 在实际操作中，奖励50元钱改为由政府提供复合肥料。
(3) 为减轻农民负担，乡镇一级的教育办公室已经撤销，但实际上机构和人员仍在，故对外交往、布置工作就以教办党总支的名义进行。
(4) 在实际操作中，种植面积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租地费是按实际租种面积付给的。
(5) 从此份协议前后行文来看，这里的甲方指代不明，文首指小镇政府，但文中和此处又似指具体经营藠头的农户。造成含混的原因既在于协议起草者的文字水平不高，也有因教办想通过协议来委托镇政府加强对农户管理的想法所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