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开发之中政府、村庄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较量颇牵扯小镇主要领导的精力，但是，那毕竟是一种看得到化解希望的发展之中的矛盾，真正让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深感头痛和苦恼的，却还是近年来农业税征收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困窘。
农业税征收中农民的不合作，收税越来越困难，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从全国范围看，这是整个中西部农业地区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正是这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愈益沉重的农民负担不仅阻碍了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动摇基层政府合法性的一颗“定时炸弹”。因此，中央才痛下决心，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在这种背景下，小镇于2002年下半年进行了税改。按说，税费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从总体上有所减轻，农业税征收的难度应该降低，而从省内一些传统产粮区传来的消息也的确如此。然而，自从我下到小镇以后，却不断地听到一种与主流信息相反的声音，在这里，与税费改革之初乡村干部普遍持有的乐观预期相反，在这个原来农民负担问题并不特别突出的城郊地区，税改之后的农业税征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矛盾，征收的难度不降反增，越来越大。
4月上旬，在秦家畈村干部们为迎接税费改革大检查的那一次赶做“作业”的过程中，老罗就曾经第一个向我提到过这一点，不过，当时他所说的还只是秦家畈的特殊情况，即税费改革之后，村里不再出钱为村民垫缴，所以，政府对村里的总负担虽然减了，村里落实到每一家农户的任务却没有减少，也就是说，需要农民自己掏出来的钱反而有微小的增加。由于减负预期与实际的减负效果之间存在着差距，部分农户遂生怨言，征收的难度也随之增加。除了这一特殊原因，老罗后来又向我提到，还有另外几个同样影响到秦村农民纳税积极性的原因：一是税赋悬空。税改之后，村民认为赋税“增加”，遂抛荒土地。政府给村里下达的任务是15万元，但经过农户签字认可的只有11.7万元。二是有的农户有税无地。居住在镇街上的个别农户，私下将责任田换给来镇街建房的外来户，未在镇城管和土管部门办理任何手续，这样，土地实际上已经用于建房，但赋税任务仍然存在。结果，这笔钱或者由建房户代缴，或者干脆就没有人认账。三是税改之后，国家规定不得丈量土地，有的土地名荒而实未荒，有人耕种却无人纳税。面对这些情况，村干部也没有办法，因为中央为了从根本上缓解农民负担问题，防止因征税激化社会矛盾，不仅对减负数量做出具体规定，而且还对防止干部的强制性征收做了种种严格规定，这些规定被视为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一旦干部有违规行为被举报查实，将受到严厉查处。在新的政策背景下，过去已经习惯使用的一些强制性征收行为被严厉禁止，取而代之的征收精神是在小镇广大乡村干部中广为流传的那句顺口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据说，这句话出自省里某位权威领导之口。“既然这样，农户不缴，干部还能有什么办法？”加之前些年因农民负担加重，干群关系从总体上呈恶化趋势，新的政策精神在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干群关系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有可能加剧一些农民对干部的对立情绪——“你看，上面的政策多好，不知你们这群干部过去吃了农民多少黑钱，现在卡喉了吧。”以上诸种原因混合在一起，就使秦家畈村的干部面临着一个他们在税费改革之初所没有预料到的矛盾，农业税赋反而更加不好征收。
“实际上，在收款情况最好的年景，我们村也不过能收到10万元，一般情况下也就是6至7万元，今年由于没有强制措施，恐怕够呛。好在现在规定不准由村干部收税，村里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在诉说完收税的种种困难之后，老罗又心存一份侥幸。（参见附录1：25）
其实，除了秦村的农业税赋具体到每一家农户那里“不降”反“增”的特殊情况，老罗所说到的税赋悬空和干部缺乏征收的强制性措施，也是镇干部和其他村庄的干部们普遍抱怨的问题。未理明副书记告诉我：“中央提出不丈量土地面积，又提出税费不能悬空，这两者实际上有矛盾，搞得下面的干部不好操作，陷入左右为难之中。”（附录1：26）镇财政所的干部在与我的座谈中也提到：“农村税改工作的一个前提就是弄清楚土地的面积，但由于土地不能丈量，农民上报耕地面积时就往往多种少报，遇到开发补偿，又少种多报。各村上报的荒地面积也都有水分，有的地实际上有人耕种，但国家规定征税面积必须经农民签字认可，所以，农民不报，不签字，你就没有办法。这少数人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必然挫伤大多数农户的纳税意识，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选择。”[1]（附录1：27）一些乡村干部也纷纷向我诉说，现在规定收税只能由财政所进行，虽然合法在理，但从实际情况看，没有乡村干部在场，财政所的征收难度很大，不要说一些财政专管员连农户的家门都摸不着，就是找到了，由于他们与农民不熟悉，又缺乏约束农民的制度措施，农民并不买他们的账。结果，大多数专管员收税时照样还得回过头来重新寻求乡村干部的支持，而且实际上还得由乡村干部们唱主角，专管员所能做的，最多就是负责收钱和开票。但是，上级在考核财政任务时，仍然是以乡镇和村为单位，完不成任务，也仍然要追究乡镇政府和村里的责任。这就等于说是将乡村干部的权力取消了，责任却没有丝毫的减少，由此也就增加了征收的难度。（参见附录1：28）
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强制性收税的规定，乡村干部们也有自己的说法。财政所的王主任说：“税收本来就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这三种特性，现在，众税之中唯有农业税不允许强制征收，上面却又强调下达的任务一分不能少，要按时按量完成，这就等于是把矛盾扔给乡、村两级，让基层为难。乡、村两级收不齐农业税，除了用其他资金垫付或者借款缴税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附录1：29）镇里分管农业的姚学明副书记也说：“税改之前，村干部的收税积极性要高一些，因为‘三提五统’中有一部分是由村里支配的，现在的农业税附加虽然也返回到村里，但村里不是征收主体，钱不从村里经过，积极性就有所降低。”姚说：“上面把农民的觉悟估计得太高了，一方面任务必须完成，另一方面又不能强制征收，这样一来，乡、村两级就处于两难之中，结果，相当于是把困难扔给乡村，镇、村两级从农民那里收不齐，就只有想尽各种办法，到处筹措化缘，将缺口补上。”（附录1：30）
撇开农业税应否取消、我国农业税是否实际上是用于供养基层干部这些近些年来学界和政界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更为全国性的宏观问题，小镇乡村干部在此时所表达和抱怨的，实际上是现行政策与社会环境下农业税征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困难。说句公道话，这样一些属于“地方性知识”（吉尔兹，2000）或更准确地如杨念群所称的“地方感”（杨念群，2004）的困难是不大为习惯于从事宏观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的，[2]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些带有全局性、主导性、战略性和政治正确性的大话语，而非这些新旧政策交替杂陈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性矛盾。例如，他们知道农民负担沉重已经或必将继续影响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便主张减轻农民负担；他们认为农业税费实际上主要用于供养乡村基层干部，便力主以“倒逼效应”来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参见李芝兰、吴理财的分析，2005），或干脆取消乡镇政权，搞“乡镇自治”或“乡派”，将多余的乡村干部打发回家。（参见邓大才，2001；徐勇，2003；于建嵘，2003）[3]但事实上，只有身临其境的地方和基层政府以及那些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中、高层领导者才更加清楚地知道改革所面临着的选择限制和社会成本。他们知道，因为历史原因而已经多余出来的乡村干部实际上是很难用打发回家这样的改革方案来化解的，那样做实际上是在化解农村社会底层不稳的同时却又在制造一个农村社会中、上层精英的不稳，而这种不稳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可能较前者更为直接和紧迫，也更加具有操作上的危险性。因为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底层精英的不稳往往是促成弥散状态的底层不满被转化为实际社会对抗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更加不可取的政策选项。运思于此，倒使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的一句台词：“兴一利必生一弊。”这话不知是历史上慈禧本人所言还是剧本所设计的台词，不过它倒的确十分准确地把握到改革比革命所面临着的更大困境和更为局促的行为选择空间的特点。（可参见亨廷顿的相关研究。亨廷顿，1988）事实上，这样的改革困境我们在近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屡屡遭遇，而小镇的乡村干部无非是站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场域中去再一次体验。其实，不仅是小镇的干部，就是高于小镇的大江区、H市和省里的干部也未必就不清楚新政策所带来的困境。因此，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采纳那种具有“意识形态正确性”却缺乏可操作性，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是在添乱的取消乡镇政权和将多余干部打发回家的整体式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名为改革，实际上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革命”式颠覆，如果有哪个当权者采纳这些方案，将是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而只能采取控制基层干部现有编制，花若干年的时间，用自然退休去逐步消化基层政府臃肿的这一更为温和务实的点滴式慢性疗法。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不继续面临收税养人这一虽然不尽合理却也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为何他们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却又要下达严格的税收任务的原因所在。他们是否知道在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根本的矛盾，而使乡村干部无法操作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若说知道，我们可以从现行政治—行政体制具有层层奉上的特点中获得解释，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若说不知道，则可以从我国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信息反馈特点中得到理解。一般而言，在这一体制中，由于存在着信息自下而上层层屏蔽和筛选的特点，政策制定者很难预先充分估计到某项政策出台之后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它只能采取试错的方式，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去逐步发现和修正其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在权力和责任并不均等的现行体制下，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也更宁愿以下层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去提醒政策制定者完善和调整该政策，而不愿意以违背上级意愿的方式，通过更为前瞻和主动的方式进行预先的忠告和进言。这两年我们所经历的从力图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到中央政府最终宣布在5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摸索与转变过程，就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上述特点。其实，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渠道，政策制定者们都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税费改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反而会给地方基层造成新的财政危机这一局面。因此，只有当这一政策的推行本身将问题或问题的前景逐步清晰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的时候（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倒逼”与“反倒逼”的博弈。参见李芝兰、吴理财，2005），他们才最终做出了彻底取消农业税的决策。（其实，就是这一新的政策也可能产生始料未及的复杂影响。例如，它可能会使土地权属的矛盾全面凸显，只不过当这一问题前景尚未完全充分地展现在决策层面前，使他们感到不解决这一矛盾就将发生重大问题之时，他们也许不会将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上面罢了。）
不过，当我在小镇调查的初期阶段，中央尚未做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决定，所以，作为政策推行者和接受者的乡村干部此时此刻所面对的，还只是税费改革政策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却又导致新的基层治理困境的这一初期局面。因此，遵循同步记述历史过程的原则，还是让我们把思绪暂时拉回到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当下”这一时间断点上，去设身处地地分析和设想在这一历史时段上乡村干部对税改政策的种种反映，去尽可能体验和复原他们在当时当地条件下的思想和情感。
如果将乡镇干部也视作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那么，站在乡村主位的立场上，我们将能够意识到，小镇乡村干部此时此刻所遭遇到的困境是真实和值得思考的。例如，对于是否允许丈量土地和强制性征税，这两个问题带给中央高层、主流理论界和地方基层干部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前面两个群体而言，可能是有意要放农民一马，但也可能的确对农村所存在着的“黑土地”问题和农民逃税行为的普遍性估计不足，但不论他们怎样考虑，不准丈量土地和强制性收税的规定在体恤和保护了农民利益的同时，又确实是给基层干部的工作造成了混乱。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化意识形态早已经衍生出一套人们不再对其本身的对错进行思考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社会分析框架，遵循这一分析框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是这个国家的阶级基础，理所当然地被设定为忠于和服从政府的道义行动者，而“经济人”和“理性人”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在这些符号化和概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面前便戛然而止。一方面我们的学者能够以利益和理性的眼光看待政府，另一方面却少有人能够以同样的标准去看待农民在与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性。因此，在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被消解之后，面对农民大量和普遍存在的与政府的逐利和博弈，我们要么先入为主地将农民视为遭受政府和干部欺压盘剥的社会弱势，而去苛责干部鱼肉百姓和野蛮横行；要么因为缺乏分析复杂社会状况的理论框架而陷入严重的盲视；或者就是因为单纯地同情弱势而根本不愿意去正视农民作为社会角色之一部分而普遍存在着的阶层性弱点。结果，基层乡村干部在农村工作中所实际遭遇到的种种真实问题和真实困难，却反而会因为缺乏与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理论表达框架而或者被社会中上层（包括政界和知识界）所曲解，或者干脆就处于“失声”与“消失”的境地。
试想，当我们通过以上分析解构了主流话语和社会舆论得以形成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由之后，站在乡镇主位的立场上对上述乡镇干部的倾诉作一种“复声”的处理，我们难道不会正视和同意因不许丈量土地和不能强制性征税而给乡镇基层工作所带来的现实困难吗？至少，当我们把讨论问题的场域界定在乡镇之内时，这就的确是一个值得引起人们（包括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充分注意的问题。乡镇干部不是政策决策者，也不是政策研究者，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去理解和体会一项政策的超越乡镇场域之上的意义和作用，而只能要求他们去思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境遇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以乡镇为研究场域的田野调查者，也就自然应该尽可能设身处地去分析、理解和体验同样的问题，并以此出发去反思相关的公共政策设计和理论研究。
不过，困难归困难，抱怨归抱怨，无论是作为一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还是作为基层政权体系这一特殊利益群体的构成者，这税再难也都得去收。
这是一个以财政论英雄的时代。小镇的工商税在总量上虽然超过农业税，但后者仍然构成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武镇长就曾经告诉我：“农业税这一块虽然有难度，但最为实在，其他税种都按比例上解了，农业税的大头却在县区以下，收一分钱就能用一分钱，所以，区里也擂得紧，不完成不行。”（附录1：31）结果，在5月份之后，我所参加过的几乎每一次周一的政府例会或干部学习会上，林书记和武镇长都要对农业税征收这一问题做反复的强调。以下是两次政府工作会议上林书记有关农业税征收的讲话摘要。
2003年6月12日政府学习会。
林书记强调：目前要切实抓好的几项事关全局的工作中，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重头戏在农业税收这一块。现在，有的典型已经冒出来了，如周湾、团结，这些都是过去的老大难村，今年却不错，但有的村到现在才搞了千把块钱，不知是怎么搞的。
到6月底，全年任务上半年要按30％的目标完成，大家都要对应这个目标找准自己的位置，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也不能说休息就休息，你自己（指村干部）觉得该休息就休息，你觉得不该休息（还有距离）就下去擂。（附录1：32）
2003年6月16日政府工作例会。
林书记在讲到本周工作安排时，第一点就强调要抢前争先，确保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他说：“上周，为了发展藠头生产的事，我们到南部几个乡镇去看了，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在政府的公布栏中把征收的任务、责任人和征收进度都公布了，他们上周完成的任务在60％以上，有的在40％以上。就全年完成的任务而言，他们已经走在前面，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镇，却滞后于南边的一些乡镇，从现在起，要把这件事情抓起来。（1）统一时间。要求各村在6月26日以前，以现金形式对这之前的征收结一次账；（2）统一基数比例。这一次的算法，基数点等于农民签字的一部分加上村组承担的一部分，比例＝基数×30％，要排队，我们是确保30％，力争35％；（3）统一奖罚办法。按30％完成任务的要表扬，超额完成30％的有奖励，没有完成任务的，按比例折扣干部收入的一部分。财政所也要参照这一办法，将工资补贴拿一部分出来作为奖惩；（4）统一结算办法。农户能按进度、比例完成任务的，每100元奖励5元；（5）统一征收纪律。做到财政征收主体责任制、日收日结制、工作连坐制，镇村干部协助做好协调工作，确保不强制征收，不超标、不超时限征收。农民有一次性缴清的，积极性要保护，但不能强制。实行双评制，现在的征收进度，财政所和政府都有底子，要争取两天或一天更新一次内容，要排列名次，以资激励。（附录1：33）
可见，为了将农业税征收工作擂到位，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想到了从精神和物质鼓励到确定明确的进度目标，再到与干部的收入挂钩，最后到实行乡村和财政所干部的责任连坐等可以想到和可以做到的所有措施。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入五六月份，在度过了H市防“非典”那段最为紧张和令人窒息的特殊时期之后，(1)在小镇的乡村干部之中，收税的压力也就骤然增大起来。
5月20日早晨，8点钟不到，秦家畈的村干部钱跃进打来电话，说今天他们就要开始收税，让我一同去。我早就与他们约定，待秦村的夏征一开始就通知我，我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农村的收税过程。
到了钱家，只见陈志华书记、老罗、马会计、钱跃进和财政专管员毕华英等一干人都在等我，大家相互问候了几句，小钱就领着小毕和我开始了今天对秦家畈四组的征收。这一过程，按照他们习惯的说法，还是叫“收公粮”。
四组就在镇街的范围之内，有50多户农家。但这里所说的农家仅仅是指户籍意义上的，由于就在（或紧挨着）街上，真正单纯务农的已经不多，大多是一些兼业户，有少许土地，再兼做一些生意，例如跑跑运输、摆个小店、搞搞机修之类，也有的人家干脆就是只有税而没有地的。按理说，这样的家庭手头总该有几个活钱，不然，这一天的日子如何开销？然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收税过程，我才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手头有钱却不等于愿意把钱主动缴给你，更不等于你能够从他手里收走。临街的生意户尚属顺利，你找他要，他嘴里咕噜几句，说怎么这么早就收，往回不是在下半年吗？但是咕噜归咕噜，“早缴迟不缴，反正也是缴”，很快也就把钱缴了。因此，这收税给我的最初感觉，与在城里收个水费、电费的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了个村干部带路。
离开街边，拐入临街房屋背后的田野，情况就很有些不同了。此时正值农忙，农户大多在田间地头忙碌，见有村干部带着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来要钱，心里面就有些不痛快，这一不痛快，嘴上也就嚷嚷起来。
“这么早收么子钱，冇(2)，过两天再来！”
“现在急着要钱买肥料，着么事急，下半年再说！”
“不急，不急，早缴迟不缴，反正是个缴，有钱就把两个。”小钱打着哈哈，满脸堆笑。
“不是说减负吗，怎么今年比去年还多了？”
遇到这类发问，小钱就得解释了，说以前的“三提五统”由村里垫了，今年改为“两附加”，村里不能再垫，所以，与税改之前你们实际应该缴的相比，还是减了。小钱这样解释也不是第一次，在给各家下负担卡的时候就已经讲过，所以，农户的发问实际上是在故意为难和发气，毕竟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得更多，总不会是高兴的事。
有的农户嚷归嚷，但嚷过了还是会缴的，四组农户的土地已经不多，一家的负担总共也就几十或百把块钱，少的甚至只有一二十或者几块钱的，但有的农户则可能是要给你来个恶作剧，要干部多跑几趟路，所以，他们说手头无钱，要我们下一次再来。一位中年妇女半真半假地说：“那么好收钱？不让你多跑几趟路还行？”有的干脆就说：“现在收么子钱，下半年再来。”我亲眼见一农户全年负担总数为6元，但他也说没有，可看他嘴里叼的烟卷，怎么着也总是一两块钱一包的。遇到这类情况，小钱也还是得笑，并不当真生气，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是再正常不过了。“第一次收钱嘛，也不要有什么大指望，就当是先去打个招呼，下个通知，让他们知道收税开始了，这样一来，你下回再去，这些人就会缴了。”“这些人总是这样，喜欢拖，真正的‘钉子户’在这个队还是蛮少的。”
小钱显然对农户的脾性早已摸透，一路上，只见他尽兴地与老农们开着没大没小的玩笑，与妇女们斗嘴，说一些有荤有素、一语双关的话。小毕也是个老财政，对于已有七八年收税经历的她，这种状况也同样是见怪不怪，只是笑一笑，也不多说，任由小钱去插科打诨，倒是我这个观察者有些着急，说，这个月底看你们怎么完成1.5万块钱的任务。
沿着村湾转了老一阵子，到中午，约莫就走了大半个小组，我算了一下，零零星星的，一共收了12户农家的钱，总共近700元，小毕好一副高兴的样子，“只要总有收的，这路就算没有白跑”。
中午回到镇上老罗的餐馆用餐，这也是老规矩，算是村干部的工作餐，钱就记在村里的账上。
午饭之后，我们没有再下田野，而是去了镇上的菜市场。这里的几家农户以卖菜为生，此时他们正围坐在一起打牌（自然是带彩的，钱就摆在桌子上），但他们对来收钱的小钱并不配合，除了一户收得还算顺利，余下的几户干脆就直言不缴，说是政府去年该退的教育附加还没有退。关于教育附加退费一事，我在前面已有交代，钱正在退，但是要农户凭缴款的发票退钱，一些农户因为找不到当时的缴款凭据，暂时未退，需要他们自己到原镇教育办公室去查底子。但几个卖菜的不管那么多，说只要教育附加不退，就不缴公粮，“三年五年也不缴，一直到抵清教育附加为止”。农民就是这样，你多收我的钱就该退，我有没有发票无所谓，我才懒得去查账嘞，要查你帮我查，当初你不是追着要钱吗？退款就要我自己跑了？就在公粮里抵吧，至于账怎么做，那是你政府的事情。
小钱和小毕大概也已经习惯农民的这一类“东拉西扯”和“删繁就简”，此时，他们心里所想的，也是何必跟这些人扯，到时候直接在账上充抵就是了。“这种人，你跟他们讲不清。”小钱对我讲。这“讲不清”的背后，大概就是“这些人就这个素质”这样一类的潜台词。我又想起昨天老罗给我讲到的一句话。镇街上的农民比较“刁蛮”，不那么好打理。这“刁蛮”二字似有贬义，但不那么好打理倒的确让我体会到了，这大概也是在长期在街头里巷的边角社会中磨炼出来的一种地方习性吧。[4]
但“刁蛮”归“刁蛮”，“斗狠”归“斗狠”，我发现这些农户在与干部交往过程中的态度却又很难用“好”或“坏”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说“坏”吧，他们在“耍刁”“耍蛮”和“斗狠”的时候脸上始终又挂着笑，叫你有气也不好发作；说“好”吧，这说出来的话又句句带刺儿，很不入耳。
“收钱你就来了？”
“怎么一年到头都在收？”
“搞完第三产业（指打牌），又搞第一产业来啦（指收钱）？”
总之是显示出一副十足的底层边缘人物所特有的“痞”气。而小钱久居当地，熟悉这些人的脾性，自然是久经战场，自得于其中。你“痞”我也“痞”，同样地笑容不失却又同样地回骂两句：
“不收钱来做么事？”
“不一年到头收还不自在了你？”
“是啊，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两不误嘛，不跟你一样？”
…………
可见，他对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计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之处，反倒是很有些悠悠然地自乐于其中，因为这早就已经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参见附录1：34）
此时，我忽然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有了更为深切的认同。一次交谈中，老罗说，这村干部确实算不得什么正经的职业，它叫人以痞来应对和消磨人生。当时，老罗用“青皮手”三个字来给村干部的角色特点进行定位，说这“青皮手”既非红道，也非黑道，是近似于过去江湖上青洪帮一类的人物；他们无正当职业，无所事事，不愿以体力劳动谋生，却通过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来获得自己在地方上的生存空间；这类人好吃懒做，却又头脑灵活，嘴巴乖巧，颇多心计，一句话，“是官刁死民”（即比纯朴的农民油滑）。（参见附录1：35）老罗的形容中兴许带有几分自我嘲弄的“解构”意味，自然不能用在正规的学术场合，而且我以为也远不能够概括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全部特点，但是，想想今天小钱带着我们在四组的田间地头及农户的房前屋后来回转悠，以各种方式和技巧向农民讨钱，为此挨“通”挨“骂”，被善意或恶意地嘲弄和讥讽，却又要视若寻常，气定神闲，久而久之，自然就练就一身以“痞”对“痞”的职业特性，此时，这“青皮手”三个字安在身上，还真的就有几分贴切与接近。想到这里，我似乎也对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脾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甚至在想，如果自己长期置身于相同的环境，会不会也养成这样一副痞性十足的边缘性政治人格？[5]
一天下来，小毕总共收了700多块钱，有13家农户缴款，但秦家畈村总共有18个村民小组，大几百户人家，这样磨下去何时是个尽头？我对小毕说，你可要做好跑路的思想准备呀。可小毕却说还好，早就已经适应了，只要每跑一趟都能够收几百块钱，就总是有希望的。是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小毕的回答不禁让我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的那句台词。那台词曾经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现在，同样的期待好像又已经成为困守之中的乡村干部的精神支柱。
可是，在5月底之前要向财政结清1.5万元的现金呀！
这的确是一场消耗战，战场就在这四下乡野的田间地头和几乎每家农户的房前屋后，战士自然就是成天转悠在乡野田畴的村干部和财政专管员了。但如今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运用来“克敌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一双铁脚、一张利嘴和一张因职业需要而挤出来的笑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凭借着上级领导奉送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这四句经典之言而与整个村庄的农户作战，让他们缴税就意味着胜利。但是，他们究竟有几成胜算，能让农民自觉地从荷包里把钱掏出来呢？我没有把握。在已经有了对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年同情，并且还将继续同情下去之后，我忽然感到，是否也同样需要同情一下这些“痞气十足”的村干部呢？
从四组回到寝室，已过了下午3点，此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吆五喝六，几位镇干部正围坐在一张矮脚玻璃茶几旁边“斗地主”(3)。只要不是在最忙的时候，一些镇干部往往以这种方式来打发下午的时间。“青皮手”，我又一次想起老罗这个带有几分自虐的词语。那么，镇干部呢？是否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词语来裁剪其职业角色所塑造出来的某些人格特性？结果，想了半天，我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同样刺激起我那发现宝物般兴奋的词语，倒是招商引资办公室老洪在一次谈起收粮收款时说过的一句话不经意地溜进了我的脑海，“乡下的这许多‘苕事’总是要人去做的”。(4)（附录1：36）
接下来的几周，一直到6月上旬，秦村的征收暂停了，因为陈书记和老罗认为现在时间太早，农作物青黄不接，真正务农的人家手头缺钱，这个时候去催收是吃力不讨好。但是，这个决定却使挂村干部范维萍有些坐不住，按照镇里的统一安排，到6月份结束的时候，必须完成全年征收任务的30％，按镇里下达的15万元算，就是4.5万元。范维萍已经知道在四组收税不顺利的情况，于是，她决定开会再做一做村干部们的工作。
会议一开始，老罗就抱怨现在的税收越来越糟糕，说以往村里可以主动去收，现在没有主动性了，但政府还是把包袱给村里背，压村里。
“5月份我们已经垫了1.5万元，现在又是一个3万元，村里垫了是白垫，就没指望能收回来。”
村干部们纷纷表示，还是得下去收，这样下去，村里也没垫的了。
财政专管员小毕说，近来她又在四组跑了两趟，总共收了千把块钱。
大家又讨论怎样个收法，是否给农户优惠。范委主张，只要农户一次性完成任务的，可以按规定优惠10％，但老罗等却说，没有用，你这样搞，那些后缴的也会比着来，自动少缴10％，“以前试过这种办法，没得效果”。
陈书记说：“还是只有村干部和组长先缴，干部由村里发工资，村里可以给他们打条子。”
老罗说：“往年村干部还有积极性，因为多收可以多提成，但现在不行了。如果不改革，村里马上可以垫8万元，但现在不敢垫，垫了找谁去要？现在只有收多少是多少，垫出去的1.5万我们也没有打算要回来。”
范委说：“去年改革时，我跟大家的想法一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结果空欢喜一场。但是，既然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吃这碗饭，恐怕还是要支持工作，如果光靠小毕，她就是哭也哭不出来。当然，我也不是说要村里继续垫，秦家畈还有几十万块钱，但总是越搞越少，这样垫下去能垫多久？还是要靠各位的协助和支持，大家一起去收，下去磨，到了月底，肯定是有缺口，这个我心里也有数，但现在还有15天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争取最大的效益，尽可能地去收。大家都是有这个能力的，我的意思是大家要做好安排，是一起去收，还是分班去收？”
陈书记：“怎么可能分班，谁开票？还是要以财政为主才行。”
小毕：“我有多大的能耐？还是要靠大家帮忙。”
陈书记：“每个队都要有干部去，要实行包干。”
钱跃进：“该扣的，如京珠公路的绿化带款，先扣出来，可以抵一部分。”(5)
陈书记对小毕说：“你要去哪个队，我们的挂队干部和队长都跟着你，每个队的挂队干部和队长的名单、电话，我们都写给你。”
接下来，干部们又一次对挂组做了分工，并分别把名单和电话抄给毕华英。
这样，会议就暂时告一段落，范维萍、陈书记和老罗有事先走，未走的干部纷纷给小毕打气，说“你还是要想办法，该蛮还得蛮，不能说没有就走，那样你就不要想收到”，干部们说：“我们现在只能给你带路，多的话也不好说。”
我问村民调主任周达民：“实在收不上来怎么办？”
周答道：“到时候政府还不是要压我们垫。”
“会垫吗？垫了又找谁要去？”
“那再说，但垫肯定是要垫的，不垫，你这个村的书记、主任还想当？为了保官位，也只能垫。”
周又说：“其实，在乡镇也是一样，上面只抓住书记、镇长就够了，乌纱帽在头上罩着，还怕你不垫？就是借钱，你也得分文不少地缴齐。”[6]
我又问小毕：“收不齐你们是否要扣工资？”
小毕：“已经宣布了，要扣的。所以，从现在起，天天都要去收，必要时还得住到村里去。”（附录1：37）
秦家畈的征收困境，在小镇的各个村庄普遍存在。
6月16日，我随挂村干部曹元新下到了大陈村。大陈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我们去的是村支书钱秉贵所在的一组。到达那里时，约莫上午9点，农户们均已下地，此时，税是无法收的。曹元新告诉我，一般都要等到吃过午饭以后，农户在家，才好去收。曹元新是一位老乡镇，52岁，曾担任过乡镇人大主席，现在退居二线，只做挂村干部，他的话自然不会错。于是，我们就坐在钱书记家的院坝里消磨时间，不一会儿，镇财政所的严和平与刘丽也到了。
午饭以后，我们一行人在老严的带领下开始行动。湾子不大，就十多户人家，除钱书记一家已经先行将全年任务结清之外，其他各户尚未起征，我们就一户一户地上门。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家一户地磨嘴皮子，一个小时下来，竟然一分钱未进！
老严很有些受伤的样子。不过，他是一个老乡镇，按他自己的说法，心理还能承受。他知道，这个湾子的人家大多是纯农户，今年的油菜、小麦减产，农民减收，余下的钱又都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此时，农民手上可能真没有什么余钱。这样一想，也就多少给了自己一些安慰。所以，他并没有摆出一副今天你非缴不可的架势，而是以商量的口气对农户讲，希望下一次进村时多少能够缴一点儿，不要让他们又空手而归。毕竟半年将至，6月底规定要完成全年任务的30％。
但是，手上无钱，干部却偏找他要，农户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话也不那么好听。一农妇对前来收税的老严说：“家里人刚住过医院，花了好几千块，哪里有钱缴，要不，你们把牛牵去？”这哪里是叫你牵牛，分明就是拿话来噎你，好在这种情景老严他们也见得多，就不言语，任你说。就这样一家复一家，向农民说着各种好话，又听着各种讲理和不讲理、中听和不中听的回答，从钱书记的家里出去，最后又转回到钱书记的家，仍然两手空空。最后，大家相互对视一笑，老严和老曹各自点燃手里的香烟，就算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了。只有我这个从外部世界闯入的陌生人还在想，这哪里是份正经的职业？
钱未收到，任务还得想办法完成，全乡镇各个村都相互比着。如果别的村完成得比你好，你就会有压力，还发不成工资，于是，大家就又商议着下一步该如何办。办法嘛，一是财政专管员天天下来转。今天走这个湾子，明天再到别的湾子，大后天又转回来，天天下来磨，能磨一分是一分，能收十块是十块。二是村组干部首先完成。大家算了一下，这样一加起来也有好几千。第三，还是得垫。钱书记爽快，答应先垫两万元，把上半年的账先对付过去。大伙儿一合计，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参见附录1：38）
两天以后，征收的那份难堪又让我体会了一把。这一次是随皮德友副镇长到他挂的范家坝村去。皮副镇长是一位性格外向的汉子，能说会侃。他收税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这种风格，我称为“讨饭战术”——一种强者有意向弱者“示弱”以换取后者合作的权力技术。皮在向农户开口之前，总是要先把自己矮化，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然后以这种着意虚构的场域让纳税人感到不缴就过意不去。
“我的大哥，我的大姐，多少缴一点儿，是个意思，也让我们好走路哟。”“多少献一点儿爱心，五十、一百都行。”诸如此类的话是经常会从这位副镇长的嘴里冒出来的，有时候干脆就是：“你老人家就把我们当作讨米的，行行好，多少打发一点儿，也让我们脸上好看、心里好想哟。”
可被称为“大哥”“大姐”“你老人家”的农人大概也是见惯了这种阵势，有些油盐不进。“秧苗都干死了，还把（给）公粮？！”皮副镇长马上又应对道：“过去没吃没穿，还要支援解放军嘞，现在大家有困难，多少把一点儿，就当支援前线了。”如果再不成，就说：“大家把点儿面子给我，支持我的工作，让我也好交差嘞。”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一般心地善良又不是真拿不出钱的农家就有些被磨不过了，于是，陆续地便有人掏钱。这一下，皮副镇长高兴，掏钱的人也找乐，就相互开起玩笑来。一位孤老说：“我一个独人，你政府可要照顾一下哟。”皮副镇长就说：“缴公粮嘛，30、50不少，300、500不多，要我照顾，给你说个媳妇如何啊？”于是，大家一阵哄笑，这干群关系又其乐融融了。
孙立平、郭于华曾经讨论过类似于皮副镇长此刻在范家坝村所使用的这一类“讨饭战术”，他们把乡村干部通过自我矮化、情境错置和拟亲缘化等极富“人情味”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应对农民日常形式反抗的权力技术称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并分析这一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基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下总体性国家权力的衰变，使传统“硬武器”的运用遭遇效用边界问题，因而乡村干部不得不转而寻求非行政化和非正规的民间权力技术去实现国家意志。（孙立平、郭于华，2000）应该说，孙、郭二位学者的概括和分析都是极有见地，而且适合于定位与解释皮副镇长的“讨饭战术”的。不过，我对他们所得出的——基层政府官员通过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民间权力资源的巧妙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权力，从而强化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效用——这一结论却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认为权力非正式运用的过程也同时意味着公共权力的去公共化过程，意味着公共权力治理威权的自动放弃或丧失，这种公共权力治理威权的自动放弃或丧失不仅导致我在“双村”一书中所分析过的“催收与拖欠的博弈”以及在这场博弈游戏中政府和村组织被农民牵着鼻子走，（吴毅，2002）同时也意味着如下我们所看到的干部在面对一些“打不湿，晒不干”的“油抹布”(6)时，陷入一种权力运作失效的状况。
是的，确有那等能够经得住恭维、横竖不吃皮副镇长这一套的“油抹布”，这个时候，任你皮副镇长如何“皮”也有些发不出力。一老年男性，说有困难，皮要他多少表示一下，可这人比你还会说：“你们当国家干部的成天东奔西跑，为了我们老百姓，也确实够难的，但我手头确实没有钱，等有了，不用你们下来，我亲自给你们送到财政去如何？”面对着这等人，你能奈他如何？一会儿，他的儿子回来了，也是说没有，老皮又说：“多少破个零，让我们好走路。”那人则说：“小伢读书要钱，买种子、农药、肥料要钱，的确是没有钱了，有了钱一定主动给你们送去，不需你们跑路。”就这样磨了好一阵子，对方也不见一丝松动。能说会侃的皮副镇长蔫了，终于带领一班收税的人马败下阵来。我回头向村干部打听，得知这家人已经有好多年都没有缴税了，以前可以斗狠的时候，全靠干部们使用传统“硬武器”，从他家里强行称点儿谷子、芝麻什么的充数，现在强制措施被禁止，干部也就没辙了。
“这狗×的收税！”“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皮终于口无遮拦地大声骂了出来。（附录1：39）
看来，孙立平、郭于华等人所言说和分析过的“软硬兼施”、权力情境虚构与人情及亲缘化的情境逼迫，在丧失了国家权力强制这一“硬武器”支撑的背景下，也有失去效用的时候，底边社会少数的“油抹布”将使这样一类在新的官民关系格局中屡屡奏效的权力运作方式遭遇“哑火”，从而使基层治理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死角和真空。而问题在于，无论在我们的政策话语还是学术话语中，“油抹布”对国家权力的软抵抗以及公共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种种消解作用，似乎迄今还是一个处于盲视的区域，或者即使引起注意，也是将其笼统视为斯科特（James C．Scott）意义上的弱者的日常反抗的一部分，（参见J．Scott，1985）而不能有针对性地展开对此类现象发生的社会机理及其影响的研究，这最明显地表明了既有研究所面临着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困境。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提到征收，还不能不提与农业税一起共同构成乡镇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地税等工商税收，在这个以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政府能力与地方经济发展主要标准的时代，国、地两税的征收及其增长，同样是事关小镇财政和政府运转的大事。
国、地两税是按照分税制的安排，由政府不同的税务征收机关向社会征收的工商税种，前者由设在与小镇相邻的S街道国税所征收，后者由小镇地税所征收，这两个税务征收机构分别隶属于大江区国税局和地税局，但是区里每年下达税收任务时，却同时向小镇政府下达，并把税收完成的情况作为考量镇财政增长的重要指标，加之国、地两税的各个税种收入均要按一定的比例返还乡镇，作为乡镇财力的一部分，这样，无论是出于政绩还是增大乡镇自身财力的考虑，小镇政府也都会把每年国、地税税收的完成和增长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政府干部在谈到财政征收时，就是指包括农业税和国、地两税在内的所有税种的征收。
与近些年来农业税基本稳定不同，国、地两税每年是按一定比例递增的，增幅一般在20％左右，但因某种原因也可能会出现跨越式的增长。例如，2002年，小镇的国税任务是145万元，2003年就增加到187万元，地税也相应地由150万元增加到280万元。可见，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背景之下，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是国、地两税。
乡镇财政的递增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分管这一工作的田国全副书记说：“那都是指令性的东西，戴着帽子下达的。”即由区里根据乡镇去年完成任务的数量，再确定一个递增比例而确定下来。任务下达后，区里就按照这个任务来考核乡镇。所以，接受任务后，乡镇就要想方设法完成，并且还要适当地超额完成，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工作效率。（参见附录1：40）田副书记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这个任务的确定纯属长官意志，而非从财政增长的实际出发。这话出自小镇分管财政工作的副书记之口，由不得我不相信，但问题是区里在确定这一增幅时，是否真的就不存在与乡镇的互动？后来，我在与主管这一工作的皮德友副镇长和武仁杰镇长交谈后，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加全面。
皮副镇长说：“财政任务年年增长，在各个乡镇都如此，这除了上面不实事求是之外，还与接受任务一级政府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向有关，因为这涉及政绩，而且，任务完成了，主要领导还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所以，今年区里考核地税所，只要求168万元，是我们自己提出来增加到280万元的，国税也一样。”（附录1：41）对于皮副镇长的这种说法，我旁敲侧击地问过武镇长，他未置可否，只是补充道：“任务完成了，政府也有一定的分成，钱收得越多，分成也就越多。所以，乡镇对于财政增长还是有积极性的。”（附录1：42）综合以上三位领导的讲法，我归纳出自己的观点：财政的增长既是一个政绩和形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利益实现的问题。因此，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既积极引导又主动追随的双向互动，这个过程也许会给下一级政府造成一定的完成任务的难度，但任务完成的本身却又会给下一级政府，包括它的主要领导带来种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好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上与下相互迎合与追抬的产物。也就是说，若单纯从政府内部的运作和互动来看，并不能完全将其视为瞎指挥和长官意志，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地方利益动机的追求。正是受这一利益动机的驱使，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才会千方百计地去提高自己的财政增收任务。当我把自己的归纳讲给武镇长听的时候，他笑了，称赞我对政府运转实况的观察已经有些入门了。
但是，道理上虽然谁都知道财政增长的好处，真正做起来却是颇为吃力的，因为小镇的经济不发达，工商业税源并不丰厚。就现有工商业的数量和类型来看，一是数量不多，二是规模不大。镇上现有各类民营、私营企业200多家，前者为原镇办企业转租给私人的，后者属于个体所有，其中绝大多数都不上规模和档次，镇内没有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能够称为规模企业，即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只有两家，年上缴税收最多的也不过50来万元。(7)所以，小镇工商业的效益和贡献在大江区只能排在中游，而大江区在H市也只能算是农业大区，工商业并不突出。（参见附录1：43）这种状况从小镇的税源分布也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引进的项目不断增加，但或者是非生产性的，或者并未真正形成生产规模，所以，地税与国税相比占了大头。
因此，对于具体负责财政工商税收工作的田国全和皮德友来说，按计划完成全年的财政任务，按进度完成每月的征收计划，就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而按照行政惯习，这个按计划，实际上所指的必须是在时间上提前，在数量上超额。所以，几百万元的财政任务，分解到每个月内，月进度就应该在8％—10％，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提前和超额，并为下一年的财政增收打下基础。每个月的20号以后是乡镇向上一级财政部门结账的日子，每个月临近这个时候，田国全和皮德友就得拳打脚踢地使尽浑身解数，与国税和地税部门联系和协调，指望他们能够按照政府的部署如期完成征收计划。
与农业税一样，在工商税收的任务和实际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如果说前者的差距是由于赋税悬空和征收不力所造成的，那么，后者的差距则是由于小镇本身就没有如此丰厚的税源。一方面，经济不够发达，税源增长有限；另一方面，增收任务却至少以20％的年递增率持续增长。这势必就在任务与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造成一个始终存在的缺口。
如何去填补这样的缺口，如数完成征收目标，成为田国全、皮德友和武镇长乃至S街国税所和小镇地税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田国全说：“所有规定的任务都是不可以瞎报的，这些钱最后都必须落实到位。”如何到位呢？“这里面就要花很多工夫，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可田国全未向我讲明如何去花工夫，又需要想哪些办法。
“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这是心直口快的皮德友的说法。即通过各种关系，请别人帮忙，主要是请税源好的乡、镇、街道让一部分税源到小镇的名下，把别处的税缴到小镇。“而这就要依靠国税和地税部门出面做工作了。”
“别人怎么会愿意？不是超额完成任务有奖吗？”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是有奖，但条件好的地方也不愿超额太多，每年的增幅都是在上一年完成任务的基数上确定的，超得太多，意味着下一年的任务更大、压力更大。所以，即使税源好的地方也只想适度超额，多的，他们也愿意让出来。”皮德友这样解释。
“仅仅凭关系就可以搞定？”
“那也未必，”皮德友进一步说，“条件不好，又想多征收的乡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除了协调关系，还得花费一定的代价，例如送点儿烟酒、土特产什么的，必要时还得拨一部分钱给主管我们征收的国、地税所，补充他们的办公经费，然后由他们去想办法。这些部门，区里只拨给他们人头经费，其他经费也要靠自筹，有了这笔钱，他们才运转得开。我们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他们为我们办事就有积极性。这笔钱的总数一般控制在协税总额的10％左右。”
皮德友把这称为“协税”。
武镇长则进一步解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按理说，乡镇没有自己的税务部门，不是征收主体，财政这一块只能考核区里，不应该考核我们，现在区里却来考核我们，因此，不这样搞我们就完不成任务。”
不过，他们又都补充说：“这一切都主要是依靠税务机关去做，政府主要是与各方面搞好关系，提供保障。”
那么，小镇每年需要别人帮忙协调的税源究竟有多少呢？
武镇长说：“以今年为例，国税任务是190万元，地税是280万元，我们实际上能完成国税130万元，地税170万元，其他的就都要靠想办法了。”
皮德友则说：“去年的地税完成了150万元，到外面去协了75万元。”
也就是说，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工商税收都得依靠这种办法来完成。[7]
不过，他们也都承认，困难有，但积极性也有，因为收得多，返还到乡镇的也多。皮德友说：“钱缴了上去，区里按国、地税不同税种的比例与上级分成，余下来的又在区镇之间再分成。例如，一般地税是70％以上返还乡镇，大头在乡镇，国税也会返还一部分，大头在上面。”总的来说，税收得越多，乡镇的财政盘子就越大，这就叫作压力与希望同在。所以，武镇长就说：“这个圈子还是画得圆。”田国全也说：“你把这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税征回来就好。”（附录1：44）
这一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而更有意思的是，我竟然也有幸亲历了一次他们所说的这种协调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基层政权运转中一些不可或缺的因素。2003年7月22日笔记摘抄：
随武镇长、田副书记和皮副镇长到S街国税所落实本月国税任务。
按月进度计划，本月小镇的国税任务为18.7万元，地税为28万元。为落实本月任务，由武镇长亲自出马，带上田副书记和皮副镇长去S街国税所，说是要加强联系。因为国税所与镇政府不是上下级，而是所谓条块关系，所以，这种经常性的联系和协调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我再三表示想去亲身体验一下他们的工作，武镇长就带上了我。
我们是乘武镇长的车去的。一路上，大家又谈到了“协税”的问题，武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可不是你要研究的问题，你要研究的是机制问题。”我说：“是的，但如果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它就是一个机制性问题了。”
武说：“很对，你就是应该从机制上去研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我们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皮副镇长接过话头：“你可不要写到书里去了，你要写进书，我们就搞不成了。”我回应道：“如果机制改变了，大家也就不用这么去忙乎了。”他们说也是的。皮又提到，今年全区的财税任务肯定要过6个亿，到2005年，可能会达到8亿—10亿。“这说明我们区发展很快嘛。”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句，接下来就是一阵笑声，也不知道这笑声中究竟包含着多少层意思。这样说笑着，不久就到了S街。
S街国税所位于大江区通往H市一条新开辟的干道旁边，是一幢淡黄色仿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圆拱形建筑，它上下两层，一楼为纳税大厅，二楼为办公室，均装饰得气派体面。我们直接上二楼，来到国税所汪所长的办公室。
汪所长是一位中年男子，微胖，据说因为高血压，刚住过医院，但武镇长的到来还是让他十分高兴，又是沏茶，又是敬烟，显得亲热异常。皮副镇长说：“汪所长是小镇出来的人，见到家乡的父母官自然十分殷勤，要接待到位，不能怠慢。”
坐定之后，进入正题，田副书记将一张单子递给汪，汪看了一下，说没有问题，答应将本月的征收进度按全年任务的8.3％算，为15.5万元。
一切也就这样搞定了，我问：“就这么简单？”武镇长说：“就这么简单，剩下来就要靠汪所长帮忙了。”我问：“那离18.7万元的任务不是还差一点儿吗？”汪答道：“差也差不了多少。”武镇长说：“汪所长说行就行，今天算是不虚此行了。”
我抬腕看表，时间是上午10点，距我们走进这间办公室，不过10多分钟。
也许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因为一切都已在平日的交往中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汪所长说要请我们吃午饭，但现在时间尚早，便将我们先安排到另一个房间休息。这个房间里除了一张麻将桌和几把椅子，别无他物，看来是专供玩牌的。
牌局开始，汪、武、田、皮四人正好凑齐一桌，我不会打牌，就坐在一旁，开始整理今天的笔记。
中午，汪带我们到H市内的望海潮大酒楼吃饭，酒菜十分丰盛、高档，汪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多喝美酒多进美食，但他的副手将我们一行陪得很好。饭后，回到小镇，已近下午3点，酒足饭饱，天气炎热，大家都十分困倦，回到寝室，各自便都倒头睡了。（附录1：45）
“开的价高于亩平负担，地就得租”与小镇政府一心要壮大自身的财力一样，小镇的各个村庄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只不过与镇政府相比较，绝大多数村庄的生存环境都十分困窘，没有自己的经济，因此，不要说脱贫致富，只要能够想办法解决因土地抛荒而造成的税赋悬空、遏制村级债务的继续增加、确保村干部那本来就已经十分可怜的收入足额发放，就已经是令人十分满足的事情了。[8]因此，他们四处寻找机会，希望能够像洲头村那样引进客商，挤进小镇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的行列。实在不成，就退而求其次，想办法引进老板来租赁土地搞非农产业，靠租地换钱，解决村里目前一筹莫展的农民负担问题。
范家坝村就几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而拼命要促成这种机会变为现实的，则是成天为范家坝寻找发展出路的挂村干部皮德友副镇长和村支书范世玉。
一次，我随皮副镇长下范家坝村，想了解一下他们独自搞起来的豆制品加工厂。范家坝是纯农业村庄，除了这个靠贷款建起来的豆制品加工厂，村里没有任何其他经济项目。加工厂设在原来的村办小学内，利用了村小的闲置教室，村部也设在这里。访谈结束后，我便与皮副镇长及范书记等村干部一起吃午饭。午饭很简单，却很实惠，主菜是皮从镇上带下来的排骨，(8)萝卜炖排骨，用一个大塑料脸盆盛着，满满一盆，外加三个素菜，一盘豆腐。大家围坐在火炉四周，一边喝酒，一边吃肉。不一会儿，皮副镇长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着，渐渐地面露喜色。关上手机后，他告诉范书记，下午H市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要来村里看地，说他们有意在三面环湖、一面连陆的东西范(9)这块地方租1000亩地，发展蔬菜基地，又说还想搞一些休闲旅游的项目。
村干部们连呼机会来了。经询问，方知是范书记湾子里的一户人家修房子园山(10)办酒时，范前去喝酒，席间与建房主妇的侄子、H市职业技术学院后勤集团一位姓古的经理相遇，此人称他们学校正在四处看地，范便抓住机会，邀请他们到范家坝村来发展。俗话说，亲帮亲，邻帮邻，肥水不流外人田。事情若是办成，也算是古经理给姑妈家乡做了一份贡献。饭后，范书记就带古经理在村内四处遛了一圈儿，古经理一眼看上了东西范这个三面迎水、一面连陆的景色宜人的半岛。他回去后，又把学院后勤集团的段文军总经理拉了来，段对东西范这块地方也表示认可。于是，双方大致议了一下交易的方式，学院一方提出想买地，但皮副镇长和范书记则只谈租赁，说买卖一事牵涉面大，手续复杂，等以后再说。皮、范二人告诉我，现在从小镇镇街到范家坝村的交通状况不好，均为泥土路，凹凸不平，一遇上雨天交通就要受阻，在这个时候谈卖地，地价起不来，不划算。皮说：“镇里面有规划，明年全镇的所有村级公路都要改为水泥路，到那个时候再论买卖，地价就不一样了。”因此，当时双方只就租地一事达成初步意向，村里报价是每亩一年200元，学校则提出每亩一年90元。皮、范等认为这个价可以继续谈，段、古等便讲定下一次将学校的分管校长请来，一是再看看地，二来在租地价格上也好拍板。
今天，便是“财神爷”要上门了。皮说：“一会儿学院负责后勤的黄院长要亲自来谈，希望范家坝能出现转机，由此走出困境。”
匆匆吃完午饭，范书记招呼干部们将加工厂的院落打扫干净，说贵客来了，总得有个看相，顺便让他们看看加工厂，兴许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投资运营的钱自然也就不存在问题。这时，又有村干部说：“钱少一点儿也不要紧，先把他们套上再说，日后地价起来了，有人要出高价买地，到时候不怕你不买。”大家就这样边说边干，手脚也都利索起来。
下午2点半，通过电话联系，得知对方已经出发。快3点半时，对方又打来电话，说车子进村之后转迷了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要这边的人去接一下。皮、范和我等便坐上皮副镇长的儿子专门为父亲准备的那辆二手的桑塔纳轿车，顺着村路前去迎接。路上，只见林靖南的轿车也引领着两辆外地车经过村子，皮打手机，得知林书记也正陪着客商看地。皮将这边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林书记让皮做主，说先谈了再看。
我们的车与H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车在村路口会合，对方是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我们在前面带路，直接驶往东西范，大家才下车握手致意。
对方来了四个人，经介绍，其中一位年龄偏大、略显斯文、戴金丝眼镜的男子便是黄院长；另外三人，一位是段文军总经理，一位是古经理，还有一人自称姓艾，说是司机，但从其气质风度看却不像，只能说今天这车确实是他开来的。为了观察的方便，我事先已经与皮、范等人说好，不对我做任何介绍，问起来就只说是镇里的干部。这样，当他们一边看地一边交谈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来注意我。
黄院长在大家的陪同下站在高地上，端详着半岛的前方，半天不动声色。此时的空气中略带些雾气，水面和雾气浑然一体，能见度不是很好。过了好一阵子，黄院长才说：“地方还可以，就是交通不行，像我们今天坐的这种车进来就比较吃力。”
皮副镇长忙说：“用不了多久就好了，明年实行‘村村通’，都要搞成水泥路面。”
“哦？”黄院长好像还是没有显出太高的热情，他提出要皮副镇长带他到龙岛开发区新修大桥附近的地方去看看，说是要办工业园，搞个600、800亩地都行。实在不行就搞200亩。于是，我们一行人又上车沿着来路往村外驶去。
经过村部时，应皮德友的力邀，黄院长下车看了范家坝村新建起来的豆制品加工厂。
皮副镇长：“小镇豆制品远近闻名，连大英博物馆里都有陈列品。”
“是吧？”黄院长显出一种将信将疑的神色。见天色不早，他再次提出要去龙岛那边看看，并说晚饭由他来安排，他要宴请我们。
皮副镇长：“那怎么行，你们到这里来，我们是主人，理应由我们安排饭。”
黄院长：“乡镇的财政紧张，还是让我们安排吧。”
皮副镇长不愿示弱：“今年我们的财政已经过千万了。”
“千万算什么？你知道我们学校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1个亿！”
听黄院长这么说，皮副镇长未再开腔，毕竟别人财大气粗，不然怎么跑出来四处圈地？
我们又都各自上车出发，黄院长的车在前，我们的车尾随其后。没过多久，黄院长在车上给皮副镇长打来手机，说时间晚了，龙岛今天就不去了，直接开到市里去吃饭。于是，车子又改变方向，朝H市的方向驶去。
约莫半个小时以后，两辆轿车在H市职业技术学院大门附近一家名为桃园酒店的地方停了下来。下车后，黄院长向皮副镇长解释：“本来要去市里吃饭的，只因这边也来了几位客人，所以临时改在这里一并接待，将就之处，不好意思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便进了饭店内的一间包房，黄先去了另一间包房，我们这边就由段总和古经理作陪。坐定之后，皮副镇长才向段总等人介绍了我，大家又是一阵寒暄，不过都说些酒桌上的应酬话而已。
菜上来，酒也打开，大家举杯畅饮，黄院长进来敬酒，天南地北扯一些只有在酒桌上才扯的闲谈，然后他就又转身去了另一间包房。这时，古经理才把话锋一转，指向正题，问皮镇长这边土地的租价是多少。我猜测，真正的节目在这个时候应该开始了。
皮副镇长不愿先露底牌，他要试探对方，让古经理他们先报一个价。皮副镇长既然这么说，古经理也就当仁不让地把话匣子打开了。
“我们也看了好几处，做过比较，也看上你这个地方，但你们也有你们的弱点，一是交通不好，离公路远，二是有水无山，所以，也只能说是马马虎虎。黄院长的意思是按40块钱一亩租，但依我个人看还是低了一些，上次听说你们一年的亩平负担是38块钱，所以，我想总还是要比这高一些，也好让村干部们有个想头，可以解决干部的待遇，平时也能弄个把工作餐吃。”
古又说：“我自己也出身于农村，深知农村很苦，也有意扶持大家一把，我斗胆向黄院长建议50块钱一亩，租1000亩，租期30年，黄院长交代说先让我们谈，你们的意见如何？”
皮副镇长和范书记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摇头：“太低了，这样谈，就没得什么谈头了。”后来，皮告诉我，古这人太狡诈，上一次见面时还报的是90块钱一亩，这次一上来，就几乎杀了一半的价。
“这个价钱搞不成，不论是谁说的，就是黄院长本人说的也不成。”
但古经理事前显然已经做过调查，他知道小镇其他几处已出租的土地均是50块一亩，所以，他是铁了心不把价格往上抬，看你范家坝能坚持多久。
古说：“黄院长的意思是48块，还是我主动提出把价格涨到50，还不知道黄院长同不同意嘞。”这是一种谈判的技巧，是暗示对方就甭想再往上抬价了。
段文军总经理坐在一旁，话并不多，显然，今天谈判的马前卒是古经理。
皮副镇长没有直接回应古的话题，而是说：“下午在你们来以前，我们的一把手也带着人来看地了，但我们并不愿意同他们做，而是想与你们做，今天我们在这桃园酒店相聚，这就是我们的缘分，但你这个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让人没办法做。”
皮显然并不想真的中止商谈，他以退为进，把话题抛给坐在一旁始终未怎么说话的段总：“这样，你说多少？你说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不给也行啊。”
这也是一种谈判技巧，即暗示对方太霸气，让其有所收敛。不过，看得出来，皮副镇长这一边其实也没有多少讲价的筹码，村里贫困的现实使他缺乏要价的底气。
“好了，我们也不多说，也不多要你们的钱，我们这块地每一年的负担是8.18万元，你们把这笔负担解决掉就行，我们也不想赚钱，只是村子穷了。你们把负担承担了，村里不用再垫，农民好歹还可以在土地上打工，只要村民的条件有改善，我们吃些亏也就算了。”皮副镇长提出了一个价格，每亩80.18元。而他的依据，就是这恰好是每一亩农民负担的数量。
“说到负担，你们的负担是38块钱一亩，那我们就出38块如何？”古经理显然不吃这一套，反而来了一个顺势压价。
皮副镇长感到有些恼火：“我干脆一分钱不要行不？只要你将豆制品厂承包过去，两边合办，每年向村里交3万块钱如何？”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话题，也不知道皮心里面是如何想的，算过账没有，或者他就是有意顺着对方说，看你好不好意思来占这个便宜。
“3万块钱是个小意思，关键是土地的价格。”对方又把球踢了回来。说这话的是对方那位一直没有开腔的姓艾的“司机”，这时，他才亮出自己的身份，是一生意人，想合伙做成这笔买卖。
皮副镇长：“地价好说，只要把负担承担了就行。”
他又补充道：“这个价格不高，你们既然是做投资，几年以后地价肯定会涨的，这些天到村里来看地的人很多，我们都没有考虑，只是因为我们有缘，想把这笔生意做成。你们是大老板，不在乎这几个小钱，我看黄院长也是一个爽快人，今晚咱们在桃园喝酒，桃园三结义，大家就友情为重嘛。”
“我们黄院长平时不喝酒，今天为了把生意谈成，刚才还一口干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诚意嘛。”古经理顺势回应。
“52块如何？”古终于提高了价码。
皮副镇长没有表态。
此时，黄院长又进来了。古、皮二人争着向他讲刚才的情况。
“黄院长，干脆由你来定，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皮要黄院长表态。
“刚才黄院长不在，我擅自做主，定了50块一亩，现在又涨到52块，院长事先定的是48块，我这是自作主张，甘愿受罚。”古经理端起酒杯，感觉是在演双簧。
黄院长发言了。他说：“这件事情本来说好由段总和古经理来谈的，我不开腔，因为我不好开腔，平日里在学校，别人都说我是铁算盘。”他顿了一下，“皮镇长、范书记，你们一心一意想为农民造福，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是真正在讲‘三个代表’，皮镇长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是‘三个代表’，是出了政绩。”黄给皮、范二人戴起了高帽子，同时也暗示这事做成了他们的脸上也有光。然后，黄话锋一转：
“本来你们的亩平负担是38块，我想就多给点，40块，但古经理又说了给50块、52块，这可是下级不服从上级了，下级不服从上级，你说这叫什么？”黄也在演双簧，“如果实在要我说，我就说54块，再加两块，怎么样？”
古经理：“这个4字实在不好听，48块如何？”古经理又故意把价往回压，意思当然是说这已经是院长开的金口，已经是没得谈了。
黄院长：“54块，拆开来看，六九五十四，六是六六大顺，九是最大的数字，意思是好运长久，很吉利的。”
皮副镇长只说了一句“还是少了”，再没有开腔。
这时候，主角倒像成了黄与古二人，他们二人相互之间侃起价来，古经理一个劲地说只给48块，54块多了，黄院长则说就是54块，价格公道，意思也好。
而此时的皮副镇长则顾左右而言他，他似乎失去了继续讲价的耐性，因为再为这两三块钱去争，从经济上讲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他终于做出了决断：
“就这样吧！改天你们再去看看，今天湖面上有雾，看不很远，不过，要一次性地首付5年的款。”
“行，一言为定。”
“不过，这农业税要是今后又涨了呢？”一直未怎么发言的范书记说话了。
“不会的，如果真要涨，那我们的租金也按比例涨嘛！”
范书记又不说话了。
终于胜券在握，黄院长十分高兴，他恭维起皮副镇长来，而皮好像也十分愿意在黄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他说自己和省、市的一些干部很熟，说×××在小镇驻过点，而当时的公社书记就是自己的父亲。所以，“×××是我干爹，他儿子现在是省××厅的厅长，就管这方面工作，我称他为干哥”。黄便顺势请皮在龙岛开发区帮他搞一块地。
皮说：“龙岛不属于小镇，要搞也只有在洲头，但现在的土地证很难办下来。”
“你神通广大，肯定有办法。”
“区土地局长我也熟，一起长大的，我叫他四伢子。”
“那就找你的四伢子帮忙嘛。”
一个在显摆，一个在恭维，反正正经事已经谈完，这类酒席上的话说得再过分，也没有谁会太当真。
看看时间已快晚上9点，大家便起身告辞。
黄院长：“我们改个时间再去看。”
“欢迎、欢迎。”
出门时，皮副镇长在与古经理握手时，狠狠地咒了他一句：“你这个狗×的。”意思是说，你这人可真够心狠手辣。
我们一行都上了皮副镇长的车。回镇的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问皮：“这个价钱能接受吗？”
“当然是低了——但这是清朝条约啊！”皮副镇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是呀，如此低的价钱就把土地拿去了，心里实在有些不甘，但不租吧，别的地方马上就会以更低的价格将你要到手的生意抢走，况且不租出去，三五年之内，范家坝村也看不到开发的希望啊！
我又问范书记能不能接受。
范想了一会儿：“看怎么说，如果我们把六七百亩说成是1000亩，还是可以的，反正他们也无法丈量。”
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狠招：你狠杀我的价，我就给你虚报面积；你明着让我吃亏，我就暗着给你回报。
“目前这个价还是可以，但若干年后，肯定就低了，到那时候老百姓就要‘通人’的，但不租吧，村里这么穷，又没有别的出路。”范书记补充道。
农业真正是没有出路了，通过今天的观察，我算是彻彻底底地看懂了这一点。租金就是再便宜，只要能充抵农民负担，村里再稍微有些收益，能够保障干部的工资，皮、范他们也会答应出租的，毕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没有办法选择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将今天的谈判看作城下之盟，是被迫的，一句“这是清朝条约啊”，就表露出他们在内心深处的无奈。但是，不答应行吗？如果不答应，土地就还在那里荒着，没有人耕种不说，村里还得为每一年的农民负担发愁。黄院长他们正是吃准了乡村干部的这种心态才一个劲杀价的，他们知道，开出来的价只要高于现行的亩平农民负担数，范家坝村的地就是非租不可的。
这就是2004年前后小镇农业所面临的生存境遇，而小镇紧挨着H市，这里的农民尚具备抛荒土地的实力，村庄也还存在着将荒地出租的机会。
范书记说：“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这笔生意一定能做成，因为他们肯定也还在其他乡镇看地。”
这真是令人心碎啊！
不过，范书记他们定下只租不卖的计谋也还是相当精明的。范书记说：“如果签约，我肯定要坚持写上这样一条，租30年可以，但这期间如果有开发，有人要来买地，那么，别人出多少价，你们也得出多少价，否则就只能退租。”看来，弱者也还是有弱者的狡诈，他们把希望放到了以后的若干年里去，他们坚信，随着H市城市建设的加快和城市规模的扩张，范家坝村的土地终究会有值钱的一天，现在，他们就把村子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天的到来上面。
范书记又告诉我，他也终于弄懂了对方搞蔬菜基地是假，圈地是真，只是因为目前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非常严格，所以，一些单位才利用手里的闲散资金，通过租地抢占先机，为日后政策环境的改变做准备。因为租地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不需要报政府批，村里就可以做主，以后国家的政策一旦松动，他们就可以借这一先机进一步买进这块地，搞旅游开发。就是所谓租地，他们也可以以做生态农业的名义搭车搞一些旅游项目，“你没听说他们在问湖面上能否开冲锋舟吗？谁都知道湖的对岸就是仙女岛，是省里正在开发的旅游区”。
原来如此。（参见附录1：46）
又过了若干天，我在政府大院内遇到皮副镇长，问范家坝的事谈得怎么样了。皮说：“还没有进展，他们一直说要再次来看地，但一直都没有来，倒是来了政府一趟，也没有最后敲定。”看来，就是54元一亩的租金，H市职业技术学院也还没有下定决心。（参见附录1：47）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2004年的3月下旬，我又一次问皮副镇长，范家坝租地一事谈得怎么样了，皮说：“他们要1000亩，但租金是每亩48元。”
“哦？！”我有些惊愕。
不过，这个时候的大气候已经有些转变。2004年年初，中央有关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出台了，中央采取了包括实行粮食直补在内的一系列稳农政策，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一些抛荒的土地又种上了作物。在这个时候，范家坝村实际上就已经很难再按老价钱将土地租出去了。（附录1：48）
(1) 2003年上半年全国暴发非典型性肺炎，在这段时间里，小镇与全国一样，同样经历了令人高度紧张的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
(2) 方言，没有的意思。
(3) 一种几乎流行于全国的牌戏。
(4) “苕”在当地的方言中是指傻和笨的意思。
(5) 指京珠公路绿化带的土地占压补偿费，这笔钱已经拨到村里，尚未发到农户手里。
(6) “油抹布”是当地干部对那些软硬不吃、长期抗税的老油子的一种称呼，有些类似于我在“双村”一书中所描述和分析过的“大社员”，但两者行为的基本取向不同。“大社员”是将拖欠税费作为一种与干部对垒、以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武器而运用，而“油抹布”则更多了些社会无赖的习性，因而他们各自所获得的社会评价极不相同。（参见吴毅，2002：228—238）
(7) 参见第二章有关云宏铁业的情况。
(8) 为了不增加村里的负担，一些镇干部下村时就自己买菜带下去。
(9) 东西范是一地名，因半岛地带的两端均居住着范姓人家而得名。
(10) 园山，即新房封顶，当地风俗，建新房封顶时要办酒请客。